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鲁敏:写作就是一种精神的“出奔”

来源:南方都市报 | 朱蓉婷  2018年01月31日08:27

一辆大巴翻车坠崖,女人小六成为失踪者。现场扑朔迷离,寻找与臆想次第展开。枕边人、闺中友、上下级、朋友圈,都由此陷入日常面目下的涌动暗流……另一边,小六借机不告而别,在陌生小城里改名换姓,开始全新的生活……时隔五年,作家鲁敏推出长篇新作《奔月》,讲述一个“逃离”的故事。

在文学史上,“逃离”是一个古老的母题:从上古时期嫦娥奔月的神话,到90年前鲁迅在短篇小说《奔月》中对传统和诗意的消解。而鲁敏的《奔月》发生在当代,糅杂戏谑叙事、现代主义与解构哲思,塑造了小六这个“奔逸者”的形象。她是鲁敏笔下都市族群的精神折射,她孤独、无力在日常的窠臼里反复,又无时无刻不向往逃离。

在一年多时间里,鲁敏像一块吸铁石一样收集素材。她留意报纸上看到的新闻:驴友消失、大学生失踪、海外留学生失联……又比如,日本专门有人写了本书,从技术上指导一个人如何“完美无痕”地失踪。同时她还需要社会心理学上的佐证,例如读者的心理呼应上,人是否普遍存在自我失踪的愿望,而哪些人会真的走到这一步。她了解到,在没有勇气去“消失”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去做极限运动,也是一种短暂的“失联”。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胆怯的,按部就班的人,步步为营的同时还是会感到迷惑和质疑,还有没有另外的选择?时常会有这样的想法。”鲁敏坦言,塑造小六这个人物,和自己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当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自我选择、自我身份的构成感到不满时,有没有力量和可能去打破这种局面?鲁敏很想在小说里塑造这样一个人,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

关于逃离的结果,鲁敏在小说里没有下定论。她对南都记者说,好的写作就是对问题与疑惑的呈现,而不是一锤定音地给予解决。“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本身一样,不同的读者会感受到不同的质地与冷暖。”

访谈

南都:这部小说是否有对鲁迅《奔月》致敬的意思?我们知道,《奔月》是鲁迅创作中少有的以神话为背景实则探讨现代人爱情婚姻生活的小说,他写嫦娥之所以逃跑,是因为每天都吃乌鸦炸酱面,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奔月》是否也表达了相似的主题?

鲁敏:在我看来,鲁迅的《奔月》是带有历史讽刺与解构色彩的。在最早的嫦娥奔月的传说里,凡俗之人向往成仙得道,鲁迅对这种所谓长生不老的神话、对英雄主义、对绝世美人统统都打回原形,变成一对世俗的夫妻,因为琐事与乌鸦的炸酱面斗嘴。在构思《奔月》的时候我倒没有想到过鲁迅的《奔月》,我想到的是逃离、人的身份的可复制、人对新的自我的探索。这个内核是现代性的。现代文明程度越高,我们的价值观、消费观、选择的生活方式、谈论的热点,好像非常容易被复制,非常模式化,你的个性被压缩到很小,不由自主进入到很大的、正确和必要的通道里去。你要在工作上一步一步往上爬,你要与人为善,你要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你要克制你的欲望……在这种社会里,人会对自我感到疑惑、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模式化、可以被替代。因此,可以说,我更想致敬的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去异地,逃异处,寻找别样的人生。”

南都:每个人都有想要逃离的时刻,但更重要的是逃离之后如何重建。小六“失踪”后,辗转到了一个叫乌鹊的小城镇,最后还是要面对世俗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为什么我感觉你笔下的逃离,仿佛都没有明确的答案。逃离是徒劳的吗?

鲁敏:小六企图找到一个更自由、更飘逸的另一种可能,但实际上在这个漫长的寻找过程中,她发现只要在现代社会里身而为人,就会具有人的社会性构成,还是需要人际交往,要和金钱发生关系、要工作。她在新的空间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还是会一样一样地重新加到她身上。她离开的时候把所有的社保卡、身份证、交通卡丢掉,以为可以把所有社会身份抛弃掉,实际上这些东西又一样一样地回到她身上。所以这本小说探讨的就是人的个性和社会性之间的比较冷酷的折射,不管空间如何变化,作为人的沉重和世俗的部分是很难完全摆脱的,人永远在这个网格里。

