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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剧照

由高满堂编剧，花箐、牛牛导演，王雷、陈宝国主演的中捷合拍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 1月1日起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首播，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讲述了以普济洲为首的驻奥地利公使馆的中国外交官们顶着巨大压力，冒着巨大风险，在二战期间，为犹太难民办理签证的故事。无论是主题、制作规模、还是角色形象，该剧都有很多突破。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该剧的编剧高满堂，请他谈谈这部电视剧的创作以及电视剧背后的真实故事。

历史的底蕴助力中国电视剧走出去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到创作二战题材的作品？

高满堂：之所以选择这部戏、这个题材，还是因为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首先，他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在78年前，中国签证官向4800个犹太人发放了签证，一张签证能挽救一条生命。我们在欧洲采访的时候，欧洲的文化学者和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说你们中国人有情有义，真了不起。奇怪的是，在国内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中国人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却被尘封许久。在当下电视剧泛娱乐化的环境中，这类题材很少有人愿意碰触，但是这段历史不能被忘却，“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句空口号，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作品，实实在在的现实主义来做的，我们非常珍视这段历史，这让我有了创作的冲动。

这部片子是完全国际化的拍摄，群众演员有波兰人、奥地利人、捷克人，还有英国人。我们的制作团队，除了编剧、导演、制片人，其他各个部门都是国际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用的每一支道具枪，都是一位八十多岁的枪械师，一支支替我们擦好的。我第一次到布拉格看到这位枪械师，告诉他我们要拍这个题材的时候，这位老枪械师眼睛里突然泛起了泪水，原来他的祖父就是在集中营失去了生命。现在这部剧已被法国、德国、捷克、以色列等国家的六家电视台订购了。

记者：这个剧跟您过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您是怎么把握的？

高满堂：我愿意抓重大题材，我的创作基本上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比如《闯关东》 ，它是世界移民史上的一次大迁徙； 《温州一家人》是讲中国人怎么走出国门做生意，讲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 《最后一张签证》也是大的历史事件。

《最后一张签证》中的历史事件又具备传奇性，它的情节之丰富、反转之迅速、命运难以预测，总不会被观众拒绝吧。但是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又有新问题，有人让我按照“狗血”套路去写，比如这个外交官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敌人的密码等等，这就把一个伟大的真实的历史事件娱乐化了。大家都知道，外交官也有纪律，哪些事能干、哪些事干不了是很清楚的。外交官的行为要非常慎重，否则造成的都是国际影响，所以在剧中，外交官不能胡来，他不能和当地犹太抵抗组织有任何接触，而是得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记者：网友称这部戏是中国的《辛德勒名单》 ，您怎么看？

高满堂：它们的历史事件差不多，但角度不一样，我们写的是外交官， 《辛德勒名单》写的是工厂主辛德勒。

记者：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或者困难？

高满堂：困难很大。一个是这段历史是民国的历史，讲的是国民政府，今天，我们的政策更加开放，更有包容性，所以才能去表现这段历史；其次，这部戏全部在国外拍摄，没有一个场景是搭出来的，都是真实场景，经费压力很大。在写场景的时候，每写到一个大的场景，都要考虑这得花多少钱。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

记者：纳粹军官汉斯这个人的创作出发点是怎样的？

高满堂：这个戏的一大看点，就是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没表现过一个德国纳粹家庭的建立到灭亡。

汉斯这个人，好写又难写。好写就是说可以不费心力地概念化，但是要想写好他很不容易。我为了写他，设计了很多情节，他参加纳粹前是个杂技演员，在街头卖艺，很落魄，他进入纳粹以后，出于玩心，做的一切都是非常阴险毒辣的，他很享受这个游戏过程，但是最后他还是被游戏害了。

记者：您创作剧本经常会深入生活，这部戏您是怎么感受这段历史的？

高满堂：我呼吁了多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希望编剧都能深入一线采访。这个戏的历史比较久远，我们主要去犹太人生活过的地方，到集中营，到我们大使馆，到犹太人纪念馆、博物馆进行这些实地的采访，去了三次，收获很大。

