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店面

编者按

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它在抗战时期从一所具有独立地位的民营出版社转向与中共的出版系统相结合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味。范雪博士细致地梳理和考察了这一段历史，分析了生活书店自身的出版理念和制度安排，以及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如何决定了它的选择。论文不仅对现代出版史贡献良多，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建国后中共的文化体制的历史起源。

 

体制化是学界讨论延安和共和国时期知识文化生产的重要话题，笔者考察抗战期间民营性质的生活书店的左倾，目的是呈现一种鲜被论及的体制化：生活书店主动在制度层面学习和套用中共的组织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生产“一体化”过程的一段前史。不同的是“一体化”由国家力量推行，而在这段前史中，我们会看到文化机构主动的制度性过渡。生活书店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是一个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化生产机构，抗战爆发前，这家书店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走向延安并最终融入中共的出版体制。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民营出版机构，生活书店进入中共体制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作为一家独立完整且规模很大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是有极强自我意识的共同体，中共的渗入或书店对中共的好感，都不足以解释书店的变化。笔者认为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主动地选择了中共的组织制度来管理书店，一方面是书店自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种种关于人、知识和组织的观念，左右了书店上下对自身的设计。笔者在材料上使用了战时生活书店的内部同人刊物——《店务通讯》（1938—1941）——来重构书店内部的环境，由此强调一种主动的制度性过渡。

一、抗战中书店面对的新局面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发起的进攻，让这座城市突然陷入了动荡，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新的局势作出一些改变和选择：留在上海，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去？人员和资产怎么处理？1932年成立的生活书店就面对着这些问题。此时的生活书店是上海一家已有相当规模的书店，拥有创作、编译、印刷、出版、发行和独立经营的整套网络。除了上海，它还在南方的文化中心广州设有分店，在香港有很好的人际和经营网络。“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像很多其他机构一样，准备撤离上海，试图将重心转移到第一个备选城市——武汉。

但很快，南京的沦陷让书店意识到了武汉的危机[1]。这一次他们的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中心级的大城市，内地偏远省份的省会城市、较大的省级城市、地级市，都成为书店转移和扩张业务的选择。

图1：1938-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分布图[2]

图1是1938-41年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的分布图。它有几个基本的特点：（一）书店开设分支店的主要方向是尚未受日军严重威胁的中南、华南、西南地区；（二）书店也谋求向西北省份发展；（三）以省会城市为主，但在大多数省份，书店都把经营扩展到了重要的中小城市。上图与我们已有的关于抗战期间政治文教中心转移的认识相当吻合，比如书店的四个印刷中心：重庆、桂林、上海和香港[3]，都是全国文化资源汇集的中心。不过具体到书店的经营，却有一些有待落实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书店要扩展到这么多城市？钱从哪儿来？扩张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其实不只关系到书店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帮助我们进入书店在战争中面对的真实局面，并让一些关键元素水落石出。

书店如此广泛地铺开分支店网络，原因有两个：一是保存和转移书店资产；二是严肃的事业感。在1938年1月到1939年战争明显地进入相持阶段之间，因为无法估计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推进速度，书店工作的一大重点，就是把现有规模快速分散到更多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以此来保存有生力量，降低风险。而事实上，生活书店在汉口、南昌、长沙、六安、广州、西安、桂林等地受到的战争威胁，确实都极大地刺激了书店开辟更多分支店，分散人力、物力资源[4]。另一个造成书店扩张的原因，是他们对文化之于抗战建国重大意义的事业感。生活书店上下都认同文化出版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书店担负着宣传、动员的重任。在经营中，总店和各分支店经常能感受到地方民众对战时读物的渴望，读者的反应激励了书店把经营网推广到更基层的地方。我们在后文会看到，保存资产和对文化出版的事业感这两点，在书店后来的发展中一直是重要的线索，也很深地嵌在书店的制度选择里。

书店大规模的扩张有两个令人困惑的地方：一是扩张怎么实现；二是钱从哪儿来。这两点不只是商业史的问题，而且与书店运作的某些主要因素有关。书店积累资金主要靠买卖。不过，这不是说生活书店卖书很容易，每个分支店都能赚大钱，通过1938至1941年上百份各店的销售总结来看，经营惨淡、资金受限的情况不少，但书店还是要走卖书这条路，想各种办法增加销量：下乡推广、进学校推广、争取出版的图书被教育部列为教科书或被地方政府认可为学校必用书、鼓励订金预售等。这种依靠买卖维持书店运作的方式，非常依赖各地店员的勤勉，他们不仅要努力搞好门市买卖，还要想方设法在地方上开源。除买卖外，书店还采用以下手段来加快资金积累与流转：全店发起节约运动、吸收职员的资金入股、适当减薪等[5]。比起卖书，这几项对店员的觉悟有更高的要求。总体而言，1938至1941年，生活书店面对着物价上涨、读者购买力下降、轰炸损失、运输困难等种种难题，仍有志于继续发展并能保持盈利。这一在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且颇为成功的局面，是我们后文讨论书店制度选择的重要语境，这一状况不仅确保了书店的独立性，也给予它非常鲜明的自尊、自强的心理特征。

