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作为双语作家,你从小接受的是汉语教育，而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穆萨江老汉的故事》和第一部中篇小说《金矿》都是用汉语创作的，可以说是起步于汉语文学创作，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回归到母语维语文学创作？我感兴趣的是双语写作所带来的语言“互看”对文学可能性的影响,你的小说语言总是能带给人独特新鲜的感觉，是汉语文学中鲜有的表达，有人评论你的小说使汉语丰富而扩张，你是如何处理两种语言的表达和语言背后的文化思维，或者说如何将两种语言的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富有个性色彩的语言？词与词的组合方式能够体现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方式，您的汉语小说呈现出维吾尔语思维下的词法和句法特点，选词、语序、词形变化、语序上与汉语表达有所不同，如小说中化抽象为具体的比喻句非常多、排比句比比皆是、谓宾倒置等，可以具体谈谈维吾尔语思维下语言表述的特点吗？

阿拉提 · 阿斯木（双语作家，著有《外号》《阿瓦古丽》《时间悄悄的嘴脸》等，曾获骏马奖等）：用汉语创作的民族作家，可能都存在一个解决母语创作的问题。一是读者有这个要求，二是对作家自己而言，母文化资源也是一种深邃独特的基础。新疆是多种文化的摇篮，获取多种语言的支持和滋养，实际上是作家丰富自己的一种捷径和密码。有的时候天上是有馅饼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昂首阔步了。作家的追求是多方面的，而掌握多种语言，是这个作家的责任。这个过程，是美好和绚烂的黎明，是裂变和阵痛的手足，因为一样的舌头说的是不一样的话。从不同中寻觅共同的东西，是双语作家毕生的方向。写作和打馕的人一样，是平静地奉献着，馕钱和稿费，是肠胃的朋友，作家和打馕人，都是劳累毕生的哥儿们。

小说语言是一种活态的血脉语言，人心和人性是他们隐秘和高贵的王国。在不同民族的小说语言里，隐藏着非常温暖、私密和陌生的词语。一些动词有的时候是“骑墙派”，它们本是硬朗家族的一员，却隐藏在暗处，戏子一样变脸。一些形容词咬不住自己的底线，几块发霉的冰糖，就能使它们就范。在我的小说语言里，如果我用汉语创作，也有维吾尔语中非常清丽慷慨新鲜挠心培养正思维的词语，我非常高兴能和它们交朋友，更多的时候我在它们的肌体里，巧妙地注入了汉语词语里精彩绝妙的遐想和意志。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语言像摇摇晃晃的酒人或是神志不清的卦人。但实际上，这是双语的启示和构建。语言的法则是永恒的吗？曹雪芹时代的“且听下回分解”今何在？在网络时代，古汉语和古维吾尔语的语法逻辑何在？当今网络语言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在语言的搭配上，我们可以做一些狂妄愚昧的尝试吗？在讯息时代，双语小说的语言和我们原有的小说语言，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好肉好酒都用完了，我们能不能破格酩酊一下？我只是心疼方块字和维吾尔文，年年岁岁，名词站不到动词的位置上，副词和连词永远是乖孩子，形容词一不小心就招摇过市。旅游时代，让它们动一动行不行？我觉得这两种语言词汇都太累了，让萧瑟秋风也春暖花开一下，不行吗？维吾尔语说“看你的眼睛”，汉语的说法是“小心”。在这种不同的说法里，共同的意思是“小心前面的路，悠着一点”。维吾尔语说“看你的眼睛”，我们能看自己的眼睛吗？这是一种我们接受的约定俗成，表达的意思是“要注意”。汉语的“小心”是什么概念？心小了吗？或者是把心搞小一点，胆子就小了？语言的俗称是很微妙的，民众的接受才是重要的。在双语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能不能给这两种说法找一种中性的东西呢？不要完全地破坏它，寻找一种亲切的表述，让双语小说语言在温馨中包含原味，在野味里透露现代性，在两种语言的碰撞和拥抱里，派生出类似花椒胡椒皮牙子（洋葱）似的文体呢？我一个探索是，想让两种语言碰一下，让它们彼此适应，看哪些方面能贴在一切黏在一起，能不能派生出一种新鲜的、刺激感官的转基因语言。另一种无聊和捣蛋是，我总想弄明白藏在那些静止的事务中不能言语的精灵天地。这不是好奇心，我总觉得每一片枯叶也有它们隐藏的黄金世界，我想溜进它们的王国里窥视一下，于是我的语言往往站错位置，炫耀自己的陌生。

