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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被打垮时,才会追问内心

对话反腐纪实作品《追问》作者丁捷

2017年04月21日08:56 来源:南方周末 刘炎迅

2017年4月17日,丁捷在办公室。(刘炎迅/图)

“我从中选了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追问》走红后,很多媒体追访,更关心其中的八卦情节,高官的情爱故事,这让丁捷感到有些失望也有些无奈,这不是他的初衷。他开始一遍遍地跟后续的媒体强调,“追问不要八卦”。

“我一上任(纪委书记)几个月,系统内就有一个贪污案件曝光,然后接二连三不断。自己亲自去参与处理这些案子,是人生第一次,非常震惊,因为出事的都是同事啊。最夸张的,一个正处级单位的领导班子全倒了。”

丁捷一头短发,看起来很干练,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但仔细看,能看到一些白头发,隐约藏在其中。他说话语速很快,音调起伏有力,说到激动时,还忍不住飙几句糙话。

身为江苏省某国有文化集团纪委书记的丁捷,还有一个身份——作家。丁捷出过好几本浪漫爱情小说,甚至还写过几本儿童文学绘本。

丁捷的最新一部作品是口述体反腐纪实文学《追问》,这部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描摹他们从破纪到违法的过程,揭示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他们灵魂衰落的轨迹。

从高校到官场,从省城机关处长到援疆干部,从省委副书记大秘,到国企纪委书记,这些年丁捷身份不断转换,看到、听到和经历了太多故事。这一次,他因为《追问》成为“网红”,并让这部作品与热播的《人民的名义》并驾齐驱成为反腐文学的标杆之一,看似偶然的非虚构写作,其实是他人生经历的一次必然结果。

2017年4月中旬,在六朝古都南京,南方周末与丁捷进行了一场对话,探讨他的“斜杠人生”,以及在《追问》一书中,他是如何窥探人性和体制的。以下楷体字部分,是丁捷自述。

《追问》一书的封面照。(出版社供图/图)

“当代罪与罚”

做了四年多的纪检工作,丁捷处事谨慎,因为业余时间写作,成为省内知名作家,经常有朋友来讨书。为了避人口舌,他从来不用单位的信封,而是自费做了一批大信封,用来装书送人,信封上正面写着,“事态不常暖,文学可御寒”。

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也曾说过,“(腐败)其中隐藏的千头万绪、潜在的参差不齐,缺少经常、有效和深度的曝光。”这句话也被丁捷放在了《追问》的扉页。

丁捷说,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幸亲历亲闻我党猛撕‘老虎’画皮,把诸多腐败分子打回原形”。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曾说:“看待腐败问题要有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

在《追问》这本书中,“我从中选了28个以上地厅级与省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最后成功与他们接触,与其中13人面对面长时间交谈,获得了数十万字关于他们人生道路、心灵历程和灵魂语言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又从中选择了8位典型,进行深度记述。”

著名作家二月河看完《追问》后说,这是一部“令人震颤的当代‘罪与罚’”。

为什么没有一一对应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很多警示片里会这么做,需要真人出镜,但我要尊重他们,即便是一个罪犯,也需要保护隐私,在人格上他与你是平等的。

落马的很多官员,其实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他们原本属于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有热血有才华,那时不是有首歌唱嘛,“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说到这里,丁捷不禁唱了起来)。19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纵深,他们也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开始掌权,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却堕落了,很多故事是很离奇的。

我原来住的小区,楼上有个邻居,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女儿生活,有一年除夕,她还在小区外面摆地摊,卖小风车。我问她怎么除夕还出摊,她说,没钱给女儿压岁钱。

这个女人,老公是个贪官,已经被抓起来了。他是一个区里的小官,贪了点钱,数额不是很大,从未拿回家,所以家里过得很清贫。其实,她的丈夫却在外面包养了一个小三。

她和丈夫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有一年,丈夫抱回来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对她说,将来老了,还是得有个孩子,就领养来一个。这个女人爱心泛滥,就欣然接受。后来老公贪腐被抓,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这时候她才从办案人员口中得知,这个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正是丈夫和外面的小三所生的私生子。

这个女人几乎崩溃,但孩子养了那么久,早已视如己出,很有感情,并且她觉得孩子终归是无辜的,于是坚持下来,独自继续带着孩子生活,因为没有收入,只能摆地摊,日子很辛苦。

这样的故事,(丁捷说到这里,忍不住猛击面前的实木茶几,语调升高)类似的很多,太残酷了,揪心啊。

我们有时候把他们的落马归咎于社会物质主义大潮下的失衡。但反过来看,物质主义泛滥很可能就是由这部分人引导或者推动的。

在《人民的名义》里,有一句台词,是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说的:“用货币购买权力,把权力撕开一个口子,以发展经济,这贪腐还有一份功劳呢。”

现实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少,他们会认为腐败作为一种福利,刺激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但我们也要反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做纪检工作的,也是做人的工作,一直就在想,人心是怎么变化的。所以在《追问》的封面上,我写了两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追问自己内心的真实?”“为什么有的人被彻底打垮后,依然无法追问到自己内心的真实?”

