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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俯下身子,听从心灵的召唤

来源:十月文学院微信公众号 | 刘庆邦 贾国梁   2017年10月20日08:04

 

 

编者按:

“约会作家”是十月文学院公众号的常设栏目之一,定期邀请作家前来做客。

在位于永定门公园佑圣寺内的十月文学院,品一杯清茶,谈一本好书。聊生活,聊文学,谈人生。

本月12日,在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启动仪式上,十月文学院启动了"十月签约作家"计划,以期实现“出版前移,融入创作”,创新文学作品生成机制。阿来、刘庆邦、叶广芩、宁肯、关仁山、红柯、李洱、邱华栋、徐则臣正式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十月文学院将在未来的几期"约会作家"栏目中,对这九位"十月签约作家"进行系列专访。上一期“约会作家”,我们邀请到了京味写作的代表、“十月签约作家”叶广芩,她分享了她对文学、北京与世界的看法。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刘庆邦,与十月文学院特约记者贾国梁对谈。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他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和生民的文学世界,人们在这里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个世界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作家简介

刘庆邦,十月签约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五十余种。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长篇小说《遍地月光》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获《北京文学》奖十次;《十月》文学奖五次;《小说月报》百花奖七次等。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

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刘庆邦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电影将文学的无限性变为有限性

贾国梁:作家马尔克斯写出代表作《百年孤独》之后,一直在阻止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他的理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您的作品《神木》被拍成了电影《盲井》,斩获了银熊奖、金马奖等一系列大奖,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私人关系呢?您觉得作品改编成为电影会不会破坏这种私人关系呢?

刘庆邦: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个艺术门类。文学作品它是文字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一旦被拍成了电影作品,他应该就成了有限性的东西。比如林黛玉这个文学人物,在读《红楼梦》时,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象,都不一样,但是一旦拍成了电视剧,林黛玉的形象就被固定住了。改编的过程就是艺术上的无限到有限的过程,这是影视作品的局限性。

但是我自己又愿意有人将我的文学作品拍成电影。因为电影在当下是强有力的传播手段,它等于给文学作品插上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更远,飞到全世界去。我觉得《神木》就是得益于电影的改编。之前尽管很多选刊类杂志都已经选载过,它的受众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改编成电影后,在全球陆陆续续获得20多个电影大奖,它一下就传播得非常广泛,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法、日、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语言。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电影的传播。

《神木》

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

贾国梁:我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感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是很柔美的气质,比如您的《梅妞放羊》、《鞋》。另一种是特别酷烈的气质,比如《神木》、《红煤》。您怎么驾驭这两种气质的写作呢?

刘庆邦:我的写作被评论家概括为两种风格。我写农村的作品,柔美的成分就比较多。因为离开农村几十年,写作时只能回望故乡,这种回望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回望,容易将家乡想象成田园诗,带有风俗画一般的风情美。我的短篇小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气质。

我认为写小说无非是两种态度: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批判的。那么这些酷烈的小说呢,大都出于批判的态度。其中大多数是煤矿题材的,煤矿的生活本身就比较严峻。出于对现实的批判,它就显得比较强烈,或者说比较酷烈。

《黑白男女》

这两种模式得轮换着写。有时候你老是写这些酷烈和紧张的东西,就容易搞得很紧张,很累心。为了调整一下,我会去写一些柔美的小说来中和。写作其实是一种修行,一种心灵需要。因此,这两种风格其实是可以结合的。当然,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柔美的小说,因为好的小说都是“放人的”,它让人的灵魂出窍,灵魂放飞,让人走神。另外一种现实感强烈的小说,它实际上是“抓人的”,抓住你不放,不看下去就不罢休。

“诚实”就是听从心灵的召唤

贾国梁:在您的农村题材的作品里,除了那些特别柔美的、纯美的代表作,还有一类作品是写“丑”的。例如《外来的女人》,小说写了农村暗娼的现象。您对农村的态度是否充满了复杂性呢?

