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月河:长篇小说有点像盖楼房的水泥浇筑

来源:《青年作家》201705期 | 二月河 舒晋瑜  2017年04月25日07:00

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著名历史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汉族, 1945 年11 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6 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事、副指导员。1978 年转业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工作,曾任科长、区文联主席,后任南阳市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现任河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40 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 帝王系列"。代表作有《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以及随笔集《二月河语》;曾获茅盾文学奖。

冯其庸要帮我“走后门”

冯其庸先生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问题。

舒晋瑜:在部队写新闻报道,之后写历史小说,好像您的写作道路非常顺畅。

二月河:我在写《康熙大帝》之前,接到的都是退稿,其中也包括《康熙大帝》。我还写了一点剧本,基本都被退稿。个别的也是非常特殊的原因,就像我写《戒烟的好处》这类文章,写出去之后他们说感觉是在宣传抽烟的好处。《康熙大帝》之后,基本就没有退稿了。

舒晋瑜:不断遭到退稿,但是您依然坚持写下来了。

二月河:当然心里很难受,自己的劳动不被编辑认可,也有一些牢骚,感觉他们太低下。但是,退稿是他们的事情。我对自己有底气,对文学的认知有一点底气。

舒晋瑜:后来是哪位伯乐发现了您?

二月河:冯其庸先生。他看了我的论文说,你可以写小说,试试文学创作。我说我在编辑部没有后门,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事情我来做。他有这个话,我写起来就大胆了。

舒晋瑜:后来是冯先生帮您推荐的稿子吗?

二月河:他们约我的稿子。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听南阳日报的编辑说,有人在写康熙大帝,就找上门来了。之前,冯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问题。

当时黄河文艺出版社的王汉章和顾仕鹏找到我,在这里搞了两天,测验我的历史知识。半天看稿子,一天半的时间两个人在那里提问题。顺治、康熙、乾隆……从穿衣吃饭、出行车马、皇祖关系、满汉矛盾到生活习俗、人情世故,全问到了。后来我问他们,问这些干啥?他们说,我们得知道你能写不能写,我们知道你研究红楼梦,不知道你形象思维怎样。我问结果怎样?他们说,你对答如流。

两级跳“硬着陆”入文坛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塾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舒晋瑜:您曾经将作家分为“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

二月河:“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延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

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跳进了文学队伍。如果一个高中生拿着《康熙大帝》走进出版社,也许编辑看也不看就塞进废纸篓;但是红学会的会员拿着《康熙大帝》给编辑看,人家可能就重视一些。过去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报界,我都没有杯水之交的朋友,没有这种交往,凭什么要出版社相信你?所以必须要有资格。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大学文凭,也不可能取得大学文凭,要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长。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深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不接触市井,也没有爱情生活,只能读历史。我研究的是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契机就是红学会。我从小对《红楼梦》感兴趣,连续写了一些见解独特的论文。后来引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重视,他把我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吸收我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我进入红学界后,冯其庸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才能,你形象思维很好。”他的话激发我从“二楼”往“一楼”跳。“硬着陆”没有降落伞,跳得低一点就行了,需要找个平台。事实证明两级跳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塾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读者爱你,拥有一切

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

舒晋瑜:能谈谈当时的创作情况吗?我们看到“落霞系列”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全是鲜花和掌声。

二月河: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冬天夜里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实在瞌睡,就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驱赶疲劳,清醒神经。当时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我因为过度疲劳得了“鬼剃头”,女儿摸着我的头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达拉,这一块像琉球群岛……

舒晋瑜:您写的历史小说是涵盖历史人文的小说,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艺术的真实性。您认为怎样看待历史的真实?

二月河:我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写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活动、功绩、挫折,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是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不能有假,不能虚构。写人物的细节、场景有虚构的余地,如你什么型脸,长脸、圆脸,有无酒窝,是林黛玉型,还是杨贵妃型,谁说了算,我,二月河!三部曲,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我二月河没有欺骗人。

我认为,在历史上,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不可磨灭贡献的,都应该颂扬;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破坏作用的,就要鞭挞……关于历史的真实问题,很多电视剧都不及格,如有用一锭银子或二两银子去打酒,就不真实,只是几个铜钱即可。再如,十五贯等于多少斤?编剧不知道。电视上就没有介绍过银子怎么找(零)。对于电视历史剧,我没有恭维的话。《雍正王朝》播出后,中央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能打多少分,我说59.5分,如果四舍五入的话,严格意义上讲不及格。有人认为我对历史剧颇有微词,但是查一下,二月河给过谁及格呢?不是我定的标准高,是历史剧的水准太低。我只要求两个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不求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但求历史上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

目前的读史热,全民对历史的关注,可以说是件大好事,民族需要认知自己的历史,需要对我们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这么多、这么棒的专家在百家讲坛等等这样的大媒体进行历史知识宣讲,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在这件事中,有的历史专家讲得不是很地道,或出现失误,或泥沙俱下,和总体的功德量比起来,微不足道。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出来后,有人跟我讲,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写足。我说,一定要把康熙的“大”写出来,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这种思维。我们对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了解多少?一些人对历史认知的愚昧长期以来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掀起读史的热潮,可以说是文化上一次全新理念的体现。我认为这件事是很好的。至于出现的问题,人们会给你提出问题,让你重新考量、重新纠正、重新去讲,这有什么不好?

