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何叙述新文学的创作方法——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过程考论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 张永新  2026年11月18日10:05

1961年,唐弢受命主持编写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次文学史编写隶属于当时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项目,参编者汇聚一时之选,阵容非常强大。教材编写历经多次修改调整,直到1964年上半年,该书讨论稿才得以印出并征求意见。但随着局势剧变,该书尚未出版,编写工作便被迫中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他们并非拓荒者,已有的多部现代文学史(当时也称新文学史)可供参照,但这些彼此差异颇大的文学史与其说提供了学习的样板,毋宁说向他们展示了多种多样、晦暗不明的歧路。对已有文学史的不满是如此高规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得以组建的原因,已有的文学史问题是明显的,然而,如何超越这些文学史的局限,形成一种成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架构、体例乃至风格、话语,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

在当时的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仅是现代文学的历史记录,更是《新民主主义论》等权威政治论述的文学史版本,还是当下文学发展路径的一种历史溯源和建构。因此,现代文学史背负着相当复杂而又沉重的历史负载,它不只是文学的历史,也是革命政治的历史,对应于同时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史也需要在性质、创作方法、文学史分期等方面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相呼应。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由此浮出水面,成为文学史写作者必须面对而又争论不休的关键问题。

在此前的多部文学史中,新文学的创作方法被总结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1(下文简称“两结合”)。这一看似违和的非历史化的理论概括是当时颇为普遍的认知,也是为了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性质相匹配而创造出的后设性概括总结。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趋势来看,这一总结不乏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60年代,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个过程稿中,关于创作方法的表述有着颇为显著的变化。在较早的版本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种创作方法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总的创作方法的总结,并且他们在论述中试图将两者进行关联、融合,构建出一条从一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发展脉络。但随着后续过程稿的不断修改,在显性的表述上,这两种创作方法在文学史叙述中不断缩减,逐渐由一个统摄性的理论概念弱化为一个局部的文学史事实,乃至几乎消失。那么,这样的变化何以发生,又是否确如概念运用的变化所示,两种理论在文学史中几乎消失?这种变化与当时的文学语境有何关联?对于文学史叙述话语的形成有何意义?从文学史诞生并逐渐成形的生产现场考察这些问题,可以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性叙述话语的生长过程,理解其如何在颇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中形塑自己的生命意志,为文学创造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也为理解当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

一、新文学的创作方法何以成为问题

1958年,伴随“大跃进”而来的是全国高校此起彼伏的文学史集体写作热潮,这些仓促赶制的文学史并未能得到广泛认可。1960年春,在主编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现代文学史之前,唐弢曾受中宣部指派,带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组人员,分头阅读并集体讨论“大跃进”期间写作的十多部现代文学史,并形成报告,这一报告经唐弢改定后上报中央有关单位。2这一任务透露出高层对现有文学史的不满,报告也为后续文学史编写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们对当时已编写出来的18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阅读并深入分析,提出对这些文学史的意见,分析现有文学史的不足、改进方向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汇集为长达11页的《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虽然唐弢所带领的小组成员与后来的文科教材编写组人员并不一致,但他们提出的意见却很有代表性,为后续的文学史编写提供了参照。这一报告还由樊骏改写为文章,题为《关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几点看法》,发表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构成了一种舆论先声,为文学史编写打开了通路。

《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在简要列举1958年之后编写的14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改进与优长之后,重点提出其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包括以下诸多方面:“第一、新文学的性质”“第二、新文学的创作方法”“第三、文学史的分期”“第四、文学史的体例、结构”“第五、作家作品的评价”。3可以看到,新文学的创作方法在所有问题的序列中排在第二位,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理论性问题,与新文学的性质一样,其并非局部的小问题,而是关涉文学史的整体叙述。而且,这两个问题也紧密相关。关于新文学性质的问题,报告提及当时主流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新文学是具有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文学(吉林师大、复旦等),一种认为是由萌芽到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学(北大、开封师院等)。”4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找寻,还是对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判断,创作方法的认定在其中都占据着重要的比重,创作方法是否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两结合”,直接关涉了文学创作的性质问题。某种程度上,新文学的性质与创作方法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是否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就取决于鲁迅采用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可以说,新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紧密关联着新文学的性质问题。

针对新文学创作方法的问题,报告总结了各教材的不同提法,主要可以划分为四种:

甲、认为从“五四”一开始,就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复旦、南京师院、华中师院等);

