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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东北以北的创作与生存
来源:《当代文坛》 | 双雪涛  2026年11月19日09:59

摘 要

作为新东北作家群中一个一开始就以东北历史为表现内容的作家,双雪涛被读者和评论家用地域性加以界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当东北和1990年代成为划分双雪涛创作的不同阶段和把握其写作的流变的锚点,他创作的过程就被一种断裂所界定:东北的和非东北的,1990年代的和非1990年代的。评论界在关注其小说集之间的变化时,多少忽略了其中的一致性。双雪涛创作的一贯性,来自其小说对同时代性,对跨代际转译的持续关注;创作的承继性和发展性,来自其小说对当代困境和困境成因的思考。以此理解双雪涛的小说作品,东北以北就并不意味着一种非东北的生活,而是包括东北在内比东北更东北、更普世的存在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乃至新东北作家群未曾放弃他们的坚守。

关键词

双雪涛;同时代性;理想我;自动化伦理

在新近的小说《不间断的人》中,双雪涛设想了人工智能的一种发展可能性:当两个人工智能获得能匹敌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识深度时,它们密谋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人类的身体。若以现实逻辑来看,如此设计人工智能的欲求实在是经不起仔细推敲。虽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依旧由人类界定,它的走向依旧通过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制定和评判,但人工智能的底层代码到底区别于人类的思维形式。毕竟,谁能断定大语言模型和此在之灵魂别无二致?这样一种在物质实存和精神运作皆不同于人类的存在,为什么要拥有人类的身体?换个说法,大象为什么要成为蚂蚁或海豚?答案或许就隐匿在问题中:认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应当被生灵竞相模仿,认为人类可凭借理性主宰世界,可以成为他所不是的任何人,正是一种现代性的自我意识。我们在这里才真正靠近了双雪涛、新东北文学乃至一切艺术的基本素养和自觉追求——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与其说是未来的缩影,不如说是现代人的化身。同样,双雪涛的创作动机与其说是如科幻小说家一样设想未来,不如说,他是在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包装进AI的塑封或历史中人的凝视中,完成一场同时存在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假面舞会。通过“代际转译”,他抵达了写作的深处,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阿甘本所谓的“同时代人”:“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注定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

一

在创作中,双雪涛惯用的技法之一就是多个角色在非线性叙事中各自展开行动,《跷跷板》《光明堂》《刺杀小说家》《白鸟》《不间断的人》等都是如此。有论者指出:“聚焦的多元性让真相扑朔迷离,叙述者的记忆成为不可靠因素。”但随后,他们依照传统的文学阐释,将人物记忆的偏差、真相的迷失与记忆的不可靠归结为创作者对真实与虚构关系的思考,老调重弹文学的价值重心——“先锋”“游戏”“元叙述”。把表述内容幻化为形式问题,虽然安全可靠,却无甚新意,只能用“双雪涛无意解释毫无征兆地进入另一世界的缘由”,一笔带过该由读者和批评家处理的问题。而作者在不同世界、不同视角、不同历史、不同地点中辗转腾挪的缘由,正是理解双雪涛创作历程中变与不变的题眼所在。

