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辛

叶辛著作《华都》

叶辛著作《蹉跎岁月》

叶辛著作《孽债》

叶辛著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叶辛著作《问世间情》

“文学本来就是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社会的一种存在，是随着历史的存在而存在的，不能缩小它的作用，也不能扩大它的作用，要想写出感动这个时代的作品，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即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近日，知名作家叶辛受邀前来深圳宝安图书馆，用讲故事的形式生动阐述了“创作的多元形态”。在讲座结束之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辛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专访。今年68岁的叶辛笔耕不辍，近作有中篇小说《背叛江畔》和实验性微信体短篇小说《婚姻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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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了八部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

“创作源于生活，创作是要有感情的，是要带着感情去体验生活的。”“创作是需要一点条件的。”“艺术创作有率性的一面，这一面往往被人忽视。”在宝安图书馆的讲座现场，叶辛的演讲主题是“创作的多元形态”，他通过《敖包相会》歌词来历、《黄河大合唱》谱曲经过、岳阳楼楼名题写经历三个故事加以阐述，语言风趣生动。

诚然，无论是“讲故事”，还是“写故事”，一贯是叶辛的拿手妙招。尤其是他的“知青文学”故事，至今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叶辛也曾是一个知青，按他的话讲，他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经历了上世纪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个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难以忘却。”

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叶辛坦言，能说的他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迄今他一共写了八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孽债2》《客过亭》。此外，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当时这些作品的发表，风靡一时。“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达到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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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含义丰富

转眼间，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已然将有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样一件事，当然各种各样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都觉得这一页历史是翻过去了，但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几十年来，知青的岁月故事时不时见诸各种文章和影视剧等。对此，叶辛认为，从文学角度来讲，成千上万有过那段经历的人都写过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但也许再过五十年，会淘汰当中很多作品，虽如此，但这段历史是一段存在，是知青一代人的甜酸苦辣，却会在文学里继续存在下去。

叶辛告诉记者，每个作家有优势的一面，也有短板的一面，其优势往往隐藏着其短板，而优势更是和作家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当过知青的人生经历就在他的创作中着墨浓厚。“我下一部作品究竟怎么写，还要生活给我触动，而不是我曾经有过这样十年的知青生活，我就可以不断地写下去。倘若没有新的触动、感悟和立意，我同样写不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叶辛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在他看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它意味着作家要去了解今天当代中国人究竟在思考什么，向往什么，追求什么，有着什么快乐、困惑、挫折、烦恼、苦难等。“就像现在的乡村文学之所以少了，是因为写作的人也不到乡村去了。今天真正的农村生活，写作的人未必知道。有很多写乡村文学的作品，其实写的是过去的乡村，故而提醒我们必须了解当代社会的现实。”叶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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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贵州上海视为“生命里的两极”

自1969年从上海到贵州山乡插队，到1990年才调回上海工作。贵州和上海，连接起叶辛的一生，也被他比喻为“生命里的两极”。“一极是贵州——偏远蛮荒的山村，一极是上海——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两极的对比，给我的印象特别强烈，也促成我很多小说的创作。”颇有意思的是，小说《孽债》的上半部分，是叶辛在贵州写成的。而下半部分，则是他在调回上海一年半之后才写出来的。据了解，这部小说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知青生活的另一面：他们曾在飞红流翠、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度过“无悔的青春”，尔后又在大返城潮流的冲击下纷纷返回高楼林立、繁华热闹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地域的反差，时代的变化，使他们走上了迥异的人生旅途，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他们遗留在西双版纳的儿女却念念不忘自己的亲生父母，结伴到城市来寻亲，于是便发生了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叶辛对记者坦言，他把贵州视为“第二故乡”，而上海则是“比较现代化、时尚化的坐标”。他发觉，如果自己的写作里老是只有一个坐标，那么是狭隘的。于是方有了《孽债》的巧妙构思。他曾解释说：“对于我这个作家而言，格外有利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我曾在西南山乡生活了二十一年，除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我还因写作的关系潜心入神地研究过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差别和他们独特的风俗。同时我毕竟出生在上海，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十九年，以后又因出差、开会、改稿不时地回归故里，兴味浓郁地以一个游子的目光和作家的目光，见到了上海那些年里的变化。于是乎新的构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当把这些人物放在西双版纳和上海的各个层次上展现时，多少艺术的亮点闪烁起来。”

此外，谈及当下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叶辛同样深有感触。在他看来，今天的文学创作形式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而有所影响，年轻一代更加适应于在网络上创作，但由于门槛低，大量作品的质量尚属不高。“尽管网络使用方便，但写出来的并不一定是文学作品。无论现代用钢笔写作，还是古代用毛笔写作，实际上文学不在于你利用哪种工具或哪个平台来创作，网络也好，其他媒介也好，更主要的首先是文学。”叶辛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说，不管作家是哪个年代出生，读者都只会用文学标准来一致看待。“你可以尽情享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创作，但作品一定要具有文学性，包括思想性、时代性、社会性、大众性等。”

对于网络文学创作，叶辛也不忘强调，现在是开始阶段，不必操之过急，对于点击率很高的作者，读者看多了自然会对其作品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反，这同时也是在要求网络文学作者写得更好。叶辛强调：“要沉得住气，要按照文学规律，其实所有能成为经典的作品都是沉得住气的，都是对时代、对人生有过很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后写出来的，不要因为进入的方式轻易，就以为自己写下的东西是文学。”（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图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