如果说书店的买卖经营体现了店员的重要性，那么它从战前上海、广州两家分店扩张到战争中拥有几十家分支店的“出版王国”，更是依赖“人”的因素。“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就开始让各级职员带着机器、资金分散到内地，游击式地保存书店的有生力量。当时各地职员动态信息的材料记录了职员奔赴各地的情况，当中不乏艰难险困。到达各地方后，这些人要租房购货、开展生意、聘选和训练新的雇员，并完全负起书店盈利的责任。在许多地方，已建好的分支店迫于战争形势而转移，或因轰炸损毁要重开局面，也就是说，店员始终需要有应对乱局、保证书店业务持续推进的强大意志与能力[6]。可以说，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生活书店大部分分支店的建成是一个完全依靠人力的过程，各级店员是此过程能够推进的执行者，也是书店最关键的骨架。

因此，我们在《店务通讯》上看到大量训示店员的文章，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文章要求店员们提高自我修养、有从事高尚事业的觉悟、有纪律和组织意识。训示店员的文章都刊登于《店务通讯》的显著位置，好似社论，且大多由书店高层撰写，其重要性一目了然。在这些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一个高频出现的词——干部。

二、一个新名词：干部

讨论抗战期间的生活书店，有两份基础性的材料：一是书店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全民抗战》，由书店的灵魂人物邹韬奋主编；二是前文提到的书店同人刊物《店务通讯》。在这两份材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干部”这个高频词汇，前者呈现了干部进入书店视野的社会氛围，后者则直接关系着“干部”一词携带的制度特征。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生活书店读者群的构成。流亡青年和学生成为书店的主要读者，这与上海时期读者以城市中的职业青年为主大为不同[7]。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一方面有身处大时代的热烈澎湃的激情，要投身抗战建国，另一方面也渴望谋求人生出路。然而，教育部此时的方针不是鼓励学生参与抗战，而是要求学生“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8]，力求维稳。据黄坚立的说法，国民党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借机扩张在学生中的影响力[9]。而延安的教育方针似乎更加贴合时势。中共提出搞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所谓战时教育，就是进行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短期集训，然后立刻把集训后的人员派向实际工作，这些人员就是干部。当然，国民政府也有若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政策，比如为解决流亡学生和离校准备参加抗战的学生的安置问题，政府开设了战时培训班，但从当时的一些材料看，国民政府没有有效解决流亡青年的安置问题，且很多培训班质量堪忧，流亡青年非常动荡[10]。延安的干部教育却非常成功，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当时延安两个典型的干部训练学校。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功利目的强且经济实用，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学制为两至三个月，培养党政、军事和民运干部。[11]

生活书店对青年教育的看法比较接近延安，与国民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和他们的身份有关。此时的书店正积极介入城市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作为舆论喉舌，他们认为报人在国难时期要“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时局瞬息万变之时更要迅速提供与抗战关系密切的消息和评论[12]。邹韬奋将自己的刊物称为“两只号角，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变得更加洪亮”，为“大时代”造势。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积极鼓励青年进入战时状态，投身抗战生活[13]。书店主办的《全民抗战》极力推崇延安的教育，鼓励青年人去延安上学[14]。邹韬奋也表达了对延安干部教育的欣赏：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工作，避免失业；学校录取学生不以文凭为准，认可同等学力，且年龄放宽，实是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邹韬奋称“这些特点显然都是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所望尘莫及的”[15]。

那么，这些被邹韬奋和《全民抗战》所认可的、在延安接受战时教育的干部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可以先简略追溯一下“干部”一词的历史。“干部”借自日语，同盟会时期就已被使用，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干部”逐渐成为政治言论的核心词汇。不过，抗战前“干部”一词的使用主要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政党言论中，一般的报刊并不普遍使用这个概念。但在抗战时期，大众传媒已经在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个词了。这段语用变迁关系着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变化，即政党式组织方式的逐渐发达。王汎森关于青年和组织问题的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组织、纪律成为进步青年的理想寄托，这对人有着很强的集体化要求，个人只有在集团中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理想和自我完善[16]。关于组织的这种看法在抗战中变得非常普遍。进步青年与党政训练机构挂钩，经过组织培训而产生的干部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单干的不是干部，干部在组织中才有意义。“干部”概念实际上是一套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观念与实践。

