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出席庐山谈话时的陈岱孙

陈岱孙：37岁，送别我的青年时代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初，暑假，陈岱孙接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兆铭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联名邀请，参加定于7月15日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同时接到邀请的还有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等。校长梅贻琦此时在南京，和几位教授约好了分头出发，到山上会合。

7日晚，“卢沟桥事变”揭开序幕。8日凌晨，陈岱孙听到了炮声。两天后，启程南下。

陈岱孙没有料到，下次再见新林院3号（注❶），将是在八年之后。

庐山谈话会的会期定为7月15日至8月15日，受邀参加的各界代表有两百多人，分三期开会，陈岱孙被安排在第一期。

参会人员15日方才到齐，因此会议推迟一天开幕。陈岱孙一眼望去，看到好多老熟人，有竺可祯（浙江大学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马君武（广西大学校长）、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马寅初（国民政府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等。

16日，谈话会在庐山传习学舍楼举行开幕式，共158人出席，朝野双方均是人才济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会议，汪兆铭作主题讲话。会上，主战派人士占据优势，一个个慷慨陈词，把气氛搞得颇为热烈。会后，东道主设宴款待与会代表，陈岱孙等青年才俊颇受瞩目。

17日，蒋中正换去长袍马褂，改为全副戎装，发表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讲。

北平教育界人士在上庐山之前已经作好了应付巨变来临的最坏打算，悬了好几年的心一旦放下，反倒轻松坦然。今天听了蒋委员长“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样一番模棱两可的豪言壮语，他们发现国府的政策其实还是一如过去几年，“主要的基调仍是委曲求全”，大仗不一定打得起来。如此，开完会回到北平后，还得继续过那火药桶旁提心吊胆的日子。

18日，众人在东道主安排下，一路游山玩水，来到位于庐山东麓、背靠五老峰、面朝鄱阳湖的海会寺，观摩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

20日，第一期最后一次谈话会比预定计划提前五天结束。陈岱孙和张奚若、陈之迈不慌不忙，又在山林泉石间盘桓了几日，然后下山走原路从九江坐船到南京，再换乘火车沿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北返。

28日，车到天津，日军恰在这一天对北平发动总攻，交通断绝，大仗真的打起来了。一行三人被困在天津一家旅店中，直至30日平津全部沦陷、铁路交通恢复才回到北平。城郊情况不明，于是暂住北总布胡同金岳霖家中。

校务委员陈岱孙立刻用电话联系其他五位校务会议同仁（梅贻琦不在，他下庐山后又去了南京）。由于城郊交通没有保证，单人独行容易发生意外，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一致认为陈岱孙不可返校，而由他们一齐进城到金岳霖家中举行紧急校务会议。当时在老金家里的还有周培源，他见大事不妙，早就携带家眷离开清华园进了城，准备随时南下。

众人碰头之后，大家告诉岱孙，28日上午，敌机大举轰炸驻守西苑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中午，两军战于沙河，有炮弹落于清华园内。29日，国军退出北平，校内气氛甚为惊慌，因敌军所在位置离校园近在咫尺，随时有可能进来窜扰。29日下午，校内开始有敌军穿行，尚无任何举动，但越来越多，已是应接不暇。

想起刚刚发生在南开大学的事（注❷），屋里一阵静默，只有潘光旦拿烟斗在烟缸里轻轻磕着烟灰的声音。

没有时间多啰嗦了。会议决定委托一向主持长沙新校舍建设事务的陈岱孙立即返津南下，找到梅校长，会商迁校事宜。

陈岱孙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抛弃在校内的家，包括《比较预算制度》一书的全部草稿和他历经千辛万苦搜集来的原始资料。“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一转念，这次爆发的战事关系我民族的兴亡。打仗总得有损失。我只可当我的家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返校寓，翌日即回天津。”

