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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来源:茅盾研究会 | 茅盾  2017年11月19日21:57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像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意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的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期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原载《人民文学》197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