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连载（二）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彭荆风 2016年12月03日19:29
五、 彬马拉阻击战和仁安羌解英军之围
中国远征军在东吁（同古）、耶达谢对日军的阻击，应该说是“彬马拉会战”的前奏。日军在3月19日攻向东吁（同古）时，杜聿明将军就对未来战场形势的发展有过较透彻的研究，并在这一天制订出了“彬马拉会战”计划。
他的预测是：经过东吁（同古）、耶达谢的激战后，日军战斗力必然有较大损耗，但是日军仍然会急于北进；如果能将日军吸引到彬马拉附近，在敌我的攻守战呈胶着状态时，再出动后续部队对敌攻击，争取把敌人在彬马拉包围、歼灭。
（杜聿明将军还准备在“彬马拉会战” 的同时，调动守东线茂奇（毛奇）、包拉克等方向的第六军暂编第五十五师两个步兵团来参与机动出击。）
从战略布局上来看，杜聿明将军这一“彬马拉会战”计划是可行的；前期的东吁（同古）、耶达谢阻击战也确实达到了消耗、迟滞日军的北进，后来在彬马拉正面担任固守任务的第九十六师也就能守得稳，并如计划 “胶住”敌人；从东吁（同古）撤下来、经过短时间休整的第二00师在战车、炮兵等部队配合下，又能机动出击。
这一“彬马拉会战”计划用加急电报发往重庆后，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他在4月5 日飞来缅甸腊戍后，特意在4月6日从腊戍乘车去到曼德勒附近的眉谬，听取林蔚、杜聿明将军以及刚刚从东吁突围出来的第二00师师长戴安澜的汇报，了解军情。
蒋介石对第二00师能以8000人的一支孤军，苦战12天，抗击日军两个师团近5万余人，歼敌5000余人，并把第五十五师团一四三联队的横田大佐击毙，很是高兴。过去他常认为：敌强我弱，与日军作战必须以三至五倍之数来进攻或防御，没想到这次第二00师却能在这无险可守的缅甸南部平原上，抗击多达六七倍的日军，而且战果丰富。不仅对戴安澜师长一再赞扬，还特意安排戴安澜在他下榻的“行辕”住了一晚上，以示宠信。
东吁（同古）、耶达谢的阻击战也加强了蒋介石在彬马拉与日军进行一次大会战的信心；他向远征军的将领们指出：不论（左右）两翼情况如何，也必须集中主力在彬马拉与敌决战……
第二天（4月8日），蒋介石又在杜聿明、戴安澜等将领的陪同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去往曼德勒周围巡视。
从眉谬到曼德勒的路上，都是汤加山脉的起伏山岭。这暮春时节，阳光雨雾充足，山岭上的树木长得青葱浓郁，悬崖绝壁间云雾飘绕，更是突出了这一带地形的险峻。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真是处处有险阻，很适于防御作战。蒋介石沿途走走停停，仔细观察，叮嘱杜聿明要充分利用这些山形地势布兵设防。
过眉谬山口时，他还特意指出：“彬马拉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如果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一带山口与敌作持久战”。
蒋介石这样说，给了杜聿明在作战指挥上很大的主动权，但是也表明，他仍然是担心英军的怯战，不肯配合，会把这两个军（第五军、第六军）在决战中拼掉。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的4月6日，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从东线赶来晋见他。两人谈及缅甸战事时，蒋介石告诉他：中国军队将发动“彬马拉会战”，希望英、印、缅军能在东线守住阿兰谬，尽力给予支援。哪知道，哈罗德•亚历山大的回答却是：我们已经从阿兰谬撤出，现在是退守马圭、敏巫一线。
马圭、敏巫是在彬马拉以西百余公里，这也就是说，英军已经在彬马拉侧后敞开了一条大道，日军可以毫无阻拦地对中国军队迂回、包抄了。
这使蒋介石深为惊愕，虽然很不愉快，但是碍于外交礼节，他只能委婉地表示：你们还是要信守“坚决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到底”的诺言，不要再自行往后退了。
哈罗德•亚历山大自有他的打算，哪里肯听从。
4月8日晚上，杜聿明回到军部所在地标贝后，就召开了团以上军官（包括独立营营长）的作战会议，宣布“彬马拉会战”将正式进行。
他的部署是：以余韶师长指挥的第九十六师在彬马拉构筑独立持久的牢固工事，从正面迎击日军。他要求这个师在“被敌包围或被切断后方的情况下，继续独立作战”；再以廖耀湘师长指挥的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以戴安澜师长的第二00师和胡献群团长的战车团在彬马拉左翼的锡当河以西、彬马拉东南的爱勒一线机动攻击进犯的日军。
这段时期（4月1日至4月15日）除了新编第二十二师还在耶达谢、斯瓦河阻击日军外，第九十六师已经在4月1日进抵彬马拉，并迅速根据地形构筑了工事；从东吁（同古）撤下来的第二00师得到了近半个月的休整，补充了粮食、弹药，也可以投入彬马拉会战了！
为了鼓励已经丧失斗志的英军，并求得英军的支持，杜聿明将军在4月13日上午赶到东线的马圭，会见新担任英、印、缅军第一军团司令的斯利姆中将，向他通报了即将举行的“彬马拉会战”的战斗部署，还请求英国军方给予战车、炮兵支持；斯利姆将军当时正按照哈罗德.亚历山大的意旨准备从马圭撤退，他指挥的英、印军第十七师也在沿铁路线上的东敦枝后退，不仅不肯答应，还劝杜聿明放弃“彬马拉会战”去退守曼德勒一线……
这使杜聿明很是失望，也就不欢而散。他回到标贝后，把与斯利姆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史迪威。史迪威也很气愤，恰好罗卓英传来讯息：哈罗德•亚历山大很想与史迪威面谈；史迪威立即与罗卓英一起于当天晚上10时半乘车出发，疾行一夜，在第二天天亮前的4时半赶到眉谬。
4月15日上午，他们与哈罗德•亚历山大见面了。这缅甸战场中、美、英三方最高将领的紧急会商，本来应该对当前战局有个正确判断和应对措施，但是却没有。英国军方已经无心作战了。他们给史迪威将军的印象是：“灾难和萎靡不振，英国人已经丧失了斗志。”
他了解到的英军动向是：“恐惧使一个师的人马沿大路争相逃窜。”
哈罗德•亚历山大只是表示：“如果曼德勒失守，一个印度旅和坦克部队将在腊戍掩护（中国军队）后方，其余的英国人将去葛礼瓦和密支那。”
这表明，英军将完全从缅甸撤离了。
这就是哈罗德•亚历山大紧急约见史迪威的目的。使史迪威很感意外，更是失望。
第二天（4月16日）早上，史迪威回到标贝，遇见英方驻缅甸总督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这位总督很坦率地告诉他，缅甸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了。他劝史迪威转移到印度去。那里可容纳6万至10万人……
史迪威很是颓伤，在这天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写信时，痛苦地表示：“我们即将溃败”，但是他也不公正地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已经在东吁（同古）、耶塔谢苦战多日，如今还准备在彬马拉奋战的中国军队，却说：“中国军队的表现糟透了。”
在他眼中，几名中国将领都是一些庸碌之辈；杜聿明“是个爱哭的孩子，不是一名指挥官。”罗卓英“应该被枪毙”……
其实在史迪威在眉谬与萎靡不振的哈罗德•亚历山大见面的那天（4月15日），杜聿明正在把军指挥所从标贝往前推进到彬马拉，并召集师长们部署作战。
当他了解到第九十六师经过这半个月的日夜赶筑工事，已经作好了迎击日军的准备，第二00师休整后，战斗士气仍然很高，新编第二十二师也能及时从斯瓦河及时转移，就毅然作出决定：“既然这样，我们就把新二十二师最后那个阵地撤了（指第六十四团在伊拉附近的阵地）把敌人放进来吧！”
他和3位师长以及战车团、骑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长们都很有把握打好这场“彬马拉会战”，歼敌于这“千塔之城”！
（彬马拉一向以佛塔多著名，仅西南丘陵上就有几百座佛塔。）
杜聿明将军还告诉师长们，第六十六军也进入了缅甸，不必担心后方的空虚了。
（张轸的第六十六军虽然早在1941年12月就列入了在昆明的第十一集团军序列，并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总预备队，但是一直停留于贵州的兴义。2月底3月初，毛淡棉被日军攻占后，才奉命从细雨纷飞的滇黔边界向云南进发。没有车辆运送，几万官兵只好在雨雪纷飞的严冬，徒步行军千余里，渡过湍急的南盘江进入云南，经罗平、师宗、陆良、宜良，再绕过昆明到达安宁，这才有汽车装运他们从滇缅公路经畹町出国。
这一长行军，时走时停，前后长达40余天。作为军前卫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在孙立人师长率领下，于4月10日才到达缅甸曼德勒，并担任卫戍曼德勒的任务；刘伯龙的新编第二十八师则驻扎于滇缅公路的终点、有铁路可南行的腊戍，作为二线部队。
4月15日张轸军长也率领军部和直属队从腊戍到达曼德勒。
这样，中国远征军就有了3个军8个师的部队进入缅甸。）
这些缅北后方的城乡，虽然远离战场，却已经是一片混乱。那些一直痛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缅甸人，受了日本特务的欺骗，纷纷起来作为日本侵略者的内应；在夜里利用夜雾作掩护，放火，打冷枪，把警报器弄坏，以至日军飞机来轰炸时，无数市民来不及躲避惨被炸死；4月16日夜间的一场大火，几乎把曼德勒的老街道烧尽。
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既要对日作战，还要应付不稳定的后方。
按照中国远征军的兵力和缅甸以北多山岭、河流的有利地形，这“彬马拉会战”是可以给北犯的日军有力打击。但是这次在英属缅甸地域作战，无论从后勤供应上，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上，都需要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来作好保障，并调动他的英、印、缅军队来共同作战，但是英国军队从一开始就是避战自保，4月1日从卑谬（眉苗）撤退后，就沿着伊洛瓦底江一路快跑，经过阿兰谬退到马圭。这两天又大步退到仁安羌。这一退几百公里，已经退到了彬马拉后方右侧的两百公里外，把准备进行“彬马拉会战”的中国军队右翼完全暴露给了日军，而从东线进攻的日军除了用第五十五师团、第十八师团从正面推进外，还用第五十六师团一支部队穿越过掸邦高原逼向垒固（罗衣考）、东枝（棠吉），袭击彬马拉的左后侧。
当时的形势表明，日军正在利用英军的怯战和守御东部掸邦高原的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的暂编五十五师的防御失当，对守彬马拉的中国军队从左右两翼形成夹击。
这正是日军第十五军4月3日在东吁（同古）确定的“曼德勒会战”的前奏。
日军的计划是：以渡边正夫指挥的第五十六师团在4月中旬沿垒固、莱卡等地插向曼德勒后方、距离中缅边境不远的腊戍，先行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后路；牟田口廉也师团长指挥的第十八师团则从东吁（同古）至曼德勒的铁路以东向曼德勒东侧突进，先占领彬马拉后方的央米丁、东枝（堂吉）然后切断曼德勒与腊戍的联系，包围中国军队主力的左翼，并压向伊洛瓦底江方向给予歼灭；竹内宽师团长的第五十五师团采取与第十八师团平行推进的攻击线路，从东吁（同古）至曼德勒的铁道以西地区向北进发，作战目的也是把中国军队压向伊洛瓦底江，给予包围、歼灭。
日军攻往缅甸中部、东部的这3个师团本来善战,经过补充、休整后,兵力充足，武器优良，尤其是第十八师团更是日军中的王牌。饭田祥二郎军团长是把最坚硬的拳头砸向中国远征军主力第五军；而对于在西北方向退却的英、印、缅军，只用了一个第三十三师团去追击，要求他们在4月1日占领了卑谬（眉苗）后，沿伊洛瓦底江攻占阿兰谬和缅甸大油田仁安羌，然后绕过曼德勒向中缅边境的八莫突进。
日军敢于这样向有重兵驻守和陆续有后援部队开进的中国军队后方大胆穿插，是他们有缅甸人带路、送情报，顺利地解决了在新的作战地域行军、作战时，地形、民情不熟悉的困难。他们连史迪威将军的指挥部设在曼德勒附近眉谬（眉苗）的具体位置都了解得很清楚，不断派飞机去轰炸。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准备派遣第五十六师团向中国军队的后方曼德勒、腊戍方向迂回穿插前，曾经担心山林起伏，江河纵横的缅北高原，道路崎岖，难以找到适于大部队和重炮行动的路线，几万人的军队又是长途行军作战，沿途的食宿、粮食供应怎么解决？
这些情况不搞清楚，饭田祥二郎和他的作战参谋们是下不了向北穿插的决心。
经过空军连续出动飞机侦察，又在昂山等反英人士，以及缅甸“克钦党”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掸邦高原许多条山间公路中，选择了从东吁（同古）往东走，经丹当、包拉克、垒固、宾朗、央米丁攻向东枝（棠吉）的这条路线。并了解到从东吁（同古）至茂奇（毛奇）的几座大山之间，有一条为了运输矿石开掘出来的、路面较为平整的山间公路，而东枝（棠吉）到接近腊戍的孟崖之间又是肥沃的大平原，盛产大米，可以就地征用军粮。
