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戒线》(20)

　　然而不光是玩耍。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船只抵达，卸下部队和补给品。几支能抵得上一个排的小分队，由各自的下士指挥着，被征调来帮忙卸船。这就是他们初到的那一天敬畏地看着别人干的活，如今他们变成了这方面的老手，也熟悉了偶尔发生在白天的空袭。没有船只抵达的日子里，这几支小分队得去帮忙把补给品从海滩转移到后方树林的大暗窖里。每天早上都有一小时高强度的健身操。每个人都觉得这很愚蠢，但这是师里明令要求的。他们进行过几次小的尝试性的行军练习，几乎跟走路没什么两样。有整整一天被临时安排进行步枪射程内的武器试射练习。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夜晚的生活。

　　什么也没有影响夜晚的生活。

　　夜里从来都一样。先会是晚饭，之后也许会有半小时额外的暂缓时间。然后便到了黄昏，他们无奈地坐着看它到来，无助也无力阻止它。接下来就是黑夜。不用再命令和督促，第二天早上他们就都已挖好了狭长的掩壕。他们现在睡觉时都随时准备跳进掩壕里去，管它湿还是不湿，也不管警报器何时响起。半睡半醒地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从天罗地网般的蚊群中冲杀出去(首先从来未深睡过，只能够半睡)，然后摸索到帐篷外面的坑里去。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担惊受怕，如若不被炸弹击中，也会成为成千上万只蚊子的目标。后来再在黑暗中摸索回帐篷里去并尽可能一笑了之，而事实上你却很尴尬。这就是夜晚的生活。没有什么英雄色彩，只是有失尊严。夜里他们越来越有几分猫的神态，疑神疑鬼，郁郁寡欢。脸阴沉沉的，两眼放着光。最后，天终于亮了，他们又一次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这种像患精神分裂症似的奇怪生活，这种黑夜与白天的截然不同，在他们奉命转移宿营地时变得更加分明了。他们花了三天时间寻找丢失的帐篷、行军床和蚊拍，第四天把它们搭建起来，接着住了两天。然后他们不得不转移，全部重来一遍——这是很难干的活，需要乘卡车长途跋涉，用人力运送帆布帐篷，并重新挖掘所有的掩壕。难上加难的是，每天至少有一个排，通常是两个排不在连里，被派遣到海滩上去。派去的理由很可能是要让他们离卸船的地方近一点，在需要卸船时可以更方便些。但他们并不肯定，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某位后勤专家在某张图表上把这统统都设计好了。结果便是把他们放在离机场更近的地方，这样一来，不是仅仅偶尔会有一颗炸弹落到他们身边，而是他们现在正处在落点的中央。同时被业内人士称做“地滚球”的杀伤炸弹每晚都在他们四周爆炸。出于这样一个理由而进行的这样一次转移从某一观点来看可能有它滑稽可笑的一面，尽管如此，三连中却很少有人嘲笑它。

　　在旧宿营地里你有做决定的资格。你能够自问是愿意出去待在你的坑里还是不去，勇敢地留在床上。通常答案都是肯定的。大部分人都愿意出去，但犹豫不决还时有发生。在新营地这种选择就不存在了。你必须出去躺在坑里。你也乐意为之。

　　很奇怪只有一个人受伤。印象中应该有更多人。三连周围的其他连当然还有伤兵。三连受伤的是一等兵马尔，一个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乡巴佬，跟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他是个高个儿，常年劳累，一个不愿意离开父亲农场的被征入伍者，他就没怎么喜欢过军队。在空袭中一块“地滚球”炸弹的弹片呼啸着飞入他趴着的坑里，他的右手就像是被外科医生动过刀子一样，被整齐地切掉了。马尔喊叫的时候，旁边的两个人跳到他身边用止血带帮他止血，直到卫生员过去。炸弹落在三十码远的地方，好在这时候“地滚球”已经在地上滚了好几大步了。

　　因此马尔成为连里第一个真正受伤的人。还真够倒霉的。他受到了同海滩上伤员们一样绝对温柔的对待，可他也并不比他们更喜欢这一点。所有能为他做的都做了，但是马尔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哭闹起来。他向来就不是个聪明人，没想通他还能工作。

　　“我该去干什么，啊？”他烦躁地对着帮助他的人们喊，“我该怎么干活，啊？我怎么去犁地，啊？我是认真的。我现在要做什么，啊？”

