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冯远： 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杨 雪 摄

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南侧约500米处，有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洋楼，这栋洋楼的前身是荷兰驻华使馆，半个多世纪以前，它成为我们国家敬老崇文的政府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所在地，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均为学界、文艺界耆年硕学之士。

正月十五这天午后1点整，冯远委员没有午休，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的他，在这里如约准时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进入冯远委员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摞摞堆积如山的书籍。阳光从这栋西式旧建筑高大的窗外映射进来，落在这位学者型官员的侧脸上，宽额炯目，白发略现，一副银色边框的眼镜未能遮住他目光中的睿智。光影之下，是一幅恂恂儒者的肖像：恭谨、温厚、谦和。

冯远，他的身份有些特殊。国画大家、艺术教育家、学者，同时，他还是中国文化部门的主要管理者，他曾经履职的部门包括：中国美术学院、文化部、中国美术馆、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中央文史研究馆……这样一个融合了艺术领域的实践者、管理者与教育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必然使得他对中国文艺领域诸多问题的思考更为玄心洞见、鞭辟入里。

谈到文艺界的诸多话题：文化自信、文艺高峰、文艺与人民、文化“走出去”、新时代艺术家的使命担当等等，冯远委员深思熟虑，而我们的对话，却是从“农民”开始的。

文艺，应始终关注农民，关注基层

“我做过8年的农民，是真真正正依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农民。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决心：我这辈子要为农民画像，要画这些普普通通在土地上劳作，却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人！”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放在冯远委员的人生经历中，似乎很贴切。冯远在15岁时，就随着知青下乡的大潮，离开了上海，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真正的农民生活，而这一去就是8年。真正的农村生活让冯远早早地就对农民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就是从那时起，冯远决心要为农民作画！于是有了他后来的毕业作品《秦隶筑城图》，这幅作品当时与罗中立的《父亲》在同一展览中，分别摘取了银奖和金奖。离开农村之后，冯远到了文化艺术领域深耕细作，心中仍牵挂着农民。他说，那段生活，不仅使他时刻牵挂着农民，也对他后来的绘画创作、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记者：冯委员，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提到了柳青在皇甫村蹲点14年，写出了《创业史》。正因为柳青对陕西关中的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您的8年农民生活对您后来的艺术创作和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冯远：我是在1969年作为知青从上海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一年我15岁。这8年之中，耕耘稼穑、风霜雨雪，宛如隔日。那时我手挥弯镰在800米的趟子上收苞米秸，在水中捞麦芽，在深可没膝的泥泞中拉着播种车来回50里，伐木、脱谷、做囤上跳，是一位真正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农民。8年沉重的劳动锤炼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至今时刻牵挂着农民的一切。

我始终觉得，艺术家对生活要多一点诚意。所以后来在我到了浙江美院当教师带着学生下去写生时，就是每个人带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卷下去的。我们到了工厂就穿上工作服和工人一起上班，到了农民家里就和农民一起担水、劳作。我觉得艺术家到农村去写生，如果只是把农民请过来坐在小板凳上，画几张肖像，那只是把课堂搬到了农村，并非真正的生活。而真正的生活，就应该是像柳青、路遥那样，和农民一起体会从春耕到秋收，从夏播到冬藏，直到最后把粮食运进粮仓的那一刻，经历这样几个四季轮回，才算是真正地在农村生活过。不沉到生活的最深处、最底处，是很难把人的深度挖掘出来，并变换成你笔下那个活生生的、富有感染力的、打动人心的艺术形象的，画家尚且如此，作家、剧作家更应如此。

因我父亲被列为“黑六类”，我曾连续两次参加高考，都在专业成绩第一名的情况下，不能被录取。在那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是黑龙江的农民们，用最朴素的语言安慰了我。

我永远忘不了一位朴实的大嫂把一碗鸡蛋放在了我的窗外，对我说：“冯远，别灰心，你还年轻，有机会”。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画了《秦隶筑城图》，画了很多当代农村人物系列、藏族系列、都市系列作品的原因。只有身处在那个环境之中，我才感受到、想象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何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这要求我们将画笔书写的对象真正聚焦到人民大众看似平凡、庸常却具有闪光内质的现实生活万象之中，聚焦到那些默默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奉献着的万千幕后英雄和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音容笑貌之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到，正是因为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所以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作为文艺家，您今年仍然关注农民问题，请问您今年关注的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冯远：我关注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国家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城市之中。这几年来，脱贫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仍有很多农民，在城镇化的进程之中，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中国未来发展的后劲可能还是在农村。除了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还有一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选择进城务工的农民，后者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民工”。但是，我们不能让农民工的下一代成为“二代农民工”、“三代农民工”，那就太可悲了。脱贫的过程中，国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贷款、修房子等等，我想，“授人以鱼”的同时，还要“授人以渔”，关键就是要解决他们就业的根本问题。国内能够有机会上大学的青年，仍主要集中在城市，对于农民的子女，我建议把专科学校的功能强化起来，让更多适龄青年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哪怕是果农、兽医，以专业技术养活自己，而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

