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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莹小说的内在肌理与艺术至境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谭宇婷  2026年11月19日09:58

藏于华北大平原一隅的村庄,孕育着付秀莹对苍茫尘世的想象和温暖明亮的希冀。她将小说看作“烟云满纸”与“空谷回音”[1],描绘着村庄的前世今生与满腹心事,捕捉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泪水、欢笑,甚至叹息。作家是如何回眸故乡土地,让坦诚而宽柔的情愫与纠结而坚忍的意绪在字里行间荡漾?怎样淘洗岁月铅华,让聚沙成塔的人事风华和盘根错节的心灵隐曲潜隐于笔端?“多年前的烛光闪烁”何以成为“时代精神境遇的一种隐喻”,进而在平实中见起伏、恬淡中藏乖吝的抒写中,辐射人心的牧场与世事的百川?

一 “我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跟那片土地有关”

付秀莹的父亲善饮,幼时便拿筷子蘸酒让她品尝。后来每次回老家,付秀莹都会陪父亲喝上一盅。酒仿佛“一种流动的语言。半生心事,一杯清酒,都在不言中了”[2]。《他乡》的开篇即以“我是什么时候爱上喝酒这件事的呢”[3],勾连漫漫长夜时的内心回响。“那个村庄的一草一木,那些混沌模糊的人和事,那些对人世最初的品尝、试探和想象,都在我的记忆中打下深刻的烙印。”[4]燕赵大地的坦荡豪迈、爽直磊落,哺育着付秀莹“观察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平野山林和皓月星空,则滋养着她审美和情感的取向。

万物有灵的情缘让作家心怀敬畏与悲悯,始终保持着菩萨低眉的叙事姿态。2010年的中篇《旧院》中,姥姥家的大院子承载着孩童时期明亮而跳跃的美好景致。诸如“爬树,掏蚂蚁窝,粘知了,逮喇叭虫”,以及夏天雨后“去河套里拾菌子”[5]等流年碎影,布景出作者与旧院风华的别梦依稀与血脉相连。付秀莹毫不掩饰自己对《旧院》的偏爱,回忆也赋予其重新理解亲人命运的权利。“一生刚强隐忍的姥姥,落拓闲散富有纨绔气质的姥爷,父亲和母亲的纠葛,小姨夭折的爱情,戏里戏外的四姨”[6]等人与事,随着作者筚路蓝缕的文字“行板”,一同回到旧院韶光。“旧的事物里有一种悠长的时间的气息”[7],教人信赖与安宁。在晕染着淡淡的琥珀色的小说中,付秀莹小心翼翼地窥察着在人前端凝方正的父辈祖辈们,在生活重压下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心秘景。

在以中短篇的慢工细活,自由而克制地打捞似水流年里的斑驳事景的同时,付秀莹将“情感潮汐”自然而然地倾注入长篇的万状波澜中。她将写短篇看作是“上山打虎”的冒险,进发的途中怀揣着“因恐惧而生的战栗、由野心而生的期待”。灵光一现、一挥而就的背后,往往是荆棘丛生、乱石遍地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种种如履薄冰的煎熬时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短途,考验着攀援者的“速度、力量、激情、燃烧、快感、瞬间的爆发力和摧毁力”,以及在叙事上的节制和控制力。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怎样在庞杂的经验中“杀伐决断”,何时喧嚣,何处沉默,都需要仔细思量、拿捏。付秀莹曾称《六月半》的创作像“擦一个心爱的瓷器”,生怕失手掉落,每一笔都不敢大意和懈怠。《如意令》则是叙写婚姻的一地鸡毛里如同一根根小刺的心事,“一动就疼,越动越疼”。“短篇的魅力或许就是,在人生的长途中,偶然失神,怔忡,微笑,忽然间热泪盈眶。然后,叹一声,继续赶路。”[8]如果说短篇是以生活的雨丝风片映射世道人心的斑斓多姿,那么长篇则以对泥沙俱下的经验的涵纳能力,以及大江东去的气势、信马由缰的笔力,流淌出时代的波云诡谲与气象万千。付秀莹从字斟句酌的短篇转向长篇,一方面在于长篇的容量总有回旋的余地,可旁枝斜逸地承载其所领悟到的现实的幽深与广袤。另一方面,则是长篇云蒸霞蔚的体量以及气韵盎然的分量,能够为作者念兹在兹的芳村“血地”立传。

