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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正:魔幻里的现实主义呈现者

来源:文学报 | 何晶  2017年08月11日09:01

陈崇正

“文学地理”和“魔幻现实”,是解读青年作家陈崇正小说的两个关键词——故事总发生在半步村,在这个相对集中的时空里,人物被不断唤醒,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断唤醒陈崇正对于历史、时代、当下的感触,并杂糅了魔幻现实、民间传奇的叙事方式。

“世界正在剧烈的颠簸中失去形式,而陈崇正力图创造一种似乎源于萨满或精灵的幻术,使不可能的看似可能,使不可理解的得到讲述。”评论家李敬泽如此评价了这位“80后”写作者。奇诡的想象力、变异的现实镜像,是陈崇正寻求小说接通现实的方式。因而他的小说都有复杂的情节和结实的密度——分身术、离魂术、巫术穿行其间,同时装置着乡村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种种现实映照,正如他所说,“小说如蜘蛛网一样布满生命的脉络,每一个丝线的颤动,都可以被感知”。

陈崇正热衷描写“分身术”这种技术,人被不断分割,是因为时间和情感的错位,“我在努力融入历史时发现了某种格格不入,也在这样的格格不入中发现了人世的况味”。人在时间里被折叠、分解,孤独、恐惧种种人生的底色也终将在时间里被消解,“这其中不可言说的诗意”正是他在小说里重复使用“分身术”的原因。

“要写能飞天入水的小说”,在最新出版的《黑镜分身术》一书的序言里,他如此勉励自己。飞天入水,即是小说既要有轻逸的气质,能够以想象力来超越日常逻辑,又要能迅速切入时代的机理,沉入现实的真实底色。他独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认识时代、当下的路径,在其间逆风飞翔。

记者:你的小说总发生在一个地方——半步村,有人称其为你的“文学地理”,在其中建立了一个言说与承载多种内容的空间。你曾说这样“既省事又能成系统”,但多次重复构建这个村庄横截面和纵向历史,应该有更多的考量。

陈崇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叙事原点。碰巧,我的叙事原点就是半步村。这个虚构的村庄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笔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谐音“半不存”的村落带有某种南方的寓言。如果不是半步村,也一定有另一个载体需要被用来承载我的想法和情绪。我多次试图用一大张白纸来描出半步村的地图,以期在小说中对村中各处的描述能更为严丝合缝,但我发现这样做非常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在于,半步村并非一个村庄,而是由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村庄组成,我当然可以将之具体画出来,像很多作家所做的那样,给出一种秩序。然而我似乎更愿意让它具备一种混沌的美感,让它有云雾缭绕,让它有各种模糊的边界,让它陌生而又自相矛盾。

有时候出现在一些场合,比如酒桌上,有些对文学不甚了然的朋友假装非常内行地问,你是写什么类型的小说的?我通常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我大概只能说我不是写类型小说的,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真的答不上来。但有一两回,旁边另外的朋友会帮我回答,他是写乡土文学的。很简单,你不是写半步村吗?当然是乡土小说了,久之我为了避免各种麻烦,也会直接答曰乡土小说。然后就会自然听到劝慰之声,比如莫言之后的乡土没有什么出路,城市文学会是未来主流之类的。然而在我看来,当下的中国已然城乡莫辨了,农村城市化,城市也在农村化,哪里有真正的乡村了?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乡村?已经没有概念了。所以说,要去理解城市中的种种焦虑,要去深思这个时代的痛点和尴尬,切入点不在城市,不在工厂,不在流水线,不在咖啡厅,而在四不像的农村,在异化之后无法言说的农村。这个农村不是莫言的农村,也不是沈从文的农村,而是由推土机和远方没有乡愁的人们组成。

所以,如果说我在其中装入什么,那我什么都装不进去。毕竟作家并非思想家,作家应该做的事是去发现和呈现。即使如鲁迅那么聪明的作家,他面对凋零的故土,他的路数也是有选择的呈现。这种呈现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和情绪。是的,我反复强调这里面的情绪,只因为我在拆解和拼接中感受到了心头琴弦的颤动,那是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来自陌生的当下,也来自遥远而值得缅怀与反思的过去。

记者:你的半步村是一个集合了魔幻、民间传奇、现实镜像的叙述空间,分身术、离魂术,甚至巫术、神秘力量都被你拉来使用,魔幻逐渐成为你小说的一个有力武器,其实你的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魔幻的,但这种夹杂着通俗小说叙述的先锋“魔幻”或者说“魔幻现实”确实成为你小说的重要风格。它们让你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达了吗?