褒贬古人看贡献

我对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基本满意的,就像老爹看自己的闺女,怎么看都好。

舒晋瑜:之前在部队生活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二月河: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世界观也受到影响。

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也没有电视。我想读点书总比打扑克强。我在团里是理论教员,给团首长讲马列主义。我就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哲学,庄子、列子、墨子,研究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

舒晋瑜:转业之后才开始写作吗?

二月河: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1980年,我在红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史湘云是禄蠹吗》《凤凰巢与凤还巢》等文章。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舒晋瑜: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勇气?

二月河: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著作涉猎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没看过的不多了,世界经典没看过的不少,但是看过的也不少。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按经典的标准审视我的创作,所以说我有一定的自信。我对自己的形象思维也有一定的自信。按照我对历史、艺术的双重认识和理解,尽可能写好,我相信读者会给予青睐。

从1986年出第一本书到现在,30年了,读者仍然不讨厌我,我的书从黄河文艺出版社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到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直在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我实在说不出个准数。读者的厚爱给我很大的精神慰藉,我感到很温馨,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过去的生活环境。父亲到了晚年,我能每天让他吃水果,他吃什么药我能全包,我还有能力给下岗工人、给希望工程捐款。能做到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读者。读者就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是我的精神支柱。读者爱你,就拥有一切;如果不爱,一切都是痛苦的。

舒晋瑜:古文功底是什么时候打下的?

二月河:人到了穷极的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动力,我从参军,在大同,穿上长筒水靴,头上戴上矿工帽,戴上矿灯,腰里拴上一根绳子,到煤井下面,蹚着那个黑水,从那水里面哗哗地蹚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这个时候,你不论朝哪个方向努力,你都是向上的。

我的自学生涯实际上是从大同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自学古文,实际上是在我们部队驻地那些破庙里边、那些碑碣上,用铅笔把那个碑拓下来,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钻研,读了这些东西。这在学术界称为“黑老虎”。所以读明清人笔记,可以像读报纸一样读下来。

后来读清史,读康熙、乾隆的资料,就非常容易。我以一年一卷30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把清朝康、雍、乾盛世130多年间既空前辉煌又行将没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舒晋瑜:为何选择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作为创作题材?

二月河:我以这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第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过贡献;第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

我写皇帝并不是对皇帝情有独钟,而是这样的人容易带领全局。他们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他们带领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辉煌,在回光返照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呈现出来。

舒晋瑜:能否谈谈您作品中的变化?

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一卷、第二卷,是我才入门写的。现在从社会学角度看,有些内容比较幼稚,有些武侠的成分,有媚众的嫌疑。但是到第三卷以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感觉有些唠叨。我听到周围朋友讲,喜欢《雍正皇帝》的多——观众有观众的看法,读者有读者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对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基本满意的,就像老爹看自己的闺女,怎么看都好。

今天反 腐与历史上有四个不同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

舒晋瑜:2015年,您突然成了“反腐专家”,其实您介入这个话题是偶然的机会。

二月河:我不是反腐专家,我是小说家,是偶然介入进来,对社会的思考是每个人的责任,腐败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

舒晋瑜: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腐败,根源在哪里?

二月河:小时候读过一则童话《太阳山》 ,说有座山上遍地黄金,人们可以随便去捡取。只是这件事只能在黎明前去做,太阳升起时,没有下山的人就会被晒死在山上。聪明的人捡一点立刻下山,贪婪的人来不及下山就死在山上。

中国的太阳山在什么地方?我以为最高峰是在官场。我们的官位级别,也就像一座高高的山,金字塔形的,有着稳稳的基础。在这座山上,只要你“知足”,取得你应有的金子,大致可以说是安全的。规则可以说极为明确,只有低头捡金子不看天的人,太阳出来,就会被晒死。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

舒晋瑜: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腐的状况也大不一样吧?

