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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王瑶佚简五封释读

来源:晋阳学刊 | 宫立  2018年03月07日09:30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瑶文集》第7卷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全集》第8卷均有《王瑶书信选》,均收录了王瑶的95封信。既然名为“书信选”,当然就不是书信的全部。笔者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的《王瑶书信选(八封)》收录了王瑶致王德厚的五封信,致任伟光、张挺、许怀中的书信各一封。其中,王瑶致王德厚、许怀中的信均已收录到《王瑶书信选》,但王瑶1983年6月8日致任伟光、1984年10月15日致张挺的信,均未瘦。其中致任伟光的信,主要是王瑶鼓励任伟光从事现代闽籍作家研究;致张挺的信,王瑶就张挺来信中提到的巴金八十寿辰是否举办巴金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窗》1999年第2期刊有徐重庆的《谈王瑶1957年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王瑶1957年10月4日给赵景深的信,谈及特殊时期如何迂回地讲授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刊有庄钟庆的《忆王瑶先生》,部分节录了王瑶给他的书信三封,分别写于1983年4月21日、1984年8月5日、1984年11月17日,在信中王瑶对庄钟庆的几篇论文提了些中肯的建议。《编辑学刊》2011年第2期刊有郝铭鉴的《王瑶致郝铭鉴的信》,这封信写于1979年7月11日,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知识丛书》拟请王瑶先生承担一个题目”[1],王瑶收到约稿信后的回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刊有蔡振翔的《关于王瑶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均是写给蔡子西的,一封写于1976年11月4日,一封写于1976年11月11日。第一封信,王瑶托人从香港代购的曹聚仁的《鲁迅年谱》与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被海关没收,为此向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曹子西写信求援。第二封信,主要是表示感谢。笔者又找到王瑶五封散佚的书信,不见于《王瑶书信选》,当为佚信,结合相关史料,对此略作钩沉。

2014年5月7日,是王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学生,也是我尊敬的学者赵园在这一特殊的日子,撰文《走近王瑶先生》,其中提到“樊骏并非其门弟子,说‘私淑’也勉强。对樊骏,对得后,王先生均以之为同行……至于王先生对樊骏的信任,除人格外,无非寄望于其在学会、专业界的作用。王先生不经营‘学派’,对专业界却很在意,直至病逝。对王先生、对樊骏的这种责任感,我自然是尊重的,自己却不大有这种情怀。”[2]

唐弢在怀念王瑶的文章末尾说,“王瑶先生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如樊骏、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等都是我的朋友”[3]。樊骏是1953年8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据先生告知,是王瑶把他的毕业论文(是写丁玲的,形容她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惜未找到这篇论文)推荐给何其芳先生的。樊骏是否上过王瑶的课,我未查相关档案记录,不能确认,但我个人认为樊骏始终是把王瑶作为自己尊敬的师长对待的。

王瑶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18日樊骏去北京站接灵。王瑶去世后,樊骏先后写有《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刊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和《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刊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之后樊骏又将此文作了补充,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定稿收入《先驱者的足迹》和他自己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樊骏在王瑶、唐弢、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等建国后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4]。《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樊骏都是编辑小组的成员,王瑶的各类纪念文集也均收有樊骏的纪念文章,我也看到王瑶的夫人杜琇给樊骏的一张贺卡,上面这样写道:

樊骏同志:

恭贺新禧

万事如意

谢谢您为昭琛文集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杜琇敬贺

1991.12.25

我硕士论文是研究樊骏的,当时特意去过一次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好找到与王瑶、樊骏有关的几封书信,可以对赵园的这段文字作一补正。王瑶致樊骏书信,现存共三封,1988.11.21的一封已收入《王瑶全集》第8卷的《王瑶书信选》,现将另外的其中一封照录如下:

樊骏同志:

理事会在天津举行,请您务必参加,并准备讲一次现代文学研究状况评介,如您在上次编委会上所讲。我以为内容非常精彩,分析深入具体,对全国教学及研究会有指导作用。这应该是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我给马良春同志打电话,据说回东北了,但我在上次流派会上已向他说明了我的意见,请他一定约您去讲一下,他也答应了。因为现在和他联系不上,故特致此函。我和乐黛云同志都以为您义不容辞,必须去讲一下,望勿推却为感。又北大本届研究生中有两人的论文是关于老舍创作的,拟请您参加论文答辩会,将由北大正式出面邀请,论文打印稿,亦将送上,此事只能照规定办法完成任务,请慨允为感。余俟到津面叙,即问