此时的生活书店弥漫着一种向往进步的情绪，比如邹韬奋认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他还表示开书店和五芳斋卖馄钝、冠生园卖糖果不同，书店有政治性，这要求它必须是进步的[17]。这些进步的要求并非笼统的标语口号，它直接要求每一位店员都是进步的人。这一时期，邹韬奋在《店务通讯》上系统论述干部理论，援引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表述，强调干部之于书店的关键性，书店的进步取决于每个干部的完善[18]。事实上，干部在抗战中已经成为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干部所代表的个人与集体的极强的关联性，提示了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关键词——组织。

三、组织：苏联的样板

战争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各种年龄、职业、地区的个人卷入不同形式的团体之中，比如政党、军队、儿童团、文艺界劳军团体、民运团体等。组织的大量出现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是生活书店面对的问题。抗战中，生活书店发展迅速，规模很大，邹韬奋实际上是把书店当作一个小国家来治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邹韬奋吸收苏共的资源，把“干部决定一切”、“民主集中制”等理论灌输到生活书店上下关于组织的观念与技术中。

邹韬奋的干部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共党史》。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出版后，很快就有了苏联外文局主持的中文版、延安解放社版、吴清友翻译的上海启明社版、博古总校阅的中国出版社版等多个版本问世。博古校阅的这版由重庆生活书店代售，也是最早的一个版本，1939年2月问世，销行很好，3月即再版[19]。邹韬奋看过《联共党史》，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甚至还读了《联共党史》的英文版[20]。

邹韬奋对《联共党史》的兴趣，与他一直青睐苏联有关。1934年邹韬奋流亡海外，访问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周游列国的一个关键成果是，他对共同体的组织形式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各国的差异也提供了比较各种不同体制的可能性。邹韬奋高度认可苏联体制，称苏联是唯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容的国家。在他的设想中，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苏联，直接超越政治、经济、社会都有不可回避之矛盾的其他欧美国家[21]。1937年被关押在江苏高院看守所期间，邹韬奋将他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收集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从邹韬奋接受苏联的例子，似乎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时期，中国对苏联的接受不一定是分门别类地发生，而可能是一种混杂的认可苏联模式的心理趋向。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激励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倾向苏联；抗战初期苏共派空军保卫武汉并积极援助中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苏联的民主集中制也被看作是美好的政治模式，成为相当有市场的关于中国未来理想政治的设想。

1939年，邹韬奋又翻译、出版了专门介绍苏联政治制度的著作《苏联的民主》（Soviet’s Democracy），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共产党员作家斯隆（Pat Sloan）[22]。该书主要谈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宣传苏联的民主模式，赞扬1936年苏联的新宪法。邹韬奋在1939年翻译此书时，对斯隆描述的苏联的民主集中制深为认同，将之作为民主的典范介绍给生活书店同人，并列为“生活推荐书”推荐给读者。[23]

值得留意的是，在引介苏联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邹韬奋正参加国民参政会，对民主政治的程序和技术细节抱有极大兴趣，并将各种心得随即用到店务上。他不断撰文教导店员如何发表意见，如何行使权力、开会、听会等。前文提到，生活书店是对文化出版有严肃事业感的团体，这逐渐表现在它以政党的组织技术来规范自身。邹韬奋对书店有非常理想和严格的设计，他写的训导店员的文章常带有明显的政党政治色彩。书店甄选职员也大量采用政党政治的方法，工作能力强、历史背景单纯、思想纯正的进步者才能通过审查，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这一点也被店员意识到了，有人抱怨审查过于严苛，“‘门禁森严’甚于一个政党”[24]。

生活书店吸收苏共的组织理论，试图以政党的形式来管理日益庞大的共同体。对这个过程比较常见的解释是书店左倾、政治化，或中共渗透进了书店[25]，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解释可能是，书店对组织的理解是政党式的，而共产党式的组织是书店所能想象的最好可能。

因此，斯大林的话被视为格言，而学习苏共的过程普及了共产党的许多概念术语，比如干部、民主集中、唯物论、辩证法等，它们成为书店职员经常使用的日常词汇。此时的书店上下也许对共产革命没有深刻的理解，但已抱有深深的信仰和憧憬。这可以被描述为某种政治化，但可能也有另外的讨论角度。关于20世纪的政党政治，巴丢（Alain Badiou）在一次访谈中说，没有权力、金钱、媒体的人民，“唯有他们的纪律，这是人民得以强大的可能。马克思列宁主义界定了人民纪律的最初形式，那就是工会和政党”[26]。我将之理解为，政党是组织形式的一种选择，为人们的政治诉求、现实行动提供可能。以此来看，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之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意义，也许是传统社会结构日趋解体时，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它能够把社会里不同职业、阶层和性别的人，换言之就是大多数人，囊括在内。生活书店的左倾与书店快速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同时发生：邹韬奋始终保持对书店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书店上下也不断表达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技术被选择为实现主体性的方式。