乙、认为一开始就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方法发展,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北京师大、吉林师大等);

丙、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并提,认为两者是完全一样的(辽宁大学、山大、开封师院等)。

丁、认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主流,并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武大、吉林大学)。5

对于这一问题,此前的文学史教材出现了多达四种思路,且各种思路并非没有代表性的孤例,而是见于多部文学史。从这一分类可以看出,多数思路倾向于区别使用两种概念,不赞同混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甲和丁中都被作为发展的方向,相对而言占据了更为主流的位置。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各类文学史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叙述,甚至相互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他们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种歧异繁多的表述不是一个能够被时人接受的状态。当编写组开始写作他们自己的文学史,对于这一问题如何作出清晰明确而有说服力的解答,就成了迫切需要应对的难题。

1961 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讨论会现场。王瑶、刘绶松、李文保、严家炎、张恩和等在座。照片由张恩和先生保存,张洁宇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唐弢主持文科教材版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编写组在不断地讨论、写作、征求意见和修改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看法。但即便如此,对于创作方法的问题他们依旧有不小分歧。在写作期间,他们拟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中的问题》,题下括注“供讨论时参考”,将这份材料涉及的具体内容与各过程稿对读,推测这份材料写作时间应在1962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完成后、1962年11月举办《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之前。6这份材料列述写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其中再次提及创作方法这一问题,即“怎样理解和体现创作方法在现代文学上的运用和发展”7。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不同意见主要体现于创作方法概念的运用上,尤其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界定和含义。例如,“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提法很混乱,有高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低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等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为了统一概念,‘五四’时期的鲁迅不必称革命现实主义,只称现实主义(在具体论述时给以充分估价,使其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郭沫若不必称革命浪漫主义,尽称积极浪漫主义。‘左联’时期,开始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四二年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五四’时期鲁迅可称革命现实主义,郭沫若可称革命浪漫主义,这样可以突出‘五四’新文学与过去文学的区别。”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革命是发展的,现实主义也是发展的,‘左联’时期,四二年以后都可以提革命现实主义。”8从上述几种意见可以看出,在写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后,编写组对于创作方法问题仍有较大分歧,他们最终采用的方案其实并非上述讨论中的某一种。这显示了如何叙述创作方法这一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那么,在修改过程中,他们怎样弥合分歧并逐步形成统一意见,又如何开拓新路叙述新文学的创作方法,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追蹑过程稿的修改踪迹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新文学创作方法叙述的演变: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各版本的比较

如何叙述新文学创作方法的难题虽然一直存在,编写组也迟迟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但是文学史写作依然需要持续推进,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在具体写作中进行探索。

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这部文学史成书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多种过程稿。这些过程稿擢其要者,计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三次修订稿“第一方案”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三次修订稿“第二方案”说明》9、《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四次修订稿》(1961.10.23)、《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1961.12)10、《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1962.6)11、《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第一部分(讨论稿)》(1964.3)、《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第二部分(讨论稿)》(1964.4)12等多个版本。这些幸运留存下来的过程稿展现了这部集大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形成的具体过程与细节,让我们得以窥见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下,与历史和现实紧密扭结的现代文学史如何腾挪身姿,各种观点主张如何互动博弈,最终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话语。这些过程稿多方面涉及新文学创作方法问题,其表述的变化尤其具有丰富的意味。梳理不同阶段的过程稿对新文学创作方法问题的表述,结合周边的其他文本材料,可以清晰地展现编写者修改的线索和思路,以及当时编写者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

新文学的创作方法是文学史链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键脉络,一方面,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径导源于现代文学的探索与积累,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延展与转化;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又反身塑造了现代文学呈现的面向与形态,在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烛照下,现代文学明晰连贯的线索被建构起来,现代文学的骨骼与肌肉被勾勒出来,基本的面貌由此奠定。在勾勒骨骼和肌肉的关键线条中,新文学创作方法是其中为数不多却相当重要的几笔。这几笔甚至揭示了文学史整体理念的变化,具有重要的表征性意义。