逃离在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呈现。最早的女性主义文学里,人从家庭逃离到独立女性的状态,《月亮和六便士》里,人从证券商逃离到海岛上做艺术家、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兔子三部曲》写的是男性身处家庭和摆脱了家庭责任的职场之间、《家》《春》《秋》里的进步青年对封建家庭的出走、《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则是革命者的新生活,这些都是“逃出去”便“好了”的二元对立式,好像逃出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奔月》的逃跑并不是因为原来哪里不对,或是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没有问题,主人公想寻找新的自我而逃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质疑现代人社会复制下对“自我角色”的渴求。

因此小说结尾是比较含混的,揭示了一个生活中深层的悖论,它不是通过逃离解决问题的小说,而是通过逃离来说明人的自我存在并不在远方,远方也会变成眼下。人们寄希望于远方有诗,但远方也有苟且。远方和你原来离开的地方是平行轨道,一样的沉重生活现实,你只要在地球上生活就离不开这些渺小的痛苦、不可克服的重力。

我们都不是嫦娥,没有办法真的去到月亮上的。因此小说到结尾并没有定论,也没有结局与答案,就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本身一样。不同的读者会感受到不同的质地与冷暖。我觉得好的写作就是对问题与疑惑的呈现,而不是一锤定音地给予解决。《奔月》就是去中心思想、去结论模式的。我也担心这样写会有点闷,所以我整部小说在手法上比较悬疑,有通俗的三角关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线,希望有比较好的阅读愉悦感。

南都:小六作为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你在她身上是否也有倾注关于性别与婚姻方面的思考?

鲁敏:这也是一个很有趣问题,我的写作初衷和读者的解读并不见得一致。对我来说,逃离是“人”的问题,不见得是性别的问题,但因为我对女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更为熟悉,因此选用了女性主人公。但小说出来以后的研讨会上,有几个批评家指出小六是个力量强大,甚至有很强控制欲的女性形象。

文学史上的爱玛、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她们面对情感和肉体问题时,往往最终会被道德裹挟,会被道德困境压制,但《奔月》里的小六,原来有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会和新的人发生关系,这个女性人物被解读为“强势”,我还是比较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后来我也觉得可以理解,因为这个女人好像代表了现代一部分女性,对于性和感情的处理模式。她们不再与性别、肉体关系形成一种零落、自取灭亡的对立关系,她们会以一种更勇敢、更探索的方式去自主寻找答案。虽然我的初衷不是这样,但结果上好像形成了某种女性视角。

南都:作为现实中没有选择逃离的人,你如何去揣摩出走的心理状态?

鲁敏:作家有两种不同的写作心态,一种是和主人公高度重合,福楼拜恨不得自己变成包法利夫人,还有一种是生活中越不是这样的人,在小说中就呈现得越极致。卡夫卡生活里是个胆怯、沉默寡言的小职员,村上春树其实也是刻板忠贞的,而他小说里的两性关系,以及对“世界尽头”“冷酷仙境”的描写非常活灵活现。正是因为我在生活中非常保守平静,才使得我的想象力和虚构力得以生长,我的写作一直倾向于这种,不受干扰,不会和生活对照。其实,上一本书《荷尔蒙夜谈》写的也是生活中不会被关注到的“荷尔蒙”,放到小说里就会放大处理,因为你生活中被压抑的被积蓄的力量都会以更极端的方式呈现。我和出走前的小六,在精神上,是一样的人,所以我更清楚她身上潜藏着多大的能量。

南都:你曾说过你的写作是“欲以小说之虚妄抵抗生活之虚妄”,你怎么理解小说对现实的力量?比方说对人的异化,对生命某些阶段自我处境的疲惫与无解,小说能起到作用吗?

鲁敏:我是非常相信这点的,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个写作的人。人生是虚无的存在,这种虚妄性,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察觉不到或意想不到,但其实它是生活的大背景和基调。小说的虚妄为什么可以抵抗这一切?因为虚构给人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写作就是一种精神“出奔”。小说里你可以反复逃离、反复出发、反复回到起点,它是丰富人生的综合体,你可以站在人性的深渊边上或尖峰上,反复上上下下,来回往返奔跑,不知疲倦,没有终点。有了虚构,我的人生不管怎么单调贫乏,怎么短暂,都可以忍受。这是我的职业的最大便利和恩惠。虚构艺术有力量来弥补、包裹我们无力庸常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