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新华字典》，笔者以前写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三版”，也写过商务印书馆的两个“新四版”（先后刊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和3月11日的“出版史版”）。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也是《新华字典》1957年“新1版”问世60周年，借此机会，再说说“文革”前商务馆出版的三个版本，即“新1版”至“新3版”。

1955年后半年开始至1957年夏，《新华字典》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修订后的本子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革”前，商务共出过四版《新华字典》；但公开发行的，只有前三版。

1957年6月·“商务新1版”

《新华字典》在商务出的第1个版本，版权页作“1953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1957年6月商务新1版”——这一表述，既是对人教社的尊重，也是在执行政府有关出版物的规章制度——1954年4月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第14条是：“从其他出版者转移来的书籍，从第1版算起，称‘新1版’。印次、印数亦均重新算起。但一般应在版本记录中载明原出版者的名称，或由出版者另行说明。”说到这里，笔者多少有点遗憾的是，现在转社出版的图书种类不少，但很少再有出版社在版权页上作如此明确的记载了，即使同一出版社的再版书，读者经常看到的也都是“第1版”，好像新版书一样，这不是一种好风气，会给后人的出版史研究带来许多麻烦的。

1957年6月新1版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也许会有人问，《新华字典》的发行量那么大，其利润非常可观，当时人教社为什么要把它转由商务出版呢？原来，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人教社越来越偏重于编辑和出版中小学各科教材，已经很难腾出时间和精力，用于修订、出版字典的工作了；而与此同时，根据分工，出版工具书则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项重要业务；至于利润，出版业尤其是出版普及性的字典，并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当时又是计划经济，如果要说利润的话，大部分都是国家的。

“新1版”的出版背景是：1955年后半年，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初，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又发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一开始起，《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因此，它一直是积极贯彻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各项规定的。这次修订，就是为了落实上述两会精神和实施有关法规而进行的。主持修订工作的，是萧家霖先生，他也是人教社“原版”《新华字典》的主要编者。

在推广简化字方面，这次修订过程中，整理了600多个异体字和繁体字——当时是把繁体字与异体字同样对待的，未对二者进行区分（《新华字典》明确把繁体字和异体字区分开来，始于1998年的修订本即第9版）——这样，“新1版”共收包括异体字和繁体字在内的单字8000多个，与此前人教社1954年8月的部首排列本相比，大约多出了700来个。在推广简化字的起初，一方面由于人们的习惯，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字模数量有限，“新1版”存在若干简繁并存的现象，比如字典正文中，有一个字头是“克兰姆”（即今天的重量单位“克”，当时字典中收有很多这样的“复音词”字头），但在《凡例》的举例中，却是“克蘭姆”。

“新1版”是音序本，其音序仍然是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的，但又有一个特点，就是按音序排列的次序，给字典中的全部字头编列了号码，“互见”的地方注号码，不注页码。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编稿子的同时，也就有了“互见”地方的号码，而不像注页码那样，必须等到排好版后才能填写。这种方法仅延续到1959年版中，以后就不再使用了。在注音方面，“新1版”采用了两种注音方式，一种是继续保留下来的注音字母注音（实际上一直保留至今），另一种是新的，就是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注音，同时废弃了人教社部首排列本中的同音字注音（直音）和反切法注音。当时，汉语拼音方案还没有正式形成，按照方案（草案）的第一式拼音字母的注音方式，有些字的注音，同今天相同，但还有不少字的注音，同今天是有区别的，比如今天的“xing”音，当时作“hing”；今天的“qiao”音，当时作“kiau”，等等。

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对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1957年12月，“新1版”印行了第2次印本，这个印本的扉页上，多了个“1956年修订·1957年11月根据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改定注音”的说明。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第2次印本中的注音，已经同今天的注音差别不大了。仅从这一变化来看，“新1版”的第2次印本，实际上已是一个新版，但由于当时的版本记录并没有改变版次，我们今天也只能延续这一版次认定了。

从1957年6月至1958年5月，“新1版”总共印行了5次。2007年1月，商务印书馆为庆祝成立110周年，以1958年5月的第5次印本为底本，影印了“新1版”，称《新华字典》的纪念“珍藏本”。

1959年5月的改排本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编者对字典的音序进行了改排，这就有了1959年的改排本（“改排”是扉页上的用语，版权页则作“1957年6月新1版，1959年5月修订重版”）。这在商务版《新华字典》的历史上，被称为第2版。

