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卢一萍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天堂湾》《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乐坝村杀人案》这三部中篇小说来构成《天堂湾》这部作品集？

卢一萍：我认为，这三部小说很独特，在杂志发表后，就引起过好评。虽说是随意而为，但其实还是有考虑的。它代表了我一个时期的写作状态。《天堂湾》写于2010年，《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写于2012年，《乐坝村杀人案》则写成于2015年。作品发表时是一回事，但要把它们结集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读者，我还是非常谨慎的。因为这其实是把自己的作品整合起来去接受读者的检阅。它不仅仅反映作家的创作水平，也更集中地反映了作家的文学观和对世界的看法。

记者：三部小说中，有两部是军队题材的，但你表现的方式和内容与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不一样。

卢一萍：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战争与和平》《二十二条军规》———都与军事、与战争有关。这可能是因为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它对历史巨大的推动力给人类留下的记忆过于深刻。我写军事题材作品，是因为我本是一名寄身军队二十多年的写作者。我的主要精力就是观察它，思考它。我对它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军队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符号。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楷模的角色。但它本身只是个服从指令的工具。要了解中国社会、认识中国政治，不了解这一块就会认知不全面。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看到的都是军队的正面像。这是新闻报道的角度，是树立先进典型的方式，不是文学创作的方法。我的意图是尽可能拓展军事文学的创作领域，提供它的另一些侧面来供人们认识。比如让读者认识到组成它的不是变形金刚，也不是钢坯铁块，组成它的是人，这些人也会有七情六欲，有爱恨情仇，也具有人性。

记者：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腹地、阿里高原……这个宏大的背景对你意味着什么？

卢一萍：在小说中，这不仅是个背景，还是我大多数故事的发生地。我前一个时期不少小说写的都是这个地域发生的人和事。这个地域其实就是世界屋脊，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是我的一个文学故乡。这个异域方便把我的小说同其他作家的写作区别开来。当然，这只是简单的方式，最主要的还是靠你小说的人物形象，你所讲的故事。人其实是很微小的，轻若微尘。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微尘众”。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而是我在那里生活、工作时体验到的。把微尘众生放在世界屋脊这个宏大的背景中，那种微尘的感觉会更为分明、强烈。

这个宏大的背景对我来说，能更准确地掂量到生命的重量，认识到生命的无常。

它的形成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在帕米尔高原工作过四年。在那里翻过车，差点送命； 骑牦牛———因为道路艰险，军马难以前往———从红其拉甫到乔戈里峰巡逻过，那是中国最长的陆路巡逻线；和战士们一起守过哨卡———那种孤独感可以把人逼疯。然后，我又多次前往喀喇昆仑山脉腹地和阿里高原采访。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状态给我极大的震撼。他们如何适应了那一切并生存下来的，是什么在支撑他们的生命？我发现，信仰、信念、希望，似乎都显得空洞，而谎言似乎更管用，甚至那个简单的“我要活下去”的想法也显得更为真实；当然还有命运———而命运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中更难以抗拒，难以改变。

记者：杨烈满怀理想奔赴天堂湾戍边，刚到连队还没有报到就在如厕是因高山反应猝死； 战士凌五斗最后变成了蓝色的； 村支书刘长腿被误认为是鬼而被自己家人打死了。这些小说的情节奇诡，令人难忘，这三篇小说似乎都在揭示生活———甚至一些崇高事物的荒诞。

卢一萍：荒诞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生活就会有荒诞，所以揭示生活的荒诞也是作家的义务。而越是崇高的事物，就会有越多的人去质疑。经受得起质疑的崇高才是真崇高。作家对世界的万千事物都是质疑的。上帝、神仙、真理、永恒等等，都是作家质疑的对象。这是作家这个职业决定的，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吧。

《天堂湾》中杨烈之死探讨的是生命的价值；《一对登上世界屋脊的猪》利用荒诞的手法，揭示了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乐坝村杀人案》 反映的是乡村社会中的那种残酷和恶。这三篇小说的一些细节有我的想象，但最初的灵感都来自生活。比如一位排长如厕猝死的故事是我在神仙湾边防连采访时听到的；而士兵皮肤变蓝是我有次在某陆军医院住院，一位医生告诉我的，说人类如果长期置身高海拔环境，血红蛋白会产生变化，导致皮肤变蓝；而《乐坝村杀人案》中借鬼复仇杀人的故事是小时候父亲讲的，是老家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些，我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即使想象出来了，没有体验到的生活的真实细节，没有经过多年酝酿，也写不出来。

记者：在高原和低地、异乡和故乡之间，可以看到你和你笔下人物的挣扎。

卢一萍：的确，没有哪个地方比我到喀喇昆仑山脉腹地和阿里更让我震撼。我觉得我能走入其中，恐怕是一种因缘际会。我当年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交通还极为不便，新藏线被称为“天路”，危险难行。即使到了2009年，我往返还用了17天———在从札达返回狮泉河的途中，八月飞雪，被困了一天一夜。而有些人会常年生活在那里。特别是那些因生存前往那里的内地人，要承受这个异乡，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从高原到低地，从异乡到故乡，有点像坐摩天轮。在这个过程中，肉体和内心的挣扎肯定是剧烈的。

我虽多次前往，还只是一个过客，一个旅行者。但我愿意把其他人的生存境况传达出来，我愿意带领读者进入那个难以到达的异乡。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不想写简单的故事，你的文字似乎总想向读者传达更多的东西。

卢一萍：通过自己的文字向读者传达更多的东西可能是每个作家都想做到的。我自己很肤浅，虽然想那样做，但做得很不够。我只想尽可能写一个好小说。而一部好小说就像一个放在光亮照射下的物体，有自己的影子。多几处光源，就会多几个影子。可以这样说，光源是作家本身，物体是小说，影子就是除小说本身之外作家要传达给读者的东西。

文学表达的多样性，正是其魅力所在。我不喜欢过于老实的写作，文字要飞起来，太老实了就很难做到。为人要老实，为文当放逸。所以，如果在写作时需要，我就会给小说增加一些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这不是游戏，而是准确表达的需要，是为了使我传达给读者的那个虚构过的现实更加真实可信。

记者：无论你笔下的人物怎么样，即使是个非正面人物，你都对会对他充满悲悯。

卢一萍：小说家的乐趣就在于他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他可以支配它笔下人物的命运，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复活？是将他放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还是放在一个乱世？他可以爱谁，是幸福还是痛苦……这都是小说家来决定的。但一个小说家最终应该把自己提拔到佛的境界，那就是平等看待笔下众生，善者让他免受轮回之苦，恶者给予度化。

悲悯之情发乎于心，但作家在对待自己笔下人物时，是可以做到的。中国的小说应该有终极关怀，有一定的救赎功能。这需要从宗教那里去获取，然后在文字中有所表现，从而来提升小说的内涵，增强文字本身的力量。我试图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