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人们关于未来文学的诸多想象中，最简洁明了、直入人心的或许莫过于歌德的那句话：“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伴随着欧洲人心灵中波澜壮阔的文学自觉和历史自觉，“世界文学”的理念，在那一时期固然体现出对人类文化公共性的展望和一个新时代的自我规划，但若以历史意识的视角观之，它与古典传统、与 “民族文学”蓬勃初兴的浪漫主义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恰恰值得我们再加述说。

歌德的同代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过，“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的若有所感，都在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以一种含混粗糙但却坚若磐石的方式，把 “现时”理解为通往某种尚不明确的未来的出发点或过渡。这就意味着，19世纪的“现代”已经完全不同于单纯、宁静地持有伟大古典文化的传统社会。当“未知的东西”主宰了世界，这个时代就开始以革命和创新为己任，并为创造的脉搏所驱动。

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真正的新意正在于它最终解除了文学艺术对古典的价值依附。要知道，在此之前，即使经过文艺复兴以降的文化洗礼，欧洲人对传统价值的体认在总体上仍未脱出古人之窠臼。但到18、19世纪之交，从德国到法国，从施莱格尔兄弟到斯塔尔夫人，审美标准逐渐从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精神性的概念，演变为一个相对的、时间性的、身体性的范畴。在司汤达那里，新生的“浪漫主义”一语已经意味着文学的当下性：“浪漫主义即向人民提供符合当前的风俗与信仰并能够让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欢乐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更有甚者，在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里，美变得不仅是时间性的，也是个体性的。波德莱尔声称“有多少种美，就有多少惯常的追寻幸福的方式”，这预示着现代诗人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自我表达，从中提炼“现代的美”。

然而，浪漫主义在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方向上的推进，并不意味着现代文学从此仅仅是个体取向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文学已被部分地回收到“国别文学（民族文学）”这一超个体的框架之中。早在德国浪漫派的先驱如赫尔德等人那里，文学已经明确地与一个民族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此后，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又在实证科学的层面确认了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相对于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的差异和独特。在作为欧洲共同文化遗产的古典文明的光耀之下，这种差异或许是无意义的，但如今在新一代欧洲人的眼中，它决不能被视作现代文明多余的负担，恰恰相反，差异正是值得现代文学去倾力守望、看护的东西。于是，当古典传统逐渐退隐之时，重整山河的使命就落到了“民族文学”的头上：唯有文学才能推动民族的、世俗的语言的成熟和精纯，通过普遍的、世俗的教育成为连接一切有教养的国民的共同文化纽带。

那么，身处个体的文学和民族的文学日益勃兴的时代，“世界文学”所为何来？“法国文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斯塔尔夫人所著《论德意志》一书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惑。斯塔尔夫人写道，“古代的文学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移植过来的文学，浪漫的或骑士的文学才源自我们的本土”，因此“拟古的诗无论有多么完美，都很难受到大众的欢迎，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们毫无民族的气息可言”。在古典和现代两种文学的断裂中寻求法兰西文学的合法性和“现代性”。然而正如书名昭示的那样，她立刻谈到了法国人的邻居：“有些法国批评家断言日耳曼人的文学还处在艺术的童蒙时期，这样的见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日耳曼人的诗则是美术的基督教时代，它利用我们个人的印象来触动我们，激荡起这种诗歌的天才总能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仿佛那一切幽灵中最强大、最勾人心魄的一个，将我们的生命召回。”

就在这跨越莱茵河两岸的深情注目中，《论德意志》和歌德的视野交融了。现代法国文学在它获得自我意识的最初时刻已经告诉我们，它片刻也不能被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就像浪漫派表面上急切地渴望割断与“异教的古代”的联系，却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古典传统这一固有之血脉一样，即便波德莱尔也不忘提醒我们“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现在，浪漫派将目光同时投向自身和同时代的“他者”。德国文学为法国文学提供了正反两面的镜像：一方面，作为“北方”即忧郁、感伤的日耳曼文学的代表，它反衬、定义了法国文学在欧洲当代文学地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德意志文学对自身历史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担当和发掘，以及它对英、法、意大利等民族文学持久的借鉴（歌德和席勒正是最了不起的代表），又从正面引领、激发着法国人自我塑造的想象力。更进一步看，斯塔尔夫人对德国文学的生命力的赞颂，终究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对意大利文学，或者启蒙时代他们对英国哲学和文学的崇仰之心，而是在赞颂背后，又隐含着对边缘的、相对弱小的“他者”的关注、宽容和尊重，隐含着对自身的相对性和边界感的把握。正是在这最后一层意义上，作为后世中欧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米兰·昆德拉被“世界文学”中所蕴含的多元化精神深深感动。

壮阔的浪漫主义时代构成了广阔的舞台，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者、往昔的传统和生成中的现时，正在其上交互沟通，它们共同目睹了“世界文学”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歌德设想的是一种天下大同的理想之境，是在确认个体感性、民族传统之后对它们的再度超越，是现代人向古希腊公共领域观念的无限复归。因此，与他的预言相反，“世界文学的时代”其实并不会真正到来，它不是、也不应该是某种凝定的、既有的状态，更不能成为任何现实的文学史的分期，因为任何业已实现的历史都是对“世界文学”的潜力的一种限制。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理解可能也符合歌德自传之名“诗与真”的本义：捕捉最瑰丽乃至最缥缈的理想，用形象给予它公共的展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