这样，他们就放心地派出第五十六师团向北穿插了！
为了加强这个本来是乙种师团的第五十六师团的攻击力量，饭田祥二郎把在仰光缴获英军的大量坦克、重炮以及250辆汽车，调拨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地从东吁（同古）以东进入掸邦高原。
饭田祥二郎的战略设想是：“对于在曼德勒以南作战的重庆军（中国远征军）来说，曼德勒附近是退路上的要冲。如果第五十六师团能够从掸邦高原方面直逼曼德勒占领这个要冲，则该地以南的敌人将全部成为瓮中之鳖。”
因此，在进攻之初，他仅是命令第五十六师团攻下铁路线上的央米丁和东枝（棠吉）后，不必急于向腊戍突进，而是尽快拿下曼德勒；只是后来由于缅甸北方战局的迅速发展，第五十三师团和第十八师团已经从正面攻击曼德勒，第五十六师团才没有在曼德勒附近耽搁，而是把他们的攻击目标伸向中缅边界的腊戍。
日军的这一远程奔袭战略，很是大胆、狂猛，完全打乱了中国远征军的防御部署。
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派出了一支搜索联队作为先行，向南格里克北侧的叶昌进发；同时以一支部队沿雷吐、亚德、流芳大道向乐可以南地区突进，目的是切断中国远征军第六军暂编五十五师的退路。
中国远征军的暂编第五十五师，是在战前由在四川的新兵补训处征集来的兵丁组成，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更没有实战经验，不能攻也不能守。进入缅甸后，原来分散驻扎于中缅、缅泰边境的掸邦、克耶邦；杜聿明将军是希望在“彬马拉（平满纳）会战”时，这个暂编第五十五师能维护作战主力的左翼，并利用前出茂奇的态势侧击日军的后方。
这个师虽然以第一团和第二团一个营配置于茂奇（毛奇）、包拉克之间，第三团配置于塔泽，第二团两个营作为师的预备队驻扎于南曲依。但是既不具备攻守力量，官兵们也无心作战，在大敌当前应加强防御之时，第二团那个营却只把一个连放在最前哨的茂奇（毛奇），这单薄的兵力，哪里挡得住作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前卫的那个联队的强势进攻？
4月13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只过来一个联队，还没有轻过激烈战斗，暂编第五十五师就从上至下乱成一片地往后跑；师长陈勉吾更是跑得失魂落魄完全省与罗卓英、杜聿明失去了联系，从而使东路掸邦门户完全洞开，日军能顺畅地取道克耶邦和掸邦高原插向第五军的后方。
本来可以作为“中流砥柱”策应东西战线作战的彬马拉，也就突出地孤悬于敌前了，如果再集中兵力搞“会战”，就会被日军从东西两翼和侧后完全包围、歼灭。
这危险形势使得代表蒋介石在缅甸联络的军委会参谋团团长林蔚将军很是紧张，深感这“彬马拉会战”是不能实施了，应该迅速改变部署。
他打电话与在标贝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史迪威将军联系，但是电话不通，只好派出侯腾少将连夜赶往标贝，向他们提出两条意见：“一，继续贯彻彬马拉会战，努力破敌之一路，以解除我之危局”……
（这孤注一掷，拼死作战的做法是碍于史迪威那执着的“进攻，再进攻”的作战思想，而不得不这样提出，以免这位美国将军又责骂他们怯战。）
另一条意见是：“二，彻底脱出敌之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之东北，再增调兵力从新部署作战。”
（这第二条才是林蔚对当时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得不退却的真实意图。几天前，蒋介石来腊戍、曼德勒视察时，也对林蔚等将领有过这种指示。）
战局发展成这样，史迪威也知道所谓“彬马拉会战”是打不成了。在这以前，为了保护东路，史迪威曾经在4月11日亲自去往东线的垒固第六军视察。不了解这个军实情的他，听了甘丽初军长的汇报，又吃了丰盛的晚餐，喝了凉而甜的薄荷酒，却对甘丽初把军部设在距离前线指挥部近68公里“自感满意”的防御部署，没有提出批评，只是命令驻中缅边境景栋的第六军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除了留一个团守景栋外，师部和另外两个团迅速前伸到垒固，协助暂编第五十五师守御垒固、包拉克。但是这个第九十三师以没有汽车运输，步行难以如期到达为借口，迟迟不肯前行。实际是怕与日军作战。那几天，后方一片混乱，也确实派不出车来。又惹得史迪威大发脾气。但发脾气又有什么用？他面对的是一支实际不听从他指挥的部队，正如他恼怒地说：“我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扔下他们，对他们讲道理也不起作用。”
面对这急转直下的形势,他审时度势，只好同意放弃“彬马拉会战”，退守曼德勒以南的密铁拉、达西、瑞娘一线，为下一步的“曼德勒会战” 作准备。
史迪威新的部署是：命令第六十六军刘伯龙的新二十八师迅速进入瑞娘、东枝（棠吉），然后固守曼德勒；孙立人的新编三十八师两个团，前出于曼德勒以西的皎勃东（乔克巴当）阻击日军；第五军戴安澜师长指挥第二00师分布于密铁拉、标贝一线，掩护后撤的部队布防；已经进抵彬马拉的余韶师长指挥的第九十六师在中路守住彬马拉阵地阻敌前进。
命令下达到第五军后，杜聿明将军认为，备而不战太可惜了，而且把他的军3个师以及第六十六军两个师分散驻扎于从彬马拉至曼德勒的长达300余公里的公路线上，兵力分散，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很容易被日军逐一围歼，各个击破，这是战略上的部署不当；就在电话里向罗卓英表示：这种部署有问题，要么在彬马拉打下去，要么退守东枝、眉谬……
但是罗卓英不敢反对史迪威这一部署，却对杜聿明施加压力，板起脸孔语气严厉地说：“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
国民党军队中派系林立，杜聿明属于何应钦系统、罗卓英是陈诚系统，双方之间本来就面和心不和，如今在战场上的见解不一，更难以说到一起了。罗卓英是正职，杜聿明是副职，罗卓英后边还有林蔚、史迪威……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虽然极为气愤，但是拗不过史迪威、罗卓英，也只有退让，去执行这一将给部队带来巨大损失的撤退命令了。
那是春末4月18日凌晨的两点钟，浓厚的白雾复盖了远近山野，夜正深沉。在这以前，第五军的各个师都在彬马拉一线悄然有序地进入了阵地，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几个小时后就要迎击攻过来的日军大部队了。但是官兵们都没有想到，形势突变，部队很快又要撤退；更没有想到，这一撤退将是大溃败的开始。
指挥撤退的杜聿明军长担心战斗一起，敌军扑上来后，与我军很快地胶合在一起，激战中就不好撤退了。他与军参谋长罗又伦商量了全军如何撤退的步骤，然后由杜聿明亲自给3个师长分别打电话，逐一布置战守、撤退事宜；要求在彬马拉主阵地上的第九十六师加上军直属队的平射炮连、工兵连务必多守一段时间，掩护全军从容撤退，第二00师则立即行动，在凌晨的5点钟前先把炮兵、战车往曼德勒方向送，然后步兵退往密铁拉；新编第二十二师先步行往铁路以西的皎凄集结，然后再乘上火车退往曼德勒……
一个军4万人，其中3万余人要在短短的几小时内，从敌军面前迅速撤出，怎样做到不慌张、不混乱，不被敌人咬住？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师长、团长、营长们不敢怠慢，都分别去到了下属部队督促、检查、指挥；杜聿明将军一直在军指挥所的电话前守到天亮后的早上7点钟，日军的战车、步兵已经和坚守彬马拉的第九十六师前哨部队第二八八团打开了，奉命撤退的第二00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也与日军远远脱离了接触，他才在激烈的枪炮声中，乘车离开前线回往标贝。
这样，日军向北进攻的两个师团（第五十五师团、第十八师团）近50000人的攻击力量就全部压向由余韶师长指挥的、不足一个师、约8000人的部队了。
（其中第二八七团第三营，由营长陈国荣带着去萨斯瓦保护英军了。）
余韶师长是位老资格军人，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就担任师长，军衔也比其他师长高，与军长、集团军总司令一样被授予中将；因为他只是广东韶关讲武堂毕业，不是黄埔嫡系，在军队高层缺乏支持他的人，虽然抗战期间军队在大扩充，他只能长期停留于师长这一职务上。
他指挥的第九十六师，是3月18日继第二00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之后，从边境内的芒市乘坐临时凑拢的军车、商车沿滇缅公路出畹町到腊戍，然后改乘火车来到彬马拉。因为铁路运输近于瘫痪，火车司机、车站调度、修理工多数逃散，还是依靠从国内赶来的铁路专家和技工临时顶替缅甸铁路员工来修车、开车、调度、修复铁路;载运军队的列车才勉强能行驶。
这个师进到彬马拉时，已经是4月1日了。
那时候，第二00师在东吁（同古）苦战12天后，已经在两天前的3月29日突围北撤；新编第二十二师还在斯瓦河南北狭长的地带艰难地抗击着日军的进攻。
彬马拉位于南缅与北缅接壤的中部，南距仰光390公里，北去曼德勒300公里，属于曼德勒省的行政区域，东、西、南三面平坦开阔，北面近水临山（处于锡当河上游，并有兀勒溪河横贯），市区周围平坦开阔，有贯通南北的仰（光）曼（德勒）铁路穿过，还有多条公路四通八达；一向往是南北枢纽、兵家必争之地。杜聿明军长原来的作战计划是：当第九十六师在中央阵地抗击时，第二00师、新编第二十二师和其他部队从左右翼机动出击，对日军形成包抄；如今那两个师都撤走了，在第九十六师单独抗击日军的过程中，敌人必然会利用左右两翼的空虚包抄上来，第九十六师面临的作战，就不单纯是顶住日军，还要计划好如何同时堵住两翼，并边打边退，以免陷入日军的包围。
日军在进攻彬马拉前，就不断出动飞机对这里进行轰炸，城内外的几千间民居和大小佛寺多被炸毁，公路铁路也被炸断不少，抢修后才能勉强行车。
余韶师长是久历行伍的将领，有丰富的临战经验，指挥能力强，能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作战。他和团长们利用战斗前的那半个月时间，根据周围地形指挥部队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派出政工人员深入了解周围的民情，给以后的4月17日至25日的阻击日军、掩护全军撤退，创造了较有利的作战条件。
他的防御部署是：把部队布置在横贯东西的兀勒河北岸，依托起伏山岭来防御。刘有道团长指挥的第二八六团守卫彬马拉市区；凌则民团长指挥的第二八八团担任从市区东侧至锡当河之间的守备；刘宪文团长的第二八七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营由副团长夏鼎率领在列威（彬马拉老市区）守卫前哨阵地，第二营和军山炮连的两门山炮由营长朱昆岳率领固守彬马拉左侧东南8公里处锡当河东岸的一三八二、七四九、七三四等高地，团直属队和三营作为师的预备队。
在第五军还没有接到放弃“彬马拉会战”的命令之前的4月16日，从东吁（同古）、耶达谢过来的小股日军约四五百名步骑兵，就向第九十六师的前哨阵地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日军飞机也在疯狂地轰炸彬马拉市区内外。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虽然还不完全了解中国军队有着“彬马拉会战”的计划，但是从地面和空中侦察所得，也明白要从正面向北推进，必须先拿下彬马拉。他命令第五十五师团从塔瓦提北进，先夺取铁路西侧的莱韦，再攻向彬马拉，同时以他们的精锐第十八师团从斯瓦附近北进到塔瓦堤以南地区，然后沿锡当河攻向彬马拉北侧。他的军指挥所也尾随进攻的师团，推进到位于铁路线上、离彬马拉（平满纳）只有一站路的塔瓦提，以便就近指挥这两个师团的进攻。
日军从正面担负主攻的第五十五师团师团长竹内宽，又把他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右翼以步兵第一四三联队为并主配属有炮兵、工兵，在4月16日中午攻进彬马拉的艾洛；左翼以步兵第一一二联队为主，也是配有工兵、炮兵，在16日中午攻向群特。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第九十六师第二八八团一个营的抗击，被机枪、迫击炮密集轰击，伤亡不少。
日军还用6辆坦克掩护200余人的一个中队，再加上飞机轰炸扫射，大炮轰击，向第二八八团阵地猛烈攻击。守御前哨的排长陈成堂指挥全排打得机动灵活，用只伤亡两名士兵的代价，击毙日军近50人。迫使日军退了下去。
第二天（4月17日），日军又增加了两辆坦克，并把步兵、骑兵增加到一个大队约700余人，去攻击第二八八团守卫的新昂久阵地；又被副营长周文指挥部队把敌人打退，击毙日军少尉小队长一名、士兵9人，缴获了三八式步枪8支。
日军见对第二八八团阵地强攻不下，驱赶附近乡村的缅甸男女五六百人伪装成被炮火打乱散了的难民，哭喊着向第二八七团守卫的平满纳汉阵地拥了过来……
