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岸止》(4)

　　这个画室是一个玻璃房子，三面通明，从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江边的风景，还有那个铁架桥，竟然能够清楚地看见铁轨在闪着幽幽的光。岸边的白桦树林里，早晨的阳光将树影照在雪地上，笔直笔直的，一道道，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冰封的江面，白雪皑皑，逶迤地向南方伸远，然后猛然峰回路转，再向东，一直到地平线……

　　苏联第一次看见这条江的全貌，她被震惊了，一股北中国的凛冽之美灌满了她稚嫩的心胸。

　　8岁的孩子实在是容易忘记。大雪盖住泥土，也盖住了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包括记忆。

　　白色的萨摩狗拉着雪橇，马修和苏联坐在上面，在红岸冰封的江面上狂野地奔跑，男孩女孩的一声声尖叫，划破了上午的宁静。

　　这个上午，牢牢地印在了8岁小姑娘苏联的人生画布上，一生挥之不去。

　　爸爸真的飞到了天上？

　　快吃午饭时，苏联才告别了马修，告别了这个小洋楼，也告别了虽然短暂却好像有一万年之长久的快乐。

　　她走在北中国冬阳下的雪野上，听着双脚踩在雪地上的“噗噗”声，从未感到冬天的太阳这般欢喜。早晨的红岸，晶莹洁白，所有的红色楼房，都成了白房顶的童话。

　　北中国的冬天，出奇地寒冷，尽管冷，但是北方出生的苏联仍然最喜欢冬天，有被冻透了的特殊滋味，苏联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是透明的，就像那江边的冰灯。苏联喜欢冰灯水晶般的透明，她常常让爸爸带她到江边看冰灯，当然，还看那架横跨江面的铁路桥，她喜欢列车拉出长长的汽笛声，喜欢绿皮火车不知道开向哪里的神秘背影。

　　苏联向往远方，那冒着白烟的火车带给了她关于远方的所有遐想。

　　有时，独自一人在外面玩耍，她会趴在地上，在火车道的附近，用耳朵细细地聆听火车从远方开过来的声音。

　　“呜——库哧库哧库哧库哧——”

　　那从地底下传来的声音，让她迷恋。

　　红宝石大街两侧楼房的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有的字迹整齐，像书法作品，有的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刚刚会写字。昨天的大雪并没有濡湿它们，只是有些纸张因为粘得不够贴实，耷拉下一角。

　　大字报上有许多字，苏联看不懂，但是那些字她是认识的。几乎每张大字报的结尾都有“打倒×××”的字样，苏联想起了她们的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所以她知道被打倒的人就是坏人。她看到有几张大字报上写着“赵宁绪”，那是他们厂的厂长。

　　赵厂长住在苏联家的楼上。因为是工厂的建设初期，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年轻人和家属，房屋奇缺，所以家属楼的每套房子都住有两户人家，有的甚至是三家，但是赵厂长家却是独住一套。跟苏联的爸爸苏若谷一样，赵厂长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他们家很少和别人家来往，但是赵厂长特别愿意和苏若谷聊天，他们经常用俄语谈笑风生，那有点炫耀的样子让人羡慕，又让人生气，苏联就听见过卫红妈说他们是臭显摆。

　　据说赵厂长家的孩子都在北京的姥姥家，苏联有时候会想一下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有天安门，听说天安门前有个金水桥，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她第一就到天安门，看看那金水桥的水是不是金水。

　　苏联又看到那个“大背头”了，他也在看大字报。

　　苏联认识他，他是红岸为数不多的拾荒人之一，50多岁，跛脚。“大背头”是人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的头发长，总是向后梳着，光滑锃亮。虽然每天东游西荡地捡破烂，但是他比别人显得干净，甚至可以说非常干净；他的样子有点傲慢，每每从人前走过，他都视而不见，好像眼前空无一物，见不到那眼睛会看人，死人的眼珠一般。