近祺

王瑶 五月廿二日

经笔者查阅,信中的“流派会”指的是1981年4月25日至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天津会指的是1981年5月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正是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樊骏先生的学科评议工作“内容非常精彩,分析深入具体,对全国教学及研究会有指导作用”,因此才约请樊骏先生在天津理事会上作就现代文学研究状况评介作主题发言。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81年5月22日。

樊骏曾这样分析王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指导作用,“事实是他(笔者注:指王瑶)不但强调了这一原则,更注意把它始终不渝地、普遍而且切实地贯彻于各项实际的活动中。每次年会,都包含了会员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的双重内容。在他的坚持下,总是用大部分时间讨论学术问题:事先拟定中心议题,要求与会者普遍提交论文,约请专人在会上作重点发言(有时由他自己承担),采用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有尽可能多的出席者能够较为充分地发表意见。理事会的时间较为短促,又需要处理一系列具体事务,他同样要求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就学科的最新动向交流信息,再从中归纳出一两个问题交换意见;有时还欢迎理事以外的同行列席,以增强学术气氛和提高讨论质量,实际上开成小型的学术讨论会。”[5]

樊骏(1930-2011)

樊骏作为王瑶、唐弢的得力助手,除了自己不倦地进行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著书立说,他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也下了很大的“水磨工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个人某个专题研究的前期准备,仅仅是为自己服务,而是从整个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其成果主要是大家共用的),“借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各种活动的机会,有意识地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不同方式了解研究者的想法,要求,志趣,苦恼,正在进行的课题,今后的打算,存在的困难等,即除了读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还进入他们的内心,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尚未完成的项目,以便在动态中,多方面地掌握整个学科的情况,尽可能深入一些内在层次,并且预测随后的演变”,所写的文章虽然是断断续续地写下的,各有独立的题目和侧重阐释的方面,但它们都围绕着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总的课题,对有关问题分别作了分析和评价,力求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求开创这门学科新局面的途径,用“非常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6],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正在走向成熟”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现代文学学科评议工作一度成为樊骏主要的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贡献的个性化、独特性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恐怕都不是在周密地研究了某项工作的性质、意义之后,才决定是否要从事它,樊先生也不例外。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把这作为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但不管怎样,这又的确成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和经常性工作”[7]——在一些场合,他往往被指定或者被要求对这门学科的情况和动向作些介绍分析。1992年出版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这些活动的成果,也是这个事实的明证。现代文学学科评论评议工作“不一定对于现代文学的哪个问题提出多少独立的新的见解,却能以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帮助研究者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全局的系统的了解,避免重复劳动,减少盲目性,提高目的性,对工作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8]。从整个学科的长远建设来看,把学术工作作为凝聚着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来看,樊骏的现代文学学科评议这个工作的确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王瑶给樊骏的又一封信,照录如下:

樊骏同志:

您好!来函奉悉,知您已由四川返京,甚感欣慰。玆就所谈各点,略抒拙见,望参考。一、我以为由您与孟繁林同志编即可,不必另找他人;有些文章须送《丛刊》或其它刊物,你亦可就便决定。二、钱理群同志负责编下期《丛刊》,他希望尽早浏览一下来稿,似可考虑。再者,我答应写《前言》,其实亦是请理群同志代拟,我再看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故我不拟再看原稿,但理群同志希望知道书名叫什么,请你决定后知他。书稿编好后连同准备送交《丛刊》等,恐皆须请他一阅,您如对《前言》有何建议亦可向他提出,我并未出什么主意。三、创新会开幕式代表学会讲话事,务请您负责主持代劳,我可以出席,但不讲话。因为实在想不出讲什么来,与上次所讲相同很不好,又别无新意,请您谅解,我即免了,无论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此事务望代劳,不要再施加压力,如需我出席,我随传随到,但讲话务请免去。钱理群已答应住于会所,始终参加此会。此外最好请刘再复同志支持一下,讲短一点也可以,乐黛云同志亦可请她讲,但不能代替刘再复同志,以上云云,借您参考。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九月廿八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创新座谈会。第一次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于1985年5月6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在这次会上,王瑶先生作了发言,这篇发言后来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后改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润华集》与《王瑶全集》。王瑶先生在信中提到,“我可以出席,但不讲话。因为实在想不出讲什么来,与上次所讲相同很不好,又别无新意”,由此可以推定本信中提到的“创新会”不是1985年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8年10月17日至22日在北京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不过,王瑶先生虽然在信中提到,“可以出席,但不讲话”,但笔者注意到《王瑶年谱》中提到,“1988年10月17日,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讲话,并赠青年研究者一句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9]。当然这次王瑶先生的讲话应该不如1985年那次的创新座谈会正式。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为1988年9月28日。

