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樊骏老师的去世，使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任凭我们多么苦楚地哀悼他的离世，多么迫切的希冀仍然能够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再也不会为我们这些哀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但作为樊老师的同辈、朋友、学生、后辈仍然陆续撰写了若干纪念文字，“或计述其为人，表彰其精神，或评价其学术贡献、思考他开启的问题”。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无疑是我们观察樊老师去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引起的一切心理反映的重要参考文献，无疑是我们分析和总结樊骏老师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最佳时机。

不同的人读樊骏其人其书，对他的性格和学术贡献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樊骏是“鲁迅的真正传人”（赵园），是现代文学界的有权威的“学术发言人”（范伯群），是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陈平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之魂”（王富仁），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神”（解志熙），是“新时期老舍研究的领军人）（吴小美），永远是“无法复制也是不可企及的”（孙玉石），他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带来“品格精魂”（吴福辉）。我想正是因为樊骏式的学者的不可复制，稀缺，才会让众多学者在樊骏去世后期盼“樊骏式的接班人”（范伯群），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樊骏的去世“告别一个时代”（陈平原），是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温儒敏）。

正因为樊骏在众人的心里分量如此之重，所以他的离去必然带给每个人无法承受之痛。但我们在悲痛的同时，也会因他的去世，带来种种思考，我想这思考才单纯的赞扬、怀念他，应该更为樊骏欢迎。当我读完全部纪念文字后，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一个问题，樊骏式学者果真消失匿迹了吗？樊骏去世，果真代表现代文学界已经告别了一个时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请大家读一读赵园和刘纳的若干纪念文字。赵园说，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刘纳说，对于这个专业的大多数硕士、博士和年轻教师来说，樊骏这名字“已很生疏”。她还说，“樊骏老师的知名度大致仅限于本学科范围，他本人也并不追求更大的格局。说到樊骏这个人的影响力，不妨推想多种可能性。他真实而切实地影响过一些人，这些人又会影响一些人。影响的角度和影响的强弱都不具可测量性。很可能，影响在传递过程中渐趋减弱，以致沉寂、消失；但也可能，随着影响的发散、流动、游移、变异，难以估料会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酵、生长、膨胀、增殖”。从她们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晓樊骏的影响力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大，当然现代文学界有没有王瑶、李何林、单演义、任访秋、唐弢、许志英、叶子铭、支克坚、陆耀东、樊骏这些学者，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风气，学术氛围是大不一样的，这也是无疑的。樊骏真实而切实地影响过一些人，但影响到什么程度，樊骏的认真，坚守，持重，这些学术品格，在被影响者身上究竟传递了多少，这还是个未知数。

樊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但他是与钱谷融、严家炎、王信等第二代学者一起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传统的。我们往往称赞严家炎的“严”上还要加“严”（洪子诚），樊骏的认真，人如其名，合称“严峻的考验”，但往往我们忘记了《文学评论》原资深编辑王信。友人们在怀念樊骏时几乎都提到樊骏倡导大家直呼其名，王信也依然如此。樊骏的认真达到了苛刻的程度，王信何尝不是如此。笔者手头保存有王信写给同事兼好友樊骏的一封信的复印件，照录如下：

樊骏：

《论罗淑》一文我读过了，很觉得不算精彩，如再说得直接点，太缺少新鲜感了。也许研究对象本身的可发掘之处，只能如此，虽然文章的意图并不只是为了论一个家，但就发现的“若干轨迹”，也不能算很有新意。当然有一点意思还不错，即批评那种以政治概念如“主流”“同盟军”“主力军”的思维方法。若是作为短文写，以罗淑（及别人）作为例子，读起来可能较有意思。

我想，这篇文章就给别的刊物吧。

王信 7月29日

查笔者编订的《樊骏著作年表》知，《论罗淑——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若干轨迹》是樊骏应作家罗淑的女儿马小弥的邀请，于1983年10月至1987年7月数次修改写成的论述罗淑的长篇论文，后来发表在《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

别说是樊骏这样好友的稿子不合适不发，即使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身居要职的领导，如果文章质量达不到《文学评论》发表的标准，他也还是依然会断然拒绝。但哪怕是无名之辈，倘若文章有新锐见解，他也总是想方设法让它出现在《文学评论》上。难怪许子东称王信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幕后英雄”，正如王晓明在自己的《学术小传》中所说的，“王信和编辑部里的同道们，却自削门槛、俯身援手，以充沛的敏感和善意，引年轻人的思想活水进版面，更以杂志的权威替学术新潮擂大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钱理群、吴福辉、黄子平、陈平原、王富仁、赵园、刘纳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平台，作为编辑的王信等人一直是在从事幕后推手工作。尽管学术编辑自身不写文章，但他完全可以通过学术刊物，通过发掘学术新人，加快学术研究的进程。当然王信也并非绝不写文章，只是文章发表时绝大多数用的是笔名，不为大多数人人所知而已。季红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写过《君子坦荡荡——王信印象》，称“王信为人诚信恰如其名”，的确如此，他虽一直默默无闻，但他心里对学术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谁也瞒不过他的“火眼金睛”。王信从《文学评论》退下来后，还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委会工作，义务为丛刊做校对工作。

让笔者这一生无法忘记的深刻记忆是，2007年近八十岁的王信老师怕我行李太多，亲自去火车站去接我，只怪我自己马虎，手机关机，直到王信、樊骏老师楼下，才得知王信老师去火车站接我但未接着，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歉疚和感激之情。还有一次是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查阅旧报刊，王信老师怕我迷路，他就以去那附近买点心为由陪我转公交车，尽管我戳穿了他的“把戏”，可他依然是故我，直到看到我换乘上了车才离去。要知道，我当时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健壮小伙子，而他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何况我们还只是刚认识。

其实樊骏式的学者，除了王信，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北大的高远东，算是鲁迅研究界的“老人”，学问很扎实，文章不多但篇篇可谓精品，但就是拒绝出书，最终在师友的“威逼胁迫”下只得不情愿地出了《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还说“总觉得不如仍旧把它抹杀为好”。记得我去北大找高远东谈樊骏时，谈着谈就眼里就有了泪花，从这些点点滴滴中都可以看出高与樊治学的态度都是认真的，高度严谨的。八十多岁依然在为现代通俗文学著书立说的范伯群，不断提出对现代文学研究新设想的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历史的见证者吴福辉、把每一篇序言都当做正式长篇论文来写的王富仁、孜孜于史料钩沉挖掘的陈子善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与樊骏一样的治学严谨、始终关注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大局的治学特点。

综合以上种种，我并不认为樊骏老师的去世，是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只能说樊骏式的学者在中国学术界（更确切地说在现代文学界）并非主流，这样的学者还太少太少，甚至在不断地边缘化而已。如今的大部分学者在学术体制内拼命地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学术会议上，成了项目教授、驻会学者，在如此的学术环境中，呼唤樊骏式学者的接班人，当不无意义吧。樊骏走了，但愿他的精神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