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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成为更应该成为的样子

蒋方舟青岛说《东京一年》摆脱惯性了解自己

2017年09月14日07:39 来源:青岛晚报 

《东京一年》 作者: 蒋方舟 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定价: 68.00元

蒋方舟生于1989年,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十几岁就已经是举国皆知的天才儿童,少年作家,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蒋方舟已经是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天才少年作家”如今也将迈入30岁的成熟期。上周末,众多粉丝涌入青岛书城,一睹蒋方舟的芳容,为她的新作《东京一年》捧场。《东京一年》全书共12万字,46则日记,收录了蒋方舟最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

201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她用这一年的时间全然坦诚地审视自我、剖析自我,用日记的形式将自己完全暴露,《东京一年》由此诞生,讲述一个青年作家如何打磨平生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作品——她自己,记录了一个人要活成本来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

蒋方舟在日记中说,是东京一年的行旅生活拯救了她,让她发现了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她会去拥挤的表参道和涩谷,也会被裹挟在穿着浴衣的人群中看一场花火大会,去六本木森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去神保町古书街消磨整个下午。去皇居慢跑,幻想着与村上春树来一场浪漫的邂逅,去三岛由纪夫文学馆,去轻井泽寻找《失乐园》的故事……她告诉自己要学会享受各种形式而来的快乐。

东京一年,改变自己的契机

对东京是怎样的印象?

蒋方舟:2013年第一次去京都,当时觉得京都是一个很文艺很漂亮,符合自己心目中对日本的认知的城市,反而觉得东京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跟北上广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这次长期的呆下来,就觉得京都古色古香的建筑更像是公园里陈列的一种盆景,假山假水,但是东京的文艺却都在不经意间,比如在一个爵士酒吧,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氛围好像很熟悉,后来发现这原来是《挪威的森林》里面村上春树笔下的酒吧。所以我看东京的文艺是在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是在生活中一点点去寻觅和体察才能发现的。

东京一年,对你意味着什么?

蒋方舟:一个人要想获得大部分人的喜欢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一个人如果获得大部分人的喜欢,也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可能磨损牺牲掉个人的价值和个性,所以我本身不太在乎别人喜不喜欢自己。那我也觉得,倒也不能说变成一个自己更喜欢的样子,我觉得还是用自己书里的话来形容更为恰当:东京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的人,它只是让我成为自己更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在书里面也举了例子,讲到歌德在37岁的时候,那时他已在魏玛共和国身居要职,也很受大家的喜欢,活跃于各种交际。但是他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整个的创作生活就完蛋了,所以,他在一个晚上进入到一个邮车里,偷偷去了意大利,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和新鲜的,所以他天真地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看空气,去看石头,去看每一棵树,也写下了浮士德的前半部分。

东京之于我其实就像意大利之于歌德。我摆脱了过去20年的写作生活所带来的惯性,一些需要去扮演的公共角色,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放任自己过一种任性、自由而孤独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经验就会让我更了解自己,因为摆脱了一切生活当中其他的杂质,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我们要改变自己,还是要去远方?

蒋方舟:地理上到陌生的地方,心理上可能才有办法到陌生的地方。因为在一个环境当中,即便你改变了工作,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环境或是圈子,但是我觉得大生活塑造你的情状和压力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地理上,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你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熟悉的人和事,你唯一可以依靠的都是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比如空气、蓝天。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心理上才可能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这样。你遇到的人,他们的经验也是不同的,包括我到日本,它的国民性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他们的启发下,到日本我就每天都喝酒,还不知道姐原来这么能喝酒。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地理环境上的改变,才可以对个人的生活形态有一个更大地更彻底地改变。

我的目标,就是上升

从出道就被称为 “天才少年作家” ,你怎么定位自己?

蒋方舟:我喜欢纳博科夫,因为他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不是像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那样,他们的写作是根植于自己的土壤,而纳博科夫是一种没有根的写作。其实我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是很淡泊的,我不像很多长辈的作家,只有回归到自己的老家,才可以进行创作,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没有根的作家,我对家乡的情感没有那么强烈,反而我会喜欢各种陌生的体验,就像纳博科夫一样喜欢跑来跑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种种游历,我可能更像是这一类的作家,喜欢新鲜的生活所带来的陌生感和刺激。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不是文艺的行业,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自由去做这样的游历,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会丧失生活的稳定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摆脱地理环境也可以进行的,也就是说,是更多远距离地去看自己。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一点一点偏离了一个既定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初心,所以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去审视自己是不是还在自己所设定的那条轨道上,这就是我所说的和自己拉开距离,人都是被生活的惯性裹携着往前走的,渐渐就忘了一开始的热情所在,所以人即使无法在地理上面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以在心理上和自己拉开一段距离,看看自己想走的路是不是原先的,不要到无法回头的时候,才发现生活是不适合我的,我觉得发现这样的事情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并没有具体的人生目标,但是对我而言,每一步都是在实现自己,每一步都是在进步,都是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围绕着自己的潜能。像我对拍电影之类的事情就完全不考虑,没有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我自身的发展、自身的才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什么已知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上升,不是指阶层或物质上的上升,而是心理上智识上经验上文学上的上升,如果说有什么目标的话,这就是我的目标。

有计划写长篇或是大部头的东西吗?

蒋方舟:纳博科夫说,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指他能写到的最长的篇幅,有的作家能写到20万字,有的作家可能是30万字,但是你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数字其实是不一定的。对于我来说,我也正在尝试写长篇小说,但是不知道这个长篇小说能不能成为自己的一个数字。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作家都以追求大部头才能奠定自己的地位,比如像之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一辈子都写短篇小说,也写得非常非常好;还有我很喜欢的一个爱尔兰女作家叫克莱尔·吉根。所以我觉得,纳博科夫所说的每一个作家的数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只是一个用来标记作家的一个字符而已,没有高下之分。

我有举重若轻的一面,也有举轻若重的一面。我也有很严肃悲伤甚至是倦怠的面孔,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丧着脸给别人看,所以每个面相也都是真实的。我的悲伤和倦怠的时刻,可能更愿意留在文学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