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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化”、激进化及其限度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刘子凌  2026年11月20日07:10

若从1906年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出版算起,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类著作的努力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在此领域的收获与积累也相当丰厚。如所周知,与中国几千年文字运用的漫长流衍的历史相比,“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的出现却相当晚近。怎样书写中国文学史?它应该涵盖哪些“知识”?这些“知识”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关系?触及了何种限度?回顾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历程,本文重点选取1949年之前的几种典型的文学史著作和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前后的中国文学史讨论,尝试捕捉“中国文学史”构造中的若干条线索,将其置于现代中国文学/思想话语激烈辩驳的语境中,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

一 “文学史”的“加减法”

“中国文学”自来无“史”。“中国文学史”在近代中国的浮现,与域外思想资源的刺激与启发有很大关系。研究者总结,以“国别文学史”命名的那一套知识体系之形成,“除了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外”,还有“新的文学观念的确立”,“文学史上进化概念的运用”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方法的成熟”等前提条件。[1]理解“中国文学史”的生成与演变,也离不开对这些话题的深入思考。

相对来说,“文学观念”问题得到的关注度较高。国人的理解由传统中国的“文”“文章”,乃至“文章学”,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个过程实在也非可以一蹴而就。但不同的“文学观”,决定了作者从浩繁的典籍中所离析出来的作为“文学”专门史的材料,也会大相径庭。

比如较早编成且影响较大的林传甲本《中国文学史》[2],共十六篇。读者骤然翻开此书,发现前三篇居然分别是“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应该会不免困惑——这是当今的文学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列专门章节处理的对象。事实上,撇开文字、音韵、训诂的部分不谈,林著中讨论的“群经文体”(第七篇)、“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八篇)等,也显示着其“文学观”的驳杂。于是,早期出现的不少“中国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不久就被后来者讥之为“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即“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结果写成了“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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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发表时的首页

“纯文学”这个术语透露出新的历史信息。不仅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这种观念,即在西方它也是自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之后逐渐生成的新鲜事物。现代中国知识人领悟、消化与落实这个概念,用去了不少时间,大体才取得了若干共识,他们将眼光集中到了对“情绪”与“美”的强调上。按照郑振铎的看法,“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其间虽无深崭的渊阱隔离着,却自有其天然的疆界”,“这个疆界的土质是情绪,这个疆界的土色是美。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不美,当然不是文学;文学是产生于人类情绪之中的,无情绪当然更不是文学”。[4]

“纯文学”标准的引入,造成了“中国文学史”内容的大幅度调整,“文学史”就此便要求与“学术史”分家。把什么写进“文学史”里去,变成了一个需要精密考量的问题。真按照“纯”的标准考究起来,胡云翼提出“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于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5]尽管他的局部判断或许会引起争议,可能显得极端,但依据强调审美特征和感性内涵的观念而建立的筛选机制,因为锁定更具“文学性”的,使得“文学史”的关注对象“纯化”了。很显然,这样甩掉一大批文献之后,中国历史典籍中能够被指认为“文学”的东西大大减少,“文学史”所处理的材料的范围也骤然收窄了。这可以称之为文学史的“减法”。

与“减法”相对应,“文学史”还做了“加法”,其主要标志便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入史:戏曲、小说等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本类型,因为被看作“文学”之一种,大面积进入了文学史,得到了学者的重点关注。“加”“减”之间发生的不是等值替换,更不是回到起点;相反,文学史从写法上遭遇了结构性变动的强烈要求,人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变得复杂,更值得细致分梳。

近代为戏曲作史者,自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发轫。王氏在此书“序”中发表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观点,声称“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作为“一代之文学”,“元人杂剧”获得了王国维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类作品“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6]。这些判断都已为学界熟知,似乎毋庸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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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封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从这一期开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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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一次发表时的首页

应该注意的是王国维此一观点的由来。他节录了清代学者焦循(字里堂)《易馀籥录》的说法,引为同调:“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7]乍一看去,焦、王二人确乎所见略同,但细微处的出入还是显示出他们的重大区别。首先,焦循只是说楚骚、汉赋、宋词、元曲等等乃“一代之所胜”,而不曾说它们都是“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观点,乃王国维自己铺展而成。换言之,以“文学”这样一个总名来统摄楚骚、汉赋、宋词、元曲等写作现象,这是王氏的发明。