几天前，第九十六师在腊戍时，当地华侨给予了热情支持，还给这个师派出了几十个懂英语、缅语的华侨随军担任翻译工作。所以他们刚进驻彬马拉，就能发现这里的社会治安很乱，不断有人打冷枪、放火，给日军飞机指点轰炸目标。师政治部副主任曹世清上校请随军华侨引领部队对彬马拉市区内外进行了调查，在一个名叫弊卡纳的村庄里破获了一个与日军有勾结的“德钦党”组织。这些人被捕后供称：“日本军队派来的人曾对我们说：‘英国是灭亡你们国家的，日本军队是来打英国人的，中国军队是来帮助英国打日本军队的。你们看谁是你们的仇敌？谁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应该帮助谁反对谁？’我们就按照日军的要求，刺探中、英军队情报，在中国和英国军队的侧后扰乱或破坏交通，放火，并替日本军队带路。我们还有日本军队发给的步枪、炸药……”
对于这一“民心向日”的复杂情况，第九十六师政治部迅速通报给了各个团，要求他们提高警惕。如今第二八七团阵地前突然拥来了这样多“难民”，本来应该引起官兵的疑惑，但是在这个阵地前指挥作战的副团长夏鼎却优柔寡断，慌乱中不知应该怎样对付，只会大声喊话，叫那些人群停下来，而不敢鸣枪示警；混在“难民”中的几十名日军便衣，见阵地上只有喊声不见开枪，就驱动“难民”们蜂拥着往阵地上冲，在混乱中挤进了阵地，接着日军的步兵、骑兵又从两翼包抄过来，里应外合，打了中国守军一个不知所措；这平满纳汉（老彬马拉城）阵地就这样被日军趁乱占领了。
4月18日，日军除了继续用重炮向防守彬马拉两侧的第二八七团、第二八八团守御的阵地轰击，掩护步兵、骑兵进袭外，还派出第五十五师团的第一四三联队步兵2000多人，在坦克3辆、骑兵一个中队支援下，沿着铁路线从正面攻击彬马拉，同时用第五十五搜索联队向第二八七团第二营防守的、挨近锡当河东边的一座山头进攻，想从主阵地左侧攻入。
余韶师长怕这一阵地有失，亲自打电话给第二营营长朱昆岳，询问了战斗情况后，语气沉重地叮嘱他：“你可不能像你们副团长那样把阵地搞丢了，不然这个仗就打不下去了！”
朱昆岳营长也深感形势的严峻，毅然表示：“我会死守！”他召集连长们表达了他死战的决心：“如果阵地守不住，我先自杀！”并严肃地对连长们说：“你们哪个向后转，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连长们也愿死守这块阵地。
朱昆岳营长是1937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军校16期，文化水平比一般军校生高，在军校学习期间隙,以及后来在部队当排、连长时，都能用心钻研战略战术。这次虽然是第一次指挥部队打仗，还是充满了信心。他面对锡当河把全营分成几道防线多重配置，由第六连连长带着4个排守住河岸山头，第二线两个排准备随时加入战斗，副营长带着两个排作为第三道防线，他自己带两个排居中指挥，还安排两个排作为预备队。一切都是配置有序。
发源于缅甸中部波布山脉的锡当河是缅甸的第四大河，全长563公里，在彬马拉附近的河面宽达400余米，周围支流多,水源充足,这春旱季节仍然水深过肩膀。
4月18日下午3时，日军在对岸用密集的炮火掩护200余名官兵、利用漂浮器材作辅助涉水渡河攻过来了。守在河岸上的中国军队4个排被日军炮火所压制，顶不住了，第六连连长打电话向朱昆岳营长告急。他立即派副营长带两个排过去增援，自己也带着两个排从侧面攻过去，利用河岸地形，从高处向这股处于河边低地上的日军轰击，打死了几十名日军，剩下的日军见暮色苍茫中，河这边山头上、树林里都是密集枪声、喊杀声，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军队从上往下攻，不敢再向上攻了，慌忙丢下那些尸体、枪支逃回河东岸。
4月18日是农历三月初四。深夜22时初升的新月已经隐入云层里，河面上和两岸一片昏黑。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两个联队（步兵第一一二联队、第一四三联队），又分两路趁着夜色对第九十六师采取了正面进攻和迂回穿插，来势很是凶猛，如果阻拦不住，侧后的吉同岗就会被日军占据，后路也将被截断。
是继续在彬马拉固守，还是及时转移？余韶师长也不敢做主，用电话把这一情况向杜聿明军长报告。
杜聿明深知这个师孤处彬马拉是凶多吉少，要他们立即向后边的也真、吉同岗撤退。并着急地说：“你们不要在彬马拉等着被围呀！”
余韶师长立即把各团团长召集到师部下达了撤退命令，第二八六团和第二八八团各派出一支部队赶往吉同岗抢先占领阵地，第二八七团、第二八八团各留一个营在原地，由他亲自指挥，掩护全师的撤退；后撤的部队由副师长胡义宾率领，按建制转移。
夜雾浓厚，也有助于撤退。
这个师留下的两个营顶着打了半夜，等大部队走远了，才在天亮前从阵地上撤下来。
彬马拉以北的田野,多是缅甸人种植的甘蔗田，气候热，甘蔗成熟得早，远近几十里一片碧绿，如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便于隐蔽行动，他们就从甘蔗地之间的小径中穿行，去追赶大部队。
日军没有料到一直抗击得很顽强的中国军队会突然后撤。他们连日不停歇地进攻，也打得很疲劳了，并不想及时追赶，在进入彬马拉市区后，先忙于吃饭喝水，搜括民财,然后才整顿兵力，兵分3路追来。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恢复了体力，追赶的速度很快。作为第九十六师后卫的第二八八团第二营，见日军又逼近了，只好停下来拦击；但是日军有2000多人，敌众我寡，这个营在拦击途中很快被包围，而早就沿锡唐河东岸向彬马拉纵深进入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前卫、步兵第二十三旅团也从旁边攻过来，追上了已到达也真的第二八八团一、三营。野地里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很是惊骇人。
团长凌则民明白，敌众我寡，不能被缠住，急命令部队向外冲。在三营长潘云鹏带头冲杀下，好不容易冲出了包围，想绕道吉同岗北撤，刚走到雅多附近，这里已经有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另一支部队（步兵第五十六联队）先一步到达。他们再次被包围。只好继续以近战、肉搏战来冲杀，才打开一个缺口，在4月20日下午冲出了包围圈。
这几场冲杀战中，第二八八团牺牲了第二营营长邱志德、第五连连长王宝琛以及130余名士兵。
从左翼掩护部队突围的第二八七团二营，在营长朱昆岳的指挥下，以第四连两个排阻挡住了日军300余人的进攻。日军人数多，攻得紧，董进学排长率领的那个排全都在激烈战斗中阵亡。但是也给全团赢得了撤退的时间。
余韶师长在全师突围前，曾经先派出第二八六团团长刘有道率领全团提前往后边走。但是在4月19日早晨，刚抵达吉同岗，还喘息未定，就遭到接踵而来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一支由步兵、骑兵组成的先遣队、约500余人的急袭。
日军这支部队是在4月17日早晨，采取远程奔袭，在谬拉渡口渡过锡当河穿插过来的。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给他们的命令是：先期占领吉同岗，断绝中国军队的后路。
他们没有想到，守彬马拉的第九十六师会退得这样快，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吉同岗。
吉同岗位于平满纳以北16公里的伊洛瓦底江北岸，那一带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溪流纵横、是作为防守战的好处所，山林间还有着新编第二十二师在这以前，为了进行“平满纳会战”构筑的工事，正好用来狙击敌人。
第二八六团团长刘有道见这支日军数量不多，一边派出一个营近距离与敌搏杀，一边命令其他营、连，快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防日军大部队上来。
接着，凌则民团长率领的第二八八团也从彬马拉边战边走退过来，抢占了伊洛瓦底江南岸，耶真与吉同岗之间的642高地，控制着公路线。
余韶师长见敌我正在逐渐胶着，如果再退，部队就会在慌乱中溃散。决定利用这一带险峻地形，再打一场阻击战。除了用第二八六团和第二八八团分别扼守吉同冈、642高地，又把作为预备队的第二八七团和师直属队放在642高地西北约3公里处高地上的一片大森林里，那密荫的树林既可藏兵还可以防空。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并不是仓皇溃退，而是有步骤地边打边退，而且这一带又森林稠密，也就不敢大意，追击途中不断用少量的步兵、骑兵先行搜索，然后再根据中国军队的数量，用超过几倍的军力攻击。
4月20日清晨，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牟田口廉也派出了步兵第五十五联队以及第一一四联队一个大队（三大队）共约千余人，还配以坦克7辆，对中国军队据守的642高地展开了三面围攻。
第五军平射炮连是和第二八八团一起后撤。这个连不乏高超的炮手。他们迅速在642高地构筑了炮阵地，第一炮就把日军冲在最前边的坦克击中起火，接着又把走在最后边的坦克打坏，夹在中间的日军其他5辆坦克和装载士兵的13辆卡车，既不能进也不能退。第一营营长陈启銮趁势转守为攻，带着全营袭向日军右侧。密集的步枪、机枪子弹扫射和手榴弹轰击，打得这些日军慌乱地跳下卡车四处乱窜，一名大尉中队长和几十名士兵被当场击毙。
第二天（4月21日），日军经过整顿后，由第十八师团步兵指挥官沱美少将亲自指挥步兵第五十五联队和步兵第一一四联队的第三大队，分成几路再次对642高地发起攻击。守御高地东南方向的中国军队第二二八团第六连，在日军步炮猛攻以及飞机从空中轰炸的情况下，阵地被突破，连长周嘉正左肩、腹部、胸口都被子弹击中而阵亡；凌则民团长见情况危急，亲自率领部队与冲上来的日军进行肉搏战。地形狭窄，双方都难以摆开阵势作战，树林里、岩石间，敌我混杂成了一片，只能从黄色、灰色的服装上来判别敌我，相互用刺刀捅,用枪托打，用大刀砍，或者跳向较远处用枪射击……
凌则民团长在右腿、腰部中弹后，还裹伤血战，紧接着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而壮烈牺牲。
凌则民团长是湖南平江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毕业。是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第一位英勇牺牲的团长。
敌军虽然攻得凶，剩余的中国军队在左腿负伤的副团长蒋治策指挥下，坚持不退，又经过一番狠力反击，才把日军压了下去。
在吉同岗方向，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五十六联队出动了2000余人，先用山炮和一五五榴弹炮轰击。
（这种榴弹炮炮管较短，弹道弯曲，适于在大纵深内实施火力机动打击隐蔽的目标。每颗炮弹重达70余公斤，杀伤力很大。）
几番轰击后，打得中国守军的阵地上一片火海。待把中国军队的工事摧毁得差不多了，日军步兵才在坦克掩护下蜂拥地向上攻。
第二八六团在团长刘有道、副团长侯任的指挥下拼命苦守，一线连队官兵伤亡过多，就把团部参谋、副官、文书、勤务兵全都编成战斗队和团直属警卫连一起堵击已攻近团指挥所的日军；在阵地正面防守的第三营，在营长卢致桓指挥下,一次又一次与冲上来的日军肉搏，卢营长不幸壮烈牺牲。当日军的坦克、装甲车轰隆隆辗过来时，中国守军没有战防炮，第9连班长刘月华就带着两名士兵，手持英国制造的粘性手雷匍匐着靠近敌军战车，连续炸毁日军坦克一辆、装甲车3辆，击毙了日军少佐滕信二郎、安田忠雄和几十名士兵，缴获三八式步枪37支，迫使日军从阵地前退下去……
这场阻击战，第一营营长陈如冈少校在肉搏战中，被乱刀砍伤又身中数枪牺牲，团长刘有道右手被炸伤，副团长侯任的头部也受伤。
这天（4月21日），杜聿明军长派骑兵团通信兵骑着摩托送来了命令，在通报了第二00师和新编二十二师撤退情况后，要他们“视敌攻击情形决定，总以广正面迟滞敌人为主，不必作过于坚强之决战。”
把师部设在谬拉（老兰）的余韶师长,也知道，不能再硬撑下去了，这几天的战斗，不仅人员伤亡多，弹药消耗大，不能及时补充，全师还陷于粮食断绝的饥饿中。
这正如当时担任第二八八团第一营营长陈启銮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中国远征军的伙食，原来约定由英方供给。在腊戍时还能吃饱，到了平满纳，头两天供应还算准时，以后就不行了。同时副食品质量极差，半数是发臭的、霉烂变质的。在战争打响以后，居然断粮了。他们根本没有给我们送过罐头食品。不是没有，而是不给。”
余韶师长按照杜聿明军长的指示,在4月22日指挥全师边打边向北撤退。以刘宪文团长的二八七团退至达贡（大公）一线，刘有道团长的二八六团退到谬拉（老兰）一线。受损较大的第二八八团则由第三营营长漆云鹏代理团长，带领这个团和师工兵营、骑兵连退往耶麦升一线。
这样，由第九十六师承担的、掩护中路军北撤的阻击战，也就告一段落。
这场作为夭折的“彬马拉会战”的延续的阻击战，打到4月21日，第九十六师已击毙日军近千人，自己也伤亡过半（军官阵亡88人、伤77人，士兵阵亡2570人、伤1346人），其中包括守第642高地的第二八八团团长凌则民、副营长周文一、夏生仁，连长周嘉正、熊辉卿、邹汝栋、熊芳扬、王敬西在内都先后阵亡；第二八六团团长刘有道、副团长侯任受伤。班、排长阵亡的更多。