在梳理过程稿关于新文学创作方法的表述之前,仍需关注的是此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表述这一问题,它们又如何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这些著作是唐弢主编的文学史依托或反拨的重要对象,也可以帮助理解过程稿叙述思路的变化。前述《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一文对1958年之后编写的文学史已有详细总结,此处无需赘述。其并未展开讨论的1958年以前出版的四部文学史由个人编写,编者又大多有着丰富的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经验,从经验借鉴的层面上更具价值。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1958年之前出版的四部文学史。在这几部文学史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头一尾两部文学史颇具代表性。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再到丁易、张毕来、刘绶松的文学史,可以看到当代文学主流批评话语对新文学史叙述的显著影响,尤其是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更是强化了新文学史叙述的“当代文学意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之一被用于描述现代文学的变迁,在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作为一条由弱渐强的发展线索串联起五四之后的整个新文学史。

在王瑶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尚未作为明确的方向得到广泛宣传。因此,这部文学史还未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论述1919—1927年文学的章节中,“创作态度”一节写道:“只要是尊重五四文学革命的民主主义传统,愿为人民革命服务的作家,那就只能是现实主义和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义。”13“因此,当作文学态度和创作方法的主潮,从新文学的开始起,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以及可以概括在它里面的革命的浪漫主义。”14此外,王瑶提出鲁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并引用冯雪峰对鲁迅的评价,认为“在二十年之间以一身体验了新文艺的创造和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的鲁迅先生,他也不仅体验了将先进民族的进步的思想和文学植根到自己民族中来的民族化的战斗过程,同时也体验着从旧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其中,他本人也体验着将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统一到革命现实主义中来的过程”。15鲁迅的现实主义还多次被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16。对于左联时期,王瑶则认为“这个时期的一般创作方法比前一时期更决定地从旧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新现实主义”17。这里存在着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别,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终极的目标,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最终统一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对新文学的创作方法缺乏统一有效的界定,包括了新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显然是居于次一等的位置,即便是“反抗的革命的浪漫主义”,还是要统合进革命的现实主义之中。这与1958年提出的“两结合”中“革命浪漫主义”所具有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创作方法问题,1956年4月出版的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有最为系统的处理,他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萌芽、发展、壮大的脉络作为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内容,18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构成了其文学史的骨架。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早已存在的,并且从五四运动以来,它就已经成为文艺运动的主流”,“近三十年来,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所以近三十年来文化的主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文化思想的主导,是文学艺术的方向”。19这些论断成为刘著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线索的重要基点。刘著的节标题中多次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括第三编鲁迅一章第二节“后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第三编第七章“本时期的小说”第一节“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20他认为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属于现实主义,但是已经“含有非常显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21。在现代文学分期方面,他将现代文学各时期分别描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时期”“逐渐发展的时期”“空前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22他甚至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作是“向作家们提出了极其辉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纲领”23。此外,鲁迅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开路人”24和“我国新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25。在刘著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线索固然构建了颇为清晰的发展脉络,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认识价值,然而这种结构性的线索与具体的文学史叙述乃至作品分析显得有些脱节,不少地方甚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在具体论证时,他不是从文学现象和具体文本出发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存在,而是从政治话语硬切到文学判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受到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并且在共产主义思想领导下产生,所以不可能不具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这样的论述逻辑是直接仿照乃至迁就宏观的政治判断,以此搭建文学史叙述,为文学史裁剪了一套过于肥大的衣服,虽然尽力想要使衣服贴身,却仍处处显出不合适来。

以上列举了1958年之前文学史关于创作方法的典例,创作方法确实构成了众说纷纭的难题,甚至左联时期的创作方法也未成定说。例如,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书前的“内容说明”中就指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有些问题”“还有待于做出历史的结论”,其中列举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左联时期的创作方法上的问题”。26这显示出问题的难度,也包含了出版者或作者对该书判断的不自信,主动提出商榷意见以避免潜在的批评。那么唐弢等人编写文学史,他们对于这一问题又有怎样的思考和探索?

