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元济

王云五

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是因为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

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近代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约略说来，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或曰三种境界：一曰得利失义，以盗版拼凑、低级趣味为利薮、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二曰得义失利，有外部资金注入、党派或官府所办、只谋其义、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三曰义利兼得。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类型之中，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那些历史悠久、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多属第三种境界。近代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无一不属此类。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

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义利分途，以利辅义，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两类书都出，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赚钱，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得名，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出版社统筹兼顾，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起助推作用，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起带动作用。第二种是义利合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不消说，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也最为高超。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

商务初创时的业务，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翻印《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之类英语教材，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与《纲鉴易知录》等，志在谋利，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界，始于张元济加盟。编写新式教科书，为教育改革打基础；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为文化启蒙添新知，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就占54种。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在教科书编印方面，商务一度有些迟钝，让中华着一先鞭，但很快缓过神来，奋起直追，终于重坐头把交椅。到1924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占十之六七，中华占十之二三。民国时期，商务编辑出版的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以《万有文库》为代表大批知识读物，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众多刊物，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西方文化引进与普及、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都有重要价值，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947年，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胡适书信集》，第1101页。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1268页）

义利合一，名利双收，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总是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在于要达此境，必要条件至少有三：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时代意识；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从组稿编稿、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三是具有世界一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这三条，人才、制度、设备，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商务都具备了。这三条，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述及的。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敏锐的时代意识”问题。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持久、深刻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以农立国、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到振兴工商、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职业教育，从诗云子曰到声光化电，新知识、新事物、新职业，层出不穷。一句话，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样式、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是衡量出版人是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纵观商务成功之路，从张元济到王云五，高于庸常的地方，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

张元济是对时代特点极其敏感的人，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是自学英文。他先前走的是读书做官老路，相当顺利，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 28岁任刑部主事。但是，他不是到此为止，在仕途顺畅时，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质，即不安现状，自觉进行知识更新，从1896年开始学习英文，广读新的书刊，且拜了专门的英文老师。其时，虽然风气渐开，但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主动学习外语、研究西学者还是难得一见。张元济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那么多章京中，仅他一人能识英文。

二是弃政从文。戊戌政变以后，张元济毅然弃政从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一直坚守在文化阵地上。民国时期，政局动荡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规避政争，从短时期看似乎不辨是非，明哲保身，但从长时段看，恰恰是对政争本身的透彻理解。

继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更是一个对时代特点有深切感悟的人。他聪明过人，好学成性，知识渊博，自称“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但其旧学、新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连胡适都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他勇于创新，长于管理，主持馆务以后，借鉴国外出版社先进管理经验，建章立制，启用新人，使馆务大有起色。他策划的《万有文库》，一千七百多种，包括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以及工学、农学、商学、算学、医学、体育、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包罗万象，影响极大。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运思之巧妙，使用之便捷，堪称汉字检索史上的千古奇迹。他有句名言，“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所谓“激动潮流”，就是对时代变化、社会转型有敏锐的觉解，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的走向。

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从新编教科书，出版严译、林译西书，整理中华古籍，到《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都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国际、国内都有多部著作问世。有的侧重教科书编辑与出版，有的侧重古籍整理与研究，有的侧重企业管理与创新，有点侧重文化市场，有的侧重城市环境。

所谓现代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解释，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落实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则因其地理、历史、文化特点不同而呈现鲜明的地

方特性。世界各地现代化颇多相似，世界各地现代性则少有相同，理一而事殊，此之谓也。因此，讨论现代性，总离不开地方性。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在其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中，通过西书翻译、古籍整理、文学期刊、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四个方面，探讨商务印书馆所生产的近代知识，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商务印书馆业绩的主要板块，也是以往研究者重点论述的对象，该书的敏锐和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方面置于近代中国所处国际大环境下讨论，置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定语境中分析。这样，就将商务诸方面贡献，从事的陈述，上升到理的剖析，将企业的事功，放大为民族的应对。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经历了从器物、政制再到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蓝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一对矛盾运动，即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现代性与以公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性的相摩相荡；而在中国，这种现代性追求，除了表现为西方那样惯常的矛盾运动，还包孕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有反抗，这样，既学习西方，又企图反抗甚至消解西方的两面性，注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在价值指向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因为有此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商务在展开翻译、古籍、杂志、教科书诸项事功过程中，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既注意古今、中西、新旧之别，又努力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藩篱，纵览古今，涵摄中西，融通新旧，为当下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分析，涵泳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征之以翔实的史料，很有解释力。为了避免自己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特质的解释，与学术界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现代化”、“现代性”概念混为一谈，董丽敏别出心裁，单用“现代”一词，而不用“现代化”、“现代性”来指称，并对此专加论述，由此可见她对自己创见的珍视。这一审慎思索后的洞见，我们不妨简称为“董见”。

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追根溯源，他们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有些事，远看了似乎轮廓清晰，身在其中反而界限模糊，有如韩愈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谓中西、新旧、古今，在近代许多人那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沌一团。王国维有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 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 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 学无新旧也, 无中西也, 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 均不学之徒, 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365页）

在今人看来，这很有些后现代味道，但在秉持实践理性者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也是我在上面特别申述张、王等人转型意识的用意所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