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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学中的火车表现为叙事主角，追踪纵横交错的铁道地图的历史形成，勾画城乡分野、经济发展与物质文明的进程。同时分析由火车给人们带来的日常生活、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根据第一手资料与历史时序展开叙述，为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开启一扇饶有兴味的想象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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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进入小说，白话文运动悄悄进站。

1917年1月包天笑创刊《小说画报》，开始连载天虚我生的长篇小说《新酒痕》，共三十回，前五回写赵仁伯与儿子赵小仁从上海去杭州火车上的故事。包天笑宣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相宜。”同时《新青年》刊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2月又刊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开始提倡白话文，那是在理论上鼓吹，两人的文章仍用文言。

胡适为“文学改良”开出八条标准：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2卷5号）。《新酒痕》作者没读过胡适的文章，却与这八条不谋而合，使用的是地道白话。我们平时说创作先于批评，信然。

小说里赵氏父子乘的是沪杭列车，1910年七月初一《神州画报》的一幅图题为“沪杭通车”，加了个括弧，表明用“白话”解说：“从上海到杭州的铁路现在已完工了，六月二十八日为通车的日期。往来搭客非常之多，将来江浙公司的生意兴隆发达可以拿得稳的。”这个例子全然是巧合，但是为何把火车和白话搭上关系？火车便民，白话也是，让老百姓知道，替火车做广告，是生意经。

小说一开始：“大中华民国五年七月七日，即阴历六月初八日星期五，下午三点三十分的沪杭特别快车，将次开行的时候。”如此开场表明了这部白话小说的写实与当代特点，从清末谴责小说而来，却脱落了救亡高调而回到日常生活，在讽刺中开拓了“滑稽”手法，文学气息更为浓郁。赵仁伯是个小缙绅，在上海没混出名堂，要回老家杭州找份事做。旅程里他闹了不少笑话，先是为了几毛钱和售票员争论起来，而他的迂腐与小气更因为一个马桶而出尽洋相。也是舍不得多出几个铜板，搬运小工不肯给他托运藤箱和马桶。赵伯仁跟他儿子商量：

那少年穿着一件白纱长衫，外罩缎纱对襟马褂，头戴软胎草帽，足登白色帆布皮鞋，年纪约摸二十里外，生得十分俊秀。打量便是这老人的儿子。听说这话，因皱皱眉儿，看这两件东西，一件嫌重，一件嫌。老人手里已经有了洋伞、扇子、小提箧和一卷席子，料想拿不得许多，自己手里只得一枝香烟嘴儿，料想推诿不得，因道：“我提这藤箱罢。那个马桶，我想丢在这里罢。”老人道：“丢在这里，教谁送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拿什么用呢？”少年道：“杭州总有这个买，家里也有的用着，丢在这里，让人家拾去，也不值什么。”老人道：“你真说得写意，可知道这个马桶，我在宁波买来，花上两块钱呢。你替我拿了洋伞，我来提马桶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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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小气，小子阔气，对比中有讽刺。儿子是啃爹空心大少，老的要乘三等车，拗不过儿子才忍痛坐了二等车。时代变了，送走帝制，告别革命，人人嘴边挂着共和平权的灯笼，由是这一对父子呈现出一种新关系，家庭重心移向经济和体面，在日常的细枝末节中荡漾着微讽与反讽，人物也不那么善恶分明。

这部小说充满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作者天虚我生，即陈蝶仙，擅长言情小说，早年写过《红楼梦》一路的《泪珠缘》。1913年在《申报》上长篇连载《黄金祟》，当时青年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却不懂怎么谈恋爱，作者却对西洋接吻大加赞美：“天下至美且浓之味，殆无过于接吻。譬之醇酒，足以醉心，然而醇酒之味，不足与拟也。”（已故哈佛大学韩南教授十分喜欢《黄金祟》，称之为自传体浪漫爱情小说，且把它翻译成英文。）他与王钝根搭档编辑《游戏杂志》和《礼拜六》周刊，创作了大量诗文、小说、弹词，还会谱曲。不仅如此，民国初年最早推出“家庭”话题的也要数陈蝶仙，他在主编《申报·自由谈》副刊期间，特辟“家庭”栏目，后来汇编成《家庭常识》八册，如怎么洗西装、制肥皂、修足球等，堪说是现代生活的万宝全书。另外他也把法院判决案例汇编成书，推广法律知识。1918 年他转向实业，创办“家庭工业社”，以制造“无敌牌”牙粉名闻遐迩。《新酒痕》是陈蝶仙离开文坛之前难得的白话小说之一。

