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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来源:《钟山》杂志 | 韩少功  2017年06月15日14:17

编者按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但短暂20世纪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今日推文韩少功老师以“波西米亚”和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为中心,漫谈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文学。

 

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它、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大致重合当今捷克的地块。其实,最早的吉普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W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它、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最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的最佳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最大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BOBO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质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类群体:“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至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1914年8月2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最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最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故国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犹太人正在以“贪婪”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20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

 

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承受了20世纪太多的灾难,上演了一出出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

1938年10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军队战车隆隆,尘土蔽天,闪电式地成扇形突破边境线,一举占领苏台德地区,踹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人们望风而逃。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们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以至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便翻然变脸。自1937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历史总是复杂的。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营和刑场,仅在布拉格西郊一个村子就杀光199名男人,差一点杀光全部孩子(仅有8个年龄最小的被领养)——后来由国际社会设定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惊天惨剧。其实,受害的最终也少不了强势一方。就在这个苏台德,数年后因纳粹德国战败,竟有223万德语居民被新政府驱逐出境,其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建三峡水库,耗时多年,耗资千亿,广泛动员19个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库移民150万——就不难明白远超此数的德语难民是个什么概念。他们净身出户,哭号于途,一时间死伤万千,并且从此沦为一块记忆空白,断不会有什么国际节日以为抚慰。

混乱的剧情还在继续。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机场同意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因“机械事故”临时迫降,不料客机一降落,冲出机舱的却是数十名苏军特种兵,直扑指挥塔台和其它制高点。几分钟后,一个满员空降师乘三十多架运输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一架的节奏空降布拉格。由苏、匈、保、东德近三十个师组成的华约地面部队,分四个方向越过边界,合围捷军营地,逮捕执政党领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楞头楞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革命美好的新生活……但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蹂躏。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一类蒙古语的老粗,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曾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化回归事件,一种身份苏醒事件,是迟早都要到来的又一次欧洲史断裂。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蹂躏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足够的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国家,贫穷得多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

时值“布拉格之春”48周年纪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广场观看庆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摇滚歌手,在舞台折腾出一些夸张姿态,唱出一些虚头巴脑的爱呵愁呵明天呵,赢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背景屏幕上再现的黑白老照片,当年的坦克和旗帜,在又一轮洛可可化的历史缅怀之下显得过于陌生,有点不搭调。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做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320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坦克前想起这些的。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从1914年到1989年,仅持续了75年。”

作者划定这个75年,显然是要凸显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89(柏林墙倒塌)这两个节点。前一个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前半个世纪遭遇重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地盘丧失殆尽;后一个节点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后半个世纪也遭遇重挫,包括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红色版图的全面易帜——那一段真是戏剧性的一日一变呵,法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每播完一条东欧国家变色的新闻,就忍不住补上一句:“各位观众,还没有中国的消息。”

一前一后,风水轮流转。作为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制度探索,两种苦涩的历史教训,二者构成了人类20世纪的主要遗产。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次大震荡都曾以捷克为最初震源之一。只是这一片各方应力反复交集的震源区,倒是一直显得平静,显得温和与柔软。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散弱多于团结,犬儒多于铁血,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思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45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还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一样,转过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一族,20世纪的“文青”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精神底色。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它国度能比。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捷克几乎就是这样。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1991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最后一声倾诉。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2003年捷克派出80名军事警察参加伊拉克战争,比德、法的拒战态度更让美国欢心,被美国国防部长誉之以“新欧洲”。可惜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总是一个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后,众多精英才子目瞪口呆的是,英国冷冷地宣布“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强悍地宣称“美国优先”,世界各地突然间政治强人竞出,重新绷紧国家利益冲撞的神经……如此看来,哈维尔当年的一厢情愿还是有点文艺腔了。或者说,知识界主流力图对20世纪做一个抒情化的处理,还是过于简单。

人们该继续“庆祝无意义”吗?

该继续“游泳”去吗?

当然可以。

但短暂20世纪(仅75年)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看来个人主义也是容易上瘾的,甚至是权力、资本、宗教上瘾的新一代隐形根源。个人主义不论是扑向“物化”还是顿入“神学”,都像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人之死”。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其中2005至2015十年间的患者数猛增18.4%,每年造成高达100万患者的自杀,其相当多数更像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体生物/化学反应。在这些自杀者的个人资料里,我们经常看到满是文艺腔的逃避心态和厌世言语。

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为辉煌的一个建筑经典,苔藓年久月深,雕像琳琅满目,是外国游客日日川流不息之处。乞丐和卖艺者也就盯住了这里。衣衫褴褛的画家、乐手、民俗艺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别是男女提琴手一听就是专业水准,琴弓之稳,指位之准,情绪之细腻和精准,让不少游客惊讶不已如闻天籁——到底是欧洲!到底是波希米亚呵!他们纷纷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两个硬币。

可波希米亚是不该用硬币打发的。不是吗?

我没有投下硬币,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过,情愿被他们看成是一个吝啬的亚洲佬,一个对艺术无动于衷的野汉子。

2017年2月

文章刊载于《钟山》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