“两个门, 两个世界”

《追问》走红后,很多媒体追访,更关心其中的八卦情节,高官的情爱故事,这让丁捷感到有些失望也有些无奈,这不是他的初衷。他开始一遍遍地跟后续的媒体强调,“追问不要八卦”,这甚至成了当地《现代快报》的标题。

有些自媒体,标题党,故意耸人听闻地去博取流量,这让丁捷感到很不舒服。很多媒体会将目光聚焦在书中一个金融高官与女明星情史上,并不遗余力地去现实中寻找可以印证的蛛丝马迹,对号入座,俨然一场媚俗狂欢。

他说,写这本书,是想将其作为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的文学读本。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用来照镜子,“在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千万不能过于物欲,千万不能操之过急”。

中纪委的一位副秘书长看完书后私下通过朋友对丁捷说:“干了半辈子纪检,头一次看到能看进去的书,真心不错,我随身带着看了两天。”

我少年成名,14岁就在《文汇报》发表文章。

我很崇拜苏东坡,我自认为是文人,也是官员,希望达到一种平衡。我也喜欢李白,天子呼我不上朝,敢于挑战世俗。

当年,我因为一篇作文,拿到全省大赛第一名,被特招进南京师范大学。那篇文章题目叫《门》。

写了老家县城有一个巷子,两侧有两个大院,一个门里住了知识分子,一个门里住着官员。起初两个门里的人来来往往,其乐融融,但后来,官员的门里,访客络绎不绝,门也重修了,铁栅栏拦起来了,而知识分子的门多年如故,破旧不堪。两个门,两个世界,失衡了,隔阂了。用这个东门和西门,来反映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这段时间,社会分配不均和整个导向的变化。

在大学,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来找我,像过去三顾茅庐一样请我出山当学生会副主席,把整个社团文化这一块抓起来,我一口拒绝,我说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干那个事儿。我认为那是当官,鄙视。

后来留校,在校办做秘书。依然还是觉得有一种羞耻感。当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总觉得秘书这个职位是低三下四的,是帮那些不可一世的狂傲的官员,辅佐他们工作。

我写信回家,描述我的工作时特别注意了措辞,说自己在校办帮助学校搞信息收集工作和有关的文字文稿把关工作。没有提秘书、行政这一类词,不愿意。我还是个书生。

但是我到了校办工作几年之后,得到了同事们高度认可,从校长到普通的打字员,到司机,都特别喜欢我,都成为好朋友,我没有想到体制里面人也是这么好,他跟社会上所有的人也都一样,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段经历,让我开始用更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官员和体制,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善恶标签。事实上,现实永远都是复杂的,就像我面对那些落马官员访谈时,也是这种感觉。不承认世界的复杂,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它。

“只是这次恰好被我们发现了”

在大学做校办秘书的丁捷,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再次转向。

当时省委机关在省内高校中选调优秀青年,他被选中,进入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处室。那是一个新成立的处室,负责省级课题立项、经费和管理,面向全省的专家学者。

这个处室一共有三个人,除了丁捷,另一个小伙子是社科院调来的,而他们的处长,也是当时从省委党校的科研处调任来的一位经济学者,都是新人。

在这个新岗位上,丁捷的文学天赋,以及校办的经历,让他在工作业务上得心应手,但与人相处,还是有个磨合的过程。

当时省委大院里有很多部门,比如旁边就是发改委、团省委,在一个食堂吃饭,熟悉我们的干部就会对我们说,你们宣传部说话跟别人都不一样。

言下之意,就是觉得我们假大空话连篇。当时我听了很羞愧。我们是宣传部的年轻人,也感到宣传语态需要改一改了。机关干部都不信任你讲话,你的宣传工作怎么做,怎么能说服人民群众?

