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文革”前商务版《新华字典》的三个版本

来源:中华读书报 | 王保贤   2017年07月24日06:48

关于《新华字典》,笔者以前写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三版”,也写过商务印书馆的两个“新四版”(先后刊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和3月11日的“出版史版”)。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也是《新华字典》1957年“新1版”问世60周年,借此机会,再说说“文革”前商务馆出版的三个版本,即“新1版”至“新3版”。

1955年后半年开始至1957年夏,《新华字典》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后的本子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前,商务共出过四版《新华字典》;但公开发行的,只有前三版。

1957年6月·“商务新1版”

《新华字典》在商务出的第1个版本,版权页作“195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1957年6月商务新1版”——这一表述,既是对人教社的尊重,也是在执行政府有关出版物的规章制度——1954年4月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第14条是:“从其他出版者转移来的书籍,从第1版算起,称‘新1版’。印次、印数亦均重新算起。但一般应在版本记录中载明原出版者的名称,或由出版者另行说明。”说到这里,笔者多少有点遗憾的是,现在转社出版的图书种类不少,但很少再有出版社在版权页上作如此明确的记载了,即使同一出版社的再版书,读者经常看到的也都是“第1版”,好像新版书一样,这不是一种好风气,会给后人的出版史研究带来许多麻烦的。

1957年6月新1版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许会有人问,《新华字典》的发行量那么大,其利润非常可观,当时人教社为什么要把它转由商务出版呢?原来,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人教社越来越偏重于编辑和出版中小学各科教材,已经很难腾出时间和精力,用于修订、出版字典的工作了;而与此同时,根据分工,出版工具书则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项重要业务;至于利润,出版业尤其是出版普及性的字典,并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当时又是计划经济,如果要说利润的话,大部分都是国家的。

“新1版”的出版背景是:1955年后半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初,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一开始起,《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因此,它一直是积极贯彻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各项规定的。这次修订,就是为了落实上述两会精神和实施有关法规而进行的。主持修订工作的,是萧家霖先生,他也是人教社“原版”《新华字典》的主要编者。

在推广简化字方面,这次修订过程中,整理了600多个异体字和繁体字——当时是把繁体字与异体字同样对待的,未对二者进行区分(《新华字典》明确把繁体字和异体字区分开来,始于1998年的修订本即第9版)——这样,“新1版”共收包括异体字和繁体字在内的单字8000多个,与此前人教社1954年8月的部首排列本相比,大约多出了700来个。在推广简化字的起初,一方面由于人们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字模数量有限,“新1版”存在若干简繁并存的现象,比如字典正文中,有一个字头是“克兰姆”(即今天的重量单位“克”,当时字典中收有很多这样的“复音词”字头),但在《凡例》的举例中,却是“克蘭姆”。

“新1版”是音序本,其音序仍然是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但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按音序排列的次序,给字典中的全部字头编列了号码,“互见”的地方注号码,不注页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编稿子的同时,也就有了“互见”地方的号码,而不像注页码那样,必须等到排好版后才能填写。这种方法仅延续到1959年版中,以后就不再使用了。在注音方面,“新1版”采用了两种注音方式,一种是继续保留下来的注音字母注音(实际上一直保留至今),另一种是新的,就是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注音,同时废弃了人教社部首排列本中的同音字注音(直音)和反切法注音。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没有正式形成,按照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的注音方式,有些字的注音,同今天相同,但还有不少字的注音,同今天是有区别的,比如今天的“xing”音,当时作“hing”;今天的“qiao”音,当时作“kiau”,等等。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对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1957年12月,“新1版”印行了第2次印本,这个印本的扉页上,多了个“1956年修订·1957年11月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改定注音”的说明。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第2次印本中的注音,已经同今天的注音差别不大了。仅从这一变化来看,“新1版”的第2次印本,实际上已是一个新版,但由于当时的版本记录并没有改变版次,我们今天也只能延续这一版次认定了。

从1957年6月至1958年5月,“新1版”总共印行了5次。2007年1月,商务印书馆为庆祝成立110周年,以1958年5月的第5次印本为底本,影印了“新1版”,称《新华字典》的纪念“珍藏本”。

1959年5月的改排本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编者对字典的音序进行了改排,这就有了1959年的改排本(“改排”是扉页上的用语,版权页则作“1957年6月新1版,1959年5月修订重版”)。这在商务版《新华字典》的历史上,被称为第2版。

