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民国五年阴历六月二十六日（1916年7月25日），在北京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后改名民康胡同）诞生了一个女孩。婴儿的哭声一出，等在外面的父亲就在门框上钉下了一颗钉子，而女婴的乳名也就此定下来——定子！这家人的前三个孩子都夭折了，而定子来到了这个家里，真的又带来了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这是外婆讲给母亲的，我正好在旁边，妈妈当时脱口而出：“没想到爸爸还那么迷信。”外公（郁华，著名爱国法官、法学家）是留学过东洋的法官，确实不该这么迷信。可他骨子里还是个文人，能作画，能赋诗，与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也有往来，虽属于“有行”文人一类，但钉钉子这种无伤大雅的事亦可偶然“无行”一下。

郁风

阴差阳错变郁风

外婆讲，我妈妈性子很倔，犯了错，罚站、罚关小黑屋，她就是不告饶。外婆也很倔，不告饶就别吃饭！没饭吃？妈妈有办法，让弟弟、妹妹偷点儿吃的送过来。但最终妥协的还是妈妈。

据说，妈妈小学时是个不安分的学生，好动，但她一直扬言自己小学的时候数学特好，还跳级（她1921年入小学，1926年毕业，五年时间）。小学毕业后，并未马上上中学，而是在家画画，学女红。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她后来从事服装设计的基础？

在家学女红的两年，妈妈真没白过。妈妈后来这样描写那段时间：

三叔（郁达夫）家虽然搬到什刹海，但是我家西厢房地上仍然堆满他存放的书，大批的是创造社运来北京销行的新书。他走后有好长时间我还爱一个人钻进那间没人住的西屋看书看个饱。记得有达夫的《沉沦》《茑萝集》，有郭沫若的《女神》、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张资平的什么书。

妈妈的记忆向来不好。其实，她在那里读过的书绝对不止这几种，因为，妈妈还“记得母亲找了木匠量好他房间的尺寸，替他定做了六个大书架，分成许多层搁板，上了黑色油漆，贴墙立起来，将近有顶棚那么高……直到达夫从上海移家杭州，而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移居上海时，才又把三叔的两三万册书装箱运到杭州去。”

郁风（后排左三）少女时期的全家福

两年的女红、读书、画画时光，对我母亲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28年，妈妈进入了北平师范大学女子中学。两个月后，她将原来的学名“郁淑民”改为“郁振民”（很有五四气息的名字），后来考入刚组建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预科，从此走上了美术之路。但是考进预科后发现，她的名字变成了“郁风”，于是将错就错，一用到底。再说点迷信话，妈妈真的命中注定是像风一样的人。她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里就刮来刮去，学西画的她，还选修了音乐系的发声课，跑到戏剧系蹭听表演课，以至时常充当临时演员，后来还加入了“北美剧社”（著名导演凌子风也是该剧社成员），参加了“左联”分支机构北平剧联组织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这时，妈妈已经能读川端康成、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卢那察尔斯基乃至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1933年9月，外公调到江苏高级法院，举家迁往上海。妈妈未能完成在北京的学业，只取得了专科文凭。但她依然执着于艺术，找到上海新亚学艺传习所继续学习，许幸之、黄新波、郑君里、赵丹等师友就是在这时相识的。后来，又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潘玉良的画室插班学习。

难忘当年三八节

2006年10月应永玉叔叔邀请到湘西凤凰一游时，妈妈就对梅溪阿姨说：这次我怕是真的过不去了。这是他们的女儿黑妮告诉我的。其实妈妈在5月就意识到了——“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就是：我会早于他（指我父亲黄苗子）离开这个世界！”

2007年3月8日，我到医院去看妈妈。她清楚地知道那天是三八妇女节，她沙哑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1936年3月8日……上海妇女……大游行，我是……总指挥！”很自豪，很激情，而且说了几次。在生命的最后日子，她不断提起71年前的这件事。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3月8日（1936年）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为了抵制国民党政府压制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而颁布的《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会同全市各妇女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大礼堂召开纪念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何香凝、史良等数百人参加，会后举行有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

1937年初，青年妇女俱乐部成员到车站欢迎赴北方抗日前线慰问的代表们返沪。 从左至右：吴佩兰、陈波儿、寄洪、郁风

作为总指挥的妈妈清楚地知道，当时她只是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成员，是多位组织者中的一个，选择她做总指挥或者叫总领队，是因为她还未被特务“关照”（事实上，沈醉先生在一次会议曾当面对我父亲说过：“我差一点就对不起你的夫人了，那时我奉命到浦东抓她，幸亏错过班轮，我们到的时候人走了，后来这事上面就不了了之了。”），自己的父亲又是法官，从而保护中共地下党组织。

但是，这对妈妈来说，是影响她一生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公在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任职，他正准备收拾案卷返回北平，忽闻日本军部通知他有“要职委派”，外公连夜只身逃到皇姑屯，与农民换装，再乘小船逃走，那年的中秋外公是在小船上过的。从事件发生，到外公逃回北平，作为长女，妈妈一直陪着外婆等着消息的焦急，外公对国土沦陷的沮丧、悲愤，妈妈一直记得很清楚。这个不安分多愁善感的少女，从这时起走上街头，以表达作为中国人对侵略者和不抵抗的愤怒（其实也是无奈）。

上海和南京，妈妈结识了很多有才华朋友，很多都是左翼文化界人士，包括当时的立法委员王昆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对于不安分、渴望独立的妈妈来说，这些人给她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北平的愤怒和无奈，在这里变成了希望。被任命为总领队，则是妈妈融入到为祖国自由独立、为普罗大众翻身行列的里程碑，一生义无反顾！妈妈的一生可能有很多选择，不知是对还是错，她也有后悔的时候，唯独爱国爱民，无怨无悔！

