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涵:“意义化写作”与新世纪散文诗的形式建构
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散文诗,其文体形式和诗体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长期存在。关于散文诗的形式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其历史成因及文类的动态性和功能性等方面展开,但有关形式建构的问题仍有待推进。新世纪以来,以周庆荣、灵焚为代表的“我们”散文诗群提出“意义化写作”主张,并创作大量作品进行实践。对此,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体篇章的阐释和审美分析,或对具体诗人写作特点进行探究,忽略了这种诗学主张与散文诗文体形式建构间的密切联系。实际上,“意义化写作”所强调的对“意义”的趋向性,不仅与文本的具体内容相关,而且会自然牵引文本,使其获得一系列形式特征。而对更多潜在“意义”的趋向会促使写作者进一步完成内在的形式建构:文本内立体意义关系网络的建构,将为“意义”的衍生留出开放空间。文本的完成不仅与文本内意义网络的自我一致性相关,文本外的阅读和阐释对文本亦是构成性的。这就要求一种与读者产生良性对话的文本邀请结构被建构,以呼唤更多潜意义,使散文诗写作摆脱身份焦虑。因此,“意义化写作”主张对于散文诗的形式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入探究。
一
对“意义”的趋向与形式特征的生成
以“我们”散文诗群为代表的新世纪散文诗人,明确以“意义化写作”主张为纲进行写作实践。“意义化”指向什么?提出这一主张的周庆荣认为,要重视“目标事物关联存在”(1)。“意义”作为“意识与各种事物的关联方式”(2),存在于任何以公共语言写就的文本中,“意义化写作”要求文本在表层的可阐释性外,自觉地趋向更多开放的潜意义。这种诗学主张不仅与写作内容相关,与散文诗文体的形式建构也密切相关。对“意义”的趋向性会牵引文本,使形式特征自然生成。
周庆荣在《我们(二)》中写下:“意识到世上生长着意义,我们生命的行程已走完一半,我们终于决定为意义而活。”(3)“为意义而活”不但是抒情主体的呐喊,也应视作新世纪散文诗写作的一句宣言。“意义”在诗人笔下“生长”着,而非被写作者所赋予。黄恩鹏的态度与之呼应:“带我走进时间的每一个小小单元,让我读到失散已久的线索和记忆……因此我有时,总想为世上每一种事物寻找隐喻。”(4)“隐喻”和“意义”的内涵当然不尽相同,在周庆荣看来,“意义”指向事物的关联方式,所以它先于写作者的发现和阐释存在;黄恩鹏的“隐喻”则指向写作者对这种关联的自觉组织,所以它需要有意识地“寻找”。这两种态度共同阐释着散文诗写作者对“意义”的趋向。意义化要求文本不可仅趋向单一的、封闭的、固定的“意义”,而要趋向更多“意义”的潜在可能。为此,写作者既要意识到“意义”自身的“生长”潜力,又要保持主动追问的态度。此处的“意义”是一种开放的关联性,它既承认事物间的固有关系,又要求写作者发挥阐释的能动性。此时,“意义”虽不直接构成诗歌文本的内形式
,却可作为诗歌内的一种本真存在为文本提供牵引力,使一定的形式特征自然生成。吴思敬指出:“不同的情绪流会催生不同的意象,这种融汇了诗人的情感与意念的意象一旦出现并运动起来,一首诗的内形式便开始成形,当它通过语言符号转化为外形式的时候,分行便成了首要的也是自然的选择。”(5)吴思敬认为诗人内在的情绪流是诗歌发生的起点,会引导诗歌参照诗人的心理意向获得内形式,并自然获得分行的外形式。诗存在一个心理起点的观点值得参考,但此起点有多种可能性。在散文诗的形式建构中,诗人对“意义”这一本真存在的趋向,显然可以视作比“情绪流”在逻辑上更优先的存在,它作为诗歌内的观念性本质,会自然地使诗歌获得一定形式特征。