从《陌上》《他乡》到《野望》,付秀莹以绵密可感的风物节俗,谨慎而大胆地绘制生活的画卷。《陌上》的“楔子”中,作家以流水般的笔触不厌其详地铺陈芳村节序。《他乡》中“门上贴着门神,灶间贴着灶王爷,盛粮食的大瓮上贴着花纸”[9],这些都是母亲规整有序的内心世界里四时吉祥、福寿圆满的象征。《野望》则以自小寒至冬至的二十四个节气为章节命名,并以与节候相对应的诗词结构全篇,以时光的流转贴心贴肺地连通人事。这与付秀莹自身对自然律令和变化的敏感休戚相关,“世间万物各安其命,各守其道,是常理,亦是常情”[10]。与时序周转互为表里的,是草木荣枯自有时的自然逻辑、更替代谢的存在衍变,以及饮食起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具有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岁月的井然丝丝入扣地渗透进人们的情感、审美和行为模式中。“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大寒不寒,人马不安”等农谚,以及腌豆酱、做韭花等寻常食事,既是季候韵律在循环往复的时光湖野中留下的清影,也是人们心照不宣地投予生活的虔诚与敬意。余音绕梁于周而复始的时间伦常的,是乡村的“新与旧、常与变、传统与现代”等因子。而《野望》结尾长满墙头瓦楞、田间地头的野蒿子,更是有滋有味的日常光景和朴实无华的生命韧性的剪影。

二 “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故乡”

《他乡》的封底页上印着“梦里不知身是客,且把他乡作故乡”,翟小梨小时候“总是做着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梦”,“拎着皮箱,坐着飞机,或者火车汽车,从‘外面’回到芳村”。[11]付秀莹曾说:“《他乡》是一次诚恳的写作,内中有‘我’,见时代,见世道,见人心。我是把自己整个扔进去的,连骨头带肉,以至于血肉模糊,撕心裂肺,牵一发而动全身。”[12]她是千千万万从乡村到城市遭际风雪、踽踽而行的翟小梨中的一个,在都市洪流里遍体鳞伤,在十字路口彷徨无助。“每个人都可能在翟小梨身上辨认出自己,指认出重叠的情感体验。”[13]置身外部空间,再度打量、研磨乡土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回归精神原点的通途。作为“芳村”女儿在写作的付秀莹,从村庄到外面的世界,看似“一直在远离芳村”,实则“一步步回到芳村”。“故乡是家园,是故土,是心灵栖息地,是精神根脉所系,而他乡是远方,是‘别处’,是挑战,是不确定性,是肉身和灵魂的双重历险”,两者彼此缠绕,互为镜像,“构成了中国当代生活中饶有意味而又无可回避的对立面”。[14]

作家能将命途拨弄与揉搓后的热烈与执拗、苍凉与婉约抒写得刻骨铭心,与她在其中投入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验密不可分。初中时付秀莹的老师曾在黑板上画过一条直线,将其喻为无垠的时间。而线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任意一点,便是人的一生,这让正值青葱岁月的付秀莹意识到“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即将到来的命运则让她体悟到世事的有情与无情,“锦缎变作灰烬,不过倏忽之间”,生命画卷上“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有,破帽遮颜、秋风萧瑟之时亦有”。毕业后的付秀莹在河北的中学当老师,看着学生踏上新征程时,对熟极而流的工作感到不安,“害怕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牌的生活”。对于暗中萌动的愿想和未来的变数,“父亲亦忧心忡忡。一定要这样吗?他问,我说是”[15]。现实的警醒和命运的延宕,让付秀莹意识到林间岔路上“选择了一种可能,同时也就失去了其他的众多可能。是偶然性让生活千差万别,是偶然性让我们一唱三叹。但偶然里肯定隐藏着某种必然”[16]。

城市伦理法则与乡村道德观念的冲突与纠葛,是蜿蜒于主体生活轨迹与生命体验下的暗流。未婚先孕的翟小梨在引产住院期间,幼通的母亲和姐姐希望他俩分手,而按照乡村执拗板正的伦理,翟小梨这一生除了幼通别无选择。幼通在家吃饭要交生活费,“父母和孩子之间,钱是钱,亲情是亲情”。翟小梨认为这样的边界感违背父母“或者狭隘一些说,是乡下父母的一种本能的舐犊之情”[17]。亲人间保持着一种缘于血脉的微妙的羞涩的“不拘礼节”,表面的理性客套、彬彬有礼,让翟小梨感到“冷冰冰的疏离,淡漠,还有隔阂”。城与乡之间绵亘着的还有傲慢与功利。结婚后“双方家长见面的事,自始至终,幼通的父母都不曾提起过”。翟小梨询问父亲,“父亲沉默了半晌,说,还是不见了吧。人家是城里人。语言也不大通。爹别给你丢脸”[18]。孩子十来天时,小姨大老远带来很多熟食,却连口水都没喝上就走了。幼通的父母嫌弃她们带来的东西是杂牌子。翟小梨发现在这普通的市民家庭的所谓体面下,是不尽的虚荣、浅薄与势利。城市与乡村在伦理样态上貌似错乱的镜像效果,呈现出世俗的丛生万象中个体的自私与狭隘。

