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你去年出版了小说集《接下来，我问，你答》。诗人西川有一个评价说你的小说“是些狂想的寓言”，“邪门的富有冲击力的行笔与我们身边平庸的写作拉开了距离”，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先说“邪门”吧，我觉得“邪门”不只是技术，而且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气质。

陈思安（译者、戏剧编剧、导演）：西川作为成熟的诗人，在阅读小说时有比较独属于他自己的视角。谈不上好坏或正确与否，就是独属于他。在我跟他的交流中也好，在我们对彼此的评价中也好，我们都觉得好玩儿的部分，就是我们不愿意用其他人常用的说法或词汇去界定、评价某些事情。有时“发明”一些新的说法是好玩儿的，发现朋友身上别人还没看到的事情也是好玩儿的。好玩儿就挺好。至于说“邪门”，我想他那么说有一部分的原因——也许有49.95%的原因——是他对我写作的观察，其余部分大概是他对我这个人的想法吧。细想这个词汇的话，里面大概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成分，有关于文风的，有关于精神气质的，有关于理念的，可能还有别的。但我不太细想。他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因为“词汇”这个东西，对人是有魔力的。在你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就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去影响你的写作。对于定义性的词汇，我都抱有一定的警惕。所以评价这种事儿，听听就算。

何平：可是我们的生活和表达又不得不依靠词来定义，西川说“平庸的写作”，这是我们当下文艺圈里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吧？你意识到“平庸”是哪些方面的？就你的写作而言存在反抗这些“平庸的写作”的动力机制吗？

陈思安：“平庸”也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很多时候它指代的并不是一种表面化的现象或风格，而是埋在下面藏在后面的东西。那些东西一点点啃噬着人赖以生存的信念，让人变得软弱。我们都知道安全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但可以选择不走安全的路。在不太远的之前，不那么安全的路不仅是很多写作的人在追求着的，甚至如果你做出过分安全的选择，会被朋友同辈笑话嫌弃，现在有点相反。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反抗平庸的写作这样的动力机制，这没什么好反抗的，所谓“平庸的写作”又不是我的对立面，我也没有那样的假想敌。非要说到在反抗什么，大概也是在反抗过分安全的生活与写作。更进一步说，是反抗自己。反抗自己对某些危险事物的渴望，反抗自己放弃坚持的可能性。内心是一座战场，边打边前进。

何平：那么，你理想中的不平庸的写作是什么样子的？

陈思安：好的作品和作家，各有各的好。我经常会看同代人的写作，看看大家都在关注的议题，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书写，有很多我挺喜欢。当然也有不喜欢的。这纯属个人喜好问题，也没更多可说的。说到理想的写作，人各有异吧。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用不得不选择的那种方式，写不得不去写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到语言，由当时当刻自己最关切的真实感受和思考出发，不考虑其他。也许囿于写作技巧的成熟程度、经验的深度或自己的性格特点，最终每一篇作品的完成度有高有低，但在思想上和内心里容不得勉强。不痛不痒、可写不写的东西，对我没有意义，估计对阅读的人也没啥意义，那就不要写，还费电费键盘，印出来还费纸。

何平：这种苛刻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你的写作量很少。再说“狂想的寓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中国文学匮乏的精神气质，如果让你选，你哪些小说最具有这样的“狂想”？

陈思安：在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由于知识、积淀、视野和勇气的缘故，我写了一些贴着地皮，或者踮起脚尖来的东西。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的成熟，胆子也变得大了，开始敢跳高了，看看离地三尺是种什么感觉。再之后，就是写作《接下来，我问，你答》那本集子前后，开始试着更野一点，狂一点，看如果飞起来了，但是腰上还拴着一根绳子，风筝似的飘在空中，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逐渐飞升起来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是刺激和有价值的，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这个作家不那么靠谱，不太踏实。中国人对踏实靠谱好像有种偏执的追求。有个前辈看完那本小说集认真地跟我说觉得这样真不太靠谱，对我的发展不利，让我多去看看别人（那些成熟的前辈们）都是怎么写的。当然我也看，但毕竟那不是我。我如果不能成为我，写作于我就没有意义。近一年在写新的小说集，又有了些新的体验。相比起风筝，现在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试试超人。可以飞，别说飞到空中了，飞到外太空都行，但是随时可以调整方向，平稳落地也没问题。风筝毕竟还是被风带着跑，栽到地上容易摔得鼻青脸肿。鼻青脸肿也有鼻青脸肿的乐趣，但不间断地自我更新是一种更强烈的乐趣。