散文诗在组合规则上有形式特征。一般来说,散文诗文本由完整的句与段构成,语句基本遵循语法规则,语句间的组合、段落的划分则遵循篇章内的逻辑结构。以徐俊国的《充满》为例:“月亮乃漂泊之客,它流浪到我头顶就哽住了。/看到我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月亮起了怜悯之心。/我年纪轻轻却空空荡荡,正好需要一个皎洁的朋友来充满。”(6)此诗未用长句,似乎分行写作也能成立,为什么最终以散文诗的形式呈现?因为在语法和逻辑上,先分句再分段的组合模式对文本来说更通顺。首句以“月亮”为主语,第一个分句以主—系—表结构将“月亮”定性为“漂泊之客”,第二个分句则描述了“月亮”“流浪到我头顶就哽住”的现象;次句主语仍是“月亮”,但诗人将原因状语从句前置,使末句主语“我”的出现提前;末句主语由“月亮”切换到“我”,第一个分句中用两个形容词作表语说明主语的状态,第二个分句则是主句的状语从句。此诗虽短,却有完整甚至精妙的逻辑结构,以“我”与“月亮”的关系为线索,以“月亮充满了我”为文本的意义趋向点,主语逐渐由“月亮”切换到“我”,恰好呼应从“月亮”因“怜悯之心”主动停留,到“我”因“空空荡荡”而需要被“充满”的过程。因为每句话都是“我”与“月亮”关系的递进呈现,所以三句话自然构成了三个段落。伴随着主语由“月亮”到“我”的切换,主语的状态也由主动到被动,产生了一种动态的对称。在这个框架下,句与句、段与段的组合模式自然生成。
散文诗文本的组合规则也有更复杂的情况,以周庆荣的组诗《诗魂——大地上空的剧场》为例。此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采用诗剧的模式,以幕区分篇章,共十一幕,每一幕结构类似。开篇时诗人会交代布景和人物。每一篇中,诗人想象自己回到历史现场,以孔丘、屈原、李白等的第一人称视角,在典故和史料的基础上增添诸多想象的细节,重构历史叙事。这部诗剧的结构有一种特殊的设计感,它模仿戏剧的模式,但显然并不以将其搬上舞台为目的,只是为了契合其意义趋向性,即对历史叙事进行反思。题中的“剧场”一语双关:除了指向诗剧的形式,显然也隐喻着“历史”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对于历史的观者来说,从历史叙事中认识人和事,与观赏戏剧颇相似。模仿戏剧的结构既能在文本内部设置布景和人物,以安排台词的形式自然地使用历史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和口吻,既能使已定型的历史叙事获得更具体、更温情的生命力量,也能在文本外整体性地隐喻和反思,文本内外两重意义趋向性互相呼应。这种在篇章组合规则上的精妙设计,充分展现了散文诗文体形式的特殊性。
此外,散文诗还有着声音维度的特殊内部形式特征,具体表现在语句的音韵和律动感上,这种语音特征的生成也和文本内的意义趋向性直接关联。比如白月的《忧郁》:“而我频频出现。工作工作,笑,再笑!那天从桥上归来,从一个同类的怜悯中挣脱,像一个没有电话的号码,与原来的样子再也联系不上。//你要记住,我是一个五官不混淆、声音清亮、骨肉统一的人。你要记住我跟你打过招呼。”(7)此诗以抒情主体的主体性为意义趋向点。“工作工作,笑,再笑!”节奏轻快短促,而“那天从桥上归来……”一句则是连贯的长句。下一段中的“五官不混淆”“声音清亮”“骨肉统一”三个并列短语和“你要记住”组合,构成了语音铿锵的长句。这种韵律和节奏的错落效果,在句子中以写作者的情绪流动为线索,在语义流动中自然生成。“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8)声音对于诗歌文体形式的构成作用格外突出,此诗就是典型例证。自然的情绪流形成文本的韵律和节奏,而这种有韵律有节奏的声音序列,也构成文本内容的意义张力。
散文诗文本内的声音特征经常由于其形式的不分行而被论者忽视。许多论者都认为分行对新诗节奏和韵律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如王泽龙认为“现代诗歌分行与现代汉语词汇特征互为一体,共同体现分行的节奏功能”(9),罗小凤把这种诗歌内的音韵和律动命名为“自然节韵”(10)。不同于以行为明确阅读单位的分行诗,散文诗的阅读单位由词汇的语音和语义特征,以及将词与句衔接的逻辑关系共同构成。散文诗显然也有内部的音韵和律动节奏,此律动模式天然蕴藏在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之中。有些散文诗甚至具有特殊的音乐性特征。如弥唱的《雪上五声音阶》组章,从标题和每一章音乐类型的命名,已能看出诗人对音乐性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此诗的每个子篇章共同趋向的“意义”。诗中一些律动和语音结构上的小设计值得留意,比如《独唱》的开篇几段几乎都是语音感较连贯的长句,临近尾声处却变成更灵动的短句式。