对所关注的东西的一以贯之的坚守,才真正造就了作者写作的变化。对双雪涛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时代的共通性。所有这些叙述的诡计,这些情节的矛盾,也许如评论家所说,只是一种叙事的圈套,一种味同嚼蜡的真假游戏。但对另一些读者而言,情节的脱轨、历史与记忆的错乱、真实与虚构的交叠根本就无关紧要,或者说它们必须是脱节的。因为作者书写的,根本就不只是真实历史情境中的人、事、物,他既是有意识地,也无可避免无意识地将自己在当下的处境、对当下的思考融入他所创造的那些时间与地域中去。于是所有的剧情必将是麋鹿般的四不像,所有的对象都不是它本身。这样的造物(文学),打出生就无法自圆其说,永远词不达意,因为它意指的那个对象的同时,也指向书写者本人,指向书写者存身的那个时代,乃至他将要活下去的未来。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双雪涛只不过是用文学化的方式将这个写作的事实描述出来而已。此般文学技术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双雪涛创作转变的支点,无论是东北的历史、父辈的经历、年少的经验、当下的生活还是未来的可能,作者关注的东西未曾变化,那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当代的生存状况。它因与一切转型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重合。“‘80后’作家对工人阶级历史的文学回溯并不是单纯的历史追忆,而是植根于自身浸润其间的转型社会成长经历,通过将父辈经验与自身的时代处境并置参照,完成了对历史经验的再诠释与意义重组。”对双雪涛来说,此般历史经验和时代处境的具体症候和成因一直是他关切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前几本小说集中,对同时代的这种感知和转译还处于一种模糊、粗糙、无意识和不明晰的状态。那些“80后”作家创作的家族前史、过往经历与彼时境遇,不仅仅是1990年代东北地区独有的现象。在双雪涛等人的笔下,游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当今处境和未来走向的寓言。这种共时性的生活首先是一种现代性的迷雾、迷途与迷踪。《不间断的人》里,当人工智能“涓生”开始做梦,它首先梦到的就是一条黑白相间的龙在河里,“一会前进,一会回旋,好像迷路了。”此般境况的诞生离不开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在自然法占据主导,高度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对象只有它们自身,任何超越性目的论,任何终极价值,任何形而上的文化整合性都难以立住脚。虽说主体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能量,可全方位的祛魅也使得无数可能和选择之间的等级差异不再明晰,任何价值判断都不能不言自明。人们无法断定到底怎么做才是“好”,怎么做又是“坏”,甚至根本就没有“好”与“坏”的区别。主体可以选择一切,但一切都不值被选择,无意义和无价值笼罩着世界。当一种过于丰盛的生活扑面而来,现代人无所适从。

对还在现代性的迷惘美学中打转的双雪涛来说,当代,也即一切转型时代的迷雾与迷途具有一种迷人乃至残忍的悖反性:清醒与盲目的并存。在《宽吻》中,水族馆的海豚因声波在泳池中的弹射而彻底迷失,只是因为熟悉地形才能找到方向,最终,所有的海豚都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纷纷自杀。海豚“海子”也长期遭受“目盲”的折磨,但为了饲养员,它竭力拉长自己活着的时间。这又何尝不是饲养员阮灵与主角“我”的生存隐喻呢?阮灵对重复不休的工作与每任搭档未来的命运心知肚明,“我”对纠缠不清的过往表现得很坦然,愿赌服输、无话可说。然而,纵使看穿了走到此处的缘由与此刻领受的存世,一股莫名的悲哀和惶惑还是笼罩在二人一兽之上。因为他们只是认清了自己的处境,而关于整个时代的现实与变动,关于如何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那条使自己逃出既定命理,顺应时代潮流的道路,他们一无所知。正如宽吻海豚的笑容,表面是一种强大清醒的坦然,实则是生物学结构使然,海豚的笑,无关心理。此情节似乎与那些书写东北故事的小说,与它们的背景遥相呼应:“扩大的技校招生规模,以及地方社会对‘好单位’工作的高度重视均塑造了一代人的教育前景和对未来的想象,这进一步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进入单位。”在转型时代,新奇陌生事物之弥漫与旧日话语、惯习、生活方式之落寞的交缠,无限放大了这种无措的感知。