在对各个过程稿的比较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目录部分关于创作方法的表述。在目前可见的材料中,题下标注日期为1961年10月23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四次修订稿》,第一次在目录中出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说法,其第八章标题为“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此前版本中,茅盾专章的标题为“杰出的革命作家——茅盾”,与郭沫若专章标题“杰出的革命诗人——郭沫若”构造相似。27题目的修改表现出编写者力图更准确地概括和评价茅盾的创作。虽然此后目录历经多次修改,这一用法一直延续到1962年6月的《纲要》,在唐弢手批的《纲要》中,他将标题中的“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划去,采用了“第八章 茅盾”这样更简洁的章节标题。结合这一版其他相关批注修改或许可以见出修改原因。一方面,这是对周扬“章节上可以不戴帽子”28意见的回应,另外两个作家专章的标题分别从“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和“新诗的开拓者——郭沫若”改为“鲁迅”和“郭沫若”;另一方面,简洁的标题去除了主观概括,包容作家自身更为丰富的内容和面向,也更为严谨。例如,郭沫若章还涉及“早期历史剧”一节,以“新诗的开拓者”作为章名,难免与这一节的内容有些不相称。具体到茅盾章,唐弢的批改手迹尤其值得分析。《纲要》茅盾专章第二节“《子夜》”开头写道:“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是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巨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收获。”29唐弢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巨著”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下面分别划线,并以两条弧线连接起来,批注“概念不统一”“含义不同”,30对两种概念的含义做出了区分。在其后的《讨论稿》中,此处改为“《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去掉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表述。31此处批注可以看到唐弢概念使用的严谨性。

除了目录部分的改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新文学创作方法的表述上,更主要的变化在于正文论述部分。这一部分变化颇为显著,是更为关键的修改,从中可以清晰地窥测其修改思路。

《部分提纲》按照《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四次修订稿》进行试写,包括“绪论”、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重点章节,这些章节也与两类创作方法关系密切。《部分提纲》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概念的广泛运用。由严家炎执笔的“绪论”部分专门辟出一节论述五四以来创作方法的演变,并以其论证“新文学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该版本认为,五四至“五卅”前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主要地位,而“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义,则是两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发展”。32这里以鲁迅和郭沫若为典范,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自然发展和顶点,证明前两者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之后,《部分提纲》认为:“鲁迅的现实主义是严峻的,但也具有理想主义成分。《铸剑》等篇则更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也有深厚的现实基础。这就说明当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仅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的”。33这显示出编者努力将“两结合”的思路落实于文学史写作中,试图从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创作中为“两结合”寻找例证。左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介绍进入中国,因此这一时期是文学史讨论创作方法的重点时段。“随着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摸索和介绍,在‘左联’时期的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色调,或是革命浪漫主义主体中的革命现实主义成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34这是对“两结合”思路更加深入的分析。同时,《部分提纲》还不忘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作了介绍但终于未能引起深入讨论的重要原因”进行解释。对于1942年以后的文学,则更加突显将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两结合”三类理论结合的意图。“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他(指毛泽东——引者注)所着重提出的文艺反映生活但‘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一思想,不仅把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提到了突出的高度,而且也是后来经过发展而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础。”35《部分提纲》认为:“解放区创作的共同趋向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向水乳交融、高度结合方面发展。”36这里则是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部分提纲》还有意识地以“两结合”来解读解放区文学的典范作品,如赵树理、刘白羽、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以及《白毛女》。

然而,在相当密集的创作方法概念的运用之下,是概念与具体作品分析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各章节执笔者观念不同有关,更由于拔高的概念与实际创作的不符。由刘绶松执笔的茅盾章,标题将其视为“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但对其代表作《子夜》的分析却引述他人的评价——“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并认为其“在有些地方也还残存着自然主义的影响”。37这显然与标题的定位存在裂隙,这或许是此后的《纲要》补充说明《子夜》是“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巨著”的原因,以此方可减轻标题与内容之间的断裂感。在具体展开的章节,只有对《白毛女》的分析使用了“两结合”的理论进行解读,在绪论中以革命现实主义进行概括的赵树理作品,在具体分析时反而没有运用这一概念。

随后,编者对《部分提纲》进行修改扩充形成了《纲要》,并于1962年6月印出,《纲要》中全部章节都以简写方式呈现出来。在《纲要》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相关的内容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减。与《部分提纲》中偏向用以上两类概念对文学现象与创作进行分析不同,《纲要》中两类概念出现频次减少,借助两类概念讨论的对象不少都是本身包含这些概念的文本。例如,同样是由严家炎执笔的“绪论”部分,《部分提纲》中整节探讨创作方法,论证“新文学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38,《纲要》中则演变为列述五四以后文学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明显的变化和发展”39。在对鲁迅和郭沫若的评价上,作为最高发展的“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义”40,分别改为鲁迅的《呐喊》《彷徨》“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成为深具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41。同时,《部分提纲》构造的由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一顺畅的发展线索,也被更为谨慎的叙述取代。“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得到了最高的发展。”42两种创作方法的最高发展并未自然衔接至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左联时期的论述弱化了“两结合”相关内容,主要提及:“‘左联’在创作上理论上所作的许多摸索以及对外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介绍……使左翼文学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43论述左联的一章也只是以较为客观的态度总结当时的相关论争,没有赋之以后人总结的概念。“从1934年前后起,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述,涉及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两者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塑造典型形象、接受文学遗产等课题。”44关于解放区文学,不再强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肯定,只略略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即“文艺反映生活而‘应该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许多作家所遵循”45。此外,《部分提纲》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解读赵树理的创作、《暴风骤雨》、《白毛女》等作品,《纲要》中这种分析则完全消失。