信中提到的书稿,经笔者查阅,当为1989年4月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的《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一书。有两个证据。该书是由王瑶先生作序的,该序刊于1989年5月《社会科学辑刊》第2、3期合刊,后改题为《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收入《润华集》与《王瑶全集》。信中提到的《前言》当指的是王瑶先生的这篇序。信中提到,“您与孟繁林同志编即可”,对此略作说明。《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一书的编后记中也提到,“具体负责本书的组织、编辑工作的,是樊骏、卓如、孟繁林和钱理群四位同志”[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刊有孟繁林写的报道《为明年“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在京召开撰稿人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早在1988年就准备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进行三项纪念活动:1、举办学术讨论会;2、出版论文集;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纪念专栏。” [11]1988年4月29日,钱理群、陈平原、王富仁、吴福辉、樊骏、卓如、孟繁林等在京的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这本关于“五四”的论文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纪念“五四”文学革命70周年的活动之一。

《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

由王瑶先生给樊骏先生的这两封信,可以读出两位先生生前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了重大的、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我不由再次想起赵园老师的感慨,“2011年樊骏病逝,文学所编的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略有一点悲怆。这是一种令人百感交集的告别。由王瑶先生去世到樊骏去世,告别仪式有如是之漫长。我知道,某种境界,某种气象,已不可能重现。对于学科,对于学界,这种告别有怎样的意义?前辈学人的背影渐次隐没在了混沌之中,不知年轻的后起者还能否感知他们的气息?”[12]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的回忆、访问、调查、整理、选辑、编目、考证等各类资料,及与此有关的文章”。笔者注意到1962年8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刊有《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意见——来信选登》,在选登来信之前有编辑部的一段引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出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发信向全国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并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支持。截至今年三月底为止,先后收到来信五十六封。这些来信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提出了详尽和宝贵的意见。刊登了姜德明、徐迟、臧克家、毛星、楼适夷、康濯等十一位作家或学者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部的信,第十一位即是王瑶的来信,照录如下:

负责同志:

来函及承寄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皆已收到。此项工作,确为目前从事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所亟需,盖属“基本建设”性质,故文汇报刊出消息时,集中于此处(北京高级党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各位同志,皆互相转告,十分欣悦。但以此举非易,故当看到“初稿”时,尚感不能满足原来要求。“编辑说明”中要求提意见者如涉及具体期刊,则应将期刊之性质、内容及有关项目详尽介绍,如能“附以简略考证,抄列所发表的文章的目录,注明馆藏,则更所欢迎”。此种要求非常合理,盖必如此始可对所云期刊有所了解;但若以此标准衡量“初稿”,则显然尚未达到。所谓性质、内容、已发表之篇目等,皆付阙如。即已有各项,亦颇多空白。其不属空白者,如“编辑者”栏下充以“本社”,则读者除知某年某地曾有此一“期刊”外,余无可得,因而不能不影响其参考价值。实则如不只依赖“封里”所印,则所谓“本社”者多半有实际负责之个人。此外“馆藏”部分亦宜如上海所编之《丛书综录》例,至少须包括全国几个中心图书馆,而北京图书馆尤不能不列。前者北京师大陈子艾同志曾将北京几个主要图书馆所藏解放区期刊有所编录,她曾以之与“初稿”相核,据云可补入者不少。更重要者,如对内容性质、倾向影响等叙述有困难,则收入每期之文章目录,当属较易;盖必如此始有较大之参考价值也。

上述云云,皆就读者需要方面提出希望而已。此工作十分不易,因此不仅对《初稿》之编成表示欢迎及感谢,且相信经过修订补充,必将使此册趋于完整。素乏研究,无成熟意见可资参考,姑以读者希望聊述如上,以示谢忱。此即致

敬礼

王瑶 二月廿五日

由刘华庭、江敦熙、周天、陈中朝、陈倩、陈梦熊、翟同泰等组成的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上海一些主要图书馆、资料室馆藏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作了两次调查,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于1961年12月初版,发行4500册。