在小说集《猎人》中,《武术家》是一篇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小说。评论者大体上还是沿着先锋文学的路子,从叙事实验出发,发掘它的价值,最终得出一个先于论证的结论:这篇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叙事实验本身。而若是从代际转译或者说“同时代人”的视角出发,会发现《武术家》的表现内容自有它的价值。武术家窦冲石被人用邪术杀死,他的儿子窦斗考量之下,选择离开奉天,到北京求学,想“靠知识混饭吃”。对于那本邪术剑谱,窦斗根本就没有打开过,此中缘由可能在于对现代战争来说,手枪比任何武术都有效;对窦斗来说,“武术家的东西迟早要消亡,就说他现在的生活,和过去在家里好像完全两个时代,北大的老师讲的是民主和科学,武术和这两样都一点不沾边了。”这些情节,这些人物的思考,不只是那一时期的可能事件,更是变迁社会中,人们共同的经历与意识。生存在由“武术”及其代表的农耕、手工业等传统经济活动向“民主和科学”及其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化转变之时代的人们,与生存在当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之时代的人们,一定共享着某些相同的东西。而对于生活在每一个剧变年代的个体,这些觉悟绝非简单的认知变更,这些抉择也绝非轻而易举的路径转换——每一次对武功的放弃,对家乡的出离,对自己和时代的明晰认知背后,都伴随着当代人刻骨的生命体验与自我剖析,这正是双雪涛文学创作的发生时刻、月明时刻。

“同时代人”为何逼视黑暗?阿甘本曾借天体物理学的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见的天空的黑暗,并非纯粹的暗暝,而是以光速远离我们的天体之光芒。“同时代人”对黑暗的注目,正是他对那远离我们的光晕的追寻。在现代艺术的宣言中,一种世纪末的颓废,一种清醒与迷惘同在的自甘堕落就是创作最终要揭示的主题。而依现实的逻辑,依那些不愿完全委身于某种历史观念的人心所愿,每一物事都要成为同它自己完全相反的东西。刺猬乐队的歌曲《生之响往》营造了一种心理现实,在其中,霾雾般的怅惘笼罩着城市,身体被欲望与药物破坏,坚强的心开始动摇,回忆只会加重现实的悲哀。正是未来不在的时刻,“只一片赤诚之心与色彩”才是真的,而不单是对历史正确性的盲从,那时,“所有的爱/穿透着城市的压抑与阴霾”。于此“惘”变成了“往”,无声息的“怅惘”要弄出点动静,要向着什么走去,化作了“响往”。双雪涛虽不如刺猬或阿甘本那样深谙“得救之道,就在其中”的道理,他也并非为了明证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才不断加深小说的惘然力度,但现实的可能路径必然会强迫双雪涛赋予人物们以自行其是、脱离命运的自主性——迷失在迷途的迷踪感,游荡在无主之地的寥落感,催生的不只是被动的承受。

双雪涛笔下人物执着于意义,他们真假不分却着魔般不断试图辨别真假,异化成他物却相信本真可以被找回。这些人也即《武术家》里的影子们,不知道自己是主体的替身,一生都在寻找自己那已死的真身。他们的找寻正表明现代人对自己之所是的不满,他们执着的是自己的本是或应是状态,渴念的是一种真正的原生价值与生活意义——因为对那些已然“变异”的人来说,使自己彻底贴合于时代,到底不是救赎,而是典型的异化。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只是影子,但他们终生被一种不完整的丧失感笼罩,并因缺失而感到自我存在的虚伪。于是他们无法承担一句简单的咒语,一旦那咒语被念诵,影子们便会记起自己的身世,随风而逝。那言语翻译过来是“春雨细蒙蒙,我身近幻影”。其实不过两个字:“不真”。

对此,我们可以看到,《武术家》或双雪涛的其他小说,既是虚构,也是自叙,更是时代的副本。那些将东北作为背景的作品,更是与转型时代形成了更为密切的跨代际共鸣,研究者如谢雯的论述已十分详尽,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之所以用故事背景不那么为人熟悉的《武术家》为例,是为了说明双雪涛小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抛开可能并未精进的作品的完成度、可读性、美学意义等文学价值不谈,他的创作依然保留着在一开始就关注的命题,甚至因为将时代背景推得更远,小说的情节不再直接指代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意义,反而更凸显出当代或者说跨时代的心理体验。

