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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霞:“思考儿童文学对我来说,是专业之事,也是存在之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王杨 赵霞  2026年11月18日11:14

编者按

“文海观潮——浙江作家作品观察”将以访谈、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出14位浙江作家创作观察。本期聚焦作家、评论家赵霞。

“思考儿童文学对我来说,是专业之事,也是存在之事”。中师期间借阅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投稿的关于童话的随笔,是赵霞选择儿童文学的开始。对于理论的兴趣,又自然而然激励着她在儿童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志向。在她看来,童年和儿童文学同时充满乐趣、滋味、难度和陷阱,与生活相似,因此理论研究可以与生活互相映照。

在新著《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赵霞希望以一种总体性、观念性的视角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和现状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和探究,在理解的同时,也与本土的儿童文学研究形成对话。“无尽”不仅意味着童年对个人的定义和影响,也是赵霞想象中一种理论气象和批评精神——“理解儿童确实太困难了”,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于成人难以自察的“倨傲”。但儿童文学不是要模仿童年,而是对童年的审美赋形,也是从这赋形中达成的自我审美实现。在面对童年的“无尽”和“不可知”时秉持“最大程度的宽阔、审慎与谦逊”,最有可能理解、深入儿童的依然是成人。

近年来,在梳理西方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赵霞也以比较的视野注意到中西方研究者对于童年书写的相近发现,探究不同文化思维下的“存异”;同时一直站在中国与西方儿童文学交流的现场,关注西方同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面对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儿童生活和文学形态的新变,赵霞认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除了敏锐追随和应对变化,也负有在数字浪潮中为孩子寻找安全栖息之地的责任。

以下是赵霞的访谈。

赵霞

赵霞,儿童文学作家、学者,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著有《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幼年的诗学》《思想的旅程》《童年的文化影像》《批评的体温——赵霞评论选》等个人学术专著与论文集,‌《我的湖》《燕子住哪儿去了》《点点鸟,鸟会飞》等散文集。

中国作家网:在新著《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您系统梳理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儿童文学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层面的转向、儿童文学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批评理论、研究方法和学者及其学术贡献。确定这一研究课题的出发点是什么?这部新的研究著作是否可以看作您十年前写作的《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在思考上的延续?

赵霞:这本书完成了我多年的一个研究心愿,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和现状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和探究。这里的“西方”其实是一个鲜明的中国概念,是中国视角、关切和方法的产物。西方儿童文学界没有这样的总体研究,也很少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论。所以,“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首先是一个被构想出来的概念和研究对象。2020年,我在剑桥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学期间,应中心主任凯伦•科茨教授邀请,就这个话题为师生们做了一次学术报告。我的报告题目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种观念视角的意义”。我用“观念视角”(a conceptual perspective)一词来表达这一特殊观念对象的中国视角、建构性质及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在那次报告中,我试图论证和解释,中国研究语境下的“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个“总体性的观念”或一种“观念性的视角”,因何意义得以成立,又将提供何种重要的研究价值。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做这个研究,一是回应、磨砺我自己多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诸多疑惑,二是想通过探究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过去和现在,理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对象、观念、方法等的来龙去脉,以期对本土儿童文学研究有所裨益。在世界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语境中,长久以来,西方儿童文学是总体的主流,英语儿童文学又是西方中的主流。您提到的《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一书,出版于2016年,初步谈了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的学术发展。《无尽的童年》扩大了论域,仍以英语儿童文学研究为主,但在地域、语种上努力延及更广的西方世界,从中既可看见西方儿童文学的学术主流,也可发现主流与分支的某些碰撞。某种程度上,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走过的路程,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的道路。另一方面,它正在走向的未知之地,仿佛又是我们一再踏过的地方。儿童文学的审美之于儿童、社会、人类,究竟有何价值,又如何发挥作用?中西儿童文学研究以各自的方式、方向发出探问,寻找自己的行途,又在某些时刻不期然而相遇。这也是我想说的总体性、观念性视角的意义之一。

中国作家网:您对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兴趣从何时开始,又是怎样生发的?