四、主动寻求中共的帮助

在对共产党式的组织制度的学习过程中，生活书店也开始主动寻求中共的帮助，但这不等于政治上倒向中共。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知识仍是其保持独立性的根基。此外，我们能发现，生活书店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表现出对某些类型的知识的偏好，正是这些知识在生活书店主动寻求中共帮助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什么知识重要？这对书店来说是一个大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生活周刊》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经验。1935、1936年生活书店一方面仍关心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解惑，另一方面则将大部分的编辑出版精力放在介绍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科学上[27]。

生活书店大量出版这类理论知识，一方面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整体倾向，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店领导把这类知识看作真理，很自然地用它们来教育店员。1938年4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邀请在延安读书的学生座谈，请他们介绍陕北的学习经验，并帮助书店成立读书会。参加谈话的有十个书店店员和两位陕北公学学生。座谈会由一位延安学生主导，他现身说法地指出自己在延安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使其找到自我。座谈会全体成员皆认可要学习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前者能明示规律、指清方向，后者则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惑[28]。这是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学习延安、提高干部水平的众多案例之一。在对辩证法的信仰中，兼有理论家和中共党员身份的沈志远、柳湜、胡绳等人受到尊重。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几份刊物，《全民抗战》、《理论与现实》、《读书月报》等，也都在上述几人的掌握中，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追随邹韬奋的店员则更多负责事务性工作。

同时，延安干部教育的模式也被积极模仿。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抗战期间书店的重要领导人艾寒松在《店务通讯》上教导店员：“成千上万的坚强青年是从这一个熔炉（‘抗大’）训练出来了，他们的教育方法无疑问的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生活书店也可以说是一个造就文化工作者、青年干部的实践学校，我们这一群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同时更需要‘铁的团结’和‘铁的纪律’。”[29]在这种氛围下，书店店员被派往延安培训，中共领袖周恩来、叶剑英等受邀为店员做讲座[30]。同时，各种茶话会、讨论会、学习小组之类的活动频繁展开，在谈论读书心得的同时，店员也被要求随时向集体报告个人的“生活问题”，包括工作、恋爱、家庭、疾病和生活中的点滴感受[31]。一直到抗战结束，这种覆盖个人所有生活的组织实践不断加强。我们看到，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发起的“模范工作者运动”中，针对普通店员工作和生活的指导更加细致了[32]。

在浓郁的理论学习和书店上层的影响下，生活书店的普通员工和共产党发生了种种盘根错节的联系。武汉陷落后，生活书店迁至重庆民生路冉家巷十三号，店员的办公和宿舍都在这条巷子里。冉家巷除生活书店外，还有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和《新华日报》营业部，前两个是明确的左派文化机构，《新华日报》则是中共官方的报纸。后来的回忆称这条巷子中四家机构的年轻人生活在共同的“家”里，每天早上新出炉的《新华日报》开启他们忙碌的一天。中共在这里的影响无处不在，四家出版机构的基层成为团结紧凑的熟人网络，不少店员还是亲戚。这一年政府加强文化管控后，这些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员工兴奋地结成联盟，抵制政府[33]。19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许多分支店被查封时，书店的很多普通员工已经非常熟悉、认可中共的政治概念和组织方式，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去延安学习，更多店员就近转移到苏北根据地，进入中共的文化部门[34]。

五、到延安去

1941年民国政府对生活书店的查封，实际上是摧毁了一个抗战以来自强奋进、组织不断扩大、共同体意识稳步强化的团体。民国政府查封书店的行为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生活书店总经理邹韬奋对国民政府极为失望，坚定转向中共；二是生活书店联合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去太行山区和延安开店。这两种后果象征性地表达了20世纪40年代体制化过程的基本问题：个人的政治选择如何发生和中共如何收编党外出版机构。