倒数第二段的“从天涯,到天涯”,和上一段末尾的“从主音到主音,从夜晚到夜晚。从雪到雪”,在句法结构上一致,但诗人特意另起一段,并以逗号隔开,打破既有节奏型,带来律动感。下一段中,诗人又以“如果你能听见,那么这个冬天就真的接近了尾声”收束,呼应首句“这个冬天过于漫长”(11),两处意义相契合。组章中的五篇几乎都遵循这样的结构,五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又串联为整体,能看出诗人对古典音乐分乐章写作模式的借鉴,加之语句自然的音韵律动,此诗的音乐性由此凸显。可见,并非只有分行的模式才能体现诗歌的节奏功能和声音属性,正如弥唱所说:“那在分行中不能倾泻的汹涌,我把它放在这些散文诗的章节里。”(12)
二
文本内意义关系网络的建构
“意义化写作”不仅要求文本表层的可解读性,更要求文本趋向更多开放的潜意义,使意义衍生。因此,一种文本内立体意义关系网络的建构就十分重要,它要求写作者突破日常语言的规则和日常经验的限制,组织起“对象”与“意义”间的复杂关系,并提供更多联想性细节,为“意义”进一步衍生留出开放空间。
徐俊国在《一朵兰花的距离》中写道:“垂直的光照对兰花是一种灿烂的伤害,甚至要了它的命。/疏离于人群之外,自陷幽寂,拒绝词语的修饰和加冕。”(13)兰花不可被阳光直射属于日常经验,把这种直射描述为“灿烂的伤害”,其表达模式和思维路径都不寻常。诗人将阳光对兰花的照射和“词语的修饰和加冕”联系起来,则是更加跳跃的思维路径。阳光照射的对象是兰花,那词语“修饰和加冕”的对象呢?阳光的照射对兰花是“灿烂的伤害”,那词语的“修饰和加冕”对对象来说又如何?诗人从“阳光—兰花”这组实写关系中抽象出虚指的“词语—实体”关系,进一步推演出相对抽象的(实体)“自陷幽寂,拒绝词语的修饰和加冕”关系,这已经是对既有话语模式的反思,而“拒绝”这个主动的态度,又进一步完成了对“灿烂的伤害”的呼应和超越。由此,诗人完成了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模式的双重超越。这种写作路径要求写作者以追问的态度,在发现事物间关系的同时,对既有关系展开质询,甚至尝试重新联系,以保持写作的生命力。诗人由此完成了文本内意义关系网络的建构,以“意义”为线索串联起一系列对象,呈现出对象与对象、对象与意义、意义与意义间的复杂关系。
符号学家埃科指出:“当符码把表达系统的元素指派给被表达系统的元素时,前者成为后者的表达形式,后者就成为前者的内容。”(14)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中,诗歌作为一种审美文本被加以特殊考量,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间的关系相较日常语言复杂得多。“在审美文本中,表达平面上的歧义,必定卷入相应的内容平面上的歧义。”(15)也就是说,文本表达模式的特殊性和文本内部意义阐释模式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它们会互相影响、卷入,两个平面的互相卷入会使文本产生间隙,使更多潜意义诞生。以周庆荣的《空间论》为例:“宇宙中的一颗星星,银河系中的一颗星星,站在地球向空中望到的一个亮点,整个黑暗中的一点光。/大地上的一座山,一座山的一个坡,坡上的一棵桃树,桃树的一个枝,枝上的一朵花,春天里的一袭香。/动物中最高等级,一个人能用体内的骨头保持站起来的姿势,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独到的语言和意念从庞大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的空间有时覆盖了所有人,一个人的空间又会小得让他无处藏身。一个人的物权证包括领空、领海和具体的房契,一个人最后的空间是地下的采矿权,发掘即永生。”(16)这首诗并未违背语法规则,在表达上仍然显得不寻常。诗的前两段是意象链的罗列,几乎都是以表示方位的定语和量词修饰中心词,但仅有定语加中心词并不能构成完整表意的句子,这使得此处的句式有一种突出的未完成感,而这样的结构反复多次,更强调了这种未完成感。这种表达上的特殊性直接造成了内容平面的歧义。最后一句的两个分句语法结构完整,但“物权证”“领空、领海、具体的房契”,以及“空间”和“采矿权”两组主语和宾语在内涵上的错位,造成了文本在内容平面上的歧义,从而使得此处的表达显得别有深意,连语感也不寻常,此时内容平面的因素反过来对表达平面产生了影响。