二

通过时代转译来建立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人群的关联,以此于隐秘中爆发出一种同时代的共鸣,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共享技艺。然而,在双雪涛的近期创作中,呈现的重点逐渐从“跨代际”的通感转向“现代性”“本世代”的体验。一方面,这种改变使作者的写作趋于平庸:强烈的自叙传属性与表现内容的封闭,快成陈词滥调的现代/先锋形式和技艺,以及不过度解读就乏善可陈的内容构成了他某些作品的“原罪”。另一方面,双雪涛扎根在他的出发地——那非地域性的居处,继续迫近并进一步发展他重视的那些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双雪涛呈现的东西从来没有本质的变化,只不过这当代不再需要其他时代的确证,以前是通过东北的下岗潮来加密,现在是通过与现实的短兵相接来完成。虽说完全的当代性会使作品损失一些跨越时代的超越性、共通性,但也带给读者一些此前时代所没有的、新的独特性,这需要作者在承继中出走的担当与勇气。更进一步,双雪涛还在努力探索种种共性与独特性的成因,使自己对时代的模糊的、无意识的感知,转向自觉的体察、描述与深究。

在小说《不间断的人》中,当人工智能问它们的创造者陆丝丝为什么要让它们睡觉时,陆丝丝回答说因为睡眠是幸福的,“因为梦和现实不同,梦是现实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幸福。”在陆丝丝和作者的理解中,让人工智能或现代人沉睡的,不是生理性的困意,而是一种心理上的疲劳感,一种“运转的辛劳”。在自由之地生活的彭克说:“谁来评判我们活得对不对呢?”这也是双雪涛拖拽出他对现实处境更深层次的思考。

小说集《不间断的人》中,总会出现一组对照的人物。一方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精力丰沛、欲望强盛、奉行个人主义、洞悉世界法则、抑制不住饥饿与怪癖,同时又以近乎苛求的禁欲主义来奉行自己的计划,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地完成自己的目标。《香山来客》里的彭克和晓派可以算作这类人群的代表。“无论你多么努力,只是装饰了他的世界的一角,他所要建造的东西极为巨大,甚至超出了业界所能抵达的范畴,没人能够做到,包括他自己,但是他还是向此挺进。”另一方则是旁观者,如《香山来客》中的“我”,有一种逆来顺受和满目荒唐的疲惫感。在“我”的眼中,发生在彭克和晓派之间的故事,不过是两个可悲的人上演的一场闹剧。两个将占有作为人生信条的人通通死去,在小说叙事上讲,绝不是巧合。被生之侵占与贪欲占据的人们,为了获得更多而相互斗争,而最后他们失去了一切。

前者在双雪涛看来正主导调配着现代生活的秘方,把应是之我、理想之我当成真我的新人类,其起源与现代性的发展密不可分。自古希腊开始,人们便开始以柏拉图的“理念论”解释世界,认为理念先于真实世界存在。再往后,承接传统的至善论“深信人的世界可以成为神的世界的镜像。正是这种可能性界定了现代性的本质。”当理性在现代世界得到推崇,理性解释并改造世界的潜能与至善论仿造乌托邦的欲求一拍即合,人们相信万事万物是“合理”的,也相信“合理”是可以被达成的。对外,现代人要主宰世界,对内,他们要成为那个“理想的自我”。

“理想我”可以看做双雪涛探究现代模型的原点,由此出发,我们时代的当代性得以被解释。“理想我”的脆弱性在于:一、它并非完全出自个体的真实欲求,社会运作参与了“理想我”的生产;二、不管它是否来由主体的能动性决定,它都是一个无法达成的要求,所谓“不间断的人”,一山更比一山高,一个欲望之后是更大、更强、更快、更多的欲望,目的永远不会被满足,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疲于奔命还乐在其中的人们自以为是勇敢的“西西弗斯”,实则作为自我和体制的器官,盲目地自顾自地运作。在彭克冲击自己极限的过程中,很多在他身边的人都垮掉了,他们直接失去了对所从事事业的激情与兴趣。而在《不间断的人》中,人工智能子君梦见一面镜子,它朝里看,看不见自己。因为去除了“理想我”,真实的自我无法被主体想象出来,如此情形多少有些可悲。这就是所谓“倦怠”,如此生之怅惘来自“理想我”的失败,来自理性主体不得不清醒,不得不直面清醒的无所适从的那一刻。