付秀莹认为,“好小说靠的是情感的力量,审美的力量,是蕴藏其中的复杂多义、一言难以道尽的对人世的感慨,甚至有时候就是一滴无法命名的泪水,一声含义模糊的叹息”[19]。《他乡》结尾的“断章,或者浮云”以日记的形态织就翟小梨的生活备忘录,而“亲爱的某”则以书信的形式叙写心境。这份致陌生人的情书是“痛彻心扉的呼喊,是告白,也是独语,是诉说,也是吁请”,饱含着“对爱的不灭的梦想、不息的追索、不甘的热泪、不屈的姿势”[20]。它看似游离于小说整体架构之外,实则可视为与此前的“写实”部分相对应的“写意”。两者是“生活与生命、灵魂的关系,是叙事与抒情、内心的关系,是时代、现实与自我、个体的关系”[21]。慢慢积蓄、缓缓流淌的情绪,将俗世空间的纹理内化为绵润、感性的生命体验,进而建立起抒情性的叙述秩序和磁场。情感的内爆力也悄无声息地在作为“休憩”及“长途跋涉的补偿”的中短篇的聚宝盆中沉积。在《世事》《幸福的闪电》《如何纪》《对面》《传奇》《琴瑟》《如意令》《出走》等以城市为果壳的小说中,个体的心灵律动作为富有弹性的机枢,涨溢出沉郁而温婉的人生况味。《花好月圆》中的桃叶听着古筝曲,叹了口气,便想到从前的“乡下,父母,还有,杏儿”[22]。《那雪》里的那雪国庆自京城回老家,“找不到那个爬满丝瓜架的院子。问人家,都摇头”[23],慌乱中惊醒,原来是一场梦。《无衣令》中的小让会在北京下雪粒子的清晨,想起芳村白鹅毛般的大雪,以及刚嫁到芳村时的陈年旧事。[24]《红了樱桃》里独在北京的樱桃每次醉着回到出租屋,“使劲地叩门,叩了半晌,以为里面有爷娘,有故乡,有命里梦里最温热的那一把土”,“待到终于把自己叩醒了,才发现,什么都没有”[25]。这些在都市俯仰跌宕的个体,总会在某个怅然失神的瞬时,温柔而痛楚地想起自己的来处。他乡的尘世历练与故土的情感底片形成对照与互文,雕琢出安然飘逸的浮光旧影与人生如寄的生命图景。

三 “中国村庄的日日夜夜”

在《中国村庄的日日夜夜》中,付秀莹曾言及自己“试图写出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生机勃勃的细节”,而“中国文化中生动琐细但却活泼泼毛茸茸的质感,都在其中了”。[26]芳村的朴素日常,投射的是“每一个村庄的日日夜夜”。婚礼中的繁文缛节、饭菜中的色香味形、争吵里的方言俚语等看似无足轻重的情境,实则包蕴着“年深日久”的现实本身的惯性和复杂性,潜隐着“乡土中国在大时代的隐秘心事”。付秀莹以“写尽天下人的心事”的叙事野心,为那些无声的岁月和无名的人物作诚恳的挽留与命名。

