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为籍籍无名者作传
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她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毯》等。她的作品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等。其中，《岛上》由著名翻译家、莫言小说的译者陈安娜翻译为瑞典语出版。
70后作家任晓雯是生长在上海的一位女作家，她的新长篇《好人宋没用》用35万字的篇幅写了一位上海女人从1921年出生到1995年去世的故事，也是上海这座城市数十年的城市记忆，女主人公经历的种种大事件又是国家百年命运的映照。有人认为，这部厚重的长篇是继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宇澄的《繁花》之后又一部写上海的重要作品。
《书乡周刊》：最近有不少评论称70后一代的作家到了创作力最旺盛、作品趋于成熟的阶段，你怎么看？
任晓雯：70后作家已经步入中年，而小说恰恰是中年人的事业，它需要经验、自省、明确的方向感、对生活的洞悉。年轻时代热爱文艺是容易的，能够坚持认真写作到中年的人，一定会有更成熟、更令人期待的状态。但是我不敢说，这是“最旺盛”的阶段，对于后劲生猛的70后，一切或许还是刚刚开始。
《书乡周刊》：有人说70后作家“没有赶上文学爆炸的好时代，也没有成为文学市场的青春偶像”，在你看来写作和代际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任晓雯：写作实力与名利之间，没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等号。但仅仅以代际解释是不全面的，因为70后里面也红了一波身体写作呀。
《书乡周刊》：曹寇说70后一代是弱势的，是艰辛和寂寞的，你认同吗？
任晓雯：在这个社会上，任何没有权势后台的人，都是弱势和艰辛的。我觉得不必夸大写作者的苦，也不必强调70后的苦。
《书乡周刊》：同为70后作家的盛可以评价你“表面上是学院派，但在写作中却有很多不受束缚的东西”，你怎么看？学院派的出身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晓雯：说来惭愧，我觉得自己是个伪学院派。我在新闻学院待了七年，其实是彻头彻尾的新闻学门外汉。我经常逃课，在校园里瞎逛，基本处于散养状态。倘若要问我受过什么系统的专业训练，那是几乎没有的。在此我也感谢新闻学院老师的宽大，居然让我顺利毕业了。
《书乡周刊》：面对此已经成名的50后或者60后一代作家，70后作家在写作上是否无法超越他们？
任晓雯：写作是个终生事业。一辈子很长，慢慢写，慢慢看。
《书乡周刊》：新作《好人宋梅用》里你的文字精炼、简洁，长句子和复杂的表达不多，觉得干净老到，有股劲儿在里面，想知道你对于语言的修炼是怎么看的？
任晓雯：我小说里的文字，都是反复修改，耗时长久的。文字是个器皿，任何破漏都可能折损它里头承载的东西。所以要认真对待。
《书乡周刊》：《好人宋梅用》用了不小的篇幅写了新中国成立前战争时期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图景，你认为作品对那个时代生活的还原最大的难度是什么，你做了哪些努力（去还原）？
任晓雯：找材料最难。我为了写《好人宋没用》，前后买了一百多本参考书，查阅的电子书和网络资料就更多了。对日常生活图景的还原，是全方位的还原，服饰、物品、建筑、人物风貌、语言习惯等。我几乎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考证，但还是不能保证全然无暇。
《书乡周刊》：小说写了一个女人漫长的一生，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角色，从心理角度来讲对你来说哪一段写得更顺，哪些写得更有挑战？
任晓雯：在这部小说中，难度是均衡的，每个阶段都有它自己的难度。
《书乡周刊》：小说中女主人公身世悲惨、性格懦弱、遭遇也是可怜可悲，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就是特别“丧”，其实名字也在用“没用”来隐喻，这种“没用”所背后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任晓雯：中国人历来崇拜英雄，一将功成万骨枯。大量籍籍无名的人，就是底下那无人纪念的枯骨。他们被历史冲刷而过，湮灭了名字和痕迹。而我的工作，就是想把这样的人打捞起来。这是出于另一种价值观，即承认每个个体的宝贵、独特和意义感。
《书乡周刊》：如果拿宋梅用的一生经历的心态变化与自己相比，你认为自己的心态更接近哪个阶段？你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多大？
任晓雯：我心理上是个中老年人。早起早睡，深居简出，热爱养生保健话题。
《书乡周刊》：你对待“美女作家”这个称呼怎么看，外表会给你的写作带来一些影响吗？
任晓雯：“美女作家”是个已经被用滥的词，听着其实挺发怵的，但又不好反驳，因为人家多半是善意的。现在有句流行的话叫：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其实恭维话就是恭维话，摸摸良心想一想，自己走在路上有没有被星探发掘，靠颜值吃上一口饭？如果没有，那就认清现实，好好埋头奋斗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