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从冯远委员的身上，能明显地感受到他深厚的学养和自律的修养。他始终强调，如果一位艺术家没有学养，那么他只可能是艺术领域的一名熟练工而已。作为国画大家，冯远直到2012年，在他60岁之时，才为自己举办了个展——“笔墨尘缘”大型展览。“历史溯怀”、“传统追怀”、“苍生情缘”、“技道萦怀”4个部分近200件作品，第一次展示了冯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至今40年的美术创作历程和成果以及他在中国画传承和发展上孜孜不倦的探索。为何青年时代即已成名，却直至花甲之年才为自己举办个展？冯远说，从成为公务员的那一刻起，他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在他任职期间，绝不为自己办画展。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作品，有高原，缺高峰，您觉得创作出高峰作品的先决条件有哪些？

冯远：作品是文艺家的立足之本，创造高原高峰作品，只有热情和决心远远不够。文艺家需要关心的是如何使作品的思想切实深刻起来、艺术精湛起来、技术精良起来。我们需要关注社会发展进步，我们需要激发独特的创意构思和充沛的艺术想象力，我们需要学会赋予作品丰富隽永的内涵，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胸襟，我们需要敢于试错、废稿三千的精神……作为文艺家一定有学养、有修养、有知识、有关怀。

探取艺术堂奥，艺术家还需要克服自身的偏执与自恋、狭隘、怯懦和虚荣，以及怀抱“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志向，使自己先成为一个有深度和厚度的人，作品才能有筋骨、道德和温度。

记者：所以您一直强调学养、修养对一位艺术家的重要性，请您再具体谈一谈。

冯远：学养不完全等同于知识、修养或专业能力，它是在各个综合方面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一位文艺家遍读诗文、理论、名著，通晓自己所在领域之外的学问，成为饱学之士时，他对艺术的理解自然不同。常常只是一个作品的题目就能见出你的学养和你作品内容背后的丰富性。

我画过很多西藏组画，在上世纪80年代时，我画的藏民们穿着油腻腻、黑乎乎的衣服，帐篷里是烟熏火燎的场景，那时我是以旁观者的眼光远观他们；10年后，我在雪域高原上，看到人们穿上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衣服，我看到一个藏族女孩买了精巧的小镜子在画着口红，那一抹桃红色，是他们贫瘠生活中的一点亮色，也是与他们父辈、母辈的生活不一样的颜色；而再过10年，我画了《今生来世》，表现的是新西藏人在祭祀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原来我为这幅画取名《前世今生》，我想体现从旧西藏到新西藏的变化，前世是苦痛贫穷的，今天是美好光明的。但是后来，我将其改名为《今生来世》，因为藏民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每年都把粮食、钱物捐献到寺庙，而只给自己留一点点可以维持生活的物资，因为他们心中对来世、对彼岸有着期待。这中间所经历的，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学养的变化带来的艺术上的变化。如果一个作品能够让人有些回味，对人生、世界有些美好的联想，那么这一定是学养带给它的。

而修养，关乎人品。今天，艺术的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风气被一些追名逐利的艺术家搞坏了，甚至有些已有成就的艺术家因此在艺术上退化得厉害，历史最终不会为他们留下浓重的一笔。绘画，不是简单的几个线条、几个色彩的组合。因为从你的画笔放下来的那一刻，作品就不再是私有财产，而是具有了公众性。一个作品一旦具有了社会意义，那么它就是社会的财富，而作为社会财富，它必须要具备人文精神，要关注大写的、生活中的人。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艺术家要德艺双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文艺队伍建设，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能否讲述一些您所接触的老一辈文艺大家的道德风骨？

冯远：我在当知青时，在上海看一个展览，偶然认识了国画大家方增先先生，我和他全无交集，是在一位资深编辑的引荐下，我带着自己稚嫩的作品敲开了方先生的家门。方先生看了我的连环画插图后，便问我，你怎么不考学啊？我说我的年龄过了。他当时就说，我收你！并且对浙江美院表示，今年冯远不来，我就不招生。就是这样一位素昧平生的老先生，破格录取了我。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大学、没有受过绘画方面的专业训练，就直接考取了研究生，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此前的欠缺在老先生们的眼里也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当时给我的成绩是4+，学校的招生部门一时之间不能理解为什么方先生会破格录取了我这样一个平凡普通的知青。直到毕业时，我的毕业作品《秦隶筑城图》与罗中立的《父亲》分获银奖、金奖时，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才让大家终于看到了这个青年人的潜力，也明白了方先生的不拘一格。

我人生当中还遇到很多无私帮助过我的老师：大画家宋雨桂先生几经周折把我从农村“捞出来”，我难以忘怀他风尘仆仆从辽宁专程赶到黑龙江来看望我这个青年人。在寒意料峭的诺敏河边，我俩相背坐着一辆牛车，在我们那个一铺大炕睡着二十几个知青的昏暗小屋子里，他对我说过的一些鼓励的话；而我仅于火车之上偶识的中央美院原副院长朱乃正先生，同样只是在看了一眼我的作品之后，便在一个雨夜带着我这个寂寂无名的小辈去拜访名师，还有卢沉先生等等……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一代大家的人格魅力。我感恩于那一代大家，他们的品质也深深影响了我。在我后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之后，每逢莘莘学子向我求助，尤其是看到来自基层青年的恳切目光，我都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这就是一代代文艺家们德艺双馨的传承。