我一度很困惑。

后来我去参加了公安部的一个活动,采访全国英烈家属子女,前后十几天,回来后写了一系列文章。当时正好争取入党,就同时写了一个思想汇报。没有千篇一律,而是将我在采访英烈活动中的感悟,以及第一次接触到犯人的细节,写进去了,有事例有情感。

这个思想汇报就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同志看到了,引起他的注意了。他写了很长的批示,还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专题学习一次这篇文章。他还把我调到了办公室,因为他认为我跟许多机关干部看问题不一样,表述思想的角度也不一样。我当时才只是个副科级干部,这个对我鼓励很大,也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被调到办公室后,做了办公室的文字秘书,主要是搜集和编撰省内的新闻简报,同时还有重大文稿的起草。

那时,我找了很多接地气的文章,特别是来自媒体的关于基层的深度调研报告,以及非主流媒体上的深度报道。遇到好书,我会在第一时间拿过来给领导看,比如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苏共亡党十年祭》等。记得有一次,当时的省领导回良玉说非常好,后来给省委省政府一人发一本我推荐的书。

那个时候我感觉社会风气比较糟糕。城市里满大街都是娱乐场所,密度非常大,而且很多干部也会说,人就要快乐,享受人生,好像成为一个很时尚的话语。

后来我担任任彦申(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同志的秘书,常常交流对于腐败的看法。

跟在省委领导身边,下去调研,看到的常常都是最光鲜的一面,所以任彦申经常从一个地方考察完,一上车就慨叹说,一个高官如果头脑不冷静的话会被这种假象迷惑,会在泡沫里麻痹。因为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是最美好的一面,汇报时会省略掉问题里的麻烦部分,可事实上情况的复杂性可能会在下面,这往往也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比如有一次,城郊接合部因为商业改造拆迁,引起了大量纠纷,很多老百姓上访告状,我跟随领导去视察,其实是别的主题,但当地还是做了全面的准备,弄虚作假搞了一个家庭样板间,院子里面停着汽车,然后说,我们这儿大面积拆迁,城市发展很快,要用到我们这儿的地,当地老百姓特别拥护。

但当我们离开后,我就收到了举报信,很详细地列举了他们拆迁受到粗暴对待,补偿款不到位,乡村街道层层扣押。我就告诉了领导,领导很生气,要求严肃查处。类似的事实际上有很多,只是那次恰好被我们发现了。

离开秘书任上,我就进了一家国企,担任副总。很快就发现那里办事非常低效率。我提出改革,做调研拿方案,花了几个月时间,当时的一位领导,表面上支持,后来找个借口把这个东西否决掉了,就是让你白折腾,花了我将近一年时间。

我特别失望。那种明着让你做,然后用不正常的手段否定你,这个算不算一种腐败?我认为是腐败。因为不能给公司带来什么利益,变相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人要坚持走在正道上”

国企失意的丁捷,此时听一个师兄说了相似的烦恼,他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机关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提出来援藏,他到西藏待了三年。回来的时候,他的心胸就扩大了,现在在省内某市担任区委书记。

师兄说,援疆援藏的经历会进一步提升你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信心,因为边疆的人情人心比较美好。

丁捷茅塞顿开,他立即效仿,那一年虽然没有援藏,但却赶上援疆的名额。而援疆的前后,让他进一步对体制和混沌的官场有了深入体会。

在去新疆之前,我对新疆的想象就是特别落后,还停留在我们过去看电影、媒体上的画面,在大街上骑着毛驴的场景,人都是相对封闭的。

到了新疆,被安排在北疆重镇伊犁,做宣传部副部长。那时还挺不容易,我走的时候又不是从宣传部出来的,所以我的后方单位等于没有,缺少有效的援疆渠道,我的压力很大。

不过后来实际还好,我在新疆提出文化援疆,江苏省教育厅、文联等很多单位支持我,但因为体制内的某些人事原因,实际工作推进到细节,还是很困难,得不到及时审批通过,比如我当时想援助伊犁当地建一个文化项目,就一直拖着。我回来到处化缘,找到一个民营企业家,赞助了一笔钱,给了伊犁宣传部,才把这个事做好了。

援疆三年后回江苏,一般干部都会提升一个行政级别,但我没有,还是因为不便多说的人事上的纠葛。我就等于被闲置了,一晃就是4年,没有具体岗位,我只能整天在家读书,写书。