这样的辨析绝非拘牵于字面而进行的无聊纠缠。因为里堂原文在元曲之后,还提到了“明八股”。他要“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的工作,也包括“明专录其八股”。[8]将八股与骚、赋、诗、词、曲并列,清楚地说明焦循并不具备后来所谓的“纯文学”观念。而尤有意味的是,王国维的引用恰恰略去了八股不表。作为公认较早产生了“纯文学”意识的学者,王国维的这番颇有分寸感的处理当然是维护、保证了“文学”—以所谓“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9]为标志,于是也就把“八股”排除在外——的“纯度”,也昭示了他与里堂之间的思想距离。

更重要的是,焦、王之异触发了“文学”概念的必要性。就文学史的内容而言,若无“文学”这样一个更高一级同时也带有区分功能的概念的覆盖与提拉,各个朝代的写作现象其实很难放在怎样的参照系中共同接受研究者的审视,进而统合在一部什么专门史之内。

胡适的说法可为上面的结论做一注脚。他当年在美国酝酿“文学革命”的风暴,遇到朋辈不少质疑和阻力而不气馁,声称“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实际上是把王国维那种“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做了基于进化论的改造:“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10]姑且不论从这个“变为”那个能不能算“革命”,一个更加隐性的前提毋宁是,“三百篇”“骚”“五七言诗”“赋”“律诗”“词”“曲”“剧本”等等,不仅都叫“韵文”,还应都属于某种他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只有承认这一点,它们的“变”方可被进化的逻辑一举贯穿。[11]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简单明快的递嬗关系真的能够天然成立吗?

与胡适大刀阔斧的开拓者姿态不同,钱锺书返顾历史,就另陈所见。后者明确说:“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不止此也,钱锺书还提出,因为门类不同,它们还“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即如独占传统“文学”之大宗的“诗”和“文”来说,“文”大体是要代圣贤立言的,而“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Genre)较低,目的仅在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12]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把它们都当作“文学”,拢到一起说,便很容易忽略它们各自本来所表现和承担的“规律和使命”。[13]

与钱锺书逻辑类似,朱自清也注意到古人对“俗文学”的另案处理方式,那就是“从目录学上看,俗文学或民间文学的歌谣部分虽然因为用作乐歌,早得著录,但别的部分差不多从不登大雅之堂”,而“词曲”“小说”既著录较晚,也都“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

因此可以说,“文学史”的“加法”却是以“减法”为前提而发生的:通过新的“文学”概念,人们“发现”了“戏曲”“小说”等写作门类蕴含的“纯文学”特质,也就把它们拉进了“文学史”的大家族里来[14]——“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也是“文学”。相应地,它们各自本来所表现和承担的“规律和使命”虽然不再为人深究,它们却在“文学”这一整体概念下迎来了新的“规律和使命”。

二 文学史不同“知识”间的对抗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或“民间文学”门类经由“纯文学”的认证而被纳入“文学史”之中,不完全是由于学术“创新”的内部驱动。推动这一过程的清末民初知识人,还常常怀有强烈的启蒙意图。梁启超之呼唤“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5]是如此,陈独秀之认定戏曲改良“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16]亦是如此。本来“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17],“俗文学还只是‘俗’文学;虽是‘文学’,还不能放进正统里”[18],现在它们既已被委以重任,则如何摆放文学内部各个门类之间的关系,就引出了许多种结构文学史的方案。

胡适的方案是独尊白话。他的《白话文学史》旗帜鲜明地主张“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如果“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剩下的仅仅是“古文传统史”,甚至“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19]依照胡适此论,就中国文学史上的语体而言,白话取得了针对文言的压倒性地位。这种语体之间的高下判断,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浮现的新线索,它直接决定了文学史能够看到什么,又会拒绝看到什么。

比如关于元代的文学。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28年)中只剩下了一个章节,曰“元曲五大家”;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虽然用了两章的篇幅,但论述的也只限于“元代的戏曲”。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钱基博所著《中国元代文学史》(新中国书局,1943年),作者从耶律楚材、郝经、刘因讲到虞集、杨维桢、倪瓒,于“元曲五大家”竟然不道只字。都写的是文学史,同一个元代,其间出入之大足以令人震惊。这要算是一个相对极端的例子,但白话和文言两种语体的对峙,显然触发了不同“文学(史)”观的激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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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中国元代文学史》版权页,书名上方有“大学用书”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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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中国元代文学史》目录