记者：前后加起来大概多长时间？

高满堂：前后两三个月。这些资料是完全可以查到的，那为什么要去呢？因为看电脑上的资料是没有感情的，它就是铅字，但当你看到犹太人成千上万的公墓、十字架，那种静寂，当看到黑白门的监狱、集中营、当年烧人的大烟囱，当我身处实地时，每根汗毛都立起来，那种感觉特别恐怖。但是这种感觉在资料上感受不到，在网上也感受不到的。这个戏我最后提炼了一句话，就是我无限崇拜生命。

关于采访这个事，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写原创故事。我们是一个文化大国，因此，我们应该是一个有原创能力的大国。韩国人的想象力比我们就好吗，我看未必。他们的路子我们已经倒背如流，现在大家跑到韩国去买故事，跑到好莱坞去买故事，很丢人。

记者：这次写作会不会有一些文化隔阂？

高满堂：我写《闯关东》的时候，闯关东的老人都不在了，我就跟他们的后代沟通。这个沟通是艺术上的沟通，不管它历史多么久远，心里一定要和他对话，比如普济洲，他为了一个犹太人的签证，在犹太人家庭一坐坐一宿，纳粹就在房子外面等着。那么，普济洲的心理是什么呢？我要和他对上话。我们查资料，犹太人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没逃走，纳粹一直在寻找他们，企图为己所用。比如核物理学家，万一被找到怎么办？造出了原子弹会有什么后果？根据这些点，引发了我关于七个科学家的故事。我在每一部戏的采访过程中都会享受到快乐，在创作上，什么IP啊这种人多的地方咱不去，太挤了，我走我的原创小道挺好。

小鲜肉没法和老外飙戏

记者：为什么您坚持推荐陈宝国来演这个角色？

高满堂：我和宝国合作了好几部戏，有《钢铁年代》 《大河儿女》 《老农民》 ，合作比较默契。另外，他出演的中国副领事，身上的气质、气魄，非陈宝国莫属。

宝国是个不喜欢重复的人，每次他都问有新的东西吗？在《钢铁年代》里演工人， 《老农民》里演农民， 《大河儿女》里演手艺人。这次演外交官，明年我俩合作《老中医》 ，他演个老中医，现在他在家读医书。

记者：那选王雷当男主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高满堂：王雷完成得很好。王雷是导演很早就看中的。电视台建议我们选“小鲜肉” ，我说我受不了，一个没有太多表演经验的小鲜肉没法跟捷克演员飙戏。

记者：外国演员和中国演员语言不通，是怎么对戏的呢？

高满堂：语言不通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据我了解， 《最后一张签证》请了36个翻译跟组拍摄，现场大概有近14个翻译，其他翻译分布在其他部门里。最初我们认为捷克演员说英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到了现场才知道，捷克主演英文不是特别好，他们不能用英文顺意地说台词，所以大部分时间是用捷克语和我们的演员对话，当时让我们特别痛苦。但是让我们觉得神奇的是，大概在十来天以后，陈宝国、王雷和捷克演员就能顺利沟通了。我问他们怎么解决的，陈宝国说没办法，我必须得把别人的台词也记住，然后我得看着他的嘴怎么动，动完了我就知道他的表演结束了。我也问过汉斯怎么来解决，他说全世界的演员心是相通的，他说什么我完全都是知道的。

记者：这个剧的投资据说是天文数字，也是捷克跟中国合作的最大规模的一部电视剧？

高满堂：在国内并不算是最大的投资，但是对捷克来说则超过了电影《007：大战皇家赌场》 ，这个剧是捷克电影史上和电视剧史上最大的投资。

记者：作为编剧，您会考虑年轻人的喜好吗？

高满堂：我不会迎合年轻人去写，就我这个年龄的人根本了解不了当代年轻人。但是我肯定会写到年轻人，写年轻人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视角就是以父亲的视角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