火车开动，出站进站，人上人落，一路上赵氏父子招呼老友，认识新知，好不闹热，各色人物一一登场。火车车厢成了个镜像舞台，宛然映现出民国以来政坛风云、社会百态。清末以来文学里出现不少新的公共空间，就上海而言，如学堂、茶馆、酒楼、戏院、味莼园、长三堂子、跑马场，随着十里洋场的延拓，又出现影戏院、游戏场、夜花园、交际场，而在天虚我生笔下迎来了一个火车车厢空间，值得文学史家为之剪彩。

正如小说描写：“汽机开足了，一往无前，奔马似的奔着，轮子响得和潮水一般。”车厢人生在运动中前进，短暂的旅程，向目的地奔驰，给一程一程的时间切断，带着速度和危险。旅客朝四面八方散去，又从四面八方聚拢，有机运也有晦气；行色匆匆，没有听戏品茶的悠闲，有的是算计的人生。不像前面头等车厢里的达官贵胄，也不像后面三等车厢里的平头百姓，二等车厢是个碌碌中庸的空间，最富世故的热情、精心的企划、无声的歌哭，在社会阶梯上属于最具经济活动力的一族，上攀下滑，充满挣扎和嘘唏。在作者的出色白描中，车厢里的众生相犹如一幅群丑图，人物描写上介乎类型化和典型化之间，对这二等车的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不能大奸大恶，又不甘下流，却不免伪装和体面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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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蝶仙这么冷嘲热讽，有他的道德关怀，然而进入民国已无“道”可卫，更多的是无奈和困惑。像许多南社社员一样，以为推倒了帝制，中国便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不料来了个袁世凯，比起前清手段更毒辣，社会更黑暗。因此在陈的笔下，个个穿着“共和”的漂亮衣装，却图谋私利，洋相百出。就在《新酒痕》发表前数月，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不意激起“揭黑”浪潮，涉及政商社会各界，不限于上海一地。

赵仁伯把马桶带上火车，乃神来之笔，妙笔生花。起先把马桶放在自己桌子底下，周遭旅客无不捂鼻子骂缺德。对面坐着冯春圃和王世贞，儿子告诉老子说人家在说闲话，“老人因把对座的人看了一眼道：‘他带他的女人，我带我的马桶，干他什么事？’”

到了杭州站，赵小仁不顾他老子，跟着冯春圃他们走了。赵仁伯自己拎着马桶走过天桥，不小心一失脚：“连人带马的一筋斗翻下桥去，那半马桶的尿便都倒在自己身上。那桥上下的人一齐鼓噪起来，笑声骂声聒得和潮水一般。赵仁伯此时如中狂易，爬起身来，却见马桶益正和金钱跑马似的，直向月台上滚去……”马桶本来是空的，为何有半桶尿？原来途中王世贞去厕所小解，嫌火车上的磁桶脏，见这个马桶还干净，就把尿拉在里面了。作者写到这里，觉得不过瘾，在出站检票时，一个警察用脚尖把马桶一挑，说“去吧”，于是：

那个马桶便和啤酒桶一般，咯碌碌地首先滚出门去。门外一班接客的人，正拿着旅馆的招帖，在那里争先招待，不防滚出一个马桶，却巧辗在脚面。正在诧异，却见一个络腮须的老头子，穿一件汗透长衫，一手握着蕉扇，一手拿个马桶盖，鞠躬矮步的，跟着马桶出来，引得一班人又笑又骂，故意把马桶蹴得和忘八蛋一般似的，滴溜溜滚去。赵仁伯直追到五十步外，方才伸手捉住。

把一个马桶玩笑开得如此极形极状，或许有点无聊。其实陈蝶仙在文艺上是个唯美主义者，对待文学首重感情表达。譬如说为他十分欣赏的一个诗人是晚明的王次回，因善写软玉温香、荡心刺骨的“艳诗”而被道学之士痛斥为“玷污风雅”、“妖中之妖”。这么看的话，陈蝶仙在讽刺中已带有民初以来的“游戏”、“滑稽”意识，增入低俗元素，把这个“笑哏”癫痫式发挥，让读者捧腹开怀，为滑稽而滑稽。试想发明这么一个上火车带马桶的噱头，不止挖苦一个不合时宜的可怜角色，文化上也是一种新旧比照的反讽，越是挖苦得厉害，反讽也愈强烈。

（《文以载车 : 民国火车小传》陈建华/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