由于没有记者随同第九十六师采访，中外的媒体在报导缅甸的几场大战时，只着重宣传了东吁（同古）、东枝（棠吉）、仁安羌那几场战斗，把那些战斗称之为“大捷”。在那几处浴血奋战的官兵当然是功不可没，但是却忽略了也是打得惨烈、对日军杀伤很多的彬马拉（平满纳）阻击战。第九十六师是以一个不足9000人的步兵师，在没有坦克、重炮支援下，抗击着两个配有重炮、战车的日军师团50000余人的攻击，边打边退，部队建制一直不散乱，这是多么难得！
第九十六师是由地方部队升级，装备差，但是这次却打得沉着勇猛，给第五军其他两个师（第二00师、新编第二十二师）的转移赢得了较宽裕的时间。只可惜在缅甸的中、英、美高层指挥意见不统一，没有及时对新的战斗部署作出有利的决策，从而难以挽回败局。但是第九十六师在彬马拉的这场阻击战的战绩却是不可磨灭。军事委员会派驻缅甸的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既称赞又感叹地说：“该师战斗成绩及指挥技术均属可观……惜苦战结果，所取得之宝贵时间（8天），我军主力既未用于保护腊戍之门户，又未集中击破任何一方之敌。”
这怪谁？
杜聿明抱怨罗卓英处置无方，罗卓英又说是史迪威刚愎自用，史迪威又埋怨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擅自退却，还有中国军队的将领不听他的指挥；英方为了推卸责任又无耻地咒骂中国军队行动迟缓……
日本军队就在中、英、美将领相互埋怨、相互掣肘，指挥系统和战略决策陷于一片混乱之时，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中路猛攻，并从东西两线加快了迂回包抄，完全攻破了中、英、美军队各自行动而漏洞百出的防线。
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原来只准备用第五十六师团一个联队试探性地向东部的克耶邦和掸邦高原进攻，但是和第六军的部队一接触，见这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并没有构筑坚强工事建立防御系统，在茂奇（毛奇）也只摆了一个兵力微薄的步兵连队；这个连队还不等日军接近就早早地后撤了。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的东线兵力薄弱、缺乏斗志，主力第五军又正在从彬马拉（平满纳）边战边撤，也就加紧实施他们原来拟订的正面进攻与迂回穿插相结合的战略意图。除了命令牟田口廉也师团长的第十八师团、竹内宽师团长的第五十五团继续从正面沿仰（光）曼（德勒）的公路、铁路线，紧紧尾追第五军外，同时催促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指挥全师团加快向东进击。他在特意给这个师团增加了汽车、坦克、重炮的同时，还强迫征调了一批民间的牛车来从事运输；让这个师团能根据不同的道路情况使用各种车辆不停歇地快速前进。
掸邦高原既有起伏的险峻山岭，也有群山围绕的大平原，中国远征军的第六军几个师进入这一带比较早，本来是以逸待劳，如果能充分利用地形构筑坚固的工事对日军阻击，是可以迟滞日军的进程，以便中国远征军长官部能根据战局变化,较从容地调整防御阵线;但是这个第六军从军长甘丽初到师长、团长们都缺乏与敌拼搏的精神，日军刚刚攻下茂奇（毛奇），暂编第五十五师的第一团就仓皇地往后撤，随后第二团也退到了包拉克。虽然第二团在团长刘素行指挥下，4月12日至16日在垒固与茂奇之间的包拉克、南柏，利用山势对日军打过一场阻击战，但是这个团火力太弱，只有4门战防炮，主要依靠步兵连的六0迫击炮来抗击日军的步兵和战车部队,也就难以阻挡住日军猛烈的炮火和轰隆隆辗压过来的6辆坦克、9辆装甲车。在伤亡太多后；只好慌忙后撤。在一路败退时，虽然沿途有不少可以防御作战的险要地形，他们却不敢再集中部队对敌抗击，只是把桥梁、道路破坏，并派出一些连、排在后卫作警戒，但是这些连、排，不仅人数少，又军无战心，稍与敌人接触就慌忙撤走。不过日军也担心这是中国军队在诱敌深入，不敢过于快速猛追。
这样，在平井卯辅大佐的指挥下，以第五十六师团搜索联队为主，并配以炮兵、战车、工兵组成的先遣支队，没有经过大的激烈战斗，只是边追边打，就很轻松地完全占领了克耶邦，并在4月19日攻近垒固（罗衣考）以南的15公里处。
那一带山林起伏、树林茂密, 地形很是险要。日军的这支先遣支队不敢再贸然深入。他们根据原先的情报：“前出到垒固以南的中国军第五十五师为阻止这第五十六师团的突进，似利用险要地形力图持久抵抗。”
他们准备在这里进行侦察、整顿，并等待师团主力上来再展开进攻。
垒固是克耶邦的首府,东接泰国西南部、北联掸邦，是从缅甸西南进入东部高原的战略要地。所以中国远征军才把第六军的暂编第五十五师摆在这里，既是作为中路军队在东吁（同古）、彬马拉的左翼，也防止日军从泰国北部的清迈越过泰缅边境攻过来。
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很明白他这个师的战斗任务；但是他并非将才，更不是刚毅的军人。他虽然是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的老一辈军人，也担任过排、连、营、团、旅长，都是因为能力有限而任职时间不长，更没打过什么硬仗，较多时间是在后方的军校当教官、集团军参谋处长、军事委员会补训处副处长等闲散职务。所以他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顾祝同、薛岳，以及比他晚两年的学友陈诚都当上了战区司令长官，他还在团长、师长这一职务间浮沉；如果不是从前的老同学们怜念、照顾，可能这个暂编师的师长也当不上。他这年虽然只有47岁，但是在师长一级当中，已经是年岁较大的“老头子”了，他如今的顶头上司、第六军军长甘丽初只有41岁，同属第六军的第四十九师师长彭壁生只有33岁、第九十三师师长吕国铨也只有38岁。相比之下，他自感蹉跎，也就暮气沉重地不求进取，既不想领军打仗，更不像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军人一腔壮志，愿为国捐躯、马革裹尸了。为了保全个人性命和这个师的实力，他只想一路快跑。日军一挨近，就急匆匆领着部队沿着公路向掸邦的和榜方向逃，把这一战略要地和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全都拱手让给日军。
越过垒固（罗衣考）那些险峻的山地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道路也宽阔平直，这一带又没有中国军队布防设卡狙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先遣联队也就放心地乘着大卡车，以每小时六七十公里的速度飞快地向和榜进发。
和榜属于缅甸的掸邦，有公路与西边的东枝（棠吉），东边的甘列奥（雷列姆）、景栋相通，北去可沿公路抵达曼（德勒）腊（戍）铁路线上的纳朗（细胞）、腊戍。如今陈勉吾的暂编第五十五师放弃了垒固（罗衣考），就把日军引向了和榜，并使得日军能轻易控制掸邦高原中心地带，并在以后的几天，较便捷地西攻密铁拉，北取腊戍了。
满脑子都是“进攻，进攻，夺回仰光”的史迪威将军，原来是希望在第五军的第二00师苦战东吁（同古）时，第六军能从茂奇（毛奇）前出，插入敌后的坦德宾，并威胁仰（光）曼（德勒）线上以南的奥敦、最贝、良礼彬等地，给日军一个前后夹击。如今得到暂编第五十五师在茂奇（毛奇）、垒固（罗衣考）不战而逃的信息后，既愤怒又着急，亲自从曼德勒赶往甘列奥（罗列姆）的第六军军部，想了解这个也是被蒋介石称为“精锐部队”的第六军，为什么是这样畏敌如虎？
去了甘列奥（罗列姆）后，使他大为失望，前边战事那样紧张，日军已日益逼近，军部的人员还松松垮垮地四处乱转，毫无战斗前的紧张氛围。军长甘丽初悠闲地穿着便服躺在树荫下抽烟、喝茶、乘凉，既没有退敌的策略，也不想惩办临阵退却丢失了茂奇（毛奇）、垒固（罗衣考）等要地的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
气得史迪威赶回曼德勒，要求罗卓英惩办甘丽初、陈勉吾。但是他不知道，在国民党军队中，对军长、师长的奖惩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罗卓英虽然是中国远征军的第一路军司令长官，一切都得报请重庆军事委员会转呈蒋介石。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就是把第六军的军长、师长们都撤换掉也来不及挽救东线败退给缅甸战局带来的巨大危机了。
甘丽初军长所以不惩办暂编第五十五师长陈勉吾，是因为他自己早就有着保存实力，不与日军硬拼的思想，并对部属们作了暗示。
日军在向和榜进击的路上，不断捕获到第六军掉队的官兵。从俘虏那里得知：和榜以南有第六军第九十三师两个团、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团和一个营，是从景栋和木迈调过来的。面对这将近一个师的兵力，日军不敢掉以轻心，从而放慢了行军速度，并加强了前卫的攻击力量；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还不等他们接近，中国军队的那3个团和一个营就慌忙地逃往东北方向的大山里了。
4月2日上午，平井卯辅大佐指挥的先遣队未经过战斗就顺利地占领了和榜。紧接着，由松井大佐指挥的步兵第一一三联队、松本大佐指挥的第一四八联队后续部队，也从徒步行军改乘从和榜折回去接运他们的卡车赶到和榜。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把主力在这里集结，对败退的中国军队第六军也没有再追击，是担心中国军队会西从曼德勒、东枝（棠吉），东从甘戈奥（雷列姆）、景栋过来夹击。经过这段时间长途快速行进，他们也很是疲累，粮食、弹药，特别是所携带的汽车、战车油料已经用尽，大小车辆都难以发动了。如果这时候中国军队攻过来，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可是动弹不得，只能以步兵应战了；但是又一次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近在咫尺的甘戈奥（罗列姆）的中国军队还是不敢来进攻。
甘戈奥（罗列姆）是第六军军部所在地，也是北去腊戍、东去景栋等中、缅边界的战略要地，驻扎于这里的军队不少。但是甘丽初军长一听说和榜失守，却不敢再在甘戈奥（罗列姆）停留，急忙带着军部人员往景栋方向跑了。
第六军军部从甘戈奥（罗列姆）不战而退，也表明中、日军队在缅甸东部高原的战与守已经完全结束。
蒋介石和重庆大本营最初把甘丽初的第六军放在泰缅边境，后来又命令这个军的暂编第五十五师前伸到克耶邦的茂奇、包拉克方向布防，既是防止日军从泰北高原名城清迈进入缅甸，也有着让这个军护卫彬马拉左侧，防止日军插向第五军侧后的防御措施。
这一战略部署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想到第六军的两个师（暂编第五十五师、第九十三师）是这样畏敌如虎，一场硬仗没有打，就完全放弃了他们的防线。
第六军从前是“西北军”韩复榘组建的部队（韩复榘以第三路军总指挥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军长多年），抗战初期的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从山东撤退的罪名枪毙后，这支军队由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黄埔一期的甘丽初接触任军长后，枪支、人员大量供给，战斗实力有显著加强，并参加了桂南的昆仑关战役。只是这次军长、师长们不肯苦战，不仅完全打乱了“彬马拉会战”的部署，也严重影响了即将举行的“曼德勒会战”。
渡边正夫师团长见没有东顾之忧，很是高兴，就迅速派出步兵第一一三联队的第二大队，由大队长入部兼康少佐西去攻取东枝（棠吉）。
东枝（棠吉）是掸邦首府，位于东部高原一块群山环绕的大盆地上，海拔约1500米。因为地势较高，城区内外又有着白鸦湖和水域宽达65公里的因莱湖等湖泊调节气候，冬暖（最冷时仅14.5°C）夏凉（最热时为22.5°C），一年四季树木都浓绿、鲜花更是不断地盛开。英国人占领缅甸后，把这里建成避暑地，绿荫丛中分布着许多建筑精巧的红砖楼房，街道也被改造成了英国式风格，西欧风光十足。
仰（光）曼（德勒）铁路有一条支线从达西通往东枝（棠吉），以及附近的瑞娘，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后，供应第六军的军需物资也都运到这里储存。第六军仓皇撤退时来不及运走，也完好无损地没有破坏。
日军这支仅有千余人的部队，又是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地占领了瑞娘，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仅每桶180公升的汽油就得到了700余桶。这样多的汽油完全够第五十六师团在掸邦高原作战所需，以及他们以后用以侵入中缅边界使用。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是一支组建不久的乙种师团，兵员不多（约18000余人），战斗力也不强（从各部队调集的官兵关系还没有完全磨合好）。他们这次向掸邦高原远程穿插时，师团长渡边正夫的内心是颇为紧张，担心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没有想到，遇见的却是一支不愿战斗的第六军，他们也就得以“所向披靡”，陡然增加了“所向无敌”的声名。