赵霞: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学的中师生,那时我所在的中等师范学校有一个图书馆,每周向全校学生开放借阅。上学三年间,我所借的图书,一多半是儿童文学,因此而常被身边伙伴善意地嘲笑幼稚。二年级那会儿,我写了一篇谈童话的小文章,自己投给全校订阅的《中师语文报》,有一天意外出现在报纸上。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后来保送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有机会选择专业,自然而然选了儿童文学。我的理论基础其实一般,但受导师影响,对理论批评很有兴趣。在他的鼓励下,那时除了儿童文学的理论书,还硬啃了不少文艺学、哲学和美学的理论著作,半懂不懂,就是喜欢。

读硕士那会儿,台湾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张嘉骅先生在学院任教。张老师从台大图书馆带来一批儿童文学的英文理论文献,都慷慨地借给我们学习,也常与我们研磨其中观点,对我启发很大。不久后,我留校工作,有机会接触一批代表性的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期刊,包括《教育中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等,因之得以了解当时英语儿童文学的主要批评状况,也写了一些理论介绍的小文章。2008年11月,我赴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研修,电脑里带着应出版社之约刚完成的译稿,是美国知名童话研究学者杰克•齐普斯的著作《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国际研修学者的办公桌设在图书馆的研修室,那里也是专门陈放馆内儿童文学理论藏书的地方。我的办公桌被书架包围着,其中一面架上,一排齐普斯的研究著作,再往上下检视,又发现不少慕名已久的英语理论书。那时感到既兴奋又遗憾,因为书这么多,时间这么少。为了了解西方儿童文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从地下馆借出图书馆所藏的英语儿童文学研究期刊,从创刊号起,一套套地翻读。这是最鲜活的批评现场,内容丰富,也极有意思。我读到早期的学科拓荒者们一边抱怨儿童文学研究不受重视,一边抱怨它自己不够争气;读到诺德曼批评齐普斯的文章,齐普斯很快写了一篇火力十足的反驳文章,就在诺德曼主编的刊物上发表。那时的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不无稚气,同时也充满生机和锐意。同样的期刊上,近一二十年来发表的论文,理论面貌大为成熟,却也遗憾地变得程式化了。

我的博士专业是文艺学,导师徐岱先生教导严格,同时又宽容、鼓励我们各自的研究志趣。博士论文我还是做童年方向的研究。这一阶段的学习大大地打磨、加强了我的理论基础和批评志向。我强烈地感到,儿童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是对这一特殊文学样式的解释,同时也是另一种创造;既因儿童文学而存在,也建构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当它被倾注生命的时候,它就获得生命。但要写出有生命感的理论和批评,是莫大的挑战。

《无尽的童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赵霞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网:关于儿童的“不可知”论与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始终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儿童文学的书写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识和理解“儿童”的过程,是否可以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是伴随着对于“儿童”这一观念的阐释和发现,儿童观也是理论演进中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因素?

赵霞:在《无尽的童年》中,儿童问题是我用以梳理、描述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演进的基本线索。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概括。不论儿童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都不可避免地与儿童问题息息相关。一部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以及一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史,一定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儿童观念史。理论批评的发展追随儿童观念的变革,也引导这一变革。