枝蔓丛生的日常和不动声色的家常,是作家以村庄的生态原图触碰时代脉搏的文本经纬。付秀莹认为小说的要义在于“小”,是“道听途说、飞短流长。窗前廊下,街边桥头,两个人说闲话。东家西家,张家李家,嘈嘈切切,全是琐屑的日常,无关宏旨。然而人情世故都在里头,世道人心都在里头”。“最好的小说语言,是朴素家常”,是“小声说话,面对生活,面对人世,轻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怀抱平常心“得了大自在”,是“看似寻常最奇崛”[27]。这是付秀莹的审美理念,也是她的个人标识和叙事风度。这并不意味着作家缺乏营构故事奇观的意图,毕竟对“村庄而言,故事还是显得狭隘了”[28]。村庄不缺少故事,而“流水一般的日常”才能奔腾不息,不时发出激越的动人的轰鸣。例如被作家不厌其烦地提及的红白喜事。“满院子披红挂彩”的喜事和“压地银山一般”的白事,以及噼啪乱响的鞭炮、吹彻村庄的唢呐和二胡,代表着乡村社会庆吊往来的人情法度。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还有与田野、村路、房屋相融相生的坟地。“清明的时候,鬼节的时候,送寒衣的时候,老了人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芳村的田野里,也种满了坟。”[29]这样最为熟悉也最不起眼的存在,显影着人们不躁不厉、坦然坦荡的生活节奏,也贯连着俗世的纹理、时序和秩序。上坟烧纸时,“人们再小心,少不得要糟蹋一些庄稼。主家要提前给田地的主人说一声,算是招呼,也算是赔礼的意思。这种事儿,人们都不好太计较。自家的坟地还在人家地里呢,这一辈子,谁还没有个不得已的时候”[30]。这样具象而稳固的是非判断和道德标准,凸显出乡村千丝万缕的生存纽结,以及宽和、体谅的人情常态。

付秀莹的小说能微言大义、一咏三叹,得益于其璀璨的灵感光谱。她认为《红楼梦》的迷人在于“不仅有大观园,还有太虚幻境。那些人物不仅有今生,还有前世”[31]。《野望》里的翠台在梦中进入仙境,发现地上都是金银财宝,便捡起来,兴冲冲回到家,结果低头一看,“竟然是满怀的屎尿”。付秀莹说“这里我也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经验,有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梦”,在梦里遗憾至极,“大概这就是曹雪芹慨叹的那种‘虚’吧”。[32]付秀莹也曾言及孙犁沉稳老道又活力四射、举轻若重又耐人寻味的抒写,能抚慰人心。其文字“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与冀中平原的辽阔平缓、豁达大气有着相似相通的韵味。付秀莹的阅读器皿中,还升腾着沈从文的风韵。她窥探到计白当黑的乾坤,以及“沉默的部分,往往会发出巨大的出人意料的声响”的艺术堂奥。初读《边城》时,付秀莹觉得“沈从文的笔触,未免太简淡了些”。后来她才渐渐觉出其纯美古朴的笔法中有言外之味,“忧伤是美丽的忧伤,苍凉亦是温暖的苍凉”。清新背后蕴藉热情,风俗画与抒情诗外回荡着深沉的痛感。付秀莹曾引述汪曾祺的评点,来阐述“情绪的散步”般的抒情笔致所带来的如泡亦如影、如露亦如电的美学意境。《边城》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33]。付秀莹领会到“内视角的写作”的诗性与拙意,以及生活的哀矜自重与含而不露。而她苦心孤诣追索的并非故事的大起大落与险象环生,而是点到为止的步步景致与曲径通幽的迂缓、延漫,是“如水捉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腊八》中的换谷在城里的超市买菜时会多拿几个购物塑料袋,为避免闺女反对,会悄悄把头天的剩菜热了吃。听说雇保姆贵,她会得意地觉得自己从芳村来到北京,给孩子省了钱。半夜起夜的换谷,听到女婿与闺女吵架时说的“你妈这个,你妈那个”[34],感到难过。带有乡村价值标准、生活习惯的人们,在进城后常常进退失据、不得自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罅隙中所涌动着的不为人知的情感与心绪,见微知冷暖地搭建出生活的本真状貌。

以“人民之一的悲欢”的微澜,“映射时代的风云变幻”[35],是付秀莹在沈从文笔下感悟到的大情怀所在。她能以芳村故事链接更为广袤的社会风景,与大喇叭这样的叙事装置所嫁接的“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息息相关。当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政策讯息,与“卖桃子的来了,卖韭菜的走了”等日常消息一唱一和、此起彼伏时,“新的时代信息与未来方向”被输入“相对封闭的乡村共同体内部”。芳村做皮革多年,带来的污染让“人们不敢喝自来水”。小七因不舍得买桶装水而得了怪病。根来养殖的猪也突然一窝端病死。这“显示出传统经济模式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而新时代的产业区模式和合作社模式则给了他们新的出路”。“大公司提供猪崽、药品、饲料、场地”[36]和职业培训,农户负责养猪的模式,以及规模经营的政策,给乡村的发展注入动力与活力[37]。由此,“乡村内部的改革需求与时代召唤之间形成了共振与合力”。另外,认知图式的变迁也投影出时代年轮的变动不羁。耿乐乐的父母不让他再念书,而是去打工挣钱。刘兰月以“这年头文化吃香”劝解却无果。理想与前景无法撬动偏执而固守的观念。后来二妞想大学毕业回芳村建设家乡,喜针的外甥博士毕业后回到县城,立强的同学做了大学生村官,破锣家小子也要回田庄办艺术培训班。从“进城”到“返乡”的人生轨道的衍变,“四两拨千斤”地演绎着时代的烟波万顷。