在日军还没有逼近东枝（棠吉）之前，杜聿明军长就预见到：如果日军抢先占领了东枝（棠吉），就可以迅速插向腊戍，不仅“曼德勒会战”难以实施，中国军队的后路也将被截断，从而与国内完全隔断联系。他命令刚刚从彬马拉方向退下来的第二00师和军骑兵团迅速地从密铁那赶往东枝（棠吉）布防，以防止从垒固过来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抢占这一军事要地，并威胁密铁那。
他这一部署本来可在战略上占上风，但是这时候，英军总司令部却制造了一件假军情，严重干扰了杜聿明将军和第二00师的作战部署。
英国方面为了加强他们西线军力，更稳妥地撤退，在4月19日仁安羌之战还打得激烈时，向在眉谬的史迪威将军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罗卓英紧急通报：皎勃东的西南发现日军3000余人。
皎勃东处于第五军军部所在地标贝的右侧后，也是仁安羌油田的后方。
这一消息可把史迪威和罗卓英吓着了。他们大约是被这一段时间英、印、缅军的快速退却弄昏了神智，也没有仔细想想，日军怎么会那样快速地穿插到那里，又是从哪里穿插过来的？在慌乱中，只是紧张地认为：如果皎勃东有失，将威胁着处于平行线上、有公路可通的密铁拉的安全，日军如果再进一步占领密铁拉，就可以利用铁路、公路攻向曼德拉和达西、东枝（棠吉）。
史迪威也没有核实这一军情，就急忙命令罗卓英调当时已经准备去东枝（棠吉）作战的第二00师，立即折向西边去往皎勃东。
命令传到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手中后，他略作分析，就得出较准确的判断，这一敌情不可靠。因为根据他派出的摩托车小分队侦察所得，新三十八师刚进入仁安羌，日军不可能越过新三十八师插入皎勃东，如果皎勃东有敌情，孙立人也会及时报警。
史迪威和罗卓英却固执地认为：英军方面的情报不会错。
杜聿明郑重地告诉罗卓英：即使皎勃东真的有日军，也不能置东枝（棠吉）不顾，第二00师东援东枝（棠吉）的作战任务不能变。
罗卓英久经战阵，并不是糊涂得不懂战略布局的人，但是见史迪威这样坚持，却不敢得罪这位美国将军；因为蒋介石派他来缅甸时，特意叮嘱过他，要和史迪威搞好关系，以免影响美国对中国的军需援助。所以他对史迪威的态度是：尊敬有加、恭敬从命，甚至被辱骂也不还口，像下级般绝对服从。如今，他只有反过来对杜聿明施加压力，要杜聿明“坚决服从命令”。
这次入缅作战，杜聿明虽然是罗卓英的副职，但是两人的军阶都是中将，而且罗卓英来缅甸，除了几个高级参谋外，一个连的兵都没有带来，是个“空头司令”，这次调动的又是杜聿明的主力部队，杜聿明哪里肯听从他，何况这一决策显然是错误的。他强硬地说：“如果出此决策，我不能负责。”
两人越争越厉害，以至脸红耳赤地大吵起来。
史迪威也加入了这场争吵，认为杜聿明是拥兵自保，不敢与敌人作战，还讽刺地嘲问：“中国军队吃饭不打仗吗？”
杜聿明也不甘示弱，反驳他：“我吃的是中国饭，不是吃的英国饭。”
杜聿明是陕西人，声音低沉而激昂，一生气，神情更是威严；正如史迪威所描述的：“杜（聿明）现在鼻孔里和嘴里都是怒火（也许不久后，他全身都会喷射出怒火）。”
这三位将军这样撕破脸皮争吵，惊得那些参谋、副官们都无所适从，只好婉言相劝。
因为罗卓英以司令长官的身份坚持这样调动，杜聿明只好勉强接受了这一命令，但是又郑重声明：“如果再侦察，皎勃东确实是没有敌情，还是不能派第二00师去！”
他向戴安澜下达命令时，又特别叮嘱：可以先往皎勃东派去一个团，其余的部队看情况再说。
但是罗卓英已经以司令长官的身份越过杜聿明，直接发电报给戴安澜，命令全师立即开往皎勃东。
这样，第二00师的两个团（第五九九团、第六00团）和骑兵团都被派往了并无日军的皎勃东，等到发现皎勃东确实没有日军，再折回来奔往东枝（棠吉）时，日军已经利用中国军队的进进退退，反复折腾，抢先占领了东枝（棠吉）；从而失去了赶在日军4月22日占领东枝（棠吉）之前，先行布防的战机，只是东枝（棠吉）是缅北的战略要地，丢失不得，只有在4月23日和24日再付出一些伤亡进行一场反攻东枝之战。
4月23日，第五军骑兵团作为第二00师前卫，于4月23日沿铁路东行。骑兵团全是双人、单人摩托，速度快，一路疾行，走到东枝（棠吉）以西约15公里的黑河，就发现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第一一三联队第二大队的一千余人，乘着几十辆大卡车迎面而来。
两军骤然相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展开了。骑兵团官兵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同时急派摩托车折回去催促第二00师上来增援。
由第二00师陆军指挥官兼第五五八团团长郑庭芨少将率领的部队很快赶了上来，和骑兵团会合后一起攻向日军。
日军的入部兼康大队长，没想到会在半途遭遇中国军队，而且过来的中国军队，人数多，炮火密集。他不敢久战，稍一接触就忙着往东枝（棠吉）方向退。
4月24日，第二00师的大部队（师直属队和第五九九团、第六00团）在师长戴安澜将军率领下，也赶抵东枝（棠吉）郊外。
经过东吁（同古）苦战以及从彬马拉长途撤退、西移皎勃东的来回急行军。这个师官兵都很疲累，但是也不断地积累了丰富的对日作战经验，完全不像暂编第五十五师那样畏惧敌人，而是充满信心地、准备在东枝（棠吉）再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
戴安澜命令柳树人团长的第五九九团、刘少峰团长的第六00团沿公路向东枝（棠吉）正面攻击。郑庭芨将军的第五九八团作为师的预备队。
这两个团在重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势很凌厉；第五九九团很快控制了从东枝（棠吉）去往甘戈奥（罗列姆）的公路，并把东枝（棠吉）城四周的高地全部占领，居高临下地对守城的日军扫射、轰击，支援第六00团从正面攻向城内。
日军急忙从和榜派出一个有着3辆坦克的战车中队和一个155榴弹炮中队来增援，第二00师也派出30辆坦克来冲击。一场轰轰隆隆、震撼大地的步、炮、坦克战展开了。日军那几辆坦克招架不住中国军队坦克群的冲击和炮轰，狼狈地和步兵一起退进了东枝（棠吉）城内。日军大队长入部兼康还想利用城内的房屋和街道来进行巷战；戴安澜师长又派出第五九八团的一个营在坦克车掩护下来增援第六00团；日军见实力悬殊，不敢作困兽斗,慌忙退出东枝（棠吉）城，往和榜方向逃窜。第二00师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在4月25日傍晚完全夺回了东枝（棠吉）城。
根据第二00师的统计：这东枝的反击战，共击毙日军800余名，击毁14吨重坦克3辆，缴获重机枪4挺，步枪100余支，汽车21辆，还有几匹战马。这战果还是丰硕的。
这使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都很兴奋，忙用加急电报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并为第二00师请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日军在东西两路的攻势并没有因为在东枝（棠吉）的受创而停止，东路的第五十六师团除了以步兵第一一三联队那个从东枝（棠吉）退下来的第二大队监视东枝（棠吉）方向外，命令平井卯辅大佐指挥的第五十六搜索联队越过甘戈奥（罗列姆）和杰迪曼姗（开西满爽）去北攻腊戍，同时派出一支部队破坏了萨尔温江上的大桥和渡河设施，阻止中国军队从景栋过来，或者往那边退却；松井大佐的第一一三联队主力和松本喜六大佐的步兵第一四八联队则分别乘车和步行经莱卡向纳朗（细胞）方向推进。
纳朗（细胞）在曼（德勒）腊（戍）铁路以东，紧靠腊戍。日军的计划是：攻下了纳朗，就可以完全阻断中国军队沿曼（德勒）腊（戍）铁路向东退回中国境内，对中国军队的战略大包围就可以形成了。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长渡边正夫很有信心地命令平井卯辅、松井秀治、松本喜六等联队长们：务必在几天后的4月29日 “天长节”，也就是天皇陛下生日那天攻下腊戍。
这兵分三路插向腊戍的日军，沿途没有遇见大的抵抗，几个联队也就行进得很快。他们的交通运输工具，除了原有的汽车外，还在沿途缴获了不少中国军队的车辆。没有车的部队就用急行军速度往北疾走。
战场风云就是如此剧烈多变，只是短短的几天，一场导致中国远征军大溃败的不幸事件就要发生了！
缅甸战场败局的急遽形成，又与西线英军的败退完全有关。
英印缅军在4月1日放弃卑谬后，利用他们拥有的卡车、装甲车飞快地沿着公路向北逃跑，4月5日又放弃了与彬马拉平行、离卑谬50公里的阿兰谬，把彬马拉的右翼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攻势前。4月10日前后，正当中国军队还在积极准备“彬马拉会战”时，管辖着印缅战区的英军远东军总司令的韦维尔上将，却指示在缅甸的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可以预先作好向印度撤退的准备；4月13日，哈罗德•亚历山大就向罗卓英提出：要求中国军队去接防他们驻守的沙斯瓦、东敦枝、马圭等地。史迪威将军4月16日在标贝见到从卑谬退下来的英国驻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时,这位总督也好心地劝他不必再在缅甸停留，迅速退往印度；还说，可以为史迪威提供飞机给予运输。这都表明：英军将完全从缅北撤退，不准备再与日军作战了。
但一路疾行尾追上来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却不等英、印、缅军向中国军队移交防务，就用荒木大佐指挥的那支追击部队（步兵第二一三联队、山炮兵第三十三联队、工兵第三十三联队和独立速炮中队）沿着伊洛瓦底江左岸攻向马圭；用原田大佐指挥的部队（由步兵第二一五联队、轻装甲车队、独立射炮第十一中队、山炮兵第七中队、独立混成第二十一旅炮兵队和一个工兵中队、一个野战高射炮中队组成），攻向驻在彬马拉侧后的沙斯瓦、东敦枝的英军；同时派出作间大佐指挥的一支部队（步兵第二一四联队、山炮兵第三大队、以及一个工兵中队），沿着铁路线越过东敦枝、马圭，插向仁安羌。
当时,那条战线上的英、印、缅军还不少，在东敦枝驻有英、印军一个旅，还配有30余辆坦克，是完全有力量抗击日军原田大佐指挥的那不足两个联队的部队。两军刚接触时，日军就感到英印军火力占优势，冒险强攻将招致重大损失，急忙把攻势改为守势，撤退到公路以南的山包上构筑阵地。
日军这样退缩，本来对英、印军有利，应该趁日军立足未稳之时扑过去予以打击，但是英、印军这个旅却不敢进攻，反而利用这双方都脱离了接触之时机，在迷蒙夜色中向北逃窜；从而使得日军作间大佐指挥的那支部队又转守为攻,在完全没有阻拦的情况下，顺利地攻向仁安羌油田。
英军丢下的28辆完好无损的汽车，也被日军用来快速追击之用。
仁安羌位于密铁拉右前侧的伊洛瓦底江边，距离阿兰谬约100公里，有公路、水路可通，周围是大沙漠，是缅甸的最大油田。要攻占这里必须先攻下南边的东敦枝和马圭；如今东敦枝英、印军已主动退却，日军荒木大佐的那支部队也在4月12日攻下了马圭以南公路线上的新榜卫，13日又攻下了耶南马（米昌耶），这都有利于他们对仁安羌形成合围。
守仁安羌的英、印、缅军用两个营的一千多人,并配备有几十辆坦克、大炮在沿马圭向南流淌的因河北岸构筑了防线。
用望远镜隔河相望，那高耸于伊洛瓦底江边的妙达伦佛塔是那样金碧辉煌、圣洁庄严，它久经历史，如今又将见证这场战斗。
荒木大佐凭他的作战经验看出了英、印、缅军那些阵地都是草草挖成，设置不合理，工事也不坚固，交通壕更是浅而窄。
这表明，缺乏斗志的英、印、缅军并不想凭河岸久守，一实施强攻就会垮。
4月15夜晚，荒木大佐命令步兵联队为先导，山炮和速射炮兵随后，从马圭以东迂回，突进到英印军的左后侧；为了行动的隐蔽快速，步兵都轻装疾行。河岸边道路狭窄、坎坷不平，原来用牛车装载的山炮跟不上步兵，他们就抛弃牛车，用抓来的缅甸人夫来扛运大炮，在天色还黝黑的4月16日清晨前穿插到马圭的东北，把英、印军包围；但是日军这时候并不敢贸然发起攻击，英、印军一方的坦克、大炮是他们的几倍，还得等后续部队上来一起从正面、侧面攻击；但是他们又一次没有想到，英、印军又一次趁这支日军还没有攻上来的战斗空隙，在4月17日夜晚，开动坦克，乘上汽车，从马圭逃往57公里外的仁安羌。
马圭不守，仁安羌也就门户洞开，完全处于日军的强大攻势前。
退守仁安羌的英、印、缅军是由史高特少将指挥的第一师。这一路上他们几乎是略微抵抗或不作抵抗，就急匆匆逃跑。由于过于慌乱、紧张，全师官兵的身心情都很萎靡、疲惫。如今跑得接近密铁拉了，他们想，中国军队可以很快上来支援、接防了，也就暂时不想跑了。但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追击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加快速度；4月16日晚，日军作间大佐指挥的那支部队快速地超越了从马圭撤退的英、印、缅军，抢先推进到了仁安羌以东约5公里处。这夜间远远望去，仁安羌灯光明亮，还没有进行灯火管制，公路上更是闪烁着如流星般的车灯。根据当地人提供的情报，这是英、印、缅军在向滨河（拼墙河）以北撤退。