在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过程中,“儿童”一词被赋予了空前广阔、深刻的内涵。传统的儿童文学及其研究建基于儿童“可知”的基本前提之上,认为作品和理论、创作与批评都是通往这个“儿童”的可靠路径。杰奎琳•罗丝等西方研究者提出了儿童的“不可知”与儿童文学的“不可能”这样的激进命题,启动了儿童文学话语领域内对“儿童”一词的重新煅打和重新界定。这个“重启”的程序在儿童文学批评史上曾一再发生,但从未被推到如此决绝的境地,几乎等于否定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基本价值。然而,将它放到历史演进的整体语境中,就会看到,它其实是历史进程中一个必然的转折、一项必要的策略: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儿童”的轻视和误解是如此积重难返,从而不得不通过彻底的否定,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和反拨。这个理论出现后,许多研究者在对它的反驳中重新思考儿童问题,也有研究者延续这一否定性的批判,继续主张、探问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之于儿童的某种“原罪”。总体上,我把它看作一种否定性的积极力量。通过调整、重设儿童观念的准星,理论批评既有效推动了文学的艺术思考与革新,也为自己创建了新的理论支点和批评语源。

中国作家网:为什么说是“无尽的童年”?

赵霞:童年之于个人是无尽的。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被童年定义、塑造的个体,其影响留在身体和心灵中,并不因年龄增长而消淡,反倒常常更显鲜明。

作为话题的童年,同样言说不尽。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每个视角都提供发掘不尽的延伸。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童年,阿利埃斯的“童年的发现”,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20世纪以来,关于童年的重要理论阐发牵动整个社会的文化思考,并激起全球化的童年研究潮流。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关于童年的无尽阐说的一部分。从叙事方法、性别塑造、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儿童接受、儿童教育等各个层面探析,儿童文学提供的童年现实、想象、景观、隐喻、精神,无穷无止。德国儿童文学作家米切尔•恩德有部著名的童话《讲不完的故事》,童年也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通过“无尽”,我还想表达自己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理解:童年之“无尽”,不仅意味着童年在每个时代都存在可以谈论的新方式、新话语,也意味着,在这样的谈论中,它将始终被看待、思考为某种“无尽”的对象,从而向谈论者要求最大程度的宽阔、审慎与谦逊。就此而言,“无尽”也表达了我想象中的一种理论气象和批评精神。

《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赵霞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作家网:“对儿童文学的艺术认识越是深入,我们越是感到理解童年、理解孩子的艰难。”这个判断直接反驳了认为儿童文学是“边缘”“小儿科”的看法,同时也概括了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丰富、复杂的延展空间。“理解童年”“理解孩子”的艰难体现在何处?这种艰难是不是来自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作为成人,无法真正回到童年,因为“童年的逝去是永久性的”?

赵霞:现代脑科学研究揭示,从童年到成年,我们的大脑结构会发生某些不可逆的根本改变,所以,要让一个成人完全像一个孩子那样感受、体验、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意识到在成人和儿童之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生理和文化沟堑,人们就不再能以任何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中的童年想象、表现和书写。“一个作家理解孩子,并不比理解一只蝙蝠更多”,20世纪后期以来兴起的关于儿童“不可知”与儿童文学“不可能”的批判讨论,正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从未被充分认知的困难与危险。

实际上,这种困难和危险横亘于一切形式的文学写作中。没有一个个体能够在客观意义上完全进入另一个体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写作最终的意义,可能也不是达到这种完全对称的一致。模仿童年不是儿童文学的最高艺术目标。儿童文学是对童年的审美赋形,也是从这赋形中达成的自我审美实现。有时候,正因为“童年的逝去是永久性的”,成人才更被一种追寻童年的冲动和灵感萦绕。最不了解儿童的是成人,最有可能理解、深入儿童的依然是成人。

但理解儿童的确太困难了。儿童与成人之间现实存在的年龄、经验、能力和权力的高下差异,使得面对孩子,成人太容易陷入某种显在或隐在的倨傲。它甚至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在儿童面前成为一个更高的知情者、教导者、指点者、奉献者,满足了多少成人的自我想象和心理需求。在我看来,并非其他不同,而是这种很多时候难以察觉的倨傲,构成了成人世界包括儿童文学理解童年和孩子的最大障碍。