在以“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般的从容闲雅,含蓄绵长的情韵外,付秀莹以对人性的讳莫如深和人心的幽微明灭的描摹,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生命寓言。她触摸、探索与表达的是“世道的隐情与人心的秘密”,以及无边无际的人性涟漪。在对生命中幽暗的角落、隐蔽的褶皱,以及若明若暗的灰色地段进行凝思时,付秀莹的笔触既柔软又锋利,既诗意盎然又直指人心。素台办酒席时拿出小本子,说着“就是换嘴吃的事儿”,实则将人情往来一笔笔记得仔细。农村是熟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原来的邻里之间、代际之间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这个框架中的为人处事自有其章法。而当下的社会金钱逐渐成为具有韧性的联结纽带。例如香罗雇自家兄弟媳妇伺候母亲小蜜果,在治病的钱外还另给金芳误工费。利益与欲望驱使下人性的扭结与变异也彰显无遗。乱海他爹生病后,几个媳妇为了退休金打起来。从小宠爱的闺女也没来过,只在坟上哭得不行。老莲婶子摔倒后动不了还发烧,闺女当着她面打电话与儿子争吵。她想起当年丈夫得了不治之症,硬往里头扔钱,自己在他熟睡时“咬咬牙,再咬咬牙”,把输液的针管子拔了。她扎挣着起来,喝下一瓶叫作一步杀的药。猪肉价格低的时候,狗子以卖死猪肉赚钱。团聚的厂子被亲兄弟掏空,而发出不工资。建信办实事时有私心,用工程回扣盖小楼。白娃与拐子从小玩到大,却为了两垄地而翻脸。增志被骗,年底工人要结账,乡里乡亲来哭穷,就连堂外甥都来要债。增志寒心地感慨“人情薄如纸”。瓶子媳妇出轨瓶子的姐夫,被瓶子抓到后往死里打。有子欠下赌债,在村里立马传开,且越传越不像。“如今这芳村,人心都薄凉了,遇上事儿,旁人是添言不添钱。”[38]“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的作家,将芳村土地上具体而生动的人物置放在“花开几朵,各表一枝”的叙事层面,在流布着人性的颤动、摇摆、战栗的情境中,微雕出具有毛边感的乡村面部表情。

如何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经验?怎样以村庄的日常视景,洞悉俗世的浮沉嬗变?何种叙事比现实本身更精彩?哪些故事能延展出更辽远而深邃的题意,触动信息社会日渐麻木的神经?这些难题不仅关乎作家的艺术使命,还考验着作家的智性、力量和耐心。付秀莹给出答卷是以小说为树,植种花团锦簇的生活密林。她在殚精竭虑地诠释现实的风吹草动中灵魂的腾挪和人性的裂变时,也切切实实地为芳村的草木砖瓦、是非纠葛而寝食难安。她在感知着这些鲜活的个体“俯仰不定的姿势,百般辗转的神情”,以及“艰难转身的时候,全身骨节嘎巴作响的声音”时,也试图“写出乡土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波光云影”,进而“领略这个时代的山河巨变”。[39]“无家可归,或者为什么还是芳村”?“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40]对时刻与故土保持着情真意切的联系与交流的付秀莹而言,芳村“既是情感的载体,也是想象的容器,是永远剪不断的生命脐带”[41]。而倚靠于这片港湾的想象之舟,凝神静气地驶过时代之海的期冀与凛冽、激情与沧桑、疏朗与庄严,波澜不惊地蒸腾出“一微尘里三千界,半刹那间八万春”的美学气韵。(完)

注释:

[1]付秀莹:《在虚构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付秀莹:《父亲与酒》,《文艺报》2015年10月16日。

[3]付秀莹:《他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4]付秀莹:《小说家在烟火人间里藏匿》,《文化艺术报》2025年3月10日。

[5]付秀莹:《旧院》,《十月》2010年第1期。

[6]张鸿、付秀莹:《把它照亮或者被它照亮——与付秀莹南北对话》,《作品》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