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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学能做什么?——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2017年10月27日10:44 来源:学习时报  张丹丹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学习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处在文学的现场,请您谈谈目前的文学创作在“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方面的现状如何?

李敬泽: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后,中国文学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总结这五年来的文学,我想首先是广大作家在思想上、精神面貌上有了很大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加坚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自觉性大大提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文学界在一系列事关道路和方向的基本问题上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越来越广泛地凝聚起共识,比如坚定文化自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比如回应时代的召唤,在中国社会震古烁今的巨变中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在这些问题上,广大作家、评论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鲜明、坚定。同时,五年来中国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我认为,这也是对文学界的肯定和鼓励。

当然,有高原缺高峰、有数量缺质量依然是文学领域突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当今中国文学面临的考验,从根本上说,是如何书写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他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直到本世纪中叶壮阔的历史前景。中国作家需要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时代的本质和主流,获得一种大历史视野、总体性视野,需要严肃思考个人与时代、与中华民族历史的关系,为自己建立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发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在思想上情感上付出艰苦的努力。

同时,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发生的变化的深度和规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生当此时,是作家的幸运,人们常说,现在是生活比虚构更精彩、更富于戏剧性。生活世界的巨大运动为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同时,它也冲破了文学认识和表现的习惯、成规和边界,把文学甩在了后边。生活一往无前、变化万千,这构成了作家认识和把握生活的巨大难度。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在谈到史诗时曾经说过,古希腊的史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经验是“透明”的,一个牧人或一个武士可以周详全面地把握他的世界,“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的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现在,完全不同了,在农耕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可以几百年不动,但现在一切都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而且越来越复杂,远远超出一个人经验和感知的边界,这就好比你过去是坐在牛车上看世界,现在你坐的是高铁,这使得这个时代的作家要看清这个时代的生活面临着新的巨大难度。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难度,但也要看到,这个难度本身也正是时代为我们开辟的广阔天地,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可能性。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生逢其时,应该立定志向,写出无愧于时代的高峰式的作品。

学习时报:2010年,您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人民文学》开辟了一个新栏目“非虚构”。当时您讲过,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现在七年过去了,“非虚构”写作已经蔚然成风,您感觉当初的想法实现了几成?

李敬泽: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推出“非虚构”时,特别设立了一个写作计划,就叫作“人民大地、文学无疆”,就是想推动作家们走出书斋,走进壮阔的生活。我们看看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前辈,他们一生干了多少事,他们不仅是作家,也是干部、战士、记者、农民甚至地下工作者,他们的生命何其广阔,他们与时代与人民的联系多么紧密。相比之下,现在的作家太单薄太贫乏了。当然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生活在太平盛世这是我们的幸运,日子很安稳,没有那么多波折颠簸,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尤其需要有更强的主动性自觉性,深入生活说到底应该是作家的自觉选择,要有这个自觉性,要有这个内在要求,而且也不应该是走马观花地转一圈,要扎进去,耳鬓厮磨、贴心贴肺,真的过起日子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不仅要身入,还要心入、情入。在这方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还很不够。

学习时报:中国网络文学近几年一直蓬勃发展,您从历史的脉络将网络文学放在了通俗文学的框架内并将网络文学放在世界青年亚文化的范畴内思考。现在网络文学在国外已经产生了具体影响,一些国外读者也在“追更”我们的网络小说。想请您具体谈一下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在国际文化的竞争中,网络文学能否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敬泽:网络文学确实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过去和外国人谈起网络文学,对方常常茫然,不知道是什么。现在网络文学已经深度参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各种形式的网络文学读者超过两亿。我个人认为,尽管有“网络”二字,究其实质,它就是通俗文学,要满足通俗化、大众化的需要。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的背景下,我们对通俗文学有偏见,觉得那是下里巴人,不够高大上,但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也很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说,既要顶天立地又要铺天盖地,就是说也要满足通俗化、大众化的需要。

实际上,现代社会中,无论中外,大众文化都至关重要,比如好莱坞的电影、日本动漫、韩剧,都是通俗的大众文化。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弱项,新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网络文学起了先锋作用,它还带动了其他大众文化形式,比如电视剧、动漫、游戏的发展。总的来看,网络文学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蓬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实际上,网络文学在与中国文化联系比较紧密的周边国家比如东南亚影响极大,以纸本方式的译介量是惊人的,我们一些网络文学作家去越南、泰国神气得很,名气很大,有很多粉丝。同时,网络文学也逐渐向欧美国家扩散,比如美国,就有一群外国人专门办了网站,译介连载中国网络文学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假以时日,网络文学及其周边产品必定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网络文学自身还存在很多问题,粗制滥造问题,盗版抄袭问题,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问题,都需要严肃对待,有力地加以引导。从中国作协来说,我们反复强调,正因为网络文学影响着如此广大的人群,它也担负着重大严肃的社会责任,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追求。

学习时报:您特别提到过一点:读经典是一个与古人相亲的过程,相亲相爱的相亲。阅读经典如同与古人对话聊天,是快乐的。您的这个相亲与快乐的状态和很多人面对经典时那种神圣而庄严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却是和经典靠得更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当代文学创作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请您具体谈谈。

李敬泽:面对我们的传统,首先要有一个礼敬的态度。但这种礼敬绝不是客气,客气就见外了。一谈传统就是那么多书、那么多典籍,没文化看不懂,不是研究古典的其实也看不明白。但传统不能仅仅是做学问的材料,也不是你成了钱钟书你才有资格谈传统,传统应该是活的,它的生机、活力,它所蕴藏的巨大的创造性资源,需要一代一代人、每个文化人从各自的层面、角度去体会、阐发、理解,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燃料和能源,支持我们去进行新的创造。

我们看现代文学时期的那些巨人,鲁迅他们,他们的文化态度各有不同,但都在传统上、古典上下过一番功夫,在这方面,当代的作家、当代的文人就差得多。我写《咏而归》,现在正在写《春秋传》,就是想给自己补课,也不是做学问,而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站在这个时代,带着自己的问题与古人对话。所谓创造性转化,其实就是用你现在的问题和疑难去激活传统,熔古今于一炉,看看能形成什么新的东西。我的《青鸟故事集》里写到很多中外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有朋友说,好啊,这书是为“一带一路”写的。其实,最早写它是在十几年前,那时,这方面的历史还是冷知识,很少有人感兴趣,但是现在,这成了热门、成了显学。这其中就包含着很重要的创造性前景,当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站在“一带一路”上再看我们的历史,我们会看到很多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景象和因素,这些因素过去是沉睡着的,现在它们被激活了,它们不仅仅是史料,历史被带到了当下,成为当下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新时代自我认识和想象的一部分,这就是创造性的转化。

学习时报:您曾经提到过:文化走出去,文学是先锋。近年来,随着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获得科幻界的诺奖“雨果奖”,我们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请您讲讲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情况和未来的趋势。

李敬泽: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相比过去有了显著提高。我在作协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对此感受很深。经过这些年各相关部门的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充分考虑到对象国文化和市场状况的工作办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也逐渐被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所熟悉。当然,前边的路还很长,我一向认为这是一件水滴石穿的事业,需要耐心、需要坚韧,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想出新办法。文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学的交流和传播本身就具有国际文化博弈的性质,而且文学在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属于主流的精英文化,他们有他们的标准,有他们的傲慢和偏见,自然也有他们的意识形态考量。所以,文学走出去,说到底不是为出去而出去,而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根本的出发点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一个中国作家,首先是为“吾土吾民”而写作,不是看别人的脸色写,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获得世界性意义,才能有力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