中国作家网:虽然艰难,但学者玛利亚·尼古拉耶娃认为,成人可以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走近和理解儿童,一部分作家能够凭借其独特的文学洞察力把握儿童感知的某些方面。您认为,在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中,有哪些作家作品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赵霞:尼古拉耶娃的观点发人深省。如果儿童之于成人注定是“不可知”的,那么儿童文学就成为了一项依托“想象力、敏锐的洞察以及共情”的“审美挑战”,它的受限在此,潜能也在此。

文学的观察、表达有其独特的穿透力。我发现,视野中最优秀的那些儿童文学作品,在理解童年方面,除了生活与感知的真切度,还共有一种微妙的神秘感——或者说,它们能够在文学独特的表达中,既呈现童年明朗真切的模样,又留存其独特的神秘内涵和气息。我把这视为童年本身内含神秘性的证明。是不是只有文学和艺术能做到这一点?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爱丽丝漫游奇境》《彼得•潘》《小王子》《长袜子皮皮》《讲不完的故事》《夏洛的网》《地海巫师》,都是这样的作品。写得好的作家,也不是每部作品都好。儿童文学最好的写作状态和境界,可遇而难求。

《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学消费现象的审美研究》,赵霞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网:在新著下编中,您列举了佩里·诺德曼、彼得·亨特、杰克·齐普斯、约翰·斯蒂芬斯、玛丽亚·尼古拉耶娃、芭芭拉·沃尔等批评家关于理解儿童文学的“乐趣”、童话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儿童文学叙事的普遍性和独特性等相关研究,想了解一下从您个人的角度,更吸引您或者更有兴趣的批评家及课题是什么?

赵霞:批评是有个性和体温的。这几位批评家,除了研究代际和贡献方面的重要代表性,他们独特的理论面貌和批评姿态也在文学场上留下令人难忘的身影。每一个名字的提起,都在我脑海里激起无比鲜活的批评形象。我与齐普斯、尼古拉耶娃等曾有邮件交流,但都没有面见过。诺德曼的睿智深刻,亨特的平实广博,齐普斯的阔大刚正,斯蒂芬斯的宏旨发微,尼古拉耶娃的厚重思辨,沃尔的细密入里,各有特点和魅力。我个人觉得,他们这一代从学科拓荒期走来的代表批评家,较之许多后继者,批评语言总体更为生动,批评形象也更洒脱。这可能也是儿童文学学科体制化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批评形态变迁。

如果一定要做比较,西方儿童文学批评家中,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是诺德曼的批评文字,生动,真诚,犀利,有趣,从不将观点藏在面目模糊的“我们”背后,而是主动呈示一位批评家独立、鲜明的在场感和明确、负责的表达姿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诺德曼批评活动最为活跃的那个阶段,他对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现实的关切、介入敏锐而迅疾。罗丝的《彼得•潘案例》一书出版后,他很快在《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的编者按中谈论这部先锋著作,在辩证批判其否定性立场的基础上,指出它之于儿童文学界“真实和重要的意义”。有一阵,美国歌手麦当娜出版自己为孩子创作的童书,声称现在的童书都空虚无聊,不能带给孩子教益。诺德曼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一傲慢背后的儿童文学浅见与陋识。他也批评有些儿童文学的评论文章从不认真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提起一个儿童文学话题就敢随便评议,毫不在意相关观点其实早已有过专业的讨论,这大概也是儿童文学这个小门类注定要承受的不幸。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和文化特点有一种极为深刻、洞悉的理解。这种理解融化在他的批评文字中,使之于自由洒脱的谈说间,常有鞭辟入里的理论揭示和发现。他的《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等著作,原创力和思想力极强,常能带人深入儿童文学美学的晦昧难言又微妙惑人之处。它们使人相信,儿童文学的审美世界不但有其形态上的独立性,也有着可靠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个信念有时难免遭受现实的打击,我就拿诺德曼的书激励自己。

中国作家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理论经历了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如今全世界都生活在了一个数字化时代和媒介环境下,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阅读或接受除了教化或者审美的功能,更迫切的可能是要与充斥生活的电子产品、图像、短视频争夺读者的问题。面对“数字时代”的童年,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是否有新的变化以及发展趋势?