“仁安羌”在缅语中意为“油田,位于伊洛瓦底江东岸，三面是大沙漠。这沙漠中的大油田”，是缅甸最早开发的产油区，虽然海拔不高，仅50米左右，地形却很复杂，拼墙河两岸尽是高低不平的油田断层，这不利于英军坦克驰骋冲击，却有助于日军利用这些天然堑壕闪过英军坦克，去袭击英军。
作间大佐根据仁安羌地形和英、印、缅、军不肯久守的态势，立即把他的部队分成两路，自己指挥大部队向仁安羌东北角的三岔路口突进，另外一个大队（三大队）由大队长高延隆雄率领，去奔袭仁安羌以南公路上的凯敏。4月17日清晨，日军都如期攻下了这两个据点，还俘获了缅军200人、英军80人。
4月18日从马圭退下来的英、印、缅军第一师主力4000余人分乘400辆汽车，带着英军装甲第十七旅的15辆坦克、15门重炮逃到仁安羌了。他们没有想到已经有一支日军先于他们逼近仁安羌，面对骤然而起激烈枪声、喊杀声，很是惊愕、恐惧，为了与原来在仁安羌的守军汇合，他们只有以坦克开路奋力冲击。
原来守在仁安羌的英、印、缅军见日军攻近了，自知难以久守，一边抗击，一边加快了对油田的破坏。大沙漠之间的巨形石油罐和深井被爆炸起火了，涌起的冲天大火和浓浓黑烟遮蔽了大半个天空，令人窒息的焦油味在空气中弥漫……
日军的目的是尽快夺取这大油田以作为军用，怎肯让英、印、缅军破坏？樱井省三师团长急速命令那些还在后边的步兵、炮兵、工兵联队都兼程赶上来，一并加入攻击战。
英、印、缅军第一师早在4月14日退往马圭之前，就连续发电报向英军军团长斯利姆中将、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求援；哈罗德•亚历山大只能在4月15日要求史迪威、罗卓英急速派出中国远征军去马圭、仁安羌解围。
那期间（4月15日前后），中国远征军因为东西两路都被日军包抄，第五军的3个师正在待命后撤，准备退而进行“曼德勒会战”，而难以应英军之请西顾。
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也就如同热锅上蚂蚁，不知所措。如今仁安羌危在旦夕,他只能亲自赶往曼德勒附近的眉谬，与中、美将领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怎么办？
史迪威将军和中国远征军的将领林蔚、罗卓英、杜聿明都参加了。
新三十八师进入缅北后，就接管了曼德勒的防务，这天,师长孙立人师长也以曼德勒卫戍司令的身份列席了这次军事会议。
在场的中美将领听了随同哈罗德•亚历山来的英军作战参谋报告仁安羌被围情况，全场却一片哑然，似乎都束手无策，不知该怎样办？
只有孙立人师长站起来，用英语简洁地说了句：“去救！”
哈罗德•亚历山大急问：“怎么救？怎么救？”
在场的中、美将领还是不做声。孙立人又慨然地说：“我去救！”
哈罗德•亚历山大那本来满布愁容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些笑容，很高兴地表示：“太好了！”以至史迪威也讽刺地认为：“亚历山大给我的印象是，同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使他汲取了极大的精神力量，他自己周围的那些人总是萎靡不振。”
但是史迪威将军忘了，不打仗时，这位英国将军可是比谁都傲慢。
孙立人师长又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为了尽快把部队运送到前线，请哈罗德•亚历山大总司令在两小时内派出100辆汽车；二、下命令给仁安羌的英缅军第一师和装甲旅，不准投降……
他虽然进入缅甸不久，已经深知英军的战斗作风，并不是打不赢才跑，而是不打就跑，跑不脱就投降。一年前，英军在英法海峡敦克尔刻大撤退时，最后退守海滩，难以渡海回往英国本土的英军第五十一师8000余人，本来还可以作作最后的拼搏，却在福琼少将率领下整齐地列队向德军投降。
指挥那场大撤退并同意福琼少将率军投降的、正是这位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
这时候，有求于中国军队的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真是和蔼极了，一口答应了孙立人师长这两个很合理的要求，并立即下令给新三十八师派车，同时电报守仁安羌的英、缅军第一师师长史林姆，务必坚守待援，不准投降。
但是匆忙中，英军方面只凑出了80辆大卡车。
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从缅甸的军委会参谋团高级参谋侯腾少将4月15日给军令部长徐永昌的密电中得知英军在仁安羌被围;他在4月17日用“即刻”的加急密电给在腊戍的参谋团长林蔚“着新三十八师迅以两个团增援英军方面，并具报为要。”
这样，罗卓英才放心地让新三十八师派出第一一三团去援救英军。
孙立人师长命令副师长齐学启和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立即率领全团乘车赶往皎勃东，再转往仁安羌。
卫戍曼德勒的防务则交给了李鸿团长的第一一四团一营、二营；这个团的第三营则由营长彭克立率领守卫腊戍机场。
刘放吾团长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步科，是从排、连、营长升上来，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大战役，善于行军打仗。他指挥的第一一三团只有1020人，兵员少，武器也多是从前税警团时期配发的轻武器。这次出国作战，也没有给他们改善装备。如今去仁安羌解围，不仅首先要面对有七八千人的日军一支联队，还要抗击将随后上来、有3万余人的整个第三十三师团。但是他们还是士气高昂地赶赴战场。一向高傲的大英帝国军队，如今却被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向中国军队求救了。这样的战斗可是能够大长中国军人的志气和威风！
处于热带季风气候的仁安羌，在雨季还没有来到以前的晚春季节，很是炎热，大沙漠又最能吸收阳光的炽热，如同火炉一样烤人。
第一一三团在4月16日到达仁安羌后侧铁路线上的皎勃东时，在仁安羌被围的英军水源已经被日军切断，7000余名英缅军在烈日干旱中，又闷热又干渴，更被日军步步紧逼，全都很惶恐。
英军第一军团团长斯姆莱中将在4月17日上午乘车赶到了皎勃东与刘放吾团长见面，他在摊开的军用地图上指指点点地说明了敌情与地势后，就急不可耐地要求刘放吾团长立即把部队带往仁安羌，在第二天（4月18日）一早向拼墙河北岸的日军攻击，以策应英、缅军第一师突围。
出发前，孙立人师长并没有告诉刘放吾团长可以听从英军调遣，虽然斯姆莱的军阶很高，刘放吾这个处事严谨的湖南汉子也就不肯答应他的要求，而是直率地回答：“我没有孙立人师长的命令，部队不能移动。”
斯莱姆着急地说：“孙师长已受令归我指挥，如果他在这里，也会遵照我的命令……”
斯莱姆还是不肯出动部队。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友好”地商量、争执开了，一拖就是近一个半小时。
其实，在斯莱姆与刘放吾团长商量的这段时间，第一一三团的参谋人员已悄悄发出电报向孙立人师长报告情况，得到孙立人师长回电同意，刘放吾才向斯莱姆表示：“可以接受这一命令。”
斯莱姆很是高兴，还以为是他说服了这位年轻的团长。
这次与刘放吾团长的会谈给了英军笫－军团长斯姆莱特中将很深的印象：这支中国军队纪律这样严明，当然能打胜仗。战争结束后，他在回忆录中叙述平安羌之战前，初次与刘放吾团长见面之事时，有这样的描述：“我在皎勃东村里一栋残存的建筑楼下见到团长。他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出刚毅；他配载一副野战眼镜及一把驳壳枪。我们通过英军翻译官介绍握手后，旋即摊开地图言归正传。团长给我的印象是反应敏捷，他了解我要他率团立即搭乘已备妥的卡车，迅速开往拼墙河……”
刘放吾团长派副团长曾琪带领少数参谋人员先随同英军派出的12辆重18吨的坦克、两门山炮去往拼墙河北岸附近观察地形并了解敌军动向，自己则率全团在4月17日午后随后前进。
当天（4月17日）晚上，第一一三团到达了拼墙河5公里处，就向北岸的日军展开了攻击；在前边开路的英军坦克和中国步兵很快被日军包围。刘放吾团长立即兵分两路，亲自和一营营长杨振汉带着这个营从左边攻向日军，二营长鲁廷甲的部队从右边绕过去侧击日军。
这股日军一直在西线追击英军，气焰正旺，也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而是呐喊着冲上来，想尽快把中国军队消灭；两军也就拥挤在一起展开了肉搏战。
日军飞机飞来助战，但是两军短兵相接已成胶合状态，而且夜色昏茫，反而不好轰炸、扫射，只能无奈地在空中盘旋。
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后，日军这个大队招架不住第一一三团的攻击，在这天下午4时放弃北岸的阵地，退过拼墙河，向他们的主力靠拢。
日军联队长沙荒木正夫大佐没想到会有中国军队来为英军解围，而且攻势这样凌厉，也急电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三省要求后续部队赶快上来。
这又使斯姆莱中将对刘放吾团长的指挥才能充满了赞叹：“他一旦付诸行动，我简直无懈可击。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天，我相当激赏他的表现。”
孙立人师长深知这次第一一三团去仁安羌，是他们师入缅作战的第一仗，关系国威、军威和全师的战斗士气，麻痹大意不得。虽然他很了解齐学启副师长、刘放吾团长都具有较高的指挥能力，但是他还是难以安坐于后方，就从曼德勒赶往眉谬去求见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罗卓英，让他亲自去仁安羌指挥。
罗卓英已经答应了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把第一一三团全部交给英军使用，从而担心孙立人去了会在指挥上引起矛盾。他更不把一个级别比他低得多的师长放在眼里，推说事忙，只派参谋长杨业孔出来接见。
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不过8个师，作为远征军首脑的罗卓英，本来应该多和军长、师长这些主要将领接触，了解军情，听取建议，指点作战；但是他如今却摆出架子，来个避而不见，既是怕卷入麻烦中，也是欺负孙立人虽然与自己一样有着中将军衔，却不是黄埔嫡系，是所谓的“杂牌军”。所以才会这样怠慢。
孙立人将军向杨业孔参谋长陈述了，他要亲自去仁安羌指挥作战的理由。他说：“英军1万多人被日军8000多人围困。如今只派我们师1个团去救援，第一一三团只有千余人，除掉后方勤杂人员，实际战斗人员不过800人，而且是交给英国军队指挥；英国人没有指挥过我们的军队，我们中国军队也没有被他们指挥过，相互一时间难以沟通；英国军队是一败再败，在仁安羌有着1万多军队却会被仅有8千人的日军围困。败军之将不复言勇。把这一团人交给他们指挥，万一指挥无方，肯定会被日本人消灭掉。”他还着重地表示：“我对英国人的指挥不放心……”
杨业孔秉承罗卓英的意旨，不肯答应。
孙立人也就一再要求。
杨业孔见孙立人这样执拗，只好坦率地说：“你怎么不明白？派一个团去，实际是给英国人送人情。一万多人被围，一千多人怎么救得了？”
孙立人见他们这样如同官场应酬般的用兵，很是气愤，也激动地说：“我作为师长，不能看着部下去送死。要死也－起死！”
他们就这样从下午3时争执到6时。
孙立人火了，坚决要去，并对杨业孔参谋长说：“如果说我去指挥自己那个师也错了，仗打完了，我愿接受处罚。”
杨业孔拗不过孙立人了。他也明白，作为幕僚长，他只是参赞军机，犯不上得罪这些军长、师长。这些天他与孙立人有过几次接触后，已经感觉到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师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自信与机智、勇敢，只好说：“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胜仗，算你首功。”从而任由孙立人去往前线，不再干涉。
孙立人离开眉谬后，一边命令第一一二团随后跟上，自己则乘车一路疾行，在4月18日中午先行赶到了仁安羌前线。
这时候，英军第一军团长斯姆莱中将正在催促第一一三团立即渡过拼墙河去攻击日军。
孙立人虽然只是师长，但是他的军阶也是中将，又是一口流畅的英语，斯姆莱也就不敢轻视他。
孙立人并不为英方的催促所动，他带着齐学启副师长、刘放吾团长先去仔细观察拼墙河两岸的地形。当时是春天干旱季节，河水不深，如一股细流在大片沙滩中间缓缓流过，但是河面很宽，高出河床许多米的南岸就是仁安羌油田；要过河攻击，就要越过宽阔的沙滩再攀上河岸，如同越过一片开阔地再向坡上仰攻，如果大白天进攻，在毫无隐蔽处和障碍物的河床里，将会遭到日军居高临下的扫射，那必然会增加我军的伤亡，而且第一一三团兵力又不多，难以在冲击中迅速给日军毁灭性打击。
他拒绝了斯莱姆中将立即过河作战的要求，向这个英国将军表示：到晚上再说。
