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复旦中文系的历史应从何时开始

关于复旦中文系的历史，从前传下来一个说法，为大家一致肯定：我们这个学校是1905年创办的，就是清光绪三十一年，这个还算比较早的，当然比起北大、南大要迟一些。复旦大学的历史从1905年算起。那么谈到中文系的历史呢，有两个事情必须讲的，一个就是1917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复旦设国文科，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当时不叫中文，还叫国文，也没有讲“系”，而是讲“科”，设国文科。到校园里八号楼前，就可以看到一个邵力子的塑像，国文科的建立和邵力子有关。这个就在1917年，跟“十月革命”同一年份。到1925年，即8年以后，是民国14年了，设中文系。这两个记载从过去传下来，一直在同时并传：到1917年有了国文科；到1925年有了中文系。其实这两个年份，讲的是一个机构的事情。（复旦）中文系什么时候开设的呢？应该是1917年成立国文科的时候。但是在认识上有些分歧，有另一个说法：就是1925年设中文系。我们曾经采取过后面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表面上有些根据，中文系嘛，1917年时还不叫中文系，还叫国文科嘛，那么应该1925年算起。但是这个说法也有点问题，你从1925年设中文系算起，那前面8年国文科算不算中文系？你不能讲这个不是中文系。叫法有不同，那它还是中文系啊。就像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经历过早期的红军，后来抗战时改成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南昌起义时，红军的名字都没有呢，叫国民革命军呢。不能因为名字的不一样，我们解放军的历史就只能从叫“解放军”开始，那个历史就很短啦。国文科与中文系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不同阶段的称呼，所以（复旦）中文系的起源，应该从1917年算起。

除了它本身应该这样看以外，我们看看别的学校，比如南京大学，南大成立要比复旦要早一点，南大中文系也是从国文科算起的，从创设国文科开始，南京大学有了中文系。如果我们把国文科这段历史去掉，从1925年开始算，明明把自己的历史向后推迟了八年，这样显然不合适。所以我今天谈系史呢，就先把这个强调一下，我们的系史应该从复旦设国文科，即1917年算起，不能因为“中文系”的名称，就把它向后推迟八年，这个不正确。我们有一段时期用了这个说法，应该把它改过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二、复旦大学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

第二个问题，谈谈中文系老一辈名师的特点。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和南京大学比较一下会好谈一点。因为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是邻居，而且两个学校都是名校，但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南大有些老师很爱南大，说我们南大生不逢时，解放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民国的时候是中央大学，解放后要把中央大学的老师分散，分散到东南大学（按，今东南大学，原来叫南京工学院）等许多高校，很多老师就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解放以后，复旦大学是重点加强的，它是作为华东地区最重要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来加以扩大和建设的。有些南大的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时，讲话有点不无遗憾的味道。

南大确实出了很多名师，譬如王伯沆，还有柳诒徵、胡小石、陈中凡、吴梅、汪辟疆、汪东等等。这些人很多都是晚清的世家子弟，有的是在晚清的一些官僚家里当老师，所以他们的国学基础都相当深厚。譬如说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很好的，当时在国民党时代的部聘教授里，国学就评了胡小石先生一个。复旦中文系里很有名的老师当中，至少有三位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一个是刘大杰先生，1922年刘大杰在武昌高师，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胡小石到武昌，到那里短期任教，刘大杰听过他的课，而且对胡先生的印象很深。另外就是张世禄先生，张世禄应该算是胡小石的嫡传弟子了，他在中央大学读了好几年书，胡先生对他有很多教导、启示。后来1943年，张世禄又到中央大学当教授，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左臂右膀。还有一位濮之珍先生。我们一进校，濮之珍先生给我们讲“语言学引论”。当时濮之珍的丈夫蒋孔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朱东润先生就说，你们家里应该取个名，叫“双引楼”。胡小石先生就是濮之珍先生的研究生导师，但濮先生的论文不是胡小石指导的，而是魏建功先生指导的。

中央大学的老师旧体诗词写得非常好，并且肯为吟诗词填花费时间。譬如说南京城里有许多古迹，中文系的老师春天到鸡鸣寺的豁蒙楼，一边饮酒，一边来联句作诗；夏天就到玄武湖；秋天到清凉山的扫叶楼；冬天到牛首山的南唐二主墓，去衔杯题诗。真是赏心乐事啊！这种事情，复旦老师恐怕不大会做。比如赵景深先生，一边是复旦大学的教授，要来上课，同时他还是北新书店的总编辑，上完课就得回去看稿子了，没有这么多的雅兴逸致。

另外，他们写文章大多是用文言，他们的文言写得非常好。你比如说上海古籍出的《汪辟疆文集》，全部都是用文言写的，恐怕现在的人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写诗也好，写文言也好，都是跟某种怀古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喜欢古代的东西。