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为1962年2月25日。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编辑说明》中提到,“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仓促,调查小组成员水平、见闻又都有限,难免会发生判断谬误、错漏疏缺等等问题。我们诚恳地期待全国各大图书馆、学术团体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帮助我们进一步补充编目,提出改进的意见。各单位和研究工作者对我们这个‘目录’的意见,请径寄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组。‘丛刊’编辑组打算选择一部分意见发表出来,以供交流。因此,意见中牵涉到具体期刊的,最好能将期刊的性质、内容和有关项目介绍得详尽一些,如能附以简略考证,抄列所发表的文章的目录,注明馆藏,则更所欢迎。我们将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进一步做一些较为深入的调查,修订、补充这个目录”[13]。据《王瑶年谱》可知,王瑶“1961年春,参加了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会后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委会,先生分担一部分编写工作,并负责抗日战争时期分组”,自5月开始,“按教材编委会的要求集中住到中央党校编写教材”[14]。因此王瑶是在中央党校编写文学史教材时,收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和征求意见书的。

的确如樊骏所言,王瑶“自己也做过一些现代文学史料的考订工作,数量不多,却无疑是把这作为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提倡最力、论述最多的一位”[15]。王瑶自己也曾说过,“由于关于现代文学的许多资料尚未经过科学的整理,搜求起来比较困难,因此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订考核的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必要的重视”[16]。因此王瑶在收到征求意见函时,首先肯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确为目前从事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所亟需”,但全信的着重点在于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编辑说明》,就“本社”、“馆藏”等几个编纂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中国书店于2017年5月20日举办了2017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二)柘园藏珍专场,收有胡从经给众多作家、学者的书信。笔者在拍卖图录上注意到王瑶的书札有3通3页,图录上有王瑶给胡从经的两封信的影印件。这两封信,不见于《王瑶全集》第8卷的《王瑶书信选》,当为王瑶的佚简,照录如下:

从经同志:

来函并拙稿校样寄来时,适值我去黄山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十一月五日始返北京,致迁延未覆,至憾。

承您为拙稿删去了一些废话,并另拟题目,读来较前干净得多,甚感。校样只改订了几个错字,更动不多,今寄上请审阅。

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谬误甚多,且我无时间加以改写,故原拟即不再修订出版。承北大中文系领导多次鼓励,并组织人力协助修订,故决定开始进行修改。承贵社先许出版,甚感。如此则当加紧修订工作,一俟进展稍有眉目,当与贵社专函联系。

余俟再达,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十一月八日

从经同志:

蒙赐大著,并专函约稿,皆已收到多日,以故未能即覆,至歉。尚希鉴谅为幸。《柘园草》钩沉抉微,功力至深,极佩。关于撰稿事,缘“文联”及“文研所”前曾约在郭老九十诞辰纪念会上作报告,必须草成一文,故在杭州时敢于贸然应命。后于报告任务完成后,该稿即为“文联”取去,据云将为出一纪念文集看稿,继而来函通知,该稿除编入纪念集中外,已交“文研所”《文学评论》发表云云,致有负尊嘱,至感歉疚。尊编《现代文学研究》今后将陆续出版,我希望八三年内能写成一文,送请审阅,藉赎前惩,特此敬致歉意。余俟后叙,即颂

时绥

王瑶 一月廿六日

第一封信中,王瑶提到,去黄山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经笔者查阅,这会指的是1978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在黄山举办的由安徽劳动大学和杭州大学联合发起的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由此可以推知第一封信的日期当为1978年11月8日。根据《王瑶著译年表》,可以推知,信中提到的拙稿,当为《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这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论丛》第8期,当时胡从经是该社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多个版本:1951年9月的开明书店初版本、新文艺出版社版、日文翻译本、波文书局本、上海文艺修订本、一山书屋本。信中提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指的是1979年5月开始,王瑶在北京大学孙玉石、乐黛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鲁迅研究室王德厚等协助下校改《中国新文学史稿》。最终这个修订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分为上下两册,由胡从经当时所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11月出版,印数多达22000册。

198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第二封信中提到“郭老九十诞辰纪念会”,指的是1982年11月1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社科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文学学术报告会”。王瑶当时在会上作了题为“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的创作理论”的发言,后来先生将发言稿整理成《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发表于《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该文还刊于《四川文学》1980年第6期。由此可以确定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983年1月26日。《柘园草》是胡从经1982年7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话集。至于信中提到的胡从经编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者未曾查到。

新找到的王瑶致樊骏、胡从经、《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部的这五封佚信,一方面使得《王瑶书信选》由37位收信人95封书信,增加到了39位收信人100封书信,为《王瑶年谱》增添了新的资料,另一方面对于梳理王瑶与樊骏、胡从经等友人的学者交游以及王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贡献不无意义。笔者也期待王瑶更多的书信与文章被研究者发掘与公布,因为“‘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17],而对王瑶的“追念、思考与论说”是需要更完备的文献资料支撑的。 

(原刊《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注释请参照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