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工作中的何道宽。

何道宽 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著作和译作80余种，逾2000万字。

与广为人知的文学翻译相比，学术翻译多数时候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但是，学术翻译对于学科的建设、学术的进步却有着不容小觑的意义和价值。在深圳，就“隐居”着一位学术翻译界的“大牛”，深圳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知名翻译家何道宽先生。素心治学五十载，译介两千万言，正是何道宽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何道宽从四川外国语学院调任深圳大学之后，逐渐成为英国语言文学、翻译学、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带头人，2002年退休后专注于翻译工作，迄今出版学术译著逾2000万字，这还不包括各类教材和论著。他的巨量和高质的学术翻译著作，尤其对中国传播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公认的贡献，他翻译的《理解媒介》一书也成为很多高校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令人称奇的是，大量的学术工作都是在何道宽退休以后完成的。何道宽先生如今已步入75岁高龄，但他并没有放下他的译笔，今年仍有八本译著出版。他为何能保持高质、高产的翻译工作？为何迄今仍翻译不辍？让我们走进翻译家何道宽的世界。

《理解媒介》令人震撼

越不懂越要读

晶报：您的译著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文化史、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传播学，最初您是怎么接触到麦克卢汉著作的？

何道宽：1980年，我作为新时期首批外派的交换学者去美国访问，当时选修了“跨文化传播（交际）”这门课。经由这门课，一个全新的天地打开了，我接触到两位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爱德华·霍尔，决心把他们的著作引进中国。

爱德华·霍尔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人，他的两本书《无声的语言》和《超越文化》都被视为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1990年由我翻译出版，2010年推出第二版。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1992年由我翻译出版，随后又于2000年和2011年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

晶报：除了霍尔与麦克卢汉，您还翻译了施拉姆的《传播学》，但好像您更看重的是《理解媒介》？

何道宽：霍尔与施拉姆的书分别是传播学和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经久不衰，值得引进，但《理解媒介》更令人震撼，更意义隽永，影响更大，我花的力气也更大。

晶报：刚开始接触麦克卢汉作品的时候感觉是怎样的？

何道宽：麦克卢汉理论新，读不懂，但令人震撼，越不懂越要读。1987年夏，我开始翻译《理解媒介》，1988年2月完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翻译的过程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书名就难。这本书的英文名为Understanding Media，过去中文里就没有以“理解”打头的书名，而国人对“媒介”这个词也很陌生，不仅我读不懂，出版社编辑读不懂，高校研究新闻学的人也读不懂，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一拖就拖了四年，直到1992年1月才正式出版。

晶报：《理解媒介》共出了三版，各版的反响如何？

何道宽：书籍的出版也需要一个时机。《理解媒介》中译本第一版是在1992年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属于时代的“早产儿”，因为当时没有人能读懂麦克卢汉，不仅出版社不看好，市场也没有反响，基本“全军覆没”。第二版是在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09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影响面很大。第三版是在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增订评注本，是对麦克卢汉研究第二次飞跃的标志，更有价值。当时又正值麦克卢汉一百周年诞辰，生逢其时，反复重印，印数很大，影响更大。

批判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

非常不公平

晶报：作为译介麦克卢汉第一人，当时您引进麦克卢汉学说时的国内外的学术形态与对其接受度是怎么样的？

何道宽：在中国，现代新闻业有一百多年历史，上世纪初就有了新闻学，但是传播学作为舶来品，早期被国内学术界抗拒，直到1998年，教育部将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下分两个二级学科，传播学作为二级学科列入，才正式承认传播学。这已经是《理解媒介》出版6年之后的事了，随后大家对麦克卢汉的认识才慢慢统一起来。

20世纪下半叶，整个北美都在谈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卖得很疯狂，大家都在读这本书，但是几乎都读不懂。直到1993年之后互联网逐步普及，人们才开始逐渐理解麦克卢汉的学说。有“互联网圣经”之称的美国《连线(Wired)》杂志在报头上称麦克卢汉为“技术时代的先师圣贤”。麦克卢汉这样一位并不懂技术，甚至不用吸尘器、洗衣机、打字机和电脑，出身于人文学科的媒介理论家，搞文科的人并不懂他，反而是互联网界更懂他，认为他预言了人类的未来，看到技术全球化，这是多么悖论的一件事（笑）。

晶报：上世纪80年代，麦克卢汉可以算作美国传播学界的“显学”吗？有人把麦克卢汉的学说称为“技术决定论”，您怎么看？

何道宽：还不能说是显学，在一般学界里，可能还不是很瞧得起他的学说。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学界和中国社会思潮影响最大的学科是未来学，未来学主要分为两派，极端悲观的罗马俱乐部和美国的乐观主义学派，前者认为人口增长是有极限的，资源也是有极限的，无控制的人口增长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多半的未来学家可以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美国乐观派的代表作包括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当时，这些学说恰恰很受中国人欢迎。

很多人批判麦克卢汉，认为他是“技术决定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实际上，麦克卢汉对美国文明的批判是深刻的，他讲究人文关怀，哪是技术决定论呢。