这就勾连起了与中国文学史写作相关的另外一些得到学界较多关注的话题—“文学如何成为知识”,以及“文学如何教育”。[20]两相比较,传统的“文学”教育更多地强调吟咏、涵养、品味、浸润,直至仿作,以至于带有某种修身的意涵,那么新式教育中的“文学史”则经历了深入的“知识化”转型,学习者倾向于将“文学”的历史视为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以求得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创作流派等内容的认知、记诵和理解为目标。赵景深、胡云翼固然立场较“新”,而钱基博却也没有乍看上去的那么“旧”,因为他们的著作都是面向新式教育制度下的学生群体,均以传授“知识”为第一要务。[21]

在此意义上,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评骘分歧,就大不相同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风宗派之争。那时候,是宗宋还是宗唐,是师法六朝还是上溯周秦,那可能主要源于不同的美学偏好或文学趣味,最后导向不同的修辞习惯、表意系统和写作技艺,生成为不同的作品格调。而当文学史成为知识传授的对象,不同文学“知识”便在文学史编写者的拣选过程中被强化了意识形态属性的对应与认定。文学史著作讲什么,不讲什么,讲多少,怎么讲,背后起作用的往往就不仅仅是“文学观”,还有“文学史观”,以及——“历史观”。

这种推进的轨迹班班可考。《白话文学史》既然重视白话,考虑到“白话文学”在“民间”的大规模流行,便免不了在“庙堂”和“江湖”间偏向后者。胡适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而且他断定“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22]据此,则“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关系,在文学史上又产生了争议。

比如赵景深就不赞同胡适的提法。他认为“民间文学本是另一系统,他的价值与创造文学是绝对不同的”,将二者放在一起会造成文学史“范围不甚严紧”的缺陷。[23]胡行之应该是赵氏的同道中人。他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光华书局,1932)干脆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上半部分讨论“过去传统文学的评价”,专论诗文;下半部分梳理“中国民众文学之史的发展”,从“上古期的民众文学”讲到元、明、清的戏曲、讲史、小说,直至“民国以来的国语文学”和“最近革命文学之趋势”。

将“革命文学”接入“民众文学”的链条,胡行之可谓独具只眼。本来文学史对白话和文言、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的定性是在新和旧之间的区别上,遵从着进化的原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强劲传播,这些区别如今在不同社会形态的递进链条中更多地关联着“进步”与“反动”的意涵。如果说阶级革命是唯物史观的铁律,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以往统治阶级所承袭的文学形式(尤其是作为“庙堂文学”大宗的传统诗文,以文言为基本载体)就必然要让位于作为历史进步动力的、由被统治阶级所开创的文学形式。“民间文学”(经常表现为“白话文学”的形态)方面的“知识”得到的更高的赞誉,与其被认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紧密相关。

在这方面有重点表述的例子,可以举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撰写这一巨著时几乎带有一种拨乱反正的责任感,他激烈批判了坊间文学史的“贫血症”,并用一系列质问摆出了他的论据:“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那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也许这里隐含了一丝炫耀“孤本秘笈”[24]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在郑振铎看来,强调变文、宝卷、戏曲等,可不是简单地为了白话文言之争或什么文体与语体问题,而是意味着“士大夫”和“平民”的话语冲突:“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般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么?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25]尽管碍于当时的言说环境而稍有修饰,著史者的政治立场却已是呼之欲出。明乎此,郑振铎让《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的这些“俗文学”占据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文学史叙述走到这里,它所呈现(以及少呈现或不呈现)的“知识”(及其配比),就成为了历史观制导的结果。文学史中不同“知识”的对抗背后,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三 文学史的激进叙述形态

郑振铎虽然鄙弃“奴性的士大夫”,但如何在文学史中摆放“文人文学”(以及文言作品)等“知识”的位置,他的处理相对折中——《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给传统诗文留出了相当的笔墨。这类作品数量太大,且久居“正统”之位,实在难以视而不见。从文学史叙述实践的技术层面看,似乎不同“知识”分而治之的办法更为简洁明快。胡适《白话文学史》独尊白话,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切为两部,都是如此操作的。郑振铎后来专门写成一部《中国俗文学史》[26],也能避开统合不同文学史“知识”的困难。

但对文学史整体性的追求还是强劲。文言与白话、“正统”的诗文与“俗文学”“民间文学”等“知识”都是文学史整体构造的组成部分,单独拎出某一类“知识”予以呈现,毕竟给人一种不完备的感觉。革命胜利后的人民共和国里,郑振铎当年的政治顾虑已经不复存在。在他强调的“俗文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之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学生1958年“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开发出一种激进的文学史叙述形态。

