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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佚信与“真假唐叔明”

来源:文学报 | 金传胜  2018年01月09日11:08

田汉

1929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姚苏凤主编的《社会闲话》栏目下刊登了一则《真假唐叔明女士 田汉先生的来信:“唐女士不是梅畹华”——附苏凤的答覆》,其中揭载了戏剧家田汉先生致编辑姚苏凤的一封来函。经查,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汉全集》第20卷《书信·日记·难中自述》中并未收录此信,所以应是田汉的一通佚简。全函如下所示:

编辑先生:

今日《社会闲话》中发现了一篇唐叔明女士致姚苏凤先生的信,看那口气不像是唐女士的,询之唐女士果然不晓得。这代替她写这信人不知道是什么人。要知此举或是出诸爱重唐女士,但唐女士不是梅畹华,她有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她自己有能力把它发表,用不着别人替她代劳,唐女士甚为愤慨,我也颇不谓然。因为他们实在还不过是些初出巢的小鸟,毛羽未丰,岂能高飞,我们只能慢慢地观其成长,初不必以浮名误之。我们的运动去成功尚辽远之至,所望于社会者与其为情的爱抚不如为理的判断也。匆此缄求更正,并请将原缄登出为感。顺候撰安。(田汉)

其后,编辑姚苏凤复以“苏凤按”的形式刊发了他对于田汉来信的答复:

苏凤按:

事实□(按:此字难以辨识)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那天我接到一封唐叔明女士的信,我又那里会料想得到这封信不是唐女士自己所写?何况这信中又显现出一个努力于剧运者的口吻,正和我理想中的唐女士一样;于是我当然发刊出来了!而孰知昨天又忽然接到田汉先生上面的这封信,真使我疑奇交并!前一封信,现在证明不是唐女士所写的了;但是那一位好事者冒了唐女士的名寄来这一封信,又有什么用意呢?我真不明了!……本来我想把那封唐女士的信寄给田先生一看,但格于报馆方面的编辑规程,不能够了!不过,我对于这一出剧,始终不能明白南国社里何以竟会有两个唐叔明女士罢了!我想,或者是南国社的同志为拥护唐女士而故弄玄虚吧!甚矣,编辑之难做也!做了傀儡,还要受人责备。(同时,左明先生也有一封信来,恕不另答。)

笔者继续查阅此前的《民国日报》,果然在1月8日该报《社会闲话》栏目下,找到了一则《新的剧艺界中一个好女孩子的来信·唐叔明女士落下泪来·“常常给你们笑或者哭吧!”》,正是姚苏凤上文所说的以唐叔明女士名义写给他的一封书信,节选如下:

苏凤先生:

在闲话中,时常能读到你流利而快意的文字,正像我们表演戏剧般在你的笔尖下表现出社会间的种种;又承你在我们这次公演之后,给我们刊了一纸特刊,说尽了赞美我夸奖我鼓励我的话,我是过分地喜欢,过分地惭愧,而终于落下泪来!

……

又承蒙小丽先生赏赐我一个“东方曼丽璧克馥”的美名,但是我那里敢当呢?不过,这一个名字,好像已给我占据了!我也着实可以自傲;在南国社内外,认识我的人都这样称我了。我想,我虽然不及她,但她是常常能把真挚的表演使她的观众笑或者哭的,我也很想常常给你们笑或者哭呀!

……

(唐叔明上)

唐叔明又名唐淑明,1912年生于苏州,长于北京,是民国时期知名话剧演员。她的名字,经常与田汉的“南国社”联系在一起。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共同创办《南国半月刊》。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等发起南国电影剧社,从事电影制作。1927年秋,田汉入上海艺术大学(以下简称“艺大”)担任文科主任,后任校长。在艺大执教期间,田汉特创戏剧科,在此发现与培植了许多具有演剧天才的学生,其中便包括唐叔明。1927年12月17日至23日,在田汉的主持下,艺大师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艺术鱼龙会”的小剧场戏剧活动。这次演出,主要剧目有田汉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创作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江村小景》《生之意志》《古潭的声音》,以及欧阳予倩编导的京剧《潘金莲》等。谓之“鱼龙会”,既是取“鱼龙漫衍”之古意,指剧目兼容并包,杂如百戏,又是因为参加演出者不仅有知名演员欧阳予倩、周信芳、唐槐秋、顾梦鹤等,还包括陈凝秋(塞克)、左明、陈征鸿(陈白尘)、唐叔明等正在艺大就读的青年学生,形成“龙引鱼跃”的强大阵容与精彩局面。其中,唐叔明在《父归》中扮演女儿,在《苏州夜话》中饰演卖花女,由此在剧坛崭露头角,时人称之“南国小妹妹”。