在《纲要》的具体章节中,鲁迅被认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46,“抱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47。具体到鲁迅的作品,《纲要》认为《呐喊》《彷徨》“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48。原来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论调被更为低调的现实主义取代。对郭沫若的论述中,依然强调其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非对立的特点,“《女神》的浪漫主义反映了时代现实,表达了当时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思想情绪、愿望与要求,因而具有‘五四’的时代内容与革命性。它和现实主义不是对立的;和近代欧洲的积极浪漫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它还吸收了我国古代浪漫主义的特点”49。至于解放区文学,则是以描述的方式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没有“两结合”的相关内容,即毛泽东“指出应该在参加抗日、赞成民主、同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等前提下,建立范围不同的统一战线”50。在具体作品的分析方面,对《白毛女》的分析与《提纲》基本一致,无实质性修改。

在作品分析方面,为数不多采用了革命现实主义概念的部分,是对张天翼《华威先生》的讨论。《纲要》认为:“在抗战初期创作上曾一度出现廉价的乐观气息时,这篇作品(指《华威先生》——引者注)坚持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对抗战文学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51。但有意思的是,唐弢对此段有多处批改,批注“华威、腐蚀评价太高”“估价太高”“好像以后的讽刺作品都是华威先生引起的”52。在执笔者看来,以“革命现实主义”高度评价《华威先生》的转折性作用,《华威先生》如此重要,堪用此语,然而,这反而引起唐弢的异议。唐弢两次写下评价过高的批语在《纲要》的手迹中颇为少见,这一方面源于唐弢不认可对某个具体作品的过高估价;另一方面,《腐蚀》也被唐弢认为评价过高,若将这两个作品作为一类来看,还可见出唐弢对这类以批判与暴露为主要面向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满足。他固然不认可高频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概念的生硬使用,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仍是相当认可的,也认同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进化与发展。

此外,《纲要》值得关注的还有《第一次文代大会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前瞻》一章,其中有不少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的论述。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好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原是艺术作品中固有的两种精神和创作方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为不同的流派,但在一些杰出的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结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即已强调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它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出,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两种精神、两种创作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53

这里的大段叙述是对三类创作方法关系的清理,不过,已经不是对现代文学阶段的历史叙述,更多是对新中国文学的探讨。这种姿态更应视作对文学史的一种保护,以高密度的“大词”作为护身符,抵消具体章节弱化相关概念可能招致的批评。

总体而言,《纲要》已经大幅弱化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等概念,在现代文学史叙述部分,也取消了对多类理论概念关系的建构与阐释,更倾向于从现代文学自身的文本中寻找叙述的关键概念,搭建论述的节点。

1964年三四月份,《讨论稿》上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相继出炉。《讨论稿》遵照《纲要》和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扩充,首次以全文形式呈现这部文学史,可以视作接近完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稿》“绪论”部分相比《纲要》改动不多,明显的修改是解放区文学的论述。原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已经消失,对创作方法的描述改为“坚持革命思想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方法”。54

在具体作家的讨论方面,除了极少数作家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相关概念,大部分都是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加以分析概括。关于鲁迅,《讨论稿》认为:“和过去时代的任何现实主义相比,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显然具有更高、更新、更深刻、更清醒、更富于战斗力的特色。”55此处虽以多个修饰语极力突出鲁迅的现实主义高于一般现实主义,但并没有将鲁迅独特的现实主义“提升”归类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之中,这样的定位和评价无疑是更为准确的。在对郭沫若的论述中,也不再说明其创作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对立的特点,而是表示《女神》“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56。其后,在对叶圣陶、欧阳予倩等作家的书写中,仅仅是运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概念。关于左联的部分,仅是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和讨论的经过。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第一部分(讨论稿)》,1964 年 3 月。此材料由张宝元提供,特此致谢。