何平：你的小说有一种狠劲。我不是只针对《一定要寄出的信》这样“极端”题材的小说，而且是像《接下来，你问，我答》这样像“剥洋葱”一样把人黑暗的心一层一层剥开，而《垃圾共和国》剥开的则是我们生活现实的心。还不是“剥洋葱”吧，“剥洋葱”是流眼泪，你剥开的鲜血淋漓的血肉，是世界和人性的诸种不堪。

陈思安：我一直在抗拒一种倾向——有点吸引人但同时需要抵住诱惑的倾向——为揭露黑暗而作的揭露，为昭示不堪而作的昭示，为表现极端而作的表现。我愿意相信大多数作家在写作类似题材的时候都不是出于哗众取宠的心情，而是真诚地关注那些问题，那些惨烈和那些卷入其中的人，并且某种程度上相信自己的写作可以“改变点什么”。但是这种真诚和相信，同时也埋伏着危险和困境。作家本人容易陷入一种济世的上帝视角错觉中，放纵了自己的笔触，也容易滑入某种矫情的造作之中。这时候我会提醒自己，作为作家，我不是负责记录、批判和矫正的，我需要去发掘孤立事物背后的东西，去努力触及本质，但也要学会倾斜着说出来，而不是大白话讲给人听。

何平：“倾斜着说出来”，在我的理解就是确实存在着“文学”这种和世界相处的方式，而性别的差异性也确实客观存在着，我觉得女性在解剖世道人心上有属于性别的敏感和狠劲。

陈思安：事实是，世道人心本身就容不得女人失却那种关涉性别的敏感和狠劲。当然这不是必需品，很多女人没有那些也都活得好好的，但却也不是奢侈品，因为生活中目之所及太多细节都不停地在提醒着你。身为女性，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消解或抵抗，但注定无法视而不见。女性对男性的恐惧和男性对女性的恐惧截然不同。女人被看作是行走着的子宫/生殖器官这样的体验估计也少有男性能感受。不过跟刚才说的一样，这些东西得倾斜着说出来，讲太白了就没啥意思。

回复“陈思安”阅读《变形记》

何平：翟永明说你小说极具“实验性”，她是从你涉及到的诗歌、戏剧向小说衍生的角度谈的。事实上，你的小说确实从诗歌和戏剧中汲取到养分，特别是戏剧，你觉得呢？

陈思安：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以前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现在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即便20世纪时写作的人依然天然地被要求涉猎广泛，以诗歌锤炼语言、以戏剧磨砺结构能力和人物塑造、以小说包容广泛认知、以学术研究深入理论能力。像纳博科夫这样的高手更是能融各项所长于一炉，《微暗的火》这样的作品令人惊叹。现在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壁垒在批评中无形间高筑到很难翻越。如果一个人涉猎多种文体，经常会被认为哪一种都写不好，写作的分类职业化倾向在其中尽显无余。诗歌、童话、戏剧的写作和创作，毫无疑问都对我的写作帮助极大。这些帮助有技术层面上的，也有精神层面上的，趣味层面上的。以前有时听谁就某一篇小说就说我写得很有戏剧特点我会反感，因为很多时候他不是在跟你探讨，看都没看过多少，他也没耐心要跟你探讨，他就是迅速给你下个判断，划个分类，挂个标签，这样他轻松。现在我连反感也没有了，挺理解的，人的本质都比较懒惰，他懒他的，跟我没啥关系。

何平：但我认为你小说的“实验性”和你处身、经验和想象的世界密切相关。是你理解的现实需要你不断去“实验”。也许研究你各种叙事实验背后的“现实”更有意思。总体感觉，你的小说终极指向是反观人性和批判现实的。