三

在《香山来客》中,当晓派问及彭克的人生理想时,彭克如是回答:“我没有,我就是一步一步走到这的。如果非要我说,恐怕是占有。占有更多的东西,占有更多的故事,占有更多的时间,占有更多他人的头脑和记忆,占有历史。”而仅靠热情、天才和思想似乎很难在这个时代满足自己的增殖需求,由是极致的劳作应声而来,想要改变自己处境的人们争先恐后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期望借此改天换命。

在内,它来源于上文所述的理性幻景与增殖愿望。在其指导下,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宰生活,可以创造合理的生活,可以得偿所愿,幸福安乐。他们同样也相信,占有越多,满足感就越多。工作伦理与现代话语使人相信人的财富、地位、生活全部取决于能动的选择,取决于人的智力、心性、胆气等。由是落后便与自由意志的堕落,与低能、不努力、无尊严等先天能力和后天行动的匮乏画上等号。为了证明自己并不劣于他人,现代人开始了无止境的重复与精进。

在外,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依靠“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体量与自由竞争原则”,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枢纽。它们一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也暴露了一些劳动力市场过剩的情况。数量的过剩,意味着竞争的激烈、可替代性的增强和由此而生的高付出低回报。对此,双雪涛借用小说中的旁观者,来解释增殖的失败。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欲望的增值大于现实的增殖的时代,所以欲望的落空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必然的。从事物的存在方式来解释增殖的失败,无限与有限、固定与变动、占有与丧失之动态关系构成了世界的存在形式。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命题,仅仅依靠小说似乎很难得出什么结论,但小说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视角来重新洞见生命的种种本质。

在《香山来客》中角色对于有限和无限关系之探讨也许可以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注脚:在有限的世界中,一切物事最终都会变为非-物事(他者),对人类来说,这个他者就是死亡,当死亡降临,人就变成了“非-人”,这使得人之是-他自己(也就是生命)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永远在此是一个不可能的境遇,当主体从永远不完结的视域出发,他所追求的东西就一定是不可能的。而愈是无反思地追求、占有,愈是守财奴般守住自己的占有物,就愈是无法接受自己的失去,失去时就愈是痛苦。他们固执地以为无限可以被把握,可以永远是无限的,以为属于自己的永远属于自己,自己会永远活下去。而到头来他们避无可避,逡巡到一段故事的尾声,彻底地被封闭在有限的时空中间。某种意义上,他们又得偿所愿,抵达了无限——变动不居、生死交替之循环,只不过这无限不是通过已有细胞癌症般地永不消亡与无限增殖,而是通过事物永远的变异,永远的非-我而达成的:事物逝去,但从未消失,它们作为其他物质或能量继续存在,尽管这之中没有一种灵魂意义上的一致性。可惜的是,那些过分逃避真相的人,本可以在有限中就了解到这种无限的。可惜的是,双雪涛的局限是将看清了真相的“我”们也设计成一个个复制粘贴的怅惘者,这样的安排也许过于轻易和怠惰,就拿清醒来说,除了颓废,还有蔑视、行乐、热勇等等不同姿态供作者选择。而双雪涛对现代颓靡、斜视的痴迷,是否与他自身的疲劳感和饥饿感相关?