因高峰期许而涤沙铄金因传世之义而矢志“三精”

2016年，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讲话精神，弘扬和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感人魅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历史画作品，11月30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工程依托国家之力，图写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历史，彰显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和审美追求。这一项目无论从规模、体量之大，人、财、物力投入之多，还是组织工作之艰巨繁复，都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历史上所少有的创作活动，其与2009年完成的“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为连缀一体的姊妹篇艺术创作，成为体现一个发展崛起中的经济大国、文明古国、文化大国13亿多人民意志、民族精神和国家文明形象的艺术图谱。

冯远委员作为该工程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最大的感慨就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他表示：我们要因高峰期许而涤沙铄金，因传世之义而矢志“三精”，秉持“即便明日我将衰朽，今日我亦竭尽全力”的心志，努力创作能够与中国古代传统艺术拉开距离，与现代西方艺术保持距离，与现实生活和人民零距离，与时代贴近距离，与高峰目标努力缩小距离，能够折射历史与人民光辉的当世作品。

记者：今年春晚有一个特别节目《国宝回归》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无独有偶，近年来，从故宫石渠宝笈展、《千里江山图》等展览参观人数的爆棚，到各种国宝类节目的热播，看得出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衷。这种现象背后折射的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看做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自信？

冯远：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它代表了文化自觉基础上文化自尊、自强精神的确立，是以摒弃“西方文化中心论”和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民族心理自卑、文化价值自卑观念为标志的，是对文化核心理念的自我肯定和期许。文化自信，既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文明成果相关系，也与现当代文化建设的新成果、新成就相关涉，还与未来的文化创新发展相关联。

上世纪80年代，我关注过西方文论和现代艺术，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对西方概念化的、抽象化的丰富多彩的绘画面貌和理念感到很新奇。但是多少年之后，我越来越发现，当代西方艺术作品已经少有大写的人的精神。所有的艺术最终是要为人服务的，如果艺术完全与人切断，那么艺术将因虚无而走进死胡同。这也是在我们自己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中所逐渐认识到的。

国宝受到关注，直指我们在富起来、强起来之后，拿什么作品给中国人看的问题？我想，就是高质量的、高标准的文艺作品。我们已经由过去对量的需求转变为对质的追求，我们的文艺作品不只要给中国人看，还要给全世界看。要能够站在一个更宏观的，全人类的高度来挖掘出有深度、有高度、有吸引力的文艺作品，能够代表国家走出去，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人的形象，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记者：谈到文化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讲到，我们将提高参与国际交流的能力，以便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展现中国的真实，多维和全景，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您觉得对此我们还要做出哪些努力？

冯远：文化走出国门，近年来，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我想主要谈谈问题。文化走出去，是需要精心规划的，主要有两个环节：战略上拿捏好，战术上把握好。首先就要深入了解对方的审美、喜恶、品位等，这就需要有一批驻外研究文化艺术的专家学者深入透彻地做好调研工作，然后再回来研究对策，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同中存异的价值理念传播出去，让对方了解、理解进而愿意倾听、接受中国的艺术。

对此，我想“人文交流”要比“文化交流”更有战略性。人类存在着不同种族、宗教、信仰、价值观上的差异，但是人类也存在着诸多的共通点。拿什么打动与你存在差异的对方？依靠的就是共通点。它可以包括审美趣味、人的核心道德、人的基本精神等要素。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动心，让人的灵魂接受洗礼，让人发现生命与心灵的意义、感受生活与自然的美好。它不只能够打动自己，还能够打动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这就是“人文交流”的力量。

文化走出去应该是柔性的。风靡世界的《变形金刚》、《蜘蛛侠》等美国电影故事情节其实枯燥而单一，但是它立足于拯救人类的科幻题材这个共通性之上，就能引起全人类的共鸣。再看他们为了赢取中国票房，运用了花木兰、熊猫等中国元素，将诺亚方舟停在中国的西藏，由中国人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多么巧妙的做法啊！所以至少在现阶段，不妨让一些容易被不同民族接受的，好看的文艺作品先行，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宣传中华文化。

记者：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请您再谈谈艺术家在今天应有着怎样的使命担当？

冯远：以“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为例，这就是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开了个好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啊！接下来，我们还将举办“中华家园”工程、“青山绿水”工程，将56个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人文肖像，将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绘制到我们的艺术图谱之中，这个工程不设时限，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后人的作品不断地补充。

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可以引用经济方面的一个提法，那就是应该走高质量的、高内涵的发展道路！应该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中国故事为主题，创作出更深刻的、更丰富的、更精妙的，体现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文艺作品。对于艺术家，应以传世之心，而为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