刘庆邦:是的,我现在与乡下的生活还是保有紧密的联系,每年都会回去,去关注农村的现实。我总会发现一些很丑的东西,于是禁不住想通过作品将这些丑的东西写出来。

不光是短篇,像我的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写了三年大饥荒,它被称为第一部表现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长篇。还有一个长篇小说《黄泥地》,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批判国民性中的“泥性”。通过写黄泥的纠缠性、构陷性,来批判我们国民性的劣根性。这些作品都有对现实的质疑,对历史的反思,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和社会内容。

贾国梁:您遇到特别美的东西就会禁不住地赞美,遇到丑的东西就会忍不住去批判,这让我想到,您之前谈到自己的风格,有过一种独到的表述。您说自己的风格是一种“诚实”的风格,您为什么用“诚实”来概括自己的创作观呢?

刘庆邦:作家的写作是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写来写去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呢,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内心,这个内心必须是诚实的内心。一个作家需要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也就是说要守住自己的天性,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思考。这是我对于“诚实”的理解。

贾国梁:波德莱尔说,任何时代的写作都是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写作要保持时代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逆的潮流。在城市化大背景之下,您认为现在传统的乡土书写如何保持自己的时代性呢?

刘庆邦:我认为对乡土的书写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写作的对象和写作的材料没有新旧,“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比如刚才我说的三年大饥荒的事实,包括改革开放后承包责任制的生活,虽然过去了这么久,它仍然是可以写的,仍然有值得挖掘的价值。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回忆的状态,是一种回望。同时是心灵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它跟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新闻讲求时效性,越新越好。小说不需要那么赶时髦。

但小说它又有一个记录时代的使命,为我们的民族保留记忆的使命。所以我们对当代的生活还是需要密切关注。关注了不一定立刻就要写出来,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提炼。但不可置疑的是,我们要对当代的生活保持足够的热情,始终处在一个发现的状态,这样才有可能持续写出作品来。

作家需要“俯下身子”

贾国梁:我知道您曾经做过记者,在1996年的平顶山瓦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您写过一篇近两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生命悲悯》,还曾经在2013年到河南大平煤矿定点深入生活,采访了矿难后的多个工亡矿工家庭,发表过《采风与采矿》的文章。 这些经验,对您的创作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庆邦:《生命悲悯》在全国煤矿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使我非常震撼。直到现在,全国煤矿还把这部作品作为安全教育类的教材。新矿工到矿之后,除了学习新技术,还要读我这个纪实作品。甚至我到矿上去,他们知道我是作者,都要给我敬酒,我非常感动。有一个说法,到陕北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吃,到煤矿提刘庆邦就有人管你酒喝。就是因为这篇《生命悲悯》的影响。

这个报告文学,在全国煤矿产生了广泛的、深入的、持久的影响。我到煤矿去,矿工们还跟我提这个作品,好多人读得嚎啕大哭。我也不敢回头再读,一读,就会热泪盈眶。这个作品给我一个启示。我们有时候说,文学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像觉得是一句大话,虚妄的话。通过这个作品我知道,不是的。为人民服务,到矿上就是为矿工服务。你贴心贴肺地去写他们所思所想,他们确实是感动,确实是欢迎。所以,这种“服务”是有效的。基于这个认识,我觉得“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求作家俯下身子,踏踏实实地行动。我觉得作家需要这样的观念。

贾国梁:去年,您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小心》,还是在延续《神木》、《黑白男女》的主题,书写您一直揪心的底层人的苦难遭遇、生存境况。这一主题持续了几十年,为什么您会一直坚持呢?

