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2004年拿到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今天，刚过而立之年的上海作家张怡微已经写了十来年。今年1月，她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细民盛宴》，讲述从小在一个重组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袁佳乔如何面对继父、继母的故事。二胎放开，独生子女一代的经验即将成为历史，张怡微以袁佳乔这个人物记录下了这一代人的故事。

这几年，张怡微一直在进行一个叫“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她写了失独、丧偶、过房、离异等故事。张怡微爱写小市民，爱写日常生活。有评论家把她的小说称为“世情小说”，也有人说从她的小说里能感受到张爱玲的海派余韵。

除了文学创作，张怡微目前的主业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明清小说。刚完成博士论文写作的张怡微回到上海，澎湃新闻记者与她聊了聊《细民盛宴》的创作。

张怡微

澎湃新闻：说到《细民盛宴》，“细民”跟草根、小市民、小人物、素人这些说法是一个意思吗？

张怡微：“细民”其实就是小市民，没有更复杂的意思。写的时候想说“盛宴”，要找一个词来形成反差，所以就用了“细民”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阶层，吃饭可能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种象征，象征团圆、和好或者一种“准入”和召唤。

澎湃新闻：你觉得《细民盛宴》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吗？

张怡微：《细民盛宴》是我一个“家族试验”写作计划中的一部分，之前已经出了《试验》《哀眠》《因为梦见你离开》等短篇集，今年还会出一个《樱桃青衣》的短篇小说集，说的其实都是一个主题，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缘际会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这中间包括离异、失独、过继、老年人再婚等等。

澎湃新闻：读《细民盛宴》的时候，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你的作品呈现的是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面对家庭的复杂微妙的经验。这种情感，是你从刚开始写作到今天，一直非常自觉地要去表达的吗？

张怡微：很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事，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其实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比方一夫一妻，一胎化，或者女性出门工作。现在开放二胎，一胎的伦理模式也被断代了，独生子女的生活经验、伦理经验好像就要走入历史，这是很有趣的事。另一方面，独身子女的日常经验也从“城市经验”中退场了。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段历史。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个app叫做“亲戚计算器”，就是输入“关系”得到“称谓”，其实这些都是这一代人独特的“情趣”。这种“特殊性”当然也创造故事。小说能够记录这个过程。

澎湃新闻：小说里有的细节非常真实有趣，比如你写到爷爷将我放在摊头上顾菜，自己却跑去勾搭老太太的故事。再比如你写到一个好友母亲突然去世，她不敢回家，这些似乎都很难想象。你在访谈中提到过有的地方是靠抽象。小说里有哪些是典型的抽象来的？对于你这样的“家族试验”系列来说，写作时会不会觉得推理的不如真实的更有力量？

张怡微：其实很奇怪，有时候恰恰相反。真实的事情更像假的，假的事情却让更多人相信。很“魔术”。推理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说服别人的过程。比如今年2月《上海文学》杂志上我写的一个故事叫《过房》，就是两男一女、中年人的感情故事。生活中我只是听说过有这样三个人的纠葛，但我不认识他们，不可能去问清楚原因，也没有人会告诉我真相，所以只能靠推理。我想了很久，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苦涩的平衡始终没有打破，后来我想至少有一点，就是这三个人中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太好看，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平衡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又如我写过两个“爸爸过世了妈妈没有我想象那么难过”的故事，一个叫《樱桃青衣》发在去年6月的《萌芽》杂志上，另一个叫《涟漪》发在了今年1月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上，《涟漪》也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他70多岁的父亲有一天忽然说要见一个老太太，是他年轻时候喜欢的人，老人重逢其实不如年轻人，需要孩子陪伴一起去。他们后来由男方的儿子，和女方的女儿四个人一起做了一个环岛旅行，可想而知是非常尴尬的一个旅行，那位朋友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很无奈，后来四五年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个旅行一直在我心里。后来我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了上海，我熟悉的环境里写完了。这两个听来的故事，一开始我觉得都很“家族试验”，所以就当做我这个系列来操作了。

澎湃新闻：对于一个爱写世情小说的小说家来说，你会很关注一些社会新闻吗？之前有一次活动上王安忆老师就说她很爱看一些纠纷调解类的电视节目。

张怡微：我很喜欢看新闻故事。因为“冲突”是新闻点，而“冲突”也是通俗小说中推动情节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执，每个人都有很难被他人理解的那一面。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理解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好像理解太难了，爱他们相对还容易些。因为爱本身就包含了自我牺牲，包含了对他人盲目的宽容，这不是理解，只是一种感情。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选择去台湾念书？

张怡微：很偶然，就是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开放招生。我就去了。我和我的室友是第一批赴台念中文系的博士。

澎湃新闻：读了博士，念了那么多学术文章，会对你的文字上的灵感有影响吗？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考和写作方式。

张怡微：一定会。一方面在语言上，去台湾这段时间，让我认识了汉语的层次。另一方面，学术训练也让我的推理能力增强了。但与其说写论文影响了我写作，不如说我的写作使得我的论文语言不怎么好。我导师就批评过我的论文语言常常没有主语，我留意了一下，我散文中、小说中的语言也常常漏掉主语。我的连词使用也很不规范。我现在还在努力调整。

澎湃新闻：读过你一篇文章，讲你视野里的台湾文学。里面有提到很多大陆读者可能非常不熟悉的一些作家像宋泽莱。能谈谈你在台湾期间对于台湾文学的接触吗？和你在大陆时对于台湾文学的印象有什么不同？

张怡微：接触不多。但主要的冲击还是语言上的。我以前也很爱看台湾综艺，但真的进入到文学世界，会发现这中间真是有一个很大的语言问题。我去台湾之前从来不看现代诗，到台湾之后稍微看了一些，反而很喜欢。比方我有个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很慢的果子》，很奇怪的一个标题，他说是因为看到有个小贩在卖芒果，小黑板上写的是“很慢的芒果”，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想了很久才突然明白，“很慢”是台语“现卖”的读音。他就直接把它用作文学语言了。诗歌本质上是对语词本身的想象和虚构，这种启迪会令我觉得很有意思。

澎湃新闻：读《细民盛宴》以及你之前的一些“家族试验”这个系列的小说时，我注意到你用了很多的上海话的词语。你应该是有意为之吗？

张怡微：不是的。很多时候就是当下用的语言，就会写入小说。并没有那么刻意。

澎湃新闻：像北方作家用方言写作是有“合法性”的，但南方作家如果用方言写作似乎会更容易被质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怡微：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是专家。不过我一直在南方，会看到更南方还有一些官方语言不是汉语的地方，仍然使用汉语写作。他们也对汉语的发展有贡献。这其实很有趣。我在做评审的时候，可以一眼看出作品来自大陆还是香港还是台湾，抑或是中国以外的马来西亚……大家都用汉语写作，但汉语本身又创造了界限。另外，许多外在元素其实是会影响到日常语言的。比方台北多雨，经常下一个月的雨看不到晴天，这本来是个气候原因。但有次我去买饭，想加一个烫青菜，店员就跟我说，“烫青菜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我就很惊讶，不知道烫青菜怎么了。还有一次，我去印论文，卡纸了，我问店员要不要重新打开，店员说，“要哦，因为刚才的那些，它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觉得很有趣。我很喜欢收集这些我自己不会使用的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