该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新华字典》历史上，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字头的第一个版本——此前人教社的“原版”和商务的“新1版”，这两个音序本正文开头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从该版起，则改为“A”了。当时，普通话审音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该版仍然保留了诸如“lui”（泪）、“lüan”（娈）、“yai”（崖、睚）等音节。对于几个鼻音的叹词，仍然没有规定注音的方法，而使用了鼻音声母单独注音或用它跟别的声母拼合注音的方式。根据《凡例》第1条，在内容方面，该版并没有太多改动。

1959年5月重排本

笔者经常看到，有人总喜欢指责《新华字典》，说它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总是在“跟风”，这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了。该版的修订工作是在“大跃进”中进行的，但我发现，“跃”和“进”的释文，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跃”字，人教社“原版”给出的释文是：“跳（跳跃）：新中国在飞跃进步。跃跃欲试。”从部首排列本开始一直到该版，除将“新中国在飞跃进步”改为“新中国在飞跃前进”外，再无任何修改——在后来1962年版、1965年版、1971年版（即“文革”版）的举例中，又只剩下了“飞跃前进”一词，连“新中国在”几个字和“跃跃欲试”这一成语都删去了——有读者也许不相信，但事实是，“大跃进”一词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1979年版（第5版）中出现的。

1959年改排本共有7个印次，多是在1959年的后半年印刷的，最后一个印次是1960年1月的第12次印本。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各方面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就我所见该版的几个印本来看，所用纸张都很粗糙，因此也就比其它版本要“厚重”一些。还有，这一版字典中，没有全书的总目录。

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

1962年7月，商务出版了《新华字典》的第3版，版权页作“1962年7月修订重排第3版”。根据该版《说明》（通常字典上的“凡例”，在这一版和后来的1965年修订重排本、1979年版、1987年版、1990年版、1992年版中，用“说明”代替了）的第1条，它是对1959年版“略加修订，重新排印的”，似乎变化不大，但根据刘庆隆先生（刘先生参加了人教社“原版”的编写，后又参与多版包括该版的修订工作）的说法，当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字典中的一些释文和例句，已显得不是很合适了，因此，虽说是“重排”，但修改还是不少的；此外，还增加了少量字头。

主持这次修订工作的，是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当时丁先生的任务，主要是主持编纂《现代汉语词典》，因此，这次受命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也就很自然地使得这本小字典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现汉》的影响。比如说，以前的《新华字典》没有收“匼”字（读kē），而当时丁先生正在研究这个字的读音，后来，这个字也就收入字典中了；还有关于“癌”字的读音，这个字本来读yán，与“炎”同音，但丁先生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主张将其注音从yán改为“ái（旧读yán）”。据了解，语言学界的同志认为，把“癌”字读作ái，主要源自吴语，是不符合北方话的标准的，因此，单从音韵学、方言学角度看，给这个字注什么音，或许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但如果考虑到医疗工作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注为ái却是最为恰当的。

关于丁先生严谨治学的事，我还看到过一则材料，是说在该版开印不久，他突然发现“垓”字的第一个义项为：“垓下，在现在安徽省，项羽死在这个地方。”他赶紧对修订人员说：“霸王垓下被围，乌江自刎，怎么会死在垓下呢？错了好些年了，这可是个大事故！”同时立即给商务打电话，请求“立即停印”，并让五分钟后等他的修改决定。大约一两分钟后，丁先生就把电话打过去了，方案是将原释义改为“项羽被围困的地方”。修改后的文字仍然是八个，是很容易作挖改处理的。为核对这则史料，我查对了1959年改排本的1960年1月北京第12次印本（即1959年版的最后一次印本）和1962年修订重排本的1962年7月北京第13次印本（即1962年版的第1次印本），的确如此。

从这一版开始，《新华字典》除在北京印刷外，不少地方也开始租型印刷了。就笔者所见，就有上海、重庆、长春、昆明等地的印本，其中又以上海印本的次数和印量居多。另外，也是从这一版开始，出现了平装本。平装本的定价是1元，比精装本少了两角五分钱，在当时，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其实惠还是很明显的。

1962年底，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的第三编，该编收异读词600条，并对以前发表的两个表中的某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因此，最迟从1964年后的印本开始，在扉页和《总目录》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共4个页码的《修订表》。这样的印本，本来亦应视为新的版本，但同“新1版”的第2次印本不被当作新版一样，我们今天也只能尊重当年的版次认定了。

“文革”前商务出版的前三版《新华字典》，书名均用“鲁体字”，装帧设计风格一致，但在细节上，各版又都略有变化。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