刘庆邦:这部小说我几十年没有写,去年终于把它写出来了。它是一篇让我痛心的、花血本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写的就是我小弟弟的事。这是我心中的一个痛点。我写的是他的生命慢慢凋零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我觉得,已经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是不是写的差不多了。回头一想,哎呀,还有这么重要的短篇没写,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语言是和呼吸连在一起的

贾国梁:您的小说语言十分讲究。一种语言很“文”,比如说《响器》。一种呢,很“质”,比如《神木》《梅妞放羊》。总结起来,您的语言可谓是“文质彬彬”。许多评论家也认为您是一位非常重视语言的作家,您怎么看待小说的语言?

刘庆邦:我特别重视语言。我觉得汪曾祺说得对,他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个小说家的看家本领,只有语言好,小说才能说得上好。如果语言不行,对小说可以一票否决。

好的语言,是个性化的,心灵化的、有味道的语言,带着作家的气质,这是长期修炼形成的。语言是和作家的呼吸连在一起的,通过文字的呼吸,语言会形成一个气场。好的作家的语言都有这样一个气场。不必看名字,你就能读出鲁迅味,沈从文味。语言还需要陌生化。不能用陈词滥调,少用成语,时髦的语言尽量不要用。多用一些家常的语言,这些语言又要承载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独特的发现。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贾国梁: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五十年代出生,并且至今像您一样还活跃在文坛的几个作家,比如莫言先生,贾平凹先生,他们的创作都十分注重书写民俗文化。像贾平凹新作《极花》中提到的剪纸民俗,吃血葱的传统,莫言对于民间戏曲的关注。而您也有这样一类作品,像《响器》、《黄花绣》,也根植于民俗文化的。为什么会对民俗文化产生关注?

刘庆邦先生与莫言先生的合影

刘庆邦:我对民俗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民俗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民俗文化的根非常深,值得好好挖掘。其实我已经写了十多篇这个类型的小说,像《鞋》,写的是未婚的妻子给未婚夫做一双鞋的习俗。像《走新客》《春天的仪式》《黄花绣》《抓胎》《尾巴》,等等。这些民俗文化有一种仪式感,让人觉得很美。我们的古典文化,我们的民俗文化,很讲究仪式,是值得推崇的,值得弘扬的。

贾国梁: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您有什么感想?

刘庆邦:我在一年前参加了十月文学院的揭牌仪式,还发了言。在这之后,还在十月文学院的安排下,成为去尼泊尔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交流写作的第一个作家。我一直很愿意参加文学院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成为十月文学院的签约作家。

刘庆邦先生在加德满都作家居住地

贾国梁:您对于本次十月文学月有什么期待与展望?

刘庆邦:十月文学月对于活跃北京文学创作,带动北京文化发展,很有帮助。我觉得十月文学月和十月文学院都十分重要。我之前在政协做提案,一直呼吁建文学院。现在我的呼吁有了成效,北京建了两个文学院,十月文学院和老舍文学院。我一贯的观点是,北京要建文化中心,首先要建文学中心。建文学中心,要软硬兼施。软件,是指作家和作品。硬件,就是北京的文学机构,设施。包括文联、作协、文学馆、剧院、十月文学院、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这些都是硬件。

十月文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硬件。以后在培养作家、推出作家,以及文学推广、文学交流上,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建设北京文学中心的一个重要载体。

刘庆邦先生的签名

采访手记

电话接通,刘庆邦先生的声音传来。我刹那间生出一种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都瞬间鲜艳起来了。对于他作品的感性认知,在那一刻与作家声音的质感融为一体:轻柔,动情,慈悲,温热。作家的声音透露了他作品的某种精神秘密。

在几十分钟的访谈里,刘庆邦先生舒缓有致地道出了他的文学观。他所建造的是一个贴近大地,贴近生民的文学世界。人的呼吸是清晰的,土地的伤疤也是清晰的。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羞于眼泪,也不惧于苦难。愈谈到最后,我愈深味“以柔克刚”的奥妙:越是柔软的,越能承受沉重的,而不破碎。而最柔软的莫过于水。

刘庆邦先生正是以水的方式,击败了这世上一切坍塌下来的沉重。

采写:贾国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