　　威尔士军士长试着安慰他，他告诉马尔他现在状况如何，说马尔现在就可以回家，但马尔什么都听不进去。“把它拿走！”他对他们喊，“把那该死的东西拿走，我不想看到它，该死的。那是我的手。”

　　那只手被连里两个卫生员中的一个拿走了，他在一棵树后面停下来吐了。这名卫生员原本是到连里来实习锻炼做这种工作的，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大家都认为它应该受到一种隐约的尊敬，后来，还是斯托姆把它埋了，埋在食堂帐篷后的一根大圆木下面。但是看不到手仍没能帮助马尔承受住他的不幸。他们对现在制造的神奇假手的描述，他不要听，也就安抚不了他。

　　“该死的，你们说得容易！”他叫道，“可我怎么干活？”

　　“你能走吗？”卫生员问。

　　“我当然能走，该死的。我能走。可我要怎么干活，啊？问题在这里。”

　　黑夜里他被送往营部的伤员收容站，三连的弟兄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越来越频繁的轰炸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比如说，法伊夫就发现自己是个懦夫。法伊夫曾一度认为他和旁人一样勇敢，或许更勇敢些。在两次空袭后，他惊讶而沮丧地意识到，他不仅不比他们勇敢，而且更懦弱。这是个可怕的发现，但他却无法逃避。当空袭过后，他欢笑和开玩笑时，很清楚他的笑声跟其他人相比显得牵强和虚假得多，譬如就不如多尔。显然他们不像他在坑里颤抖得那么厉害，也没有毫无尊严地趴在泥浆里畏缩不前。显然他们只是受惊，而他却被吓倒了，他会拿出他在世上拥有的任何东西——或者是他尚未拥有的东西，只要他能搞到的话——来作为不留在这儿保卫国家的代价。让国家见鬼去吧，让别人去保卫它。这才是法伊夫的真实感受。

　　法伊夫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这样做出反应，他为此而感到羞愧。这影响了他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看法——他自己、阳光、蓝天、树木、摩天大楼、女孩，没什么是美的。想在别的什么地方的愿望不断地刺激着他，使他的脊背隐隐地抽搐，即使在大白天也是如此。更糟的是就算知道这些剧烈的痛苦也并未给他带来一丁点的好处，并没改变什么，影响什么。承认自己是懦夫，多可怕啊。这意味着为了不让自己逃跑，他要比别人更费力。这样活着要更艰难，他也知道他最好咬紧牙关把这个秘密埋藏起来。

　　另一方面，一等兵多尔，法伊夫嫉妒的那个人，发现他自己有两个优点，两者都让他感到庆幸。一个是他不易受到伤害。多尔曾对此怀疑过，但直到无可怀疑地证实了这点时他才相信了他的直觉。有这么两次，其中一次是马尔失去手的那个夜晚，那时他就在不远处，听到炸弹开始落下时，他强迫自己从坑里站了起来。他背部的肌肉猛跳，像是马要将骑手摔下来，但是这中间也有那种睾丸受到刺激的愉悦。两次他都毫发无伤，虽然有一次马尔就在他身旁受伤。多尔觉得这就是证明。他觉得两次就足以证明他想要知道的，尤其是在另外一次空袭中，炸弹的落点比击伤马尔的那些炸弹还要近。后来，他两次都跳进坑里，安然无恙，或许因过于疲惫，他的膝盖以奇怪的方式不停颤抖，他没有超过两次，因为这实在是太费劲了。可他还是很高兴他证明了这点。

　　多尔还发现他能够让大家相信他并不害怕。这还要从他在与詹克斯下士打架中学到的东西说起。你连说带比画地将你虚构的故事讲出来大家都信了。这样他可以拿空袭来开玩笑，嘲笑它，假装他害怕，却不是真正的被吓倒，而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多尔很高兴知道这一点，高兴的程度几乎不亚于他证明自己不易受伤害一样。

　　第三种是威尔士军士长的那种反应。他也发现了一些东西。在这么多年的思考之后，威尔士发现自己是个勇敢的人。他是这样推理的：任何人也许和他一样在这些空袭中被吓住了，但没有被打翻在地死去，或者站起来一走了之——那个人就是勇敢的人；那个人就是他。威尔士很高兴，因为他曾经思考过，当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美国的财富，奉献给世界的财富时，威尔士希望自己能藐视一切，咧嘴大笑。现在他感到他能够做到。

　　还有其他的反应。实际上，在呼啸的炸弹轰击下，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种反应。但不管有多少种，它们之中有一点是不变的：人人都希望每晚的空袭会结束。但它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