你问我当时没有想过从体制里离开?没有,如果那样,我就无法向社会,包括向新疆人民交代,就说明我这个援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记得当时有不少民营企业向我抛橄榄枝,我很感动,但我没有接受。我记得为此还专门在《党的生活》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干部下海去辅助民营企业,最终会因为不适应而失败。其实,这篇文章是为了掩饰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援疆我做了很多事,我也是被表彰的优秀援疆干部。到这个结果,你如果辞职了,虽然是无奈,但别人会多想,揣摩你想放出什么讯号呢。我觉得辞职对我个人的名声和对我们组织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段岁月,是一种煎熬。但我也觉得,什么事要沉住气。要展望未来,相信真理。我从最初的文秘到今天,大趋势是往上走的,当时也有人劝我,你不运作,光等组织上给你安排,怎么可能?但我坚持等待,甚至也没有去找退休的老领导诉苦什么的。人要坚持走在正道上,哪怕是停下来等待,你也要把自己停在正道上,这样你等到的结果,才是正道的。

我就把自己沉浸到文学里面,在那个期间写了小说《原动力》《亢奋》《意味》。

其中的《亢奋》,最值得玩味。写了一群精英,他们怎么在文化体制改革里面奋斗,当他想走正常渠道无法走通的时候,他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最后成功了。实际上是对我那个时候阶段性的思考和认识。

《亢奋》里面的人跟《追问》里面的人,其实是一类人,在《亢奋》的时候,他们走上去了,然后在《追问》时代,又败下去了。《亢奋》是他们那类人的上半场,《追问》是他们的下半场。

“读书和写作是一个最好的寄托”

除了文学,丁捷还特别喜欢天文。去年他还抽空写了一个科幻童话。

“因为我的双重身份,业余写作,实际上我是很累的,心里装的事儿是很多的,所以我必须就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跳离这个地球圈。”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说。

喜欢天文,看浩瀚宇宙,是对内心的一种缓解?他说不清楚,反正进入太空的时光,他特别享受,“等你从宇宙再回到现实,你可以更加开阔地去看待很多东西,人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微尘而已。你没有必要拘泥于眼前的小是小非小利小得失。”

等了4年,丁捷终于再度被起用。

他被安排进如今的这家国企,在党委委员的位置上过渡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十八大之后,被省委任命到现在这个纪委书记的职位上。

新官上任,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很快还是发现,我对单位的复杂形势预料不足。

一直听到的都是这个单位成立以来,没有发生一起违法乱纪案件,但我到任不久,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空前,单位系统内很快出事了。

我一上任几个月,系统内就有一个贪污案件曝光,然后接二连三不断。腐败存量还真不少。这些案子,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我们驻地方的机构,或者是分支机构。所在地纪委或者检察院直接办案,然后我们配合调查或者是处理。

自己亲自去参与处理这些案子,是人生第一次,非常震惊,因为出事的都是同事啊。最夸张的,一个正处级单位的领导班子全倒了。

社会的表象下,都有可能潜藏着一些危机。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甚至一个个人。过去我们这么多年经历的问题太多了,不是那儿漏水就是这儿跑鱼。哪个地方只要通开一个口子以后,问题就喷涌而出,这个让人很惊诧。

办理那样的案子时,整体还好,但也有遇到过威胁,我跟媒体也说过,比如人家放话说,我是学体育的,我要整死你。当然,写信向上级部门匿名诬告你,就是家常便饭了。

丁捷的办公室迎着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一个横匾,上面用隶书写着几个大字:“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是别人送给他的人生赠言,也是他对人生的某种感悟。

明年,丁捷可能就要从纪委书记任上转岗,这是组织的规定,纪检干部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年份,他说,转岗后,可能还会写一写反腐书籍,非虚构的,或者虚构的小说,把自己做纪委书记的切身经历,最熟悉的遭遇,写出来,会更精彩,也会比《追问》更加震颤人心。

也可能会写《追问》续集,比如从落马贪官的身边人的角度去写,采访他们的家人,情妇,换一个角度写贪腐中的人性是非。

我已经很习惯了在业余写作,每天六点多钟下班回去,吃完晚饭,七点多钟开写,可以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节假日我经常会陪家人,长假也会去外地度假,但家人出去玩,我常常就留在房间里写作,家人都习惯了,只要我跟他们在一起就好。实际上通过这个书写,我也明白一个问题,领导干部,包括国家公职人员,下了班的时间是很多的,如果你没有自己比较好的雅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用庸俗的方式消磨时间。一方面要用党纪国法要约束自己,另外一方面,个人内心也要有好的寄托,我觉得读书和写作是一个最好的寄托。中纪委一位领导说过,领导干部不读书,官当得再大,也是一介俗夫。说的真好,值得我们铭记并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