有些老师对新文化有点隔膜。比如汪东先生解放前后曾经到复旦大学来任教，曾说：“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他开了国学课，同学们还不大选他的课。这样吃饭就有问题啦，当时上海市政府就把他安排到上海文化保护委员会。汪东的诗写得非常好，我们知道现代一位旧体诗词写得绝好的女诗人，程千帆先生的夫人沈祖棻女士，就是汪东的学生。这些老先生绝大部分向往的不是“五四”以后的中国，他们向往的是清代的“同光盛世”。那时，清代统治者把太平天国扑灭了，吹嘘清室中兴，出来两个人，一个曾国藩，一个张之洞，叫“湘乡南皮之间”。所以他们总免不了有一点遗老遗少的味道。周勋初先生就说：“我们南大的那些老先生，大部分是名士”。名士一般都不大关心现实的，跟时代有比较大的距离。

（一）

复旦中文系的前辈名师大多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斗士

我讲了这些，回过头来讲，复旦刚好相反。复旦当时的老师，中文系的老一辈人，大多不是名士，而是斗士。这个“斗士”的说法，最早是郭绍虞先生——我们系的一级教授——提出来的。郭先生了不起啊，他在五四运动刚刚发生后，从上海来到北京，当然他五四运动没有亲身参与过。过了一两年，他就发表了文章《马克思年表》，当时研究马克思是很不容易的。

他同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王统照很早就是朋友了。当时瞿秋白去苏联担任《晨报》驻莫斯科记者，郭先生、郑振铎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就在临别的时候，郭先生写了一首新诗《流星》，赠送给瞿秋白。到了解放前夕，郭先生是同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是当时著名的民主教授。1947年的同济大学，当时还有其他大学，发生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当局就把一批人抓去。学生当中情绪非常激愤，当时同学中间传说：郭先生要来演讲，同济大学的礼堂里人满满的。郭先生跑上去，高声朗诵了两句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礼堂里一片沸腾，大家斗志倍增。

他解放前就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等进步刊物上连续写了好多文章。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发扬狂狷精神，像闻一多、朱自清一样，做一个敢于斗争的斗士。这个是郭先生提出来的。我们看看中文系里的老先生，包括望老在内（望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士”。

比如说朱东润先生，他入党是比较晚的，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入党。他少年时代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听说袁世凯居然要称皇帝了，那帮留学生书不读了，要回去斗争，所以打好行李，乘轮船回来参加“反袁”斗争。当时不像现在有手机，通讯那么方便，船也走得很慢，一到新加坡，才听说袁世凯已经死了，那么不管，还是回国继续斗争。

陈子展先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在湖南时，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呢？是谢觉哉。当时他和谢觉哉、夏明翰都是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马日事变”后，他和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一起被通缉，所以跑到上海来。到了上海后，就到南国艺术学院找田汉，田汉是他的同班同学。

吴文祺先生入党特别早，在陈独秀当总书记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党中央交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他的直接联系人是恽代英，恽代英牺牲，他的党籍就没法接上去了。但是他一生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那么除了这些，解放前就在我们这里教书的，还有如章靳以、方令孺。方令孺是诗人，也是搞现代文学的，直到1958年，才把他调到浙江省当作家协会主席。

所以，这些人都称得上是“斗士”。

我们看一下，南大中文系的老先生是名士，而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大部分老师都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

郭绍虞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文学研究会”开始筹办的时候，主要是郑振铎和郭先生两个人。当时郑振铎先生每天晚上都要来找他，两个人到北京街上，一边散步，一边商量“文学研究会”的事情。原来郑振铎和沈雁冰、叶圣陶都不认识的，而郭先生和叶圣陶都是苏州人，在小学里读书时就认识了。郭先生与沈雁冰，两个人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郑振铎是经过郭绍虞的介绍之后，才认识了沈雁冰和叶圣陶。所以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上，郭先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就体现得很清楚。

除了郭先生以外，比如吴文祺、赵景深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还有刘大杰先生，他是加入创造社的。我们这些老师，不管是谁，都和“新文化运动”有关，有些介入得深一点，有些介入得浅一点。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这是第一点。

（二）

好多人写出过体现一代学术顶尖水平的论著

第二点呢，当时中央大学那些被称为“名士”的老师，他们的学问好不好？绝对好。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堪称名著，陈中凡、罗根泽的著作也比较多，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写作的积极性不高，述而不作。比如胡小石先生，他的学问是绝对的好，他的著作有，但人家知道的不多。他们的著作，也不像复旦的老师那样，一出来就自己建构一个系统。比如胡小石先生，也用白话文写过论文，当然很有见解，但社会影响不大。用文言写的，看得人就更少了。