河那边被围困的英、印、缅军第一师、英军第十七装甲旅的官兵，以及随军的英、美新闻记者、传教士，跟随撤退的商人、眷属，已经是度日如年地难以支撑；特别是水源被截断后，整整两天没有喝上水了，不少人流汗过多近于虚脱。英、印、缅军第一师师长史高特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向斯莱姆中将发来电报诉说他们已是体力衰竭、军心浮动，支持不住了。要求赶快去解围。后来的电报更是哀告，他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孙立人师长仍然不为所动。他很明白，如果应英军的要求仓促过河，不仅不能援救英缅军，还会给第一一三团带来巨大伤亡。他请斯莱姆中将转告史高特师长：“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天；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解救出围。”
电报发过去，河那边的史高特师长是既相信又怀疑，又发来电报：“有无把握？”
斯莱姆中将又这样转问孙立人师长。
孙立人用流畅的英语坚定地回答：“只要他们不投降。中国军队，包括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把贵军解救出来！”他那诚挚的神态很准确地表达了他那军人的必胜信心。这使斯莱姆中将放心了，又用电报叮嘱河那边的史高特师长：“务必再支撑一天。”
被围的英缅军见中国军队这样坚定地作出保证，也就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愿忍住干渴，调整心态，挣扎着苦守。其实他们还有7000余人，枪支、弹药也充足，如果不失去战斗信心，不仅不会被围困，还能击败日军，但是他们这一路上连连败退，早把军人的战斗意志跑丢了。
孙立人师长与齐学启副师长、刘放吾团长就当面敌情、地形研究了后，又与英军军团长斯姆莱沟通，作出了进攻前的部署：
一、第一一三团主力暂停攻击，就已占领的阵地固守，可由已从右翼渡过河的鲁廷甲营长指挥的第二营派出小部队向正面的日军实施扰乱性攻击；
二、英军炮兵应不断地对河南岸白塔附近的日军阵地以及在仁安羌村落中的日军进行炮击；
三、英军坦克移至师指挥所待命……
这天，斯姆特莱中将在孙立人师长的陪同下去了第一一三团视察。刘放吾团长不仅约了他去接近前线的营指挥所，还带着他往前沿连队走。以至斯姆莱特中将为之大惊，心想：“我不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一刻，我是否应该接近连部？”
他虽然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面子，还是随同孙立人、刘放吾涉水到达了连指挥所。刚进入掩体，攻击的枪炮声就响起了，以至斯姆莱特后来回忆那天的情况时，还犹有余悸地说：“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 因此他对刘放吾团长再一次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孙立人和刘放吾沉着、坚定的态度和有条不紊的部署，也感染了英军的将军们，不再与他们争指挥权，信服地听从他们的调遣。
经过仔细观察后，孙立人师长主张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仁安羌东北方向日军的右侧，因为左侧全是山石，侧背又临河，万一攻击受挫，危险较大；但是英军军团长斯莱姆认为：被围困的英、印、缅军恰恰在那个方向，攻击一开始也难免受到我军的炮火误击，从而在激战中玉石俱焚，而且解围后撤退也很困难，要求孙立人师长改变攻击方向。
孙立人师长只好依其所请，在4月18日傍晚6时下达作战命令：刘放吾团长的第一一三团在19日清晨5时半向仁安羌油区的日军左翼攻击，并由英军派出3门重炮协同第一一三团作战；英军战车队则沿公路进攻。
他自己把师指挥所设在距离拼墙河北岸约1600米处的一个小村庄内，就近指挥战斗。
4月19日清晨前的4时半，刘放吾团长的第一一三团分两路（左边是一营、右边是二营、三营），利用夜色正浓，日军视线不清，快速涉过浅浅的河水，冲过了松软难行的开阔河滩，攀上了南岸；并且以最快速度攻下了日军用以控制河岸的501高地。
日军也拼命反扑，打得很激烈。
张琦营长率领的三营原来在二营后边，战斗一起。他们却冲到了二营前边。激战中张琦营长不幸中弹，流血过多，又来不及往后送，壮烈牺牲了。
这场战斗从拂晓前打到中午2时，日军终于抵抗不住，放弃了对英、印、缅军的包围，丢下1400具尸体以及他们从英、印、缅军那里缴获的100余辆汽车、1000多匹骡马逃走了。
第一一三团也伤亡了403人。
河两岸的英军（被包围于南岸的7000余人，在北岸观战的英军军团长斯莱姆中将等人），对这场战斗看得很清楚，很是佩服中国军队能以少胜多，只用了9个小时就击败了多于他们10倍的日军。战后他对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亲冒矢石，靠前指挥，从容镇定的精神也有着很高的评价：“只有优秀及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被围困的7000余英、印、缅军，与中国官兵见面时，如第一一三团官兵所形容：已经是“情形狼狈，溃不成军”。那500余名随军记者、传教士、商人见终于得救了，更是感激涕零，庆幸在中国军队救助下得以重生，有的人见了第一一三团官兵，激动地大喊：“中国万岁！”
胜利的消息传到曼德勒，史迪威、罗卓英开始时几乎难以相信。他们原来只是为了应付英方所请，才敷衍了事地派出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不能野战、只能警卫后方的杂牌军，没想到却能以千余人打败日军8000余人。他们也很高兴。
史迪威本来对中国军队的将领很不满意，如今也对孙立人师长赞不绝口：“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我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但是哈罗徳•亚历山大总司令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却对外隐瞒了乞求中国军队援救之事，而是在一份公报中厚颜无耻地宣称：“英国军队自己从困难环境中解救了出来。”
这样欲盖弥彰，只能引起了解内情的人们的讪笑。他忘了，从仁安羌被救出来的还有包括美联社、路透社记者在内的各国记者。他们都是那场战斗的见证人。
记者们迅速把中国军队援救仁安羌、以少胜多的战斗过程作了详细报道。重庆、伦敦、华盛顿的中外报纸都用巨大篇幅来刊载。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4月21日的重庆《大公报》的头条新闻就是大字标题：“我军攻克仁安羌，油城重见天日 被围英军救出”。很是鼓舞人心。
但是仁安羌之役，如东枝（棠吉）一样，只是缅甸整个战局中的局部胜利，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东线、西线其他战地仍然处于败退、吃紧中。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孙立人将军，本来想趁日军在仁安羌大败，锐气大减之时，再打一两次胜仗，以改变西线的战局。就急调正在后边待命的第一一二团和卫戍曼德勒的第一一四团二营、三营连夜赶来仁安羌。准备在4月21日凌晨前以一个团出敌不意地从其右翼迂回，先断其后路，再以中、英优势兵力从正面猛攻，把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压迫到伊洛瓦底江东岸，包围歼灭。
第一一二团在4月20日下午到达仁安羌与第一一三团会合；正在车行途中的第一一四团两个营也将于当晚赶到仁安羌。
但是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在仁安羌之围解除后，却不想抓紧这一战机，整顿军队对日军攻击，反而命令英军趁这机会加速退却，放弃缅甸退往印度。
4月20日深夜12时，英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斯姆特莱中将，派了一名上尉军官乘车急匆匆赶往新编三十八师师部，给孙立人师长送去了一份紧急命令：“因为东线战事的变化，新编三十八师应立即退向贵羊、皎勃东之间……”
孙立人师长收到这份撤退命令时，已经是4月21日清晨前的零时，这时候,英军已经开始移动，退往拼墙河北岸，23日又退到皎勃东，26日再退到曼德勒以西。
他明白了，英军还要不停歇地逃跑，自己这两个团将孤悬于西线了，只好改变战斗部署，命令第一一二团派出一个营在拼墙河北岸占领阵地，以掩护第一一三团和师指挥所，以及配属的英军坦克、大炮撤退。
英军这一次退却，有中国远征军的新三十八师在后边震慑日军，也就退得较为从容，不像从仰光、卑谬、马圭撤退时那样，跑得心慌意乱地丢盔卸甲了。
本来准备再给予日军一次痛击的新三十八师官兵，见功败垂成，面对拼墙河滔滔江水，只能黯然长叹！
2005年12月1日—14日写初稿第一章
2006年1月1日——8月17日写初稿第二章至十五章
2006年10月19日——12月31日第二稿
2007年3月7日——4月27日第三稿
2008年11月28日至12月11日第四稿一至六章，
2009年4月1日至6月10日第四稿七至十五章
2010年12月23日——2011年1月26日第五稿一至五章
2011年7月6日——8月26日第五稿六至十五章
2013年7月27日——11月23日第六稿
2015年1月——2月第七稿
后 记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945年，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入侵东南亚之时，中国政府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后派出了20余万军队，以“中国远征军”的名义去往缅甸作战。那不仅是近当代史中的伟大壮举，在当时更是事关中华民族安危的战略举措，也使得世界各国真切地感受到了积弱已久的中国正在奋起，并在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云南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组建、出征、进攻、败退、再进攻，并最后夺取胜利的基地（怒江以西还是重要战场），存留的史实也就很多。
我在1950年初，随同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后，60余年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各地行走，接触了不少当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战后流落于滇西南边地的官兵；出于多年从事新闻、文学工作的职业敏感，对当年远征缅甸的事迹也就有着较浓厚的兴趣，只是那段史实从前还是写作的禁区，从而一拖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了与这方面题材有关的写作；1999年7月在北京出版了以腾冲之战和慰安妇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孤城日落》。但是小说与纪实不同，既使是字数较多的长篇也只能围绕着一条较完整的主线构成的故事和几个虚构的人物来写；如果要全面、具体、真实地反映战争的全过程，还得采用非虚构文学体裁，严格依照战争的进程来描述众多参与了那场大战的各式人物在战争中的得失，才能够较翔实地再现那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战。
于是我又经历了近10年的思考、补充素材，2009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但是那部作品的题材仅仅局限于在国内的滇西战场，远在缅甸的作战、印度的屯兵，却因为涉及的人物、事件更多，战场也更广阔，而迟迟没有动笔。
我也明白，只有把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前后历时三年半的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事件写出来，才能较完整、深刻地反映中国远征军的征战全貌。于是又在2005年12月1日开始了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的写作。近十年间，前后经过七次大的修改，才在2015年2月定稿。
纪实文学虽然排除了小说的虚构与想象，但是仍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如何读来生动、感人？作家仍然要在写作中过程中运用文学技巧来安排大至全书，小至章、节的结构，寻找、筛选能够丰富人物、事件、情节的素材。