该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新华字典》历史上,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字头的第一个版本——此前人教社的“原版”和商务的“新1版”,这两个音序本正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从该版起,则改为“A”了。当时,普通话审音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该版仍然保留了诸如“lui”(泪)、“lüan”(娈)、“yai”(崖、睚)等音节。对于几个鼻音的叹词,仍然没有规定注音的方法,而使用了鼻音声母单独注音或用它跟别的声母拼合注音的方式。根据《凡例》第1条,在内容方面,该版并没有太多改动。

1959年5月重排本

笔者经常看到,有人总喜欢指责《新华字典》,说它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总是在“跟风”,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该版的修订工作是在“大跃进”中进行的,但我发现,“跃”和“进”的释文,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跃”字,人教社“原版”给出的释文是:“跳(跳跃):新中国在飞跃进步。跃跃欲试。”从部首排列本开始一直到该版,除将“新中国在飞跃进步”改为“新中国在飞跃前进”外,再无任何修改——在后来1962年版、1965年版、1971年版(即“文革”版)的举例中,又只剩下了“飞跃前进”一词,连“新中国在”几个字和“跃跃欲试”这一成语都删去了——有读者也许不相信,但事实是,“大跃进”一词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1979年版(第5版)中出现的。

1959年改排本共有7个印次,多是在1959年的后半年印刷的,最后一个印次是1960年1月的第12次印本。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各方面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就我所见该版的几个印本来看,所用纸张都很粗糙,因此也就比其它版本要“厚重”一些。还有,这一版字典中,没有全书的总目录。

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

1962年7月,商务出版了《新华字典》的第3版,版权页作“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根据该版《说明》(通常字典上的“凡例”,在这一版和后来的1965年修订重排本、1979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1992年版中,用“说明”代替了)的第1条,它是对1959年版“略加修订,重新排印的”,似乎变化不大,但根据刘庆隆先生(刘先生参加了人教社“原版”的编写,后又参与多版包括该版的修订工作)的说法,当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字典中的一些释文和例句,已显得不是很合适了,因此,虽说是“重排”,但修改还是不少的;此外,还增加了少量字头。

主持这次修订工作的,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当时丁先生的任务,主要是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因此,这次受命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也就很自然地使得这本小字典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现汉》的影响。比如说,以前的《新华字典》没有收“匼”字(读kē),而当时丁先生正在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后来,这个字也就收入字典中了;还有关于“癌”字的读音,这个字本来读yán,与“炎”同音,但丁先生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主张将其注音从yán改为“ái(旧读yán)”。据了解,语言学界的同志认为,把“癌”字读作ái,主要源自吴语,是不符合北方话的标准的,因此,单从音韵学、方言学角度看,给这个字注什么音,或许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但如果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注为ái却是最为恰当的。

关于丁先生严谨治学的事,我还看到过一则材料,是说在该版开印不久,他突然发现“垓”字的第一个义项为:“垓下,在现在安徽省,项羽死在这个地方。”他赶紧对修订人员说:“霸王垓下被围,乌江自刎,怎么会死在垓下呢?错了好些年了,这可是个大事故!”同时立即给商务打电话,请求“立即停印”,并让五分钟后等他的修改决定。大约一两分钟后,丁先生就把电话打过去了,方案是将原释义改为“项羽被围困的地方”。修改后的文字仍然是八个,是很容易作挖改处理的。为核对这则史料,我查对了1959年改排本的1960年1月北京第12次印本(即1959年版的最后一次印本)和1962年修订重排本的1962年7月北京第13次印本(即1962年版的第1次印本),的确如此。

从这一版开始,《新华字典》除在北京印刷外,不少地方也开始租型印刷了。就笔者所见,就有上海、重庆、长春、昆明等地的印本,其中又以上海印本的次数和印量居多。另外,也是从这一版开始,出现了平装本。平装本的定价是1元,比精装本少了两角五分钱,在当时,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惠还是很明显的。

1962年底,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第三编,该编收异读词600条,并对以前发表的两个表中的某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因此,最迟从1964年后的印本开始,在扉页和《总目录》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共4个页码的《修订表》。这样的印本,本来亦应视为新的版本,但同“新1版”的第2次印本不被当作新版一样,我们今天也只能尊重当年的版次认定了。

“文革”前商务出版的前三版《新华字典》,书名均用“鲁体字”,装帧设计风格一致,但在细节上,各版又都略有变化。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