总体而言,从各版本的修改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两类概念的运用大幅缩减;二是《部分提纲》试图在现代文学领域建构三类理论概念的密切关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一般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相融合,并构建从一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进程,这种尝试在《纲要》中大幅弱化,在讨论稿中则几乎消失。57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两类概念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也相应弱化?恐怕并非如此。仅从唐弢对《纲要》的部分批注即可看出,他依然非常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创作方法,并力图更为妥帖地分析作品。例如,《纲要》郭沫若章,执笔者许志英写道:“《女神》充分体现了郭沫若的艺术个性:借助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以及纵横恣肆的形式,表达出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狂暴炽烈的情感和浩瀚宏伟的气势。”唐弢在“革命理想主义……气势”处划线,并在这一段页边写道:“这里要说明了是革命浪漫主义。”58唐弢固然对那些不妥当的概念运用避之不及,但对符合这些方法的创作也毫不吝惜使用“大词”。在其后《讨论稿》的郭沫若章,“革命浪漫主义”出现多达三次,甚至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卷中,讨论郭沫若历史剧时也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在《纲要》郭沫若章中,则一次也未曾出现。

三、在书写中获得自己的生命: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体系的形成

一个颇为反常的现象是,当整个文化领域形势愈加激进之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反而越来越弱化这些富有革命意涵的概念,似乎形成了自成一统的小气候,独立于日趋紧张的文化斗争。为何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新文学创作方法的叙述会呈现出这样的演变过程?应该怎样理解这种现象?

最为关键的或许来自此次文学史教材编写的主导者对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体系的高度重视和坚持。这与20世纪50年代末周扬倡导的建立中国化的、自己的理论的尝试一脉相承。周扬组织这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从总体趋向上,可以看到他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脱去外露脱节的当代文学批评概念,构建一种相对成熟的、具有历史性与学术性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话语。这种话语的建构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对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的追求与践行,而非依从此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惯性思路。

1961年2月,周扬在讨论文艺理论教学与教材时,重点论述“论”与“史”的关系问题,成为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指导,为教材编写的关键难题提出解决方法,可谓是给编写者吃了“定心丸”。

“以论带史”的提法不妥当,“论”是从“史”来,是研究史料的结果,现在我们有总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前,来研究具体的一门门的科学,但具体的“论”仍然在“史”之后,以论带史,有的地方就以“论”来套“史”,如拿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去套文学史……

你们力图从党的观点出发去讲文艺发展的规律,精神是好的,但还要从历史出发……要讲规律,但一定要从历史资料出发,不要勉强去硬套。我们有些讲话是指导今人的,不要拿去硬套古人,今天的规律是不是适用于过去,要研究。

“论”与“史”的关系要解决,这是基本方法问题,从史料出发。史与论统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样作要花力气,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搞出可靠的东西来。59

在这几段论述中,周扬点出教材编写的根本问题即“史与论统一”,这是对此前文学史弊病的精准诊断。他对以“论”套“史”的意见正是对以当下创作方法硬套现代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批评。这些意见并非只是针对文学理论的教学与教材编写,对文学史编写同样有效。

1962年2月28日,唐弢传达周扬对现代文学史的意见,严家炎在笔记中记录了周扬的意见:“五四后就有革现和革浪,是不是不那么说。说法很不一样。要从创作本质出发,实事求是。”60从记录时间和批评的具体内容来看,这应该是周扬对《部分提纲》“绪论”部分所提出的意见。周扬批评的这部分在后续的《纲要》中被删除。周扬的意见表现了从历史事实出发的严谨态度,他所期望的是从创作本身出发,总结相关规律,而非投机取巧,以当下的批评概念简单套用到对历史的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唐弢回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时也涉及“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问题。

六十年代初写这部文学史时,正当史学界讨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问题到达最后阶段的时候。我是主张“论从史出”的,我现在仍然认为: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重要的,这是根本问题,因为评论家总有自己的标准,有所侧重,但对一个具体问题来说,还是要“论从史出”。……当时讨论的胜利者却是“以论带史”派,我们这部文学史也深受影响,写成以后,第一部分就是“绪论”。“以论带史”,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这次压缩修改时,改成了“引言”,把抽象的理论改掉一些。61