散会后，其他人有的返校，有的去订火车票，陈岱孙则赶到父母家中帮助收拾。第二天，他带领老两口连同正在北京度假的罗姓表弟们和周培源全家以及陈之迈、钱端升，一起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天津是罗伯瑛的第二故乡，娘家在那儿有房产，还有父亲罗丰禄大人在北洋供职时的僚属旧部。伯瑛决定，战争期间，儿子岱孙远赴南方，自己和丈夫陈懋豫就在津门寓居。

从北平到天津，火车走走停停，竟然用了一整天工夫。罗氏三兄弟都是网球高手，日常饮水量颇大，八月初的天气酷热，他们没打招呼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得精光。陈岱孙焦渴难忍，气得直跺脚。

陈岱孙将父母安顿好之后，与陈之迈一起，避开津浦路北段，改由天津上船到青岛，再走胶济铁路经济南转往南京。到南京后，两人从胡适那里得悉教育部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商定，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梅贻琦已于几天前去了长沙，于是他们赶紧再继续沿江西上。

这是陈岱孙一个多月以来第三次在长江上航行。和上两次的境遇不同，这次他们乘坐的轮船不再舒适，也没有如画的风景可看。慌慌张张的人们挤坐在甲板上，江面满是逆流而上的船只——“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蒋中正豁出老本，国军几十个精锐德械装备师开赴上海，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发出最后的吼声。

“到昆明不久，我才得到消息，清华园的校舍为敌军所侵占，公私财物全被毁掠。我的家当然是在劫难逃。这本来是一件意中事。我虽然在一闪念间，想到我所搜集的关于预算制度的资料和一些手稿的命运，却从此逐渐有了现实感。战事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而战后的岁月是否允许我重圆以前的旧梦，完全是个不可知之数。这也许是一种锐气消磨的表现，或者是人到中年的一种觉悟。但无论如何，应该认为到1937年抗战军兴就宣告了我青年时代的终结。”

注❶新林院3号，陈岱孙在清华园的寓所。注❷南开大学校园遭日军焚毁事件：

1937年7月29日，日军炮击并轰炸南开大学。当日拂晓，驻扎在海光寺兵营的日军开始炮击。第一炮打向河北省政府，从第二炮开始接连不断朝南开大学射击，首先击中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圆顶，数炮之后，图书馆建筑倒塌，随后数炮齐轰南开其他各处建筑物。日机则轮番轰炸秀山堂、思源堂以及教学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等。下午，炮击和轰炸停止，日军进入南开洗劫尚未搬走的珍贵图书和贵重实验仪器。次日，日军骑兵百余名和军用卡车数辆，满载煤油等燃烧材料，对校园内所有建筑物实施纵火焚烧，南开顿成一片火海。

清华园1949：从一地鸡毛到尘埃落定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16日，军管会下发了当月一部分薪水（其余部分什么时候发、发多少，没有通知）。陈岱孙领到人民币1050元外加20斤棒子面，他第二天买了5斤猪肉和一些蔬菜，花费三百。

临近月底，北平解围，城内外交通恢复。26日，陈岱孙与霍秉权、汤佩松等一起进城办事。在北平被围的四十来天里，南京教育部汇给清华的款项一直由北大代领并代存银行。梅贻琦走前指定了一个五人联络小组（许振英、陈体强、唐统一、张肖虎、李宗津），负责照顾城内的清华教职员家属，需用款时，就到北大支取。现在，联络小组已经完成使命，陈岱孙一行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查看有关账册、文件、余款以及联络小组统一采购的生活物资库存情况，以备交接。

出现一个难题，事情不大，但是特别“糟心”——清华园内的教职员们领到了军管会下发的1月份薪水（尽管只是一部分），而不少人的家属在北平围城期间住在城里，从城里的联络小组那里也领到了1月份薪水。

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这样在1月里支取了双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加实物若干，一份是金圆券加实物若干。

校务会议的态度很明确，只能领一份，多领的要退还给学校。按该等方式处理，在太平年月丝毫没有问题，当然，在太平年月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须知1月28、29日是旧历除夕和新年，而清华园大多数人家已经数月不知肉味了……