赵霞:儿童文学是一种既保守又激进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如此。我在想,儿童和童年可能也是这样。面对急剧变化的媒体环境,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既沉陷于一种强烈的怀旧,又显示出巨大的调适能力。十多年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上,数字创作和数字阅读就已成为童书界致力于探讨、开发、推进的新事务。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较为深入地探讨数字时代儿童文学的诗学新变与可能。今天,从数字媒介的基本环境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可能正在参与改写未来的儿童阅读和儿童文学形态。面对儿童生活和观念的当代巨变,理论批评当与儿童文学彼此激励,承接、应对这一变化。

但我同时认为,在数字时代,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除了敏锐追随儿童文学、儿童阅读和儿童生活在数字时代的脚步,还负有另一项不可放弃的义务。以AI时代数字技术空前的风靡和更新速度,很难预测不远的未来,它会把所有人带向何处。实际上,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正在数字产品的包围下体验某种无所适从的随波逐流,一种疲惫的轻松,失魂的愉快。我怀疑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它。但假使有,儿童也许会成为这最后一道堡垒的名字。我还是相信,至少直到现在,在一切的不耐烦和无所谓中,成人依然关心如何将孩子置于安全之地。这好像是生命和文化的某种本能,尽管它可能也在渐渐发生退化或异变。数字时代,一个孩子的身体和灵魂该当游戏、生活、休憩于何处?理论批评和儿童文学一样,肩负着寻找、守护这个安全之地的职责,为孩子,也是为自己。

2026年4月,由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浙江)、浙江文学馆主办“中国儿童文学在英国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研讨会在浙江文学馆举办

中国作家网:我们注意到,近几年来,您主持工作的浙江省作协儿委会与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了一系列中外儿童文学研究者和作家的对话活动。通过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梳理,来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形成“对话”,应该也是这部专著的题中应有之义,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的西方理论,与我们的儿童文学形成了怎样的对话,又有哪些无法弥合的困难?

赵霞:谢谢您对这个“题中应有之义”的解读。确实,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存在不少与我们可以共通的经验。比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由教育主义而向文学、文化中心、由经验鉴赏而向理论思辨、由明朗单一而向丰繁复杂扩容的过程,我们也感同身受。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英语儿童文学研究占据绝对主流,与此相比,其他语种的儿童文学与英语语境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一样,居于边缘。我曾向好友欧雅碧请教德语儿童文学史在英语世界的研究状况,她很无奈地告诉我,几乎一本研究著作也没有。少数最活跃的德语儿童文学学者转至英语世界发表论著,方为更多人所知。这么来看,中国儿童文学与一部分西方同行也分享某些普遍的生存体验。

当然也有重要的区别。比如,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儿童文学的探讨日益强调文化政治的维度,在意识形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性别批评等领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也在不断借鉴、吸收新的批评理论和话语方式,但目前它还是相对更看重儿童文学艺术形式、思想精神、教化功能等层面的探讨。再如,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一样,在其发展进程中不时显现激进一面,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总体更为平和、持正。当然,这些都是总体视角下的综合概括,其内部也充满各样的细节和裂缝。这些区别既彰显了文化之间的基因差异,也展示了文化本身巨大而奇妙的容纳力、生发力。同一对象,因其所处文化的不同,激发出不同的话题、概念、思想、趣味。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种分化、分裂恰恰意味着文化本身的完整。

这些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可见度在不断提升。一些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期刊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给予了明显关注,重要的海外学术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去年十月,英国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国儿童文学研讨会,其电子学术期刊Writing Chinese: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inophone Literature也将推出一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刊。明年,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也将举办中国儿童文学的研讨会。