我们系的前辈名师，都在他们研究的领域写出了代表当时学术界最好成绩的著作。像望老，直到现在，修辞学领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修辞学发凡》的。这是开山之作，现在研究修辞学的那么多，出来那么多东西，都没法和《修辞学发凡》相比。关于批评史，我们一般说，比较重要的批评史有三部：一部是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一部是南大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在燕京大学时是郭先生的学生），还有就是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三部各有优点，但作为奠基性的著作来看，当然郭绍虞先生这本更有地位一些。这个批评史的三大部，复旦中文系的郭、朱两位就占了两本，而罗根泽的就写到唐代，后面就没有写下去了。朱东润先生除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开创了一门“传记文学”，他平生写了好多传记，如《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王守仁大传》这本书现在佚失掉了。还有他的夫人的传记，没有用真名，而是用一个虚拟的名字，叫《李方舟传》，还有先生的自传。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写传记这个习惯还没有形成，因为朱先生去英国留学，而英国的传记文学发展得比较早，比如《约翰逊博士传》、《维多利亚女王传》等，都是名作。他回到中国后，有志把这个“传记文学”推扬开来，写出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张居正大传》，这也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开山著作。中国现在传记这么多，没有一部能超过《张居正大传》。

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影响之大令人惊叹！“文革”期间，大陆的高校停课搞运动，连“中国文学史”都不上了，当时韩国、台湾有百分之七十的学校，教中国文学史所用的教材就是刘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我1957年到复旦，一年后，这部著作经修改的三卷本出来了，我们当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听说刘先生的书出了，都赶紧去买，出一本买一本，躺在床上一刻不停地阅读，感到它的文字真美啊！就把你深深地吸引住了。因为刘先生研究古典文学，不像其他人使用那么多文献学、小学的研究成果，他开始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依靠研究外国文学的经验，借着外国文学的理论，特别是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史贯穿起来，通过他的精心撰作而成为一代名著。尽管也有批评他的，但大家还是欣赏他，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评价也是很高的。

讲讲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进入现代以后，《诗经》的研究者比较少，陈先生研究《诗经》积五十余年。台湾“中研院”的一位学者就讲：民国以来，要找一位研究《诗经》最有代表性的学者，谁呢？陈子展。另外，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也是中国音韵学的开山之作。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老师这种著作就比较少。他们的长处在其他地方，你比如说讲音韵学、训诂学，胡小石好得不得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能与之相称的书。当然，比学问也不能完全靠写书。各有传世之作，就是复旦老师的特点，我觉得这个传统很好。

（三）

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

第三个是我们的老一代治学方法多元，发扬学术民主。这是个好传统。有的学科带头人霸气十足，下面的研究生是很苦的。复旦有名的学者不是一个两个，一个系嘛总归有十来个，甚至更多一点。这样就容易推进学术民主。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是不行的。

我们的老师之间呢，当然也是有矛盾，老师跟老师之间，互不相能，互相讽刺一下，这种事情都是有的。但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优点：对年轻人特别好。尽管老先生之间不能相差一点点，但对年轻人都十分宽容。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因为我参加点校《二十四史》中的《旧唐书》，当时集中了很多老先生，我们中文系的朱东润先生、张世禄先生、吴文祺先生、刘季高先生，还有王运熙先生、胡裕树先生、顾易生先生都参加的。那时陈守实先生也来了，开始点校的时候，我点校三卷，你点校三卷，点校完之后交换看，相互提意见。陈守实老先生和许宝华放在一起，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年龄差距比较大，许宝华是他的后辈，不管你提多少意见，他总是说很好很好。但是提完以后，他也不改的。后来有一次，朱东润先生和陈守实先生放在一起，朱先生蛮认真，就说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他就说你不对，是应该像我这样的。第二条又是如此，弄到后来就讨论不下去了。但是他对年轻人说话就很客气，同辈人中间则寸步不让，我们的老先生都是这样的。

1958年，我那个时候还是一年级，大家要定跃进规划。跃进规划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规划十五年以后要超过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说十五年以后要超过英国嘛，所以每个人都要订一个赶超目标。当时我们这个年级里，专门化划分得比较早，我们都属于研究古代文学的。古代文学超过谁呢？其他老师都不认识，只认识一个正在给我们上课的蒋天枢先生，我们十几个人啊，赶超的目标都是蒋天枢先生——十五年以后，一定要超过他。蒋先生呢，当然也是不生气的，觉得这就是领导让你们弄啊，你们都是小孩子，不懂事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系有好几个人同时在研究《诗经》、《楚辞》。关于《诗经》的研究，蒋天枢先生是专主《毛传》的，就是要按照“毛诗”来研究。你过去问他：“要了解《诗经》，该读些什么书啊？”他就告诉你：“别的都不要读，只要读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这一本就分量够大的了。”朱东润先生和陈子展先生呢，相对的不是很喜欢“毛诗”，而是喜欢齐、鲁、韩三家，都是倾向于“三家诗”的。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讲，有一年，有个学生写关于《诗经》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蒋天枢先生，而蒋天枢先生对这个学生的论文颇有意见，因为他没有按《毛诗》的说法来阐释相关的论题，准备不给他通过。怎么办呢？朱先生和陈子展先生都是研究《诗经》的，就跟蒋先生一起讨论讨论吧。他们看了觉得，虽然不采用《毛诗》的说法，但也有点道理，是不是通过算了。蒋先生是不同意的，最后弄到表决。朱先生讲，显然我们“三家诗”的有两个人，对蒋先生这个“毛诗”的一个人，两个“三家”两票，他（蒋先生）只有一票，就通过了。所以这个学生总算可以毕业了。

