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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死了,福楼拜为何痛哭?

来源:文学报 | 邓安庆  2018年02月11日14:42

死亡向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数哲学家和作家都曾对此有过深入的讨论,当然讨论的方式不尽相同,哲学家偏向于用概念,而作家偏向于用情节。无数文学作品之中,有无数的人物死去,死法各有千秋,死亡却是唯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之于作品,是不是全能的上帝呢?毕竟他可以决定一个人物如何生,也可以让他如何死。人物之死,对于作家来说是为了完成他作品的需要。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作家提到写他笔下某个人物死去,是如何的痛哭流涕,又是如何的恋恋不舍。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

最有名的例子应该是福楼拜,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朋友去看福楼拜,没想到却目睹了他失声痛哭的场面,朋友摇着他的肩膀问:“什么事使你哭得这样伤心?”福楼拜悲痛万分地说:“包法利夫人死了!”他的朋友不解,问他:“哪一个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指着桌上一堆几寸厚的书稿说:“就是我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夫人呀!”朋友这才明白他在为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死而伤心,因而劝他说:“你既然不愿让她死去,就写她活过来嘛!”福楼拜无可奈何地说:“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没有办法呀!”

很多人可能不解:既然把人物写死这么痛苦,为何还非得如此?但写作就是这样残酷,心痛归心痛,人物却非得死不可。在这段逸闻中,福楼拜提到“生活的逻辑让她非死不可”,这一点在王安忆的创作理论中也经常出现。有一次,陆星儿正开始写长篇《精神科医生》,与王安忆讨论:“我不断向她质疑,为什么事情是这样,不是那样。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为我下一个问题,格式依然是为什么是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组织在我逻辑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个一个破绽,几乎散了架。”回到《包法利夫人》一书上,这本书可以经得起王安忆逻辑推理的追迫,到了那一步了,顺应小说的逻辑,包法利夫人非死不可。不死,这部作品也不能成立。

这样看来,作者也不是全能的上帝,他必须经受小说逻辑的制约。但作者为笔下人物之死而痛苦流涕,在我自己在写小说后,是亲身经历过的。我记得有一回我把小说写完,扔到一边冷却了几天,再次打开进行修改,便能以一个读者的心态去看。两万字的篇幅,看到那一句“晚上十点零八分,他停止了呼吸”,心态平和,顺畅地看向下一句,不做丝毫停留,当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句子而已。可我知道前几天我写到这一句时,抑制不住悲痛。从来写人物铁石心肠,采用的都是“你怎样的命运与我何干”的疏远态度来写,虽然心中有很多情感,也要冷处理。但写到这个人物时,那张脸在写的时候一直浮现,怎么也难以平复下来,说是哀痛也不为过。

有些太近的人,写起来好难狠下心来,尤其是激动时更不敢写,直到沉下去不动声色才能继续。他一点点地在我笔下生长,他的每一个细节,他的内心活动,他的沉默与呼吸,渐渐地都能被我感知到。但他也一点点地靠近死亡,我知道他要死,可不是突然地,而是慢慢地,在那个奔赴死亡的过程中,粘附了太多的经历,积攒了太多的情感,只到死亡的那一瞬间出现,我一下不舍了。但写作有一项铁规似的,任你如何不舍,他都必须接受他的命运,你毫无办法。在那一刹那间,我理解福楼拜的痛苦和无奈。

作家是非常需要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沈从文有个写作上的经验,“贴着人物走”。也就说是,你对笔下的人物要能感同身受,要找到他的性格逻辑,才能写好。我记得在读《包法利夫人》时,其中有个细节写包法利夫人坐在屋中,焦急地等待情人的到来,可是怎么等情人都没有出现,那一刹那间我感觉自己被吸入了包法利夫人的内心黑洞之中:焦急、烦躁、不安,还有绝望……那种感同身受让我害怕,我赶紧从其中跳出来。我相信福楼拜写到这里时,可能也经历了这种瞬间。

任何人物的死亡,只是提到一两句某日某日某日因某事而死,读者看来都无感受,一旦有了细节,丰富的、杂乱的细节,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再去看,那种在场感和疼痛感,便会把你拽进去,切身地体会到他们的感受。但与此同时,写作者自己会面临这样的风险:俯瞰深渊,很容易也坠入深渊。这时,要的就是决绝和冷却,又一次恢复到“你怎样的命运与我何干”的疏远态度,这也算是自我保护吧。小说虽如植物生长,但当它已经扎根发芽伸枝展叶开花结果之时,也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不要逗留,不要沉溺。毕竟,下一部小说还等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