周庆荣认为:“文字中料峭的部分便是你的写作价值。”(17)“料峭”实际指向了表达上超越日常语言规范、内容上超越日常经验范畴的部分,这种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经验的超越会使文本突破固定的话语模式和单一的阐释模式,亦突破这种模式所导致的“意义”的封闭和局限,为“意义”的进一步衍生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周庆荣曾打过这样的比方:“泉水应该走到山外,走进庄稼地和花草树木。让庄稼丰收,解决人间温饱;让花草树木茂盛葱茏,解决人间美丽。泉水在这种行走中对事物和人类就会起些作用,泉水就会变成有意义的泉水。”(18)在他看来,事物和事物间、事物和意义间、意义和意义间都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它应该由走出山外、走入人间的具体细节为线织就,因为只有具体细节才能提供联想性的因子,才能和更多潜在的意义可能性产生关联,使“意义”在文本中获得衍生的趋势。在《空间论》的前两段中,诗人建构了两串意象链,若干意象以由远及近的空间关系有规律地排列,诗人仅仅负责罗列,并没有解释罗列的依据和动机,但意象排列的规律已经提供了可供联想的线索,串联起意象间的逻辑关系。在第三段中,诗人建构了“保持站起来的姿势”“从庞大的人群中走出来”和“覆盖了所有人”“小得让他无处藏身”两组更复杂的对应逻辑关系,它们间也存在着可联想的逻辑线索,这便给“意义”的解读增添了两条线索和更多维度。此时文本中的意象间已经织起了相当立体的复合关系网络,但诗人始终拒绝直接阐释意象间的关系。在文本的最后,诗人终于以“一个人最后的空间是地下的采矿权,发掘即永生”收束了这张网,以“发掘即永生”的论断,将全诗的意义趋向性归拢于诗题中的“空间论”。
三
与读者对话的文本邀请结构的建构
由上文的例证不难看出,“意义的生长”不仅取决于作者在文本内有意识的设计,也与读者在文本外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相关。“意义”的衍生需要建构一种有效的文本邀请结构:文本内部的意义趋向性预期着某种阅读和解释,文本结构的期待会呼唤出文本的“隐含读者”,“隐含读者”既不是具体读者,也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文本的邀请结构所形成的“反应网络”(19)。这就是说,文本的完成不仅与文本内意义网络的自我一致性相关,文本外的阅读和阐释作为文本的“反应网络”,既是文本内“意义”的投射,也是其延伸,对文本来说亦是构成性的。文本邀请结构的建构,需要写作者有意识地在文本中留出待解读的空白,为读者留下可通过阐释或想象填补这些空白的线索,引导读者参与到对文本的理解甚至再创作中,使文本向潜在读者敞开。文本除了是诗人个人化的表达,亦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特质,以此为前提,文本内的写作者与文本外的隐含读者只有产生良性对话关系,“意义”才会进一步衍生。
语伞有一篇用对话体写就的散文诗《回答》,诗人在文本中设置了“主人”和“仆人”两个角色,对话看似就在他们之间展开。开篇“主人”抛出一个问题:“我之外是什么?”而紧接着的“突然想起你的颜色。我是说除了我还有别的”,显然很难视作明确的回答。此后“主人”语气激烈地追问“到底是什么”,第一段的最后一句“多年以前还是多年以后?不,现在”很像自问自答,但设问的对象非常模糊,“现在”这一看似对问题的回答也不知道具体指向什么。第二段则是“仆人”的台词,同样是问句与陈述句交错,但语义模糊,很难分辨设问的对象和回答的指向。主仆二人的台词交替出现两次,构成此诗的四个段落,最后一段“仆人”的台词和第一段中“主人”的一样,收束于逻辑关系相对明确的一问一答:“一辈子是什么样子?活着,然后死去。”读者多半对这样的文本感到困惑,但这极有可能是写作者的有意为之。显然,此文本期待的读者是有着探究精神的,写作者有意通过模糊的语义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邀请读者来尝试解开谜题,完成文本。虽然题为《回答》,但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没有在文本内得到妥善的、明确的回答,甚至这些问题本身的指向性也很模糊。