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式的医务战士》(21)

　　仍然是会前先由人起头指挥领唱：“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到处都在打胜仗，蒋军兵败如山倒。师长军长跑不了来跑不了……”一歌结束，是各班互相拉歌，一个接一个地唱下去。歌声欢唱正浓时，值星排长挥手示意，拉歌停止，立即开会。讲道：“今天会的内容是，原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的军官，属上层人士，曾经做过一些危害人民、压迫士兵的坏事，成为蒋匪帮残害人民的帮凶。经过被俘后接受教育，并通过在解放区的亲眼所见，使自己的思想起了变化，开始转变立场。初步认识到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替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现要彻底清算自己的过去，洗涮旧我，重新做人。所以我们应细心听讲，表示欢迎。”

　　一名中等个头，有点秃顶的中年男子上场，开口说：“我姓许，因脑瓜大点，人们都叫我许大头，实际上我真名是许大山。我家祖辈上就是居人之上的地头蛇。家居是当地有名的许家大院，家底是骡马成群，猪羊满圈，雇工结队，丫环老妈子满屋。上百亩的良田紧贴庄园。我那老太爷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一样不落。属土豪劣绅，横征暴敛放高利贷，利用各种手段欺压百姓。所以在周围乡里，名声很坏。

　　正因为家里有钱，送我进了学堂。有了书底本钱，便不满足于在乡村同土坷垃子打交道。想外出弄上个一官半职，壮壮门面。我的父亲便花了大把银两为我买了个尉官的官衔。有了这把权力，我就仗着手里的枪杆子，有点横行霸道。像贪赃扣军饷，连队缺了名额，我吃过‘空名字’。上边来检查，我会借来人顶替。有了钱坏毛病就多了，抽过大烟，城里的红灯区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为此曾染上脏病。还是花了大价钱用德国的“606”才治好的。至于打骂士兵那是家常便饭，不过我敢保证，但从未伤过人命。在调往胶东攻击时，我也曾下令让属下抢劫烧杀，同样也糟蹋过人家妇女……这一切在以前自己总觉得是人当兵，铁打钉，兵匪一家，干这些勾当是当兵的职业，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以为耻。回想起来这6-7年中间，我做的缺德事儿太多了。自从被贵军解放过来以后，受到有意义的教育，亲眼见到人民军队的良好作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使我逐步认识到，以前我的一切作为都是对人民的犯罪，我觉得很悔恨、沉痛。现在我要彻底改变自己，同以前一刀两断，从头做起。连里的领导对我说革命不分先后，我很受感动，我要爬起来立即跟上去，还不算晚，决心在下半生多做好事，参加到人民军队的行列里，杀向蒋匪帮老窝立功赎罪，做一名有益于人民的新人。”

　　接下来的是一名叫沈崇飞的英俊年轻军人。其名字文雅，戴着近视眼镜，风度有嘉，仪表堂堂的文官。上场后很有礼貌地向在座的弯腰行鞠躬礼，称：“敝人很惭愧，对不起诸位同人，更有罪于贵军官兵。因我是欠下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有罪之人，这笔账只好容我在今后的行动中加以偿还。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刚走出学校时曾有远大的抱负，愿为抗日救亡做对祖国有贡献的事业。主动从戎，在旧军队师部机关做一名副官。主要听从官长调遣，跟在其身前身后为之收发文件，管理接待迎送一切生活性事务。对官长的指令，唯命是从，绝不敷衍拖拉，坚决踏实执行。这在抗战阶段，自然是在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但在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我仍然以一个奴仆的身份，在这个变了质的军营里助纣为虐，头脑昏庸地为背叛人民事业的反动阶级效劳。同那些戴大盖帽的官员们打得火热，在一起称兄道弟。凡是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坐在一个贼船上。其中用的最响亮的一个词汇就是‘为了党国的一切’，把所有行动的中心点都落在两个字上，那就是‘反共’。把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看成是自己可任意残杀的对象。因此，我常撰写那反共文稿，为当官的起草各种反共文件。我掌握着军事机密情报，为特务提供捕捉共党政治犯的情报。也跟随进攻解放区的主力部队进入根据地，支持和策划杀害那里的革命干部及积极分子。当然这一切是由我本身的立场所决定，误以为是一名军人应尽的责任，是在为‘党国’尽力，糊里糊涂地还觉得是立功做贡献。