我还想特别介绍一下,在西方世界,有一小群关注、热爱中国儿童文学的同行,他们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在海外的翻译、传播、教学等做了大量默默的工作。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英国翻译家汪海岚(Helen Wang)、韩斌(Nicky Harman),英国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蔚芳淑(Frances Weightman),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语言专家欧雅碧(Lucia Obi),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原院长杜可歆(Katharine Carruther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专家陈敏捷等。光看中文姓名,可能以为她们都是华人,其实除了敏捷老师,其他几位都是西方学者。去年十月,应蔚芳淑教授的邀请,我去参加她的中心主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研讨会并做主旨报告。那次会上,见到来自中、英、美、德等国的研究者、作家、翻译家、教学者、出版人等以中国儿童文学为中心,共同组成一个小而温暖、结实的工作网络,我深受感动。他们的努力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中国作家网: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能否基于传统文化、历史、地域等本土的童年经验,产生我们自己的童年批评范式,对此您有怎样的观察?

赵霞: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一直关注童年问题,或许没有形成鲜明的批评范式,却是一个重要的批评传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探讨几乎都与童年话题联系在一起。班马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等论著,从世界理论的视野探讨儿童文学中的童年问题,提出了许多富于原创力的见解。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1984年6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儿童文学理论会议上,中国学者班马首次公开发表他的“儿童反儿童化”理论,主张儿童文学普遍认为的儿童其实不是儿童想要成为的样子,倡导应该在理解儿童的“反儿童化”冲动的基础上,树立一个新的儿童形象。也正是这一年,英国研究者罗丝出版了《彼得•潘案例》一书,批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只是成人欲望的投映,远非儿童自己的样子。两位学者的研究在当时并无任何交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不无神秘的历史巧合。而他们童年批评观念的相近与相背处,则生动地体现了不同文化思维下的共通与存异。

近些年,童年观念、文化、思想以及儿童生活史的研究持续受到关注,“中国式童年”成为儿童文学童年批评的新关键词之一。中国儿童文学的童年批评传统或许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作家网:对您来说,做儿童文学研究过程中,“思考”的乐趣意味着什么?

赵霞:童年和儿童文学是同时充满乐趣、滋味、难度和陷阱的对象,我有时想,生活好像也是如此。从研究的思考中所得的领悟,与自己的生活互相映亮,使人清明,心里安宁。所以,思考儿童文学对我来说,是专业之事,也是存在之事。做研究久了,也担心思维不知不觉走向固化。就提醒自己,不能一味地想,也要不停地读,让思考有延续的气力。

中国作家网:最后,好像也是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想听听您的回答:面对儿童文学,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由衷地珍爱、温柔地对待的?

赵霞:书中这句话是针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主义倾向而言。一些研究者以批判理论为武器,将儿童文学作为新奇目标,进行解构式、“检举”式的意识形态分析,语不惊人死不休。儿童文学被视为一种掩藏的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压迫,投入情感的沉浸式阅读遭到反对,冷峻疏离的批判式反读得到倡行。这一批评风向的兴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成因,后来蔓延成为潮流,问题很严重。面对儿童文学,理论不妨冷峻地解剖、审视、批判、反思,但其中是否仍有“值得我们由衷地珍爱、温柔地对待”之物,肯定是这个文类及其批评当下和未来存续不可或缺的内核。当代西方批评对这一点关注得太少,儿童文学界这些年也在反思。

如果放到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普遍语境中,这句话好像也可以有另一层意思。儿童文学既因儿童而存在,也是一个因儿童而易被误解、降格的文类。借为儿童写作的名义,从古至今,这个文类充斥滥竽充数之作,有时不免令人失望。儿童文学能否摆脱儿童层面的一切道德和文化借口,通过达成自身独特、完熟的艺术实现,为读者奉上“值得我们由衷地珍爱、温柔地对待”的故事和生活?这肯定是一个艰难、恒久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