陈思安：关于小说的“实验性”，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算是被争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了吧。像您说的这种愿意将叙事实验与其写作背后的现实相关联的判断，已经是非常客气，非常理想的探讨了。因为还是倾向于相信作家不是没事儿闲的或者标新立异就去胡写对吧。我得说，我写过一些就是为了文本实验而写的作品，目标最明确的，是《十四段的变奏》。这个系列，借用了十四行诗的分段、韵律和回旋结构，写的却是虚构的小说，语言上倾向于寻找诗、小说和散文之间又之外的一种语感。除了这些特地而作的实验之外，确实有很多如你所提到的，与处身和经验的现实相关联。在那些作品中，形式与内容——在理想的状态下——可以形成某种角力，它们在角力中摩擦出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不属于内容，也不属于形式，那个东西也叫人感觉到兴奋。

何平：《十四段的变奏》的变奏是很喜欢的小说，喜欢它不是“十四段”和“十四行”的表面相似性，而是对小说内在结构的自觉，“十四段”是结构性的，许多“十四段”放在一起又是结构性的，这其实回应了西川的“狂想”，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狂想者。

陈思安：我不想老是回应西川对我的说法，还是那句话，他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真听进去了，就被那些说法魇住了。真要天马行空，就得一身轻松。背上什么好的坏的，都是负赘了。

何平：“天马行空”，这也许能理解你不同的艺术身份和不同的艺术实践。

陈思安：在写作和其他工作中，我始终有一种直觉式的感受。今时今日，一个创作者，企图只通过提升自己所在领域所需的技能而获得更大发展已经是一种妄想了。这个不止针对写作者，对于所有创作领域的人来说都是一样。在没那么久远的过去，作家可以只读书写作，艺术家可以只画画，音乐人可以只懂音乐，但在现在，缺少综合素质及视野的创作者只能成为残疾的创作者。时代改变了，就是这么简单。跨界的概念在逐渐消亡，因为面向未来的创作要求人得通达开阔，放弃画界为牢。我喜爱戏剧的工作，成为戏剧导演逼迫一个人去了解、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文学的、艺术的、设计的、声音的、光影的、表演的、管理的……我脑袋里存在多种声音、多重身份，它们偶尔也打架，但更多的时候在相互支撑。这样还不错。目前能控制在不出现精神分裂的状态。

何平：你觉得这和你成长经历有关吗？

陈思安：一切的创作都与成长经历有关。我的朋友觉得我一直很叛逆，但我自己觉得自己其实已经非常乖了。可能过分乖了。有时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我居然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居然也顺利毕业了，居然还曾正常工作了几年。要是真的有自己心底想过的那么狂野，以上都不会发生了吧。所以我是个分裂的人，内心时常陷入战乱，要看彼时哪一方占了上风。

何平：你生逢大事件很多的中国时代，你肯定有自己的小时代，可以说你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吗？

陈思安：不太喜欢“小时代”这个词。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个词总让我感觉一些挺重要的东西被矮化了。我的个人生活有挺多重要的事儿啊，但目前不打算拿出来说。可以说出来的，与写作相关联的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辞职吧。辞职那年26岁，辞职以后始终是社会闲散人员的状态，以前国家称之为盲流青年，估计未来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一种彻底放弃的状态。不纳入任何一种体系之中，孤悬着，彻底放弃规范化的人生和可预期的未来。不指望一切，包括不指望写作可以维持生活。想明白这一切之后，就辞职了，那大概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生节点，26岁之后就一直在顺着这个思路活着。不知道下一个节点在哪里，发生了再说吧。

何平：你，包括你周围的朋友，其实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觉得做这一切的时候容易吗？

陈思安：说容易也容易，就是放弃大部分人渴望的那种“正常”生活吧。不过那种正常生活在我们看来也从没正常过而已。我们都是消耗非常低的人，基本上能找个地方住就行了，其他方面真的是没啥消费，为国家省电省水省布省木头。而且我们都还特瘦，饭都吃得不多。但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有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家人和伴侣的理解与支持，抛开这一点，就绝对是不容易的。我也有不少认识的写作者在从事繁重的工作养家，一点点挤出来业余休息的时间坚持创作。这种坚持，要耗费掉巨大的体力、耐力和意志力。从这一点讲，不管我生活的好坏，都已是一个幸运的人。还有什么好奢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