这部《中国文学史》,俗称“红皮本”文学史,上下两册,共77万字。全书按照历史朝代厘为七编,每一编在“概论”之后无一例外都是先大篇幅介绍民歌、民谣或民间文学,然后才轮到通过了政治立场审查的文人文学或者作家文学出场做一点缀;宋元和明清两编,在文人文学之后又大量设置了小说和戏曲的专章。“结束语”部分除了重申“民间文学是我们文学的主流”外,还提出“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的论断。[27]这样的“激进”的文学史叙述形态,确实是此前所不曾出现过的。

将“民间文学”提高到这种地位,这部文学史的作者有着清晰的自觉。就文学史的内在规律而言,他们认定“我国民间文学以铁的事实和内在的真实力量,雄辩地说明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相信“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主要形式无一不是来自民间”。[28]但细究起来,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种政治判断,即“民间文学”是“人民自己创作的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自我教育的工具和对敌斗争的武器”,它“最富有人民性和思想性”,“最富于战斗性和创造性”。[29]文学的历史因此成为两条路线的对抗史,而且“他们把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的界限划得过分清楚了,这样便无法处置在人民的进步文学与反人民的反动文学之外的,那些真实存在的既不反动又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中间作品,像王维、杜牧、李清照,像山水诗、田园诗和大量的个人抒情诗”[30]。

而在事情的另一面,不妨说这部文学史的“民间文学主流”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论却也是文学史中“知识”对抗不断发展而产生的结果。[31]就在此书出版的同一时期,北大另一批学生还展开了对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批判。据他们看,《中国俗文学史》“不是一部真正的民间文学的历史,而是一堆混乱的‘白话文学’的资料”。这里的“白话文学”可不是泛泛而论,批判者紧接着就说郑振铎“大量贩卖胡适那套货色,对我国民间文学进行了极大的歪曲和污蔑”。[32]他们回顾文学史写作史而建立的这样一种关联可谓准确,由胡适的“白话文学”到郑振铎的“俗文学”,再到如今的“民间文学”,年轻学生在新的命名之下激烈否定了前辈的工作成绩,但实际上将自己写入了同一条文学史叙述实践的“谱系”之中。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固然“激进”,但其实没有完全走出前辈离析出来的“知识”分类和述史逻辑。

时过境迁,“红皮本”文学史的缺点往往被看作当年中国思想领域日趋“左”转的一个证明,是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判定粗暴扭曲文学史面貌的一个典型。这样概括性地看待这一现象自然有充足的根据,但它不能完全解释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这部文学史却以“黄皮本”的形式修订出版:从上下两册变成了四卷本,篇幅大幅度扩容,达到120万字,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变得大大宽松,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意思。这种错位当然与时间差有关,高层政治的转向毕竟需要一定的向下传递过程,普通学生对此感知相对滞后。但这一事件似乎也说明,不必把“红皮本”文学史的写作仅仅当作对现实政治导向的密切配合。从长时段的视野去看中国文学史叙述方式的演进脉络,可以说这套书所呈现出来的“激进”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还应理解为1958年学术“跃进”的一种表现形式。“红皮本”文学史的观点与结构既源于对文学史“知识”的意识形态定位与政治审查,也寄托了青年学生实现学术“跃进”的迫切愿望,后者是以前者为载体进行的,也内在于并激化了中国文学史中早已存在的“知识”对抗。

“红皮本”文学史出版之后,一纸风行。1958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还相对谨慎,印了5000本。12月第二次印刷,印数猛增至35000本。1959年1月第三次印刷,印数又攀升至85000本。这一“现象级”的成果,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招致“理论权威”邵荃麟、何其芳等的批评。[33]何其芳长文《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34]写作便与此有关,很值得仔细分析。

何其芳这篇文章内容很多,对“红皮本”文学史虽有“偏于笼统的赞扬”,但更主要的是“具体、尖锐且全面”的“批评、质询”[35],此处倒也无需一一复述。应该着重提出的是何其芳对“中国文学史的规律”的思考,这是长文第一部分讨论的问题。何其芳并不一般性地反对“找出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的努力,他也肯定“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事物是要寻求它们的规律的”。他不满意的是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主流”等命题当作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从而将这一规律处理为马列主义理论的“简单的重复”,或“仅仅是这些根本原理的正确性的又一次证明”,而是期待“找出一些中国文学的具体的有特殊性的规律来”。[36]有意思的是,最后这句话到了他的论文集里删改成了“找出一些中国文学的具体的规律来”[37]。“有特殊性”没了,但“具体”还在,表述的微妙调整反而提示了何其芳立场的稳定,他的某种心结可能就蕴藏其中,显然他相信中国文学史有其独属于自己的规律,不可以被其他抽象的、一般化的(尽管是正确的)原理所覆盖。历史很快证明,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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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文学艺术的春天》(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封面