　　但是，这双眼睛很会发现宝贝，一旦在垃圾中发现好东西，他的眼睛立刻放射出狼一样的贪婪和兴奋的光芒。这一刻，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既幸福又满足。

　　每天，他走来走去，一崴一崴的，用一个钩子在垃圾堆上划拉，翻找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那个钩子往背后一甩，那被捡的东西就飞到了他身后的筐里。那个动作随意潇洒，很让苏联羡慕，其实她最羡慕的，是他脸上那种闲云野鹤般的神情，无拘无束，好像天塌了都不会在乎。

　　正在看大字报的“大背头”看见有人过来，下意识警觉地转身走开，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继续东张西望，看看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可捡。苏联看到他的背篓里有几本书，黄黄的旧书。苏联家也有许多这样的书。

　　好像红宝石大街两侧楼里的孩子都出来玩了。

　　街角处有几个男孩子在打雪仗，那个大眼睛黑眉毛的男孩叫克飞，是邻居廖大胡子的儿子，其他几个，苏联都认识。这个街区的孩子们，都在316厂子弟小学上学，有些人甚至还在同一个班。

　　远远地跑过来两个女孩，手里攥着雪球，不由分说加入到打雪仗的队伍。苏联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穿红色条绒棉猴的是卫红，另一个女孩是苏联家隔壁的老四利美。卫红与苏联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卫红是个假小子，比男孩子跑得还欢，上蹿下跳的红色衣服在雪地里特别好看。

　　苏联羡慕地停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但是想起爸爸妈妈的话，就不敢了。爸爸常说他们都是野孩子：“你要做个好姑娘！”

　　苏联不知道“好姑娘”什么样，但是大致知道不能太放肆，就比如：不能像卫红、利美这样和男孩子一起疯。苏联是个听话的孩子，也胆小，爸爸妈妈不让做的事，从来不做。

　　一路看着热闹就快到家了，苏联好像不愿意这么快就到家，她的欢乐还没有体会够。

　　远远地，苏联看到自己家那栋楼房的拐角处聚了许多人。即使是许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苏联回想起那天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她永远都不肯相信：人可以从瞬间的大欢乐一下子掉到大悲伤的万丈深渊。

　　苏联还没走近，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女人，疯子一样扑上来抱住了她：“我可怜的孩子啊！你跑到哪儿去啦？”

　　这个女人不是妈妈，是方姨，苏联家隔壁的女主人，白白胖胖心地善良的女人。她家与苏联家合住在一套房子里，合用同一个厨房和同一个厕所。

　　苏联知道，只要家里有事儿，方姨是一定要到场的。但是今天，这么多人……连毛姥姥也来了。毛姥姥是街道委员会主任，和毛主席一个姓，在这个楼里，

　　她特别有威信。

　　苏联突然有要呕吐的感觉，这是她在遇到最难过最恐惧的事情时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毛姥姥像和方姨抢东西一样，迫不及待地把苏联拉到一边，抚摸着她的头，用呜咽而凝重的语气对她说：“孩子，你爸……他死了！”她好像要说“去世了”，但是怕苏联听不懂，就直接说那个字了。

　　苏联好像没听见一样，她冲过人群跑上楼，看到妈妈坐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

　　朱淡宁平常最喜欢这个角落，她说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地方，丈夫苏若谷、女儿苏联和儿子苏正正谁都不许进入。她在那里放了一个小书架，铺了一块在苏联留学时买的小地毯，她经常在忙完姐弟二人的洗漱之后悠闲地坐在那里，慢慢地呷一小杯咖啡，或一杯葡萄酒。有时还和苏若谷一起，听俄语的木纹唱片——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无法向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

　　此刻的朱淡宁就坐在那里，穿着黑色的毛衣，黑色长裤，双腿紧紧地并在一起，弯曲的腿与地板形成一个三角形。她双肘架在膝盖上，两手紧紧地抱着头，不，是紧紧地抓着头发，铅笔般纤细修长的手指，惨白地伸进黑发间，这黑与白的对比，触目惊心。

　　苏联的胃又一次搅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