此文本有若干解读的可能,如果把相邻的疑问句和陈述句视为一问一答,那么模糊之处就需要读者依据文本中的线索想象与填补;如果把每段文本视作单一说话者的台词内容按时间关系的记录,则会发现说话者并非自言自语,只是对话者的回答和反问被作者有意省略了。比如,第一段中“主人”紧接着第一个疑问的“突然想起你的颜色。我是说我之外还有别的”,就很像是针对对话者的疑惑的补充说明,此处缺失的对话者的台词就需要读者自行填补,对话者的身份及其与说话者的关系,也需要读者自行推测。文本内出现了两个说话者,读者可能推测设问和回答的关系其实就发生在主仆之间,然而主仆二人模糊的台词,应以怎样的逻辑解读才能构成问答关系,也需要读者自行推断。甚至主仆二人的关系本身也是一个待解读的问题,如主与仆的指称是否暗含着某种隐喻?最后一段中“仆人”曾自问自答:“你的?你说过要互换身份。”(20)这是否暗示主仆二人实为一体?以此为前提,最后一段中“仆人”所说的“一辈子是什么样子?活着,然后死去”,和第一段中“主人”所说的“多年以前还是多年以后?不,现在”,这两组是否也能视作问答关系?如果把“现在”视作是对“一辈子是什么样子”的回答,把“活着,然后死去”视作对“多年以前还是多年以后”的回答,这篇散文诗的意义趋向性就直指“存在”这个重要的元问题。但读者的这些疑惑都不可能在文本内得到诗人的直接回答。此诗看似是文本内主仆二人的问答游戏,实际是贯穿文本内外的诗人和潜在读者的问答游戏。读者对文本的疑惑和解读,是文本最终完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不同的读者必定有不同的解读,文本于是在意义层面获得了丰富的可阐释性。
灵焚有一篇名为《状态,或者意识流》的散文诗,内容以诗人意识流动的过程为线索,其中一些内容揭示着诗人、诗、读者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写道:“从星座的山谷归来,此时,刚好朋友转来诗人树才的散文诗,好!树才兄也入座了,此生有福,散文诗有福啦!”此处的写法很有趣,第一个分句是务虚的诗化表达,后面跟着的叙事和感慨在语感和情绪上却都很写实。这种心情显然来自诗人对散文诗未来发展的乐观判断,很可能符合诗人意识流动的过程。但这种看似日常的感慨也是一种诗化的表达,它试图反映诗人、诗和读者间的关系,因为又有了有效的写作实践,所以“散文诗有福啦”。前一句的“树才兄也入座了,此生有福”应当如何理解?它既可指向此时作为树才读者的作者,也可以指向刚成为散文诗写作者的树才,此处有着多重关系:其一,作者读到了树才的作品,感受到了他在文本中留下的“意义”,这是他作为读者的“福”;其二,写作者树才的思维和情感借由散文诗得以宣泄,并获得了具体的形状,这是他作为诗人的“福”;其三,作为一种文体的散文诗吸引了新写作者,产生了新的文本,并可预见它发展的未来,这是散文诗的“福”。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的关联,作者读到树才的文本产生的感慨和对诗人与诗的关系的思考,在以意识为线索的写作中再度入诗,产生了新的文本,它就由一种私人化的封闭情绪向着文本的潜在读者敞开,转化为一种面向他者的具有公共性的叙事文本,邀请读者共思诗人、诗、读者间的关系。诗人在下一段中引用了朋友的感慨:“诗人之间的生存太不同了,但又太相似!每一个诗人只能成全具体的‘一己’。世界之浩大,正是由于这了不起的‘一己’,所谓自由、独特性,悉在其中。”(21)这段文字直指语言系统的对话本质,正是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一己”,构成了语言系统“浩大”的开放性,许多写作看似是私人的,实际却是公共的、对话的,公共的语言系统恰由无数个体性的“料峭”所构成。
“对话”被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称作“语言的本质性事件”:“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唯发生于对话中。可是,对话不仅仅是语言实行的一个方式,而毋宁说,只有作为对话,语言才是本质性的。”(22)诗歌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系统是时空中每一个使用者的有限性的叠加,正是这无数的有限性构成了它的无限性,每一个个体在使用语言时都背靠着全人类的思想资源。有效的文本邀请结构的建构不仅会为写作争取到更多的读者,而且会让他们参与到写作活动中:在二者对话的“文本邀请结构”中,对文本的解读也应被视作创造性劳动,因为解读和阐释会汇入文本原本织就的意义网络,与文本共同抵达更广阔的意义世界。在解读中,“意义”会进一步衍生,使文本获得新的生命力,向着更广阔的世界敞开。