学术价值是翻译选题的优先标准

晶报：逢五逢十都是人生中的重要年份，您今年刚好75岁，作为后辈我们要向您表示祝贺。更值得祝贺的是，您不仅身体健康，而且退休15年来一直坚持学术翻译，不断有新的译著出版。记得6年前您说过，译著突破1500万字您要考虑休息一下，现在您的译著已经达到80种2000万字，可您好像还没进入休息状态，为什么？

何道宽：主观来说，首先是我自己本身喜欢这份工作，停不下来，就好像永动机一样。我曾在《夙兴集》（自选文集）自序里所说：“把学问做下去，直至永远”。另一方面，人文社科有很多思想是相通的，在翻译中我会接触到很多相关知识，由此拓宽了思维，不断提升自身修养。

客观上，则是我与好多家出版社都建立了长期的工作联系，他们也希望我能继续翻译。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出版社，我都翻译出版了十本以上的书，在花城出版社也出版了七八本书。当然，还有一些只出版了一两本的出版社。

晶报：一些出版社会邀请您翻译书籍，您自己也会有所考量有所取舍，那么，您的取舍标准是什么？

何道宽：我对翻译选题的优先标准是：有助于传播学和其他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永恒的价值；有助于读者的涵养和“思想游戏”。可读性和市场价值当然很重要，但相比于学术价值和学术昌明而言，那只能是第二位标准。

好的译著凝聚着

译者的心血和再创造

晶报：好的译者不仅翻译准确，甚至还能够生动、巧妙地表达。作为受到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对您来说，翻译是一件非常轻松的工作吗？

何道宽：总体来说越做越轻松，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困难。我在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就遇到如《文化树》《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这些著作，或许现在来看难度并不大，但以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水平来看，难度却很大，因为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一套知识体系都是全新的。以“culture”这个关键词为例，现在会点英语的人都知道这个词。在80年代初，人们可能会在提到文化修养、扫盲时说到文化程度，还很少有人在人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词。

晶报：在您翻译过的这么多书中，哪一本书让您觉得最难？

何道宽：我的大多数译作都难，麦克卢汉、伊尼斯、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尤其难。许多的急流险滩、崇山峻岭，都硬着头皮“硬扛下来”了，真正令我胆寒的是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这是她17年呕心沥血之作，把印刷术作为媒介来研究，研究那几百年间震撼人心、天翻地覆的“传播革命”，是挖掘不完的学术富矿。但就翻译而言，就好比一座珠穆朗玛峰。

这本书篇幅不算最难，有80多万字。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有五六种欧洲语言，像拉丁文这些语言全靠网上的拉丁字典来扫除障碍。第二，15到16世纪欧洲机器印刷术产生的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不光是印刷术的背景，还有古希腊古典学术、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思想的理解，这些都需要在学习大量欧洲文化史的基础上进行。

晶报：这本书的翻译用了多长时间？

何道宽：8个月。在这本书之前，我已经翻译过1000万字的学术著作。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天坚持翻3000字，每个月10万字，每年100万字，再难的书我也是保证这样的进度的。

晶报：翻译当然是一种脑力劳动，您觉得翻译这个过程中的创造性成分有多大呢？

何道宽：我翻译的学术著作里有十来种是不规范的。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和《理解媒介》没有注释和索引，他的《媒介即是按摩》和《媒介与文明》没有注释和索引，还没有目录，我不得不做大量的“编辑”工作，编制目录、提供注释和附录。

安杰拉·默克罗比的《创意生活》仿佛是中国古代的雕版书，不分段落、不分句读，我又再次被迫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把极长的段落一分为两三段，甚至一分为四五段，同时又不伤害作者的原意，很难啊。

欧文·戈夫曼的《公共场所的行为》研究精神病人的行为，生造了上百个术语，不做解释或界定，让译者“旬月踟蹰”，很难翻译啊。就像严复最初翻译《天演论》，两种文化、学术对不上，还要为学界读者考虑翻译成什么样子才符合它的原意。要为作者、出版社、读者和后世负责任，没有译者的心血和再创造，能行吗？

一定要用良笔驱逐劣笔

晶报：您曾说，学术翻译“枯燥”艰辛，非“独行侠”不能坚守。在我们看来，您就是这样的“独行侠”！那么，现在回头看，这样的一位独行侠，大概都需要哪些武功？在才气与力气两个维度上，更需要的是哪一个？

何道宽：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认真负责的精神，为作者、为读者、为出版社、为自己、为后世负责任，否则就是贻害他人。不说“十全武功”，单说双语言、双文化的修养、广泛的人文社科修养、几十年百万字的修炼，的确要殚精竭虑。夙兴夜寐，累；“枯燥”艰辛，难；但是既然热爱它，就甘之如饴了。