本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1期）

何平：阅读你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维吾尔族拥有阿凡提式的幽默和智慧，总能“说得很快乐”“说得很漂亮”，这归因于伊犁的“恰克恰克”文化，那么，伊犁的“恰克恰克”对你的文学和生活都有什么影响？这种带有民间喜乐色彩的笑话文化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阿拉提·阿斯木：幽默是跪拜生活，是仁者的买卖。狂人奸人常常都是绷着脸大喊大叫。幽默的贡献是叫人在一乐一笑中，突然发现原来生活是这么伟大，乐事多了去了；又在一则笑话里，残酷地发现人人头上还有一个叫死亡的哥们儿等着上税呢。幽默撕碎人的嘴脸，把伪高尚和假可怜，暴露给人看。

伊犁人的“恰克恰克”文化，是这个河谷地下水一样滋润一方水土的东西。笑话的本质是不要把生活复杂化，牢记人是赤条条地来。伊犁人老少男女都善笑话，往往是几个人碰在一起谈不成正事，几句话就拐到笑话里去了。于是闲话就多，也在牢骚里安慰自己。有一则笑话是这样说的：儿子背着母亲出发了。来到巷口的时候，几位前辈正在讲笑话找乐。其中一位快嘴胡子爷爷说，孩子，你好沉重啊，目标是什么地方？儿子说，进城孝敬妈妈。胡子爷爷说，你这背着娘走多辛苦啊，现在有的是车，你们搭班车呀。儿子说，听说背着母亲走，孝劲儿更大。另一库萨（不长胡子的人）老人说，嗨，孩子，你的孝道不对呀，你妈不是还年轻着嘛，你给她嫁人呀，还有比这更大的孝道吗？趴在儿子身上的母亲顿时精神焕发，昂起头，说，嗨，现在的孩子，懂这个嘛。伊犁河谷的笑话文化，在塑造人物，语言对话，作品细节设置等等方面，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开阔文思，帮助很大。民间文学的魅力是多方面的，而在新的时代，作家的作品又是与时俱进的，新的美丽魅力在不断地诞生，它们是互补的。民间文学是百年千年的东西，那种鲜明、轻松、友好、大度、自然亲切的语言魅力，是值得我们敬畏和学习研究的。

何平：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俄罗斯的纳博科夫，我国的林语堂、老舍等都是成功的双语作家，双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母族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维吾尔族文化对你的影响深重，特别是维吾尔族的信仰文化对你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并如何形成了文本的精神内蕴、价值取向、伦理标准？

阿拉提 · 阿斯木：双语作家的基础应该是母文化，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基因基础。鲁迅的可贵在于牢牢地抓住了母文化的根脉，同时睁眼看世界，在拿来主义的借鉴里丰富了母文化，留下了供我们学习欣赏的经典著作。维吾尔文化的传统是多方面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也是一种远古的温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后来的歌谣和民歌，千年前的书面文学、歌舞、音乐，也影响了一代代的作家诗人。我在学习和创作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优秀的东西。比如说民间故事，有许多优美的篇章，一直在启迪我们，从故事的结构到语言，我们都能学到许多崭新的东西：思路开阔，大气，故事情节抓人，伦理走向健康鲜明，教育意义和欣赏价值俱佳。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创作。

何平：你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其中却有寓言、故事、神话的影子，常见于拟人、比喻、夸张、通感的描写手法，动植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应、可言语，营造出神奇幻化的色彩，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这种表达在汉语文学中很新鲜，母族传统文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如何选取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在全球化背景、现代化进程中，你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取舍，既保有民族特色，而又不本质主义，也不被卷入到一体化、同质化的浪潮中？

阿拉提·阿斯木：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营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我钟情的一种形式。我们靠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了今天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我们看到了世界文学的灿烂，这是一种启迪：要创造性地向前走，继承和发展，学习借鉴，应该成为我们持久的志向。每一种文化，都需要其他文化的灿烂和温暖。一个小说家，要具备走出去，再走回来的智慧勇气，我们自己有什么，现在需要什么，要借鉴什么，我自己怎么写，写什么，我的思想和艺术，我的语言，对大众有什么作用，是一己的欢快和圈子欣赏，还是大众鼓舞鼓掌，要寻找一种价值，坚持一种艺术追求，实现民众认可。巴金、柳青、陈忠实、路遥，活在我们心中，是因为他们留下了价值，留下了生活的河流和天地。启迪之二是立足边疆，放眼世界。新疆是多民族文化的集聚地，有丰富的文学宝藏，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应该是我们多民族文学的资本。同时，要放眼看世界，科技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在怎样发展，我们作家应该怎样适应时代的变化要求，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用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学习借鉴，更多的责任，拓展我们的思路，创作我们的作品。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