陈崇正:这几年的创作,我似乎非常自觉地将自己的笔触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对写实的,这在《半步村叙事》中得到表现;另一类,则更为奇思妙想。对我而言,小说的难度考验上,如果无法深刻,那么也无妨让笔下的世界更加有趣。就如我让“破爷”一次次走进半步村,这个不存在的人物,和不存在的魂机一样,代表了诗意对破碎的一次次进军,分身术不过是堂吉诃德的长矛在空中举着。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姿势能表达什么,或者说,我只是遵从了内心的某一种自觉:应该如此,于是便如此。从技术上考量,这样的“奇技淫巧”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在炫技方面,有太多的人做得比我好。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对分身术等技术设定的组装方式:根在岭南,根在潮汕平原,但折射和吸收的,其实是我一次次旅途所见,一次次走街串巷,那些难得的采集。比如《黑镜分身术》中有个女孩叫谭琳,其原型就是我某次一个人到湘西凤凰旅行遇到的一个姑娘。那天从冷清的沈从文墓回来,我无意间走进了一家手绘店,店里挂满了各式的衣服,斑斓的,和还没有上色的白衬衫。一个女孩蹲在地上低头摆弄着调色盘。这女孩就姓谭,我坐在店里跟她聊了两个多小时,这个白纸一样的姑娘,长得漂亮,但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也无意用什么纯洁之类的形容词来赞美她,相反,那是真空一样的空白:读完中专,学会手绘,然后就开了这样一家店。来来往往多数是跟她一样喜欢文艺风的小姑娘,信息的输入非常简单。我是第一个愿意坐在杂乱的店里跟她聊天的旅客,我们加了微信,然后其实就没有再联系了。两种生活方式,就如两条平行线,我每天都上蹿下跳地瞎忙,把自己搞得好像做什么大事情的一样可笑;而她大概就每天有规律地画画,卖她的白衬衫,会对很多人说她很无聊。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她在朋友圈里开始发一些酒吧的照片,以及一些在深夜骑行中认识的朋友,便知道她的生活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她此后的生活,便是这个小说中另外人物的原型,比如她自己的分身,比如另一个奔放的姑娘关满。我想象的触觉,一直在观察着这样类似的人物,然后我悄悄将之组装到我的半步村世界之中,同时封上了叙事的密码。

记者:无论是分身术、离魂术还是别的什么,其实对应的是现实里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处境,荒诞之下是一种现实焦虑,时代大潮碾压重塑了许多东西——乡村、情感、人性,可以发觉你对时代、历史、现实的兴趣很深。

陈崇正: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技术正在改变每个人的生活。我常常想,一个生活在1997年的人,该如何想想这个2017年的夏天:摩拜、微信、人工智能和王者荣耀。面对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时代一样,这个时代也有它的侧面。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应该站在伟大时代的侧面,幽微的侧面,暗痕遍布的侧面。那里有普通生活的全部纹理,那是作家应该在的地方。在时代的侧面,有许多普通人经历过1997年,经历过“非典”时期,经历过悄然发生的信息时代。这些时间节点,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具备重大意义。生命对他们来说,是由具体的一个个事件构成的。这么聊过于玄乎,还是举个例子,比如《葵花分身术》中,有两个来自中国香港的老人,原型是我在福建土楼围龙屋里遇到的两个中国台湾老人,他们是过来寻祖的。我跟他们有过短暂的攀谈,近乎于碎片的一个记忆,只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山风从围龙屋的门口吹进来。但那个下午的聊天,居然让我念念不忘,回响至今。直到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两个老人突然就浮现了,我清楚记得他的布满口袋的马甲,他就是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眼镜和记事的小本子的。这两个老人,一定早就忘记了当日那个找他们问东问西的小胖子,从他们的角度看过来,我不过是他们寻亲之路上的某个路人。而他们对我来说,代表了一类人的共同记忆,夹带着战火、饥饿和奔逃的人们。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记忆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我们以为会牢牢记住的,总是被淡忘;而某些不经意的情景,会随着时间而奔突、侵袭、反刍,如同一个焦急的孩子,要你知道它一直都没有被时间冲走。所以说,我们不过是在时间里被折叠的人罢了,因为我们的记忆储存方式,已经完美地帮我们折叠了我们的前半生。

记者:陈培浩在与你的一次对话中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在做加法,文学地理加上时代、历史忧虑,再加上魔幻象征,在实与虚的辩证中让很多东西澄明、露出水面。最近出版的《黑镜分身术》一书是一次集中展现,但你却在序言里说担心自己走了偏锋,怕走什么偏锋?这样的叙述又会继续多久?

陈崇正:对我来说,我大概是暂时使用了分身术。我不会长期迷恋某种技术。或者说,我还在不断地变换着自己。就如《黑镜分身术》书中的五个故事,它们分别写于不同的时间,所以也具备各不相同的五种形态,而不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叠加。或者说,我进行的是流动的加法,这是我的游戏。或者这种游戏方式会继续进行下去,也或者会有新的玩法。在众相纷纭的庞大世界面前,当作家穷尽想象希望介入现实的时候,他将别无选择地滑向先锋。而这种先锋,便注定是流动的先锋。所以,先锋在被定义之前,都会被认为无法远走的偏锋。

记者:其实孤独、恐惧、虚无,你小说里这些元素也有很多,甚至这些东西才是你小说真正的底色,这些可能是你对人的生存感觉的一种认知。

陈崇正:如果人生是一个巨大的游戏,那么,让我们完美进入沉浸式体验的,正是孤独、恐惧、虚无之类的生存底色。能让我们觉得我们活在时间里,真的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动物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孤独和恐惧,终将会在时间里被消解,这其中有不可言说的诗意。对小说家而言,慢火炖煮这些终将消解的生存感觉,控制好火候,就可以在其中安插任意的插件,比如分身术,比如其他的想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