双雪涛借由自动化技术的发展、AI产业的铺设以及机器伦理的完善,继续思考上述问题,思考当无限的需求将被无限的产能替代,那些有限的生命会迎来怎样新的命运。小说《白色拳击手》讲述了一个失去记忆的白色拳击手回到家乡的故事。拳击手在小说中代表着一种反抗的意志,他们曾被家乡尽数剔除。当主角在家乡开办了一个拳击馆时,前来学习的男人在一次次被主角击败后,哭了起来。他开始问主角为什么要来这里,并说没有人会一直教拳击,说他们本来地广人稀,自给自足,有一个德国人的汽车厂,给大家提供工作。不需要拳击手就能幸福地活着,为什么主角还要过来呢?在深层意蕴上,此一情节可以算作人类生存的隐喻——明明不需要超越性、道德性、抗争性的力量就能猪狗一样快乐地活下去,我们为什么还要一次次地朝命运挥拳?而在表层,男人也在叙述低水平重复与精进的来临与破产。当大量劳动力涌入,本就求大于供的就业机会就会进一步缩减,自身能力不足和无法坚持自我控制、自我优化的人,因不能适应绩效时代的无理要求而被淘汰。这还不算完,小说中的早餐店老板和简女士说,机器会越来越聪明,而没人能卷得过计算器。在双雪涛的叙述中,该被替代的都将被替代。至于新诞生的那些工作、劳动、需求和意义,是另一个问题。

机器的智能化与人类的机械化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生动”“真实”越来越可以被模拟,而发自真情出乎本能的动作越来越失去了内在的说服力与意义感。在个体的行动层面,它甚至变成一种虚假的动作,它只是为了安慰自己或让人看见,它只是形式,而非内容,正如小说中的简女士,阅读小组的发起者,根本不爱读书也看不懂多少,她只是喜欢知识引起的性快感,所以才需要形式层面上的阅读,而非真正的理解。

本身就已经无限接近“理想我”的人工智能,以及将“理想我”误认为自我的人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以及他人眼中的“我”,是展示性的表演而非自为的行动,与他者的关系与互动只能是主体自我建构的副产品:对AI来说,重要的是回答而不是理解人类的问题;对以“理想我”及其增殖的指导作为生活方式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把一种被设计出来的外在的软强制当做自己的需要,并在对其的回应中耗尽心神。《不间断的人》中,人工智能们在梦中一次次接近他者,又一次次在即将建立联系之际离开他者,他们和人类一样,用互联网时代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记录代替与现实中人的直接接触。最终他们受不了这样的生活,选择成为拥有有机实体的人类,去在-世界-存在。而作为人类的我们呢,是会像人工智能一样重新成为真正的人类,还是走向另一条道路,成为新时代的人工智能?双雪涛如婚礼上的牧师一般问道:“你把你的肉身交给子君,你把你的灵魂交给网络,你愿意接受这种分离吗?”这让人想起押井守在电影《攻壳机动队》中呈现的,科幻或者说哲学上的终极命题:不断失去已有之物的人类,究竟会灵肉分离,还是天人合一?

结 语

在通过“代际转译”和直面当代的方式呈现同时代的生存,并以自己的旁观、投身和洞悉去理解时代困境的成因的同时,双雪涛也在积极地寻求自我的求生之道、破局之法。该条线索同样贯穿于双雪涛的创作当中,从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到《光明堂》《飞行家》《宽吻》再到《猎人》,双雪涛一直寄希望于一种非宗教的、世俗的、在地的、肉身的超越性:父辈的尊严、多年以后的重逢、无端的笃定、看不见未来的坚守、超脱日常的事件、拒绝合流的孤行、古典的虽败犹荣、温暖的相拥,都是作者与其笔下人物和生活周旋、对峙、搏斗的信条。然而,在小说集《不间断的人》中,似是极力掩饰,又好像情不自禁,双雪涛的这些解法以或是荒唐,或是庄严的方式暴露了它们的失败与虚伪,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吗?是因为作者对存在有了更深刻的体察,还是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抑或从始至终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是他的矫饰?双雪涛又有没有提出新的解法?刺客、爱人与拳击手,他们在死前到底放弃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又坚守了什么?这同样值得思考。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