《楚辞》研究也是这样。朱先生、陈先生都研究《楚辞》，但从方法和观点上看却有很大的不同。这两位导师带学生，对年青人总是比较宽容的。我记得大概是点校《二十四史》的那段时间，我在看《五灯会元》，这跟中国的禅宗有关。朱先生呢，他称自己是积极的“儒家思想”，什么禅宗，什么庄子，都是要不得的。他一见我在看《五灯会元》就付以哂笑，表示不屑。后来，他觉得自己该讲点其他的，就说这个《五灯会元》也有它好的地方，比如有一处，有个老师对学生说：“你现在要往前面走，我在路上把你拦住，你怎么办？”学生说：“那我就把你推开去，一直往下走。”朱先生说：“这个老师好啊！你看，他重视培养学生独立行走的能力，你去挡学生的路，学生把你推开了，说到底还是你不对，你不能挡学生的路。”朱先生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后来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我觉得这样有好处，就是老师不强求学生要像自己，务必保持各人的个性，这样培养的学生就比较多样，能够往不同的方面发展。所以朱东润先生做学问很通达，他指导的学生不一定像他，你看现在陈尚君老师，他就和朱先生很不一样。

我毕业以后，隔了大概两三个月，系里就叫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解放以后，陈先生经常碰到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思想改造的时候有一个联络员（现在还在，九十几岁了），因听到陈先生讲：“我最近备课比较忙。”那个联络员就说：“陈子展啊，你教了几十年书，现在上课还要备课啊？”他这样说完全是外行，照他这个意思，老教师就用不到备课了。陈先生一听非常气愤，这简直就是侮辱啊，从此把备课笔记全部烧掉，不上课了。后来呢，你不上课，只能算病假，工资要打折扣的。到1957年的时候，又弄上个“右派”，弄上“右派”后不久，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知道了，李维汉和他原来是战友啊，就说：“你们居然把这样一个人打成右派，又不和统战部打声招呼，那不行的，他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上海市和复旦的领导马上就给陈先生摘帽，并说：陈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很不错。随即把他帽子摘掉。但是教授从二级降到四级，就无法恢复到原来样子了，加上只发病假工资，工资就很少啦。当时系行政领导决定让我去跟陈先生学，主要是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另一方面，亦是借此表示陈先生已在正常工作，可以让他拿全额工资了。

我跟陈先生学《诗经》，可算是他的弟子。但我后来搞的就和陈先生不一样了，先生也觉得蛮好，不要求你像他。最怕老师要求学生全像他，这个对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比如一个学校里，一个老师指导十个学生，十个学生都和他一样，这样的培养不好。我觉得复旦不止中文系，所有的系的老师都是很民主的。当然也有些问题，我还在系里工作的时候，学校里开会，说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考上了我们经济系的研究生，他给南大的同学写信说复旦好，好在什么地方？我都到学校半年了，和导师都没见过一面，为此学校就很恼火。当然这样也是不好的。

我在中文系，有机会向很多老教师请教。一开始，蒋天枢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课。后来王运熙先生上“唐宋文学史”，我做他的课代表。我在班级里面，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职务，就做过三次课代表：一次王运熙先生的“唐宋文学史”，一次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还有一次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史”。就做过这三次课代表。做课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向这个老师问学请教的机会比较多。到后来嘛，又跟陈子展先生。

“文革”期间，刘大杰先生刚开始时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后来毛主席提到他了，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四个人，毛主席点了名要落实政策的。当时中文系在编毛主席诗词的教材，我也在里面，工宣队就让他来做些指导，就算落实政策了。刘先生很喜欢侃侃而谈，讲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说到一些文坛的掌故，本来他不在里边的，说得高兴时便口无遮拦，好像他自己也在里面，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参加了《二十四史》点校的老先生很多。我和朱东润先生、吴文祺先生、张世禄先生、胡裕树先生、王运熙先生几乎天天见面，在一起长达数年，耳濡目染，辄受启迪，日积月累，得益越多。我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难得的机缘啊！这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