我从多年的写作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任何文学作品中的感人情节，都是来自生活；如果能在生活中用心寻找，同样能把非虚构性作品写得既真实又感人。所以这些年，我对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时断时续的写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不单纯是对文字的精心修饰，更多是对史料的补充与核实；由于史料的增删而带来结构的调整，行文的变化……
这虽然很麻烦，很累人，但是写作重大历史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又不得不如此。忙累之后，见书稿内容日益丰富、厚重，却是很愉快。
过去对文学作品分门别类时，还没有“非虚构文学”这一提法，而是把描述真人真事的作品，笼统地列入“报告文学”这一范畴。文学辞典的编撰者们是这样阐述“报告文学”：
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文学体裁。是叙事性散文
的一种。也是文艺性的通讯、速写、特写的总称。它要
求选择真人真事的新闻材料，迅速及时地反映生活，而
又必须用文学的方法形象生动地予以描述。
但是，我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实践中来看，用“报告文学”来概括写真人真事的一切作品，是不够准确的；那些过去了许多年，并不具有新闻性，又必须是真实地写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作品，怎么能列入“报告文学”中？而且那些重大事件中，众多性格复杂的人物，生动、丰富的情节，也不是文艺性的通讯、速写、特写式的简捷手法能承载
因此，我也在不断地思考：一部长达四五十万字的纪实性作品，怎样才能不陷入冗长、啰唆、枯燥的陈述中？作品的篇幅越长，越要具有可读性，才能吸引人们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这就要求作家在掌握了大量素材以后，在既不违背人物、事件的真实性的同时，多方寻觅、选取最能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细节、故事，并注重作品的结构，以求能统揽全局。
一提到塑造人物、描述故事，就会使那些习惯于通讯、速写、特写式写作的人联想到这是否在用小说的手法来虚构？甚至指责敢于在非虚构文学中使用文学技巧的作家涉嫌编造。但是生活中又确实是充满了有个性有特点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时间长、跨度大，人物众多，过程复杂的重大事件，更是故事多、人物性格复杂。所以作为纪实文学作家虽然不能虚构人物，编造故事，却要擅于发现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围绕着他们产生的故事。
我国古典文学中，那些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前辈，早就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发掘，并卓有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应该是中国早期“非虚构文学”中既“以年为经”又“以人为经”的文学经典；那130篇、55余万字的作品，从五帝至汉初，写了那样多人与事，多数是精品，如《项羽本纪》通过项羽这个个性鲜明的风云人物，使读者对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的形势，战争的残酷，有着深刻了解。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一生，可写者很多，但是司马迁只是选择其重要情节、细节、故事，来突出项羽的特异个性。例如项羽少年时代，学书不成，学剑也不成，他的理由是“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他要学万人敌——兵法。路遇巡游的秦始皇，虽然声势逼人，他不仅没有敬畏之心，反而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从这两个细节，就鲜明地突出了当时还是个少年、未来的西楚霸王的与众不同霸气。项羽身经70余战，每一场战斗都是动辄歼敌数万、数十万，极其激烈、残酷，但是，司马迁只选取了几场有代表性的战斗来描写。例如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引领楚军渡河，从劣势转败为胜，大败秦军的“巨鹿之战”，是那样有声有色。本来是陷于失败的 “垓下之围”，却用“霸王别姬”、“不肯过江东”几个情节，把一个在历史上属于失败的人物写得比胜利者刘邦还动人，使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魄能传之久远。
这是司马迁在掌握了大量素材后，运用他的文学技巧来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结构、剪裁、抒写的作用。
远在秦、汉之际，还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但是我们的文学先辈，就在“非虚构文学”中，熟练地使用情节、细节来塑造人物，选择故事了，并影响了后来的小说的出现与发展。
如今一些对“非虚构文学”所知不多的人，把情节、细节、塑造人物、结构故事，看成是小说家的创举、专利，那是本末倒置。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也提出了：“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的“非虚构小说”。名为“非虚构小说”，但是有一条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作者只能是“综合了小说和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从而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从《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开始，在写作手法上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以年为经”到“以人为经”的写作过程。“以年为经”时，条理分明，时代的发展进程清晰；“以人为经”时，那些个性鲜明、事迹突出、叱咤风云，甚至影响千古的人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发展到宋代，袁枢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又在写作手法上有新的开拓，进入了“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的非虚构文学新领域。
这“始末具载”的写作手法，融合了前人编年、写传的特色，把事件充分展开来写，也就使得所写的题材中的情节、人物、故事都能更详尽地得到体现。那些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精心描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人物、选取既真实又生动的故事来感染读者，引领读者进入深层次思考的历代“纪事本末”，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司马迁以来，优秀的“非虚构文学”，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定可从中得到启示。
我在1987年至2009年写作、修改那部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时，就是采用了中国古典纪实文学和约翰•霍洛韦尔提出的“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写作手法，才引起了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但是也有个别只有“理论”，缺乏纪实文学写作实践的人，对我运用小说技巧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那个“评论家”武断地认为：“有过度想象或虚构之嫌，如大量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而缺少相应的注释或引文说明，似为历史小说之作法，令人有编造、杜撰之嫌”。
他并没有认真地去调查、了解，也就无法具体指出哪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是编造、杜撰，只是根据他的想象、特别是他高处于一个很有权威的文学部门，就敢于以势压人，随意地加给我“有编造、杜撰之嫌。”
他对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是我确实是信守“非虚构文学”必须遵守的“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原则，根据史实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
例如对于《解放大西南》中用了较大篇幅描写的、领导云南起义的卢汉将军。就有人在既承认这位重要人物描述得真实、性格鲜明的同时，又提出怀疑：“他起义前后的犹豫、彷徨心态，与一些人的对话，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在当时都是绝对机密，你怎么知道得那样详细？何况你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当时还远在几千里外的赣粤边境。是否有所虚构？”
我告诉他们，那都有出处。有的是采访他从前的部下得来的，有的来自他们的回忆录；特别是最接近卢汉将军的两个警卫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当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卢汉那一阶段的言行，都被秘密监视并在每天写成报告送与中共地下党领导。如今还留存于有关云南起义的历史档案中。别人写到有关西南的解放时，只能粗略地写个大概，更无力表现卢汉这位重要人物在起义前后的复杂心态，是他们没有深入采访、寻取。我却是用了许多年时间上下求索。
我当然也可以把《解放大西南》中那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如那个“评论家”所要求的，每一段都加以相应的注释或引文说明。但是这不是一篇仅有几千字的学术论文，是一部长达55万字、有着600多个人物的长篇纪实文学，如果把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注明引文出处，又将要增加三五十万字的篇幅。附属品那样多，出版社愿意出版吗？读者愿意买吗？
我们再看看《左传》、《史记》、《汉书》、《宋史纪事本末》……那些古典纪实类作品，写了那样多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也没有逐一注明引文出处。例如《留侯世家》中，写张良在袭击秦始皇后，亡命下邳，在一座桥上遇见黄石公，黄石公三次把鞋子丢往桥下，要张良给他捡起来，再给他穿上，又三次约会，以考验张良的真诚，最后才满意地认为“孺子可教”，赠给《太公兵法》。前后几天，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那是谁把这段奇遇告诉后人的呢？没有注明。《项羽本纪》中，项羽在乌江边与乌江亭长那场充满英雄气概的“不肯过江东”的对话，是谁传下来的？是乌江亭长？是项羽立有遗嘱？司马迁也没有注明。再如《荆轲传》中，燕太子丹多次与田光、荆轲分别密室长谈；《汉书》的《苏武传》写李陵去北海与被流放在那里的苏武见面，都是左右无人。几十年后的司马迁、班固，却写得很翔实，肯定有事实为依据。我们能因为他们没有在文章之后注明是谁传播出来的，就说是他们在编造、杜撰？
如今我写作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也是因为自感掌握了大量素材后，能够在情节、细节的运用，人物个性的抒写，故事的铺陈等方面较从容描绘，从而促使我这个写作小说多年的作家，再次放弃小说的体裁去写作这部非虚构文学。
在坚持史实的真实性的同时，充分运用文学技巧把所写的题材中的人物、事件写好，写得动人，既具有文学性又有可读性，应该是我们从事“非虚构文学”作家的不懈追求！
2012年9月29日——10月27日初稿于昆明
2014年4月25日——5月2日修改
2014年12月19日再修改
2015年3月1日——7日第三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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