晶报：现在网络发达，翻译软件、搜索引擎等应用十分便利，译者翻译的条件比以往好了很多，也开始出现许多以大兵团和流水线翻译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何道宽：学术翻译，我尤其痛恨的就是大兵团和流水线操作，由几个人分段翻译，由一个人来统稿，这是假的。很少有统稿的人会从头到尾非常认真地看一遍，因为这样等于是自己重新翻译一次，没人愿意干这个事。所以那些统稿不认真的译作会有很多伤痕，术语、人名都不统一，这些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约翰·赫伊津哈有三本著作，其中一本是《游戏的人》，这本书有两个译本，其中一个比较好，但是中国美术出版社的那个译本非常糟糕，译者署名“多人”，我当时不忍心点破，就在后记中写“学术翻译不应该大兵团，流水线，这样会出问题。”还有一本《中世纪的衰落》，其它方面就不说了，就举一个荒谬的例子，书中原意是说中世纪的城市人不讲究卫生，在街上大小便，而这本译作却把“大小便”翻译成“喝水”。你就会发现，这些译者根本没有理解原文，甚至连基本词汇都不知道。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教授访谈时，我曾说“一定要淘汰劣笔，用良笔驱逐劣笔”。

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

晶报：关于翻译技巧的说法不少，比较经典的说法就是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译例言”讲到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您对此怎么看？您在翻译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和追求？

何道宽：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信达雅”。严复是一个旧式的文人，古文功底非常好，提出“信达雅”是非常自然的问题。我个人最推崇和最欣赏的还是钱钟书提出的“化”，就是指把原文打通、嚼烂、消化，化为中国文化语境里恰当的语言。这里的“化”不仅仅指思想上的“化”，还包括句法、词语、文风、文体、结构等。

当然，这个“化”绝对不是指完全摆脱原文结构，但是基本要摆脱欧式语法。一句话就超过半页的那种长句，绝对要“化”，“化”了之后再进行拆散、重组，这个很费脑筋，但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很多欧洲语言的语法、句法让人根本读不下去，不像中文。如果一个人受了西方语言的教育影响，自己的中文又不好，还要“硬”翻译，就会容易产生双层的隔阂。所以该雅就雅，不该雅千万别雅，原文如果很粗鄙就不该雅。一般人理解严复的“雅”会理解成“优雅”“雍容华贵”，我觉得还不一定，具体是什么还得琢磨，这个“雅”是否就是说读起来像中文？可是这样又和“达”重复了。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化”了以后再表达出来，这也是我认为的翻译的最高境界。

学术翻译是“深圳学派”建设

不可或缺的一块木板

晶报：国家认定的“资深翻译家”数以百计，就各门类的人数而言，外事翻译、技术翻译、文学翻译、学术翻译依次递减，作为一位专事学术翻译的“资深翻译家”，您认为学术翻译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何道宽：学术翻译是一座桥梁，对人类各层面的交流影响深远，它的直接影响面虽然狭窄，但人类的发展需要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等各门类、各层面的交流，文化繁荣、社会发展都需要学术翻译。

相比其它门类的翻译，从事学术翻译的人的确很少。因为这项工作“枯燥”艰辛，直接影响面小，非“独行侠”不能坚守。学术翻译家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甘苦自知，却又甘之如饴。学术翻译面临着种种困境，包括政策、学术环境、人才建设以及舆论引导等方面，所以一定要鼓励翻译精英，正确引导大众认知。

晶报：深圳近几年在提“深圳学派”建设，您认为，在建设深圳学派的过程中，应该给予学术翻译什么样的地位？

何道宽：学术翻译是“深圳学派”建设不可或缺的一块木板，而且是中国学术繁荣的核心要素。我希望，更多地有志者穷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翻译，希望深圳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学术翻译工作者和译作精品。

晶报：除了学术翻译相关的著作之外，您平时一般还会阅读哪些图书？

何道宽：我的兴趣比较宽泛，过去对美学、宗教学、文学之类的书都读了不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读学科史是拓宽视野的最快捷径，这个办法能使人尽快地了解其全貌。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我的大多数时间都用到学术翻译上了，得全力以赴地把学术引进来做学科建设，再去另起炉灶。所以现在的阅读基本就是围绕学术翻译的内容，翻译什么就读什么（笑）。比如说，翻译《文化树》《软利器》这些书，就得看看西方文化史和西方通史这类书。做学术翻译，自然得深钻那门学问。所以译者比所有读者都要读得仔细，每翻译一本书，都是对这本书的精读。无论是翻译、作注还是作序，都要主动汲取相关的知识。幸运的是，现在数据库，互联网搜索引擎方便了，很多东西都能查得到。我曾说过“现在做学问的人真是幸福死了”，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99%的体力劳动和初级加工的脑力劳动已经不需要我们来做了，你只需要做1%的精加工就行了。

今年8本新译作

《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

约翰·哈特利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11月

《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

凯文·马尔卡希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11月

《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

安杰拉·默克罗比 著

商务印书馆 2017年11月

《公共场所的行为：

聚会的社会组织》

欧文·戈夫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第二版）

拉尔夫·林顿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

（第二版）

约翰·赫伊津哈 著

花城出版社 2017年2月

《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

（第二版）

约翰·赫伊津哈 著

花城出版社 2017年2月

《17世纪的荷兰文明》

（第二版）

约翰·赫伊津哈 著

花城出版社 2017年2月

（罗婉/文、图 特约采访 庄向阳 实习生 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