　　我身为一名旧军队的军官，经贵军把我解放出来，受到有益的教育，我已开始醒悟。现在清楚地坚信，只有共产党才是我中华民族的唯一希望，我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人民罪行。我应忏悔，向人民请罪。在此我郑重地表示，从今往后，定要改心换面，参加到人民中来，把我后半生的一切，要完全献给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旭听过连队对学员们所举行的活动，觉得收获很大。一是听了从反动军队官兵们的自诉，揭露那里腐朽的阴暗面，又表示要改变立场革旧换新的决心，认为我军的对待俘虏政策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在这很短的时间里，竟收到如此的政治效果。联想个人跻于这战俘营中工作的一员，也倍感光荣，由此也更加热爱自己所担负的本职工作。

　　孙旭整天穿梭在连队里，勤奋地为这些被俘官兵(现称学员)送医送药。再加上技术精湛，深受这些人的拥戴。一时间相处融洽和谐，成为他们中的好朋友。

　　这一天，有一名班长患感冒发烧，孙旭将解热止痛药带上。进的不是班的宿舍，而是去的连部附近的一处农舍。这位班长老刘，独一无二的有家属。妻子和岳母相陪，给做的病号饭，正在端碗往嘴里送。一见孙旭进来，马上从炕上下了地，双手握住孙旭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哎呀，孙军医(有时学员也这样称呼)，太劳你大驾了，怎么登上门来了。太不好意思了，这点小病还使你这么费心，这我是在做梦吧？”

　　孙旭笑着说：“看你多有福气，我来了是一回事，还有夫人老岳母也在跟前伺候你，这叫多少人羡慕你呀！”

　　“是的，我这是托共产党的福。我一个人被救出来不要紧，还照顾了我全家。你看着，等我病好了，参加了咱们的军队以后，我保证做出个样子来，让大家看看。”

　　对待被称为学员的战俘们，在管理方面既严格又要灵活。因管理干部连排长经常就在他们身边，对每个人的表现及时掌握、心中有数。有一部分进步较快的，经考查可以信赖的，便放松对其限制，得以提前自由。陆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从班内调出，编入我有关部门成为解放军的成员。一连有名任班长的学员，原是匪军连队的卫生兵，因业务上的关系，在孙旭忙碌得不可开交时，一度也邀进卫生室协助工作。洗洗伤口换个药什么的，二人相处较熟。这天孙旭来连队，见了这名做卫生兵的高少文。

　　高少文急忙迎上前去，握着孙旭的手说：“孙军医你忙什么呀？”

　　孙旭看他现在无事正在班里休息，便有意牵着他的手走向院子，两人挨坐在石板上，开始随便唠了起来。

　　孙旭首先发问：“小高，我想了解一下，你我都是在军队里担任这项卫生工作，你过来这么长的时间了，可把你在那边的工作与这里对比一下，看有哪些不同？”

　　高少文看孙旭在问他这本质上差别的问题，便郑重地仔细地道来：“孙军医，你要问这个，我可以简单地说一句，那是两种军队两重天。拿我来说，原籍山西，家境还可以。读了几天书，便去报考了这卫生学校。6个月后毕业被分配到这军营中的连队当卫生兵，按地位等同于上等兵，但在当官的眼里仍把你看成被使用的奴才。这帮子当官的，从班长到连长，一级比一级厉害，非常不好伺候。弄不满意，轻的熊你句臭话，重了就是甩你一巴掌或踢你一脚，你得甘受着。那当官的臭太太更是惹不起，毛病多，一来了性子就告你的状，哪有说理的地方？再说我不管怎的还是有点文化的人，知道是非分寸。下九流的事我丝毫不沾。像赌博、抽大烟、上妓院与我无缘，自然就没法和那些文盲粗人相处。独自一个人，说话的人都没有，整天苦闷极了。再看你也是同行，处处受尊重，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装在脑子里，我就不说了。我可是太羡慕你的位置了。”

　　“那你想不想早点走出这学员队伍，成为解放军的卫生兵？”

　　孙旭这么一问，竟把个高少文乐得不知南北了。一下子拽住孙旭的手，哀告似的求情：“哎呀，孙军医，你要是问的这种心思能实现，我可是烧了八辈子高香了。我为实现这一步天天都在默默地求菩萨保佑啊。可自己又不敢想下去，因为我怕最后变成失望。”

　　孙旭没更多地再说下去，只是到连部对高少文的日常表现了解一番后回到大队部，把自己的想法建议以及所了解的高的情况，向大队长做了汇报。不几日，经大队领导决定，高少文调出，编入大队卫生班任卫生员。

　　这种分别对待的方式，在连队里也时常像一石击起千重浪的涟漪。对那些急盼着解除管教，早日穿上解放军的军装者来讲，是何等的鞭策和吸引。学员间会问：“高班长怎么不见了？”

　　“你还不知道，人家已经变成解放军的卫生员了。”

　　“哪我们啥时候才可以出去？”

　　“哪就看你的进步快慢了，想早点出去就得下点劲儿做出样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