四 文学史的扩容与激进化的限度

经历了1958年以来的“教育革命”,高等学校“拔白旗,插红旗”,教学秩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如“红皮本”文学史的产生过程一样,尚在求学中的青年们涌起一股编写教材、集体科研的热潮。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38]、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39],便是类似的著名个案。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种违反教学与学术规律的做法,却终归造成了“文科教材危机”[40]。三四年过去再总结这种“新气象”,周扬认为“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41]。

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积极整顿经济领域出现的困难形势,给国内之前过热的头脑降温,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与这样的精神相平行,中央书记处在2月明确下达了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的任务,责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扬予以落实,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活动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是高等教育界前所未有的一次国家行为,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学界已多有总结。[42]

1963年7月,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为这一工程在中国文学史编写方面取得的成果。这套书共四卷,封面设计为蓝色,于是被称为“蓝皮本”文学史。红、黄、蓝的“色彩‘政治学’”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学术话题。[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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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本”文学史(全四卷),图片来自网络

“政治学”肯定是存在的,但不仅体现于“色彩”上,另一个形成直观对照的事项则是篇幅。“蓝皮本”承袭了“黄皮本”的规模,均为四卷,与“红皮本”的两册相比,内容也是有很大增加。仔细体会周扬在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程中的讲话,可以确认,“蓝皮本”的扩容本就是他追求的目标之一。

先看周扬在1961年4月12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长篇讲话,这是文科教材编写工程启动之后他首次系统阐述自己理念的场合。在前面定调的大段原则性陈述之后,关于“教材的要求”,他谈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根据材料引出观点,不要使观点和材料脱离”;关于教材应该“比较全面”的问题,他又主张“正面反面都有,不要只讲一面”,“使得青年学生对历史的发展有个全貌,不致于把古人想得太好,或者想得太坏,尤其是不要把古人想得太现代化”。[44]再看周扬对《中国文学史》编写思路的具体设想,与此完全对应,他明确强调“我们的书是教科书,还要给学生一些文学知识,历史知识”,不能因为某些作品“不符合现在的要求,就不写或少写一点”。[45]他甚至将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内容的多少做了量化处理:现代与古代一比三。[46]文学史教材中“知识”的多少,是周扬此时关注的一个焦点。

怎样才能做到文学史“知识”的由少到多,从他的上述谈话中不难推导。一是重视“材料”,论从史出,宁可论断少一些,但材料要足够丰富[47];一是注意“全面”,毕竟“过去的作家没有可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48]所以周扬会要求“选教材,不但是正面反面要选,对一个人的作品也要选全面”[49],佛家老庄虽然是唯心主义,“但反对儒家思想,又有进步作用”;“山水诗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不是每一首都肯定”。[50]这样就都可以在文学史中加以涉及了。而此前何其芳也使用了“中间性的作品”的概念,用以指认那些“没有表现出反对人民,但其中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内容”,“并不反动,但进步意义也不明显”的作品。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李贺、李商隐、杜牧的许多诗,李煜、李清照、姜夔的许多词,马致远的有些杂剧,就此获得了成为文学史“知识”的入场券。[51]

周扬与何其芳的一致之处也就在这里。为了让更多文学史“知识”能被写进书中,他们的评价标准都出现了“松动”和“后退”。前者分析文学史编写思路,最先提出来的也是“文学史的规律”问题,他同样认为虽然“编写文学史的目的是探索规律,但不要企图探索一次就搞清楚”。[52]考虑到之前“红皮本”文学史所“探索”出来的“规律”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主流”等命题,周扬对规律的谨慎,变相地就是政治上的一种松绑。对文学史“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过于鲜明的标注,结果是或者把大量没有通过政治审查的“知识”拦截在文学史的门槛之外,或者虽然将其写入,却出之以负面评价的形式。这是何其芳和周扬都不愿意看到的。而如果他们矫正这一做法的思路得以贯彻,客观上必然表现为教材“知识”的扩容。文学史写成两卷本还是四卷本,因此不能视为仅源于简单的技术考量。