邹韬奋从1938年参与国家政治，到1941年出走香港，1944年临终前归属延安，这段历程最显著的变化是他对中共的认同。在此变化中，政党认同也许不是他想法中最关键的，民主政治才是邹韬奋所认定的中国前途的根本。民主政治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政治术语，但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较大差异。同在国民参政会的李璜、左舜生、梁漱溟等不倾向在民主政治的概念下激烈抨击政府，民主政治在上述几人的言论中是国家走上良性轨道的有效手段之一[35]。而在邹韬奋那里，民主政治是根本性的正义，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是否实施民主政治是判断其合法性的标准，国家的一切都需要在这个真理般的术语下展开。事实上，在1939年前后，邹韬奋还认为文化民主是能够超越政治的，书店存在的价值可以独立于政治党派。而到了1941年，他已经认定文化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政党决定文化，开书店也必须做出政治选择。他进一步认为，因为有武装力量的保护，国民政府才无法随意查封中共的文化机构[36]。关于这一点，生活书店上下其实早有感受。生活书店遭禁时，《店务通讯》就有言论说，真正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报刊因为有实体的党派、军队撑腰，检查机构不敢轻动，反而是生活书店这样的没有强大势力支持的民办书店遭到重创。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反复倾诉这一点，无意识中透露了文化需要“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感悟[37]。

1941年，由中共南方工委接洽的苏北之行是邹韬奋第一次亲身体验中共根据地的生活。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国民政府，民主政治的热情使之急切地去观察、体验根据地的生活。邹韬奋在苏北的短短几个月里非常活跃[38]。毫无保留地认可中共治下的生活，也终于认定共产党将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邹韬奋完全认同中共的同时，生活书店也开始部分地转移到根据地，同去的还有读书和新知两家出版机构，这三家在延安和太行联合开设了华北书店。去根据地开店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机构为抵抗国民政府重击的选择之一，除中共边区外，他们在贵阳、皖南、柳州、桂林、曲江、重庆、香港也都设立了类似的联合机构[39]。周恩来的“统战”运作促成三家书店到根据地开店，但中共并没有很快地把华北书店并入体制。1941、1942年延安的华北书店基本沿用原班人马[40]。直到1943年，伴随着“整风”运动，系统收编书店的工作才开始进行。书店经理柳湜被调到边区教育厅任厅长，发行部主任杜国均被调到绥德印刷厂当厂长。随后，华北书店被正式划给西北局宣传部。华北书店被并入体制后，似乎还保有一定的出版权力，但从出书类型上看，主要是与边区政府机关合作，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文艺类书籍，很少涉及党政内容，也少有自己独立组织的编著出版。1943年“整风”进入高潮，华北书店在此期间被完全收编。首先是华北书店和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的领导层互换，两年后，华北书店与边区新华书店的人员、财产全部合并，统一管理。至此，华北书店完全融入中共系统。[41]

事实上，华北书店的初期形象有“统战”的性质。毛泽东似乎倾向将这些人看作救国会系统，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进入边区政府而非党的系统。[42]变化发生在“整风”期间，这场思想与组织的重组运动改变了华北书店的性质。1943年的合并给新华书店的出版宣传能力带来重大改变。在此过程中，华北书店逐渐成为一个单一的发行部门，不再有生活书店编审出版一体的权力。经过中共的重新分配，华北书店的干部逐步被分散到的不同单位，改变了保留着共同体特征的华北书店。1945年后，新华书店几乎没有一个原华北书店的干部了，他们离开延安去了不同的解放区，成为中共整体制度中的干部，而不是拥有相同历史与经验的书店共同体中的一员。

结语

体制化问题更大的背景，是政党形式的组织观念与实践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青年到抗战干部，这个过程伴随着政党组织对社会和个人影响的不断扩大。组织在战时的扩张是一种积极、正面的行动，是不同阶层、职业群体为获得力量做出的有效尝试。我们熟悉福柯的权力、技术理论带来的阐释空间，比如组织话语如何规训个体与团体。若以此视角来看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也许会认为这是书店主体性失落、逐渐服从于政治特别是中共政治的时期。但在本文的讨论里，我想强调生活书店作为历史主体，它主动选择共产党式的组织来使自身变得进步和有力量，书店在这方面的种种努力，帮助它在战争中支撑起庞大的实体机构，也为其注入左倾的、带有极强意志的精神。

多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生活书店倾向中国共产党。干部和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与实践，它们共同造就一类有很强集体性质的团体与个人。生活书店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并以这样的方式自治。唯物论、辩证法等理论知识在出版领域的流行，加深了生活书店对中共的认同，并促成书店和中共的广泛交往。1938年至1941年之间，生活书店的组织实践是选择更有效力的制度保证文化机构主体性的尝试。如果我们用长时段的眼光来看20世纪中共与文化关系中的体制化问题，这是当中重要的一环，是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一种主动的制度性过渡，而其部分逻辑或许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制度中。

（注释请参考原刊《文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