二月河:反腐都是把非法所得收回,但是现在和过去的反腐不一样。

一是维护利益的根本不一样。共产党维护群众的利益,过去的反腐是为了家族利益,为了某几个人的利益。二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和老百姓有关联,但不直接。现在的反腐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人民关注的程度不一样,参与程度也不一样。百姓对腐败的憎恨化为一种力量,举报、揭露那些贪官。三是领导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也有机构,秦始皇设御史,就是监督官员们遵守游戏规则。纪检和舆论批评也就是这个作用。现在除了中纪委、检察院等社会公众机构参与,还有督导组、巡视组,群众可以通过公开的电话,自由向纪律检察委员会反映情况。政府阶层和人民群众高度认知,形成整个社会的反腐风暴。四是决心不一样。过去的反腐是点到为止,把腐败分子抓起来就完了,现在反腐,除了三严三实、群众路线教育等配合,老虎苍蝇一起打,这种措施,这种觉醒,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男女老少,共同关心反腐,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见过。这是从我的角度观察历史——我对历史的认知也很皮毛。

舒晋瑜:您在《二月河说反腐》中也提到,现在中国的反腐力度之大,几乎是史无前例。同时也有一种看法,现在有些官员过于谨小慎微,不作为。

二月河:现在的反腐强度大家都没遇到过,人们会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些犹豫和彷徨,这都是正常现象。自古而今,没有因反腐而导致国家或民族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反腐植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心理诉求。反腐慢慢会进入常规化,进入正常秩序。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需要动员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共同研究,既不伤害官员的积极性,又让官员能有所警惕,不让自己走进腐败的泥淖。保持力度,加强民众教育,同时要从根本上、文化上解决。对于官员的演变过程,清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年穷,二年混,到了三年不成人。一开始都想做清官,三年就不成人了。

茅奖这个事我不谈

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

舒晋瑜:您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二月河:在我小时候,因为钱的问题,我母亲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她说将来两个错误你不能犯,一个是,不是你自己的钱你不能要,不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要。另一个是,作风上不要叫周围人对你有议论。这两条原则掌握住,剩下的问题家长可以帮你,朋友、老师都可以帮你,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别人帮不了你。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设立了一些不能逾越的杠杠。

舒晋瑜:1995年10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初评,《雍正皇帝》在参评的120部作品中,曾被大多数评委看好,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历史小说第一名的身份入围20部候选作品,但最后未能获奖。关于作品参评,您都了解些什么?

二月河:我太知道了,但是这个事情不谈,我无话可说。

舒晋瑜:是不是觉得遗憾?

二月河:开始的时候有点遗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遗憾中过去的。好像别人打了个喷嚏,能有什么?根本没影响到我任何东西,所以千万不要遗憾。

舒晋瑜:能谈谈您现在的状况吗?

二月河:我眼睛不好,现在不写作品。我从一开始写小说,没再停下来,官也不想做,社会活动也不参与,专心致志写小说。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很平常的一个作家。能够有这个机会在文学领域里发挥一下,也是实现了我少年时候想当作家的美梦,这是老实话。中学时期,我心里就想将来当作家,成为一个有文学创造力的人。四十岁以后终于进入文学领域,我内心感到满足。看看作品里一些不理想的东西也很惭愧。总而言之,实现了少年、青年时期的梦想。

舒晋瑜:您曾经希望再完成“陨雨系列”——是身体的缘故未能完成心愿吗?

二月河:“帝王三部曲”写完,《雍正王朝》播出第三天,我从收发室取报纸回来后,半边身子一麻,中风了。当时《乾隆大帝》第6卷还没写完,剩余的十几万字是在中风后写的。《雍正王朝》播出后第四天就达到高峰,一个月之内我在家里接待了400多家媒体,还要打点滴,还要接着创作,这个月是比较苦的。写最后十几万字时,我心里想,老天爷总是不会给人完美,总会留点遗憾。如果我停止不写,很可能长命,但是书永远写不完了。别看就十几万字,说你写不完就写不完。要么就是拼上,写完,管他后果如何,不要留这十几万字的遗憾。

写完那十几万字,实际上我也不能再写长篇小说了。长篇小说有点像盖楼房的水泥浇筑,不可能停下来第二天再浇,否则整个工程就失败了。现在就写短随笔、散文,写点人生感受。

至于“陨雨系列”,我得承认确实是个大话。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样的偏差,如果有,证明一开始我的学术就不够。太阳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下落时也是很美的。一想起没完成的作品,我就热血沸腾,目光炯炯,睡不着觉,如果说是上帝假我以精力,假如我还处在上升期,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只能多想想庄子,这是我很清醒的理性思维。你想想当初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上街买个烧鸡一类的东西不假思索么?上帝给了你什么,百倍千倍万倍了,还在那里贪婪,这就违背当初的理想了。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