领了“双薪”的人们表现各异。有的心安理得，忙忙碌碌地采办年货，一脸藏不住的喜悦；有的尽管不那么招摇，但也若无其事；有的则在人前坚辞否认；还有的确实是别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好心帮着代领回来的，面有愧色地上交了，谁知家眷们不答应，抱怨之声喋喋不休。

双薪的诱惑很难抗拒，除了因为这个年关特别难过之外，还有一个在金圆券和人民币之间难于取舍的问题。

这是金圆券放开发行量的第三个月，虽说币值一直在贬，但贬值速度看上去尚可预期，与将要在5月份到来的总崩溃相比，它在1月还远远没有成为废纸。并且，民众对于在法币环境中讨生活已经具有丰富的经验，换了金圆券，道理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而人民币对于大家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它的发行准备为何、币值如何确定，没人搞得清楚。所以，清华大学在1月份第一次用人民币发工资时，不知道该发多少，最后是参照去年11月的薪资标准，当时发多少金圆券，这次就发多少人民币。结果，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军管会竟也批准同意了。

过完旧历新年，教授会开会，没有沿着年前的思路继续讨论清华治校体制的改革，而是决议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对领双份薪水的现象进行彻查。部分人不干，辩称领双薪之举完全是出于无奈，都怪校当局没本事从军管会那里要来1月份的足额薪资。这一指责激得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冯友兰大怒，说，“我又不是要饭的，当然没本事要来钱”。

第二天，临时委员会对了对账，拉出一份名单报给评议会。

军管会可能得知了这场风波，于是赶紧在2月初把1月份的欠薪给拨了下来。这次补发工资，领过双薪的人自然没有资格申领。

旧历年前，腊月二十四（1月22日，梅贻琦飞离北平的第二天），傅作义开始执行与中共方面秘密商定并签署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正月初三（1月31日），城内国军全部开出城外接受整编，当天中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派遣一部入城，北平实现和平交接。

正月初六（2月3日），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清华大学有大约150名师生加入了北平市民的欢庆队伍。这一天，陈岱孙没有出门，也没有约人在家打桥牌，他用一整天时间读完了约翰·希克斯（JohnR.Hicks）的《美国经济的社会构造》（The Social FrameworkoftheAmericanEconomy）。

2月20日下午3点，陈岱孙作为北平市386位社会名流之一，受邀前往北京饭店，参加新政权举办的招待会以及晚宴。会上另有四位特殊的客人，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他们来自上海，是南京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的私人代表，到北平接洽南北和谈事宜（陈岱孙的老同学甘介侯，三年前开始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此时正利用年休假在南方襄助李宗仁，本来也要参加这个代表团的，可能是由于他的亲美色彩过于浓厚而被北平方面拒之门外）。颜惠庆是岱孙的老前辈、老相识，他此次北上使命重大，十分慎言，两人在那样的场合仅握手致意，略作寒暄。

招待会和晚宴的主人是中共北平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董必武、聂荣臻、叶剑英，每人都讲了话，阐述中共关于和平过渡的种种政策主张，也回答了在座诸公的问题。林彪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注：邵力子）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

陈岱孙赞同南北和谈，今天第一次接触到新政权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对方的头脑是“明智”的。但是如果说到和谈的结局，他就一点都不乐观了。因此，“新的习惯出现了，一些事是不可否认的现实，联想过去是不现实的，一个快速消亡的鬼世道很快就要无影无踪，对于年轻人没有什么遗憾，对于老年人没有什么办法”。

话说北平军管会在接管清华大学之后的第一次发薪是按照以人民币为主、以实物（粮食）为辅的原则来实施的。效果很不理想。归根到底是因为，只要国内和平一日不实现，则任何钞票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物价稳定无从谈起。因此，为保障清华教职员的基本生活，军管会下令，清华园暂实行战时供给制，薪水改为完全按实物发放。