关注中国文学史篇幅多少的不止何其芳、周扬两位。就在与“蓝皮本”文学史同一年份,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其事的作者阵容相当可观,据说暗中也存了一番与北大文学史较量的心思。[53]书出版以后,胡乔木曾两次邀请主持其事者谈话,提出个人的读后意见。1964年6月20日的那次谈话,他“一开头就指示文学所要编10卷乃至20卷的多卷本文学史”,“把过去的重要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包括考证、好的见解,等等)统统地吸收进来”,而不是停留在当前文学史的“那个水平”或“那个圈子里”。何其芳插话表示了怀疑,担心20卷“太多了,使用不方便”,胡乔木为了缓和口气,略做让步,说“中国文学的历史长,至少总得写10本”,但随即又心有不甘地重申:“英国文学史不过400年就写了16卷,按这个比例,我们写20卷也还不够。”[54]和英国文学史对标篇幅,看似随意的口气里隐含着深意。胡乔木无意与国内陆续出版的其他文学史一竞短长,显然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更把中国文学史关联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看待历史遗产的自豪感。在他心目中,直接反映这份历史遗产丰厚程度的是卷数的多少,不应该打折扣。

事实上,胡乔木的这一着眼点也为何其芳、周扬共享,格外有必要加以关注。何其芳在文科教材编写工程启动前期待“找出一些中国文学的具体的有特殊性的规律来”,就流露出了这层意思。周扬推动这一工程时也把“编写教材的方针”设定为“中国的学校要强调研究中国的现状,总结中国的经验,整理中国的历史遗产”。[55]四复斯言,“中国”是这一“方针”真正的关键词。“搞出世界承认的学术著作”,把中国建设为“十八、十九世纪的巴黎、伦敦一样的文化中心”,这都是周扬接受文科教材编写任务时明确提出过的工作目标[56],建立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何、周、胡等人对中国文学史的思考,还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思考。

60年代初文科教材编写一开始设计的规模很大,涉及14个专业,计划中的教科书有130种,参考教材有143种。[57]研究者发现,到工程终止时“人文学科的成绩远远大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的文学教材周扬更是“亲力亲为”。[58]但都是文学教材,像《文学概论》《美学原理》《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却没有在何、周、胡那里得到与《中国文学史》同等程度的热议。三人专业背景不一,所任职务各异,何以在这一时段不约而同地瞩目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如果说此时追求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自主化、中国化形成了某种共识[59],那么这一现象就不难解释:对他们来说,中国文学史是中国的历史遗产,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最有发言权。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文化自信问题,还与他们的知识构成、审美趣味息息相关——看他们三人对中国文学史的熟悉程度就可以知道,文学史在他们心中并不纯粹是客观的“知识”,显然还渗透了他们的情感记忆。将这份历史遗产付诸粗暴的政治审查,将大批经典作家清除出去或给以恶评,这是对他们这种情感记忆的侵害。于是,他们对文学史篇幅问题的坚持,也就暴露出激进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度。

以激进的政治态度处理本国的文化遗产,这不是一种可取的学术实践思路。60年代初的人们固然不可能放弃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去评断中国文学史中的“知识”,但他们看待这一对象时所存的一份朴素的情感,也不应无视[60]。在建设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这种文化自信和自豪感,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珍视的[61]。归根结底,对于中国学者乃至每个中国人而言,中国文学史是“知识”,但又不仅是“知识”。激进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度,因此其实也是文学史“知识化”的限度。

要而言之,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是处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术的重要内容。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诗文评点、文章流别论,“文学史是要建立一种内在联系性,把文学作品、文学相关的活动连缀成一个序列。所以文学史首先是一个‘叙述’”[62]。因此可以看到,历史上国人编写中国文学史时要从现代的“文学”观念出发,拣选适合写入文学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相关的活动”,给这些“知识”以新的命名,将它们置入不同的文学史结构。随后,这些文学史“知识”又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里新与旧、民间与庙堂、大众与精英、进步与落后等各种话语之争的制导下产生对抗关系,升降浮沉,直至随“高山滚石”般的“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63]陷入严厉而僵硬的意识形态审判之中。60年代初的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在这样一个历史脉络里呈现的意义,就不在于它是否促成了成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不仅在于它是对激进的文学史叙述形态的反拨,还在于它提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应该仅是把文学史当作一种外在的“知识”,它还关乎文化自信和民族情感。对待历史遗产的温情和敬意,理应成为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建设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