“好凭血债索辽东”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外公已经为妈妈办好了手续，买好了船票，送她到法国继续艺术学习，妈妈为此还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法语学习。但是，卢沟桥的枪声结束她的赴法之行，她断然决定留下来参加抗战！当11月她要随《救亡日报》迁往广州时，外婆送了她这样两句诗：“瓢泊从此始，怜尔已无家。”

对那段时光的回忆，对妈妈来说，最深的就是日寇对广州平民的轰炸，我不知多少次在各种场合听到她讲轰炸后的惨景，惨到我不愿意在这里再重复。即使如此，她依然不顾一切地忙碌着，出报是本职，采访过叶剑英、叶挺；还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华南漫画救亡协会”她是干事，参与漫画刊物的组稿、编辑，组织街头漫画展览，还画了大量的宣传画、漫画；还参加演剧，而且是用粤语表演；后来受派到第四战区负责战地美术宣传，不仅是写写画画，还要到前线采访、慰问，必要时参与抢救转移伤员，广州失守，撤退到粤北。然后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受命撤离四战区，赴香港向廖承志同志报到……

郁风自画像

1939年11月23日，外公被日伪76号机关的特务暗杀在善钟路家门口前。外婆跟我说过：“我先听到一片爆竹声，跟炒豆似的，跟着黄包车夫跑上来说‘不好了，快去看看吧……’我到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你外公正从座位上往下溜，我和车夫两个人都扶不住。外公什么话也没说，当时就不行了。”被暗杀的原因是因为外公作为法官，不顾威胁，对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凶手处以极刑。

1940年3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等十余个社会团体，为外公举办了追悼会，会场上最显眼的就是三外公郁达夫的挽联：

天壤薄王朗，节见时穷，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夜雨，好凭血债索辽东

谁能料，五年后，郁达夫自己也在海外，为反法西斯捐躯。

香港沦陷，妈妈辗转到桂林，参与策划了“香港的受难”画展，又因被特务“关照”，转移到了重庆……期间，继续画画、写文章，还开办过咖啡馆，为《柔密欧与幽丽叶》做服装设计，随徐悲鸿先生到青城山写生……依然像风一样刮来刮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离开香港的小船被日本兵截住，而一个女演员又化妆出了问题，日本军官的指挥刀都出鞘的时候，妈妈都没有丝毫的畏惧！最终夏衍先生以流利的日语和商人身份，躲过此劫。

应该是在三外公牺牲不久，田汉到中苏文化协会后，到了当时父母在重庆的家，当场为母亲写下这样一首诗：

挨打挨饥一笑中，街头多少可怜虫。父仇叔怨深如海，百炼千锤见郁风！

“但她活得很精彩”

正是这种爱国爱民，使父母毫不犹豫地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在新中国，妈妈自然更是要刮来刮去，我满月后的一个多月，她就出差了，1959年，我得小儿麻痹出医院不久，妈妈因为要筹备全国少数民族展览会而出差，于是把我送到上海外婆家住了8个月……从1950年代起，妈妈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什么需要就干什么了，而是集中精力做美术工作。

妈妈风风火火地工作着，但与以前的风风火火有了许多不同。当年或许有过情绪波动，或者有过不理解，但是从来没有过困惑、犹疑，而是勇往直前。而这时常常会困惑、犹疑，丈夫、朋友“响应号召”后却成了右派；自己和朋友认为的好想法被认为是错误，如办同人刊物；特别是“文革”，解放前的革命历史被一风吹也罢了，怎么就变成了反革命了呢？当然，她更想不到的是还进了监狱，是拜当年的朋友蓝苹所赐。

郁风黄苗子夫妇

1975年4月10日，妈妈出狱了，当天，我带她到复兴医院去看爸爸。他虽同时释放，但因做前列腺手术，还需住院。我陪老俩口散步，他们兴奋地交谈着，其中有两句对话，当时让我觉得哭笑不得，现在想起来却很沉痛——“你说我们这算是什么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了！”然而，一个多月后，得到的组织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又过了大约两年，则改为平反昭雪。

现在时髦词叫“纠结”，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许多选择，当时很难做出对还是错的判断。但是，该做的事，妈妈一定是毫不犹豫地去做。法籍华裔画家赵无极，在给香山饭店作画时，遇到了一些不愉快，妈妈和她的一些朋友仗义执言，为其呼吁，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终于在美术馆为他举办了大型画展，且不顾反对写出评论文章。

妈妈平时很抠门：餐巾纸每人每次只能用半张；吃剩的饭菜，味道都不对了，她还不让倒掉；一些已经穿破的内衣，她舍不得处理，留着当补丁使……但是，凡看到受灾了，她都让我们打听钱物该送到哪里。整理妈妈遗物时，发现了一封朝阳医院的感谢信，感谢妈妈、爸爸为看不起病的人捐款10万元。父母在致医院的信中写到：为那些经济困难的人提供微薄的资助，但不要搞捐赠仪式，不要报道。

2007年4月12日，法国华裔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的夫人陆丙安女士从巴黎来北京，坚持要到医院看妈妈，当时妈妈处在昏迷状态，插着呼吸管。当从ICU出来，陆阿姨就靠在墙上哭了起来。她对我说：“你妈妈一生坎坷，但她活得很精彩……当年如果她能按照她爸爸的安排到法国学画，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了，艺术上还能有更大的成就。”我说：“那就不是她了，国难当前，她一定是要和朋友们共赴国难的。”陆阿姨说：“是啊，所以她才活得那么精彩！”

三天后，妈妈奔赴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