自2月起，陈岱孙的月薪是800斤小米；4月，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金圆券完蛋；5月，军管会可能认为人民币已经站稳脚跟了，于是本月陈岱孙领到10175元，没有实物，结果证明市场规律往往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反——人民币同样大跌，这点钱还不够买两袋面粉；自6月起，恢复实物供给，发放标准和内容只能随行就市；9月，陈岱孙领到1210斤小米（按当月米价，约合人民币20万元）；11月，本地大米100斤、外地大米两袋、面粉一袋……

3月3日，新学期开学。3月15日，军管会代表张宗麟、吴晗开始驻校办公。

此后的一年中，清华大学治校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校务委员和各学院院长不再经过教授会推选，改为由中央政府教育主管机关直接任命。

新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不能一步到位，只好边运行、边调整。

5月3日，评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终结。

5月4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周扬，副主任：陈微明）通知：“奉军管会决定，成立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任命叶企孙等二十一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以叶企孙等九人为主席、常务委员。自校务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旧有行政组织即行停止活动。”二十一人名单为：叶企孙（主席，常委兼）、陈岱孙（常委）、张奚若（常委）、吴晗（常委）、钱伟长（常委）、周培源（常委）、费孝通（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樊恭然（常委，讲师助教代表）、张儆（讲师助教代表）、吕应中（常委，学生代表）、袁君孚（学生代表）。

同一天的另一则通知，任命周培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陈新民为秘书长，冯友兰为文学院院长，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陈岱孙为法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汤佩松为农学院院长，潘光旦为图书馆馆长。

9月初，冯友兰向校务委员会请辞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请辞历史学系主任，获准。校务委员会聘金岳霖为哲学系主任、吴晗为历史学系主任。

冯友兰另向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请辞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职务。

9月2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任命吴晗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指令：“你校吴晗教授，以兼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无法兼顾，拟请辞去文学院院长兼职事，应予照准。”

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你校校务委员会推荐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并兼校务委员会委员，照准。”

3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兹决定改组你校校务委员会，并指定叶企孙、周培源、吴晗、陈新民、费孝通、钱伟长、金岳霖、陈岱孙、施嘉炀及工会代表九人，学生会代表三人，共计二十一人，组成新的校务委员会。另指定叶企孙为主任委员，周培源、吴晗为副主任委员，周培源兼教务长，费孝通、钱伟长兼副教务长，陈新民兼秘书长，叶企孙兼理学院院长，施嘉炀兼工学院院长，陈岱孙兼法学院院长，金岳霖兼文学院院长。新校务委员会成立后，原校务委员会即行结束。”

1949年5月30日，陈岱孙递交下学年休假申请；8月2日获准；9月6日移交公事。

陈岱孙已经17年没有休假了。这一次，他哪儿也没去，除了不讲课、不负责经济学系的行政事务之外，在清华园，在新林院3号，生活大体上照常继续。

所谓“照常”，是指有两件事他还得亲力亲为。一是出席在校内校外频繁召开的各种会议，讨论主题不外乎“课程改革”和“院系调整”方案。二是受命主持整理前任校长梅贻琦留在甲所的各类文档卷宗，梅氏掌校清华十八年，走得匆匆，“遗物”浩繁庞杂，把它们收拾清楚是件颇为费时费力的工作。

所谓“大体上照常”，是指陈岱孙的生活总不免要发生点变化——他的新林院3号将不再是独门独户，而是要与人分享了。

随着中国大陆江山易手，负笈海外的进步学人纷纷回国报效，清华大学的教员数量顿呈直线上升之势。盖不起新房子，只好动老房子的脑筋。在清华园，有许多教授的住宅是完全可以容纳两家人的，新林院就更不用说了。

陈岱孙的新林院3号属于最后被拆分的一批。11月，方案确定，陈岱孙将让出西半边（客厅和饭厅），房子随即开始重新隔断并改造水电暖等管道线路。

新住户原本是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清华大学1936年毕业生）一家三口，后来改为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博士（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生）一家四口，于次年（1950年）1月31日入住。

自此，陈岱孙渐渐有了隐士的心态。

（文章选摘自《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刘昀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4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