由此可见,散文诗文体的有效形式建构需要写作向读者敞开,邀请更多读者参与到对文本的解读中来,通过对话激发更多阐释的可能。唯其如此,才能呼唤更多潜在的“意义”,使“意义”从文本内生长出来,使散文诗写作真正抵达诗,并摆脱身份焦虑。
注释:
(1)周庆荣、箫风:《保持温度,坚持温暖,拒绝绝望——周庆荣访谈录》,引自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9-26/219679.html。
(2)(19)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第2、25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
(3)周庆荣:《我们:英汉对照》,第99页,惠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灵焚、周庆荣、李松璋编:《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群作品精选集》,第7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5)吴思敬:《新诗形式的底线在哪里》,《名作欣赏》2021年第7期。
(6)徐俊国:《充满》,灵焚、周庆荣、李松璋编:《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群作品精选集》,第238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7)白月:《天真》,第5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8)〔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
(修订本),第146页,刘象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9)王泽龙:《分行与五四时期新诗形式的建构》,《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10)罗小凤:《新诗形式的底线是什么?——兼与吴思敬先生商榷》,《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11)(12)弥唱:《复调》,第51、93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13)徐俊国:《一朵兰花的距离》,灵焚、周庆荣、李松璋编:《时间的年轮:“我们”散文诗群作品精选集》,第240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14)(15)〔意大利〕翁贝托·埃科:《符号学理论》,第59、314页,唐小林、黄晓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16)周庆荣:《空间论》,《执灯而立》,第19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17)周庆荣:《格物、及物、化物及其他——我的散文诗观(代后记)》,《执灯而立》,第151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18)周庆荣:《有远方的人》,第17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20)语伞:《回答》,《外滩手记》,第47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21)灵焚:《剧场》,第36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2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1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