由于鱼龙会的初步成就,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等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并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从事文学、绘画、戏剧、电影、音乐、出版等文艺活动。王易庵在《记田汉》一文中记述:“艺术大学结束以后,田汉又再接再厉地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自己主持文学系,而聘徐悲鸿担任西画,欧阳予倩担任戏剧,办事人则全由艺术大学跟来的学生充任,其中以陈凝秋,陈明中,陈征鸿,及唐淑明女士等最为出力。”说明唐叔明对南国艺术学院出力甚多。

1928年12月19日至23日,南国社借上海梨园公所小剧场,举行第一次在沪公演。剧目除鱼龙会的最佳剧目外,还增排了《湖上的悲剧》《迷娘》等戏。由于演员不够,唐叔明连番登台,既继续出演《苏州夜话》中的卖花女,又在《湖上的悲剧》里扮诗人杨梦梅之弟,在《名优之死》中演萧郁兰。尤其是卖花女一角,展示了唐叔明出众的艺术才华,赢得了观众与文艺界的认可,令她誉满江南。一些评论者曾赠其“东方曼丽璧克馥”(按:曼丽璧克馥系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英文名Mary Pickford,现译作玛丽·碧克馥)的美名。田汉先生在名文《我们自己的批判》中特意描述了唐的出色表演:“我细细看了《苏州夜话》。……这是一幕悲喜剧,唐淑明女士的卖花女得到大大的成功。她的表演的细腻,深刻,自然都使人觉得不是在那里看戏,是实在的事情。观众受到的感触实在是不小。我亲眼看见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在随着唐女士悲史的叙述擦眼泪呢。”

通过《民国日报》的三则文字及上文的史实梳理,我们大致可以还原“真假唐叔明”事件的本末:南国社1928年12月的沪上公演刚刚拉下帷幕,正当唐叔明女士声名鹊起之际,《民国日报》的编辑姚苏凤意外收到一封署名唐叔明的来信。由于信中“显现出一个努力于剧运者的口吻”,为了表示支持,亦为增光版面起见,姚将此信发表于1929年1月8日的《社会闲话》。田汉从报端读到这封书信,感觉口气不像是唐叔明的,于是询之唐女士,唐果不知情。唐叔明对于自己无端被别人冒名与“代言”甚为愤慨。田汉也认为“唐女士不是梅畹华,她有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她自己有能力把它发表,用不着别人替她代劳”,即使“此举或是出诸爱重唐女士”,依然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与社会澄清事实。于是,田汉当天(即1月8日)即给姚苏凤写了一封请求更正的信函。姚于翌日接到此信,展读后不免感到“疑奇交并”。他立即将田汉的来信刊发于1月10日的《社会闲话》,并附上了自己的答复。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冒名寄来此信,冒名者的用意究竟何在。“而且这封信又没有诬蔑,或者侮辱唐女士的地方”,所以他对于田汉信中所说的“唐女士甚为愤慨”,也表示不能理解,只能“甚为惊奇”了。最后,姚苏凤感叹“编辑之难做”,为自己受到责备而抱屈不迭。

显然,从姚苏凤的语气来看,对于这次“乌龙事件”,作为编辑的他几乎没有表达歉愧之意,而是大喊委曲,一直申说事情的蹊跷之处与不合情理,替自己作辩解,甚至怀疑可能是“南国社的同志为拥护唐女士而故弄玄虚”。平心而论,姚苏凤的申辩确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其最后的“终场一击”则又显冒失。不过,姚氏对于南国社的基本态度还是支持的,他在编辑《民国日报》副刊时,曾推出南国社特刊,并屡屡编发评论文章,如1928年12月20日署名小丽的《不断地干吧!》一文。

抛开这一“真假唐叔明”事件的真相以及各方的责任不谈,通过田汉的这封佚信,我们可以看出田汉在领导南国戏剧运动中的苦心孤诣。当时田汉正拟率领南国社成员赴南京作旅行公演,为了不影响原定计划,田汉自然不希望事态升级。虽是唐叔明个人的麻烦,实际上关系着整个南国社的声誉与命运,故而作为主持者的田汉出面摆平,以正视听,可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亦可见田汉对于学生辈的唐叔明关怀有加。唐女士的名义被别人冒用,本来似应由唐本人更正澄清,何况她“甚为愤慨”。但田汉出于呵护学生的考虑,利用自己“电影戏剧界巨子”的社会名声与影响力,亲自出马,驰书报馆。在信中,他更是明确呼吁公众应理性对待这些初出茅庐的南国社的青年演员们:“因为他们实在还不过是些初出巢的小鸟,毛羽未丰,岂能高飞,我们只能慢慢地观其成长,初不必以浮名误之。我们的运动去成功尚辽远之至,所望于社会者与其为情的爱抚不如为理的判断也。”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深感喟于田汉希望学生们勤勉务实、轻视浮名、戒绝虚荣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