唐弢自述主张“论从史出”,但迫于形势,该著仍深受“以论带史”的影响,从“绪论”的创作方法部分,也可窥见“以论带史”对其书写的影响。不过,从各版本的演变来看,编写者在尽其所能减少“以论带史”的负面影响。“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涉及的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前者是从外在的、统一的宏观论断出发,寻找匹配的例证,以论断覆盖文学史现象,后者是从文学创作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一定的理论方法为指导,形成文学史的书写脉络。当然,这两种方法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互有渗透,但最根本的还是史与论如何统一,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非机械、生硬的组装搭配——强调史实,重视第一手材料,让论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甚至材料与史实本身就形成了理论无法违抗的表述,生成了自己的意志。

其次是文科教材编写对准确、系统、持重的学术性风格的坚持。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黄修己评价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了尊重史实的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历史应有的客观态度,企图确立一种持重、平实、稳妥的风格,无疑是对朱自清所开创的新文学史编纂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左倾思潮的一种反拨”62。黄修己的评价确为公允之论。对于当时历史情境下的编写组来说,这无疑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是一种有难度的继承,也是一种熔铸唯物史观与文学史编纂传统的新的开拓,甚至可以说,现代文学学科得以成熟也有赖于这样的成熟话语体系的形成。

所谓准确,是对理论概念运用的谨慎和严肃。对概念严谨性的考虑让他们抑制了以新概念套文学史现象的企图。如果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这些概念泛化,看似拓展了现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但也稀释了概念的准确内涵,概念趋于泛化,失去了内在规定性。例如,周扬曾说:“我与苏联科学院的一些文学博士们座谈。他们说对劳动人民同情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说:那契可夫也同情劳动人民呀!后来他们也不能自圆其说。总之,他们抹煞时代、阶级的区别。讲什么‘全人类’、‘人道主义’,放弃了阶级分析。列宁格勒有一研究鲁迅的,甚至说鲁迅的《怀旧》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63。周扬批评的现象在此前的文学史中并不少见,甚至是一种普遍的取向,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家被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两结合”麾下,他们的目的与苏联学者当然完全不同,他们希望中国现代文学尽可能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以配合《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化性质的宏观论述。但这却与周扬批评的苏联学者一样,实际上从另一个方向瓦解了两类概念的独特内涵。

唐弢在谈鲁迅的思想时,曾引用周扬的解读作出如下表述,清醒地指出鲁迅的限度。

周扬说:“哀其不幸”,就是作家能对劳动人民怀有同情,这就是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再加上“怒其不争”,要人民起来斗争,这就是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思想,鲁迅就是这样;如果再进一步,看到农民已经在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了,鲁迅的缺点就是没有到达这一步,看不到农民已经在争。64

唐弢虽然推崇鲁迅之伟大,但并不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硬地套在鲁迅身上。这或许也是“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改为“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的原因。

所谓系统,意味着文学史追求的是一种有机的、体系性的书写,而非割裂的、缺乏连贯性的写作。《部分提纲》中过于突出的创作方法论述与作家作品的分析是脱节的,这与此前的文学史大同小异,显示出相似的弊病,严重影响了文学史叙述的某种内在统一性。而在《纲要》以至《讨论稿》的修改过程中,这种割裂和脱节逐渐被克服,虽则仍难以完全避免。

创作方法的叙述与作家作品解读的割裂是此前新文学史的普遍问题,这在唐弢主持的调查报告中也有说明。“总结上述情况,我们觉得这十几本教材主要存在这样两个弱点:第一、对一些理论性的重大问题,如新文学的性质、主流、创作方法等,还限于概念的说明、下定义,缺少具体分析和论证,因而各书有关整个新文学面貌的介绍还不能给人鲜明、确切的认识。第二……”65在这段问题总结中,他们已经提出创作方法限于概念说明而未能具体分析论证的问题,这一方面是文学史书写的普遍性难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突入的主流批评概念难以与文学史充分协调。在激进政治引领下这些问题很容易发生,要完全避免并非易事。他们弱化创作方法的统摄性,看似牺牲了某种外在的系统性,实际上却以一种更具内在性的观念描绘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这些线索足以为后来者在合适的时机提供开掘的机会。

最后是周扬针对教材编写一再强调的将倾向性隐藏的春秋笔法。严家炎的笔记记录了周扬对此问题颇为直白的说法,“‘狂妄地用总结……’,不要写这些口气。写历史要有倾向性,但不要用主观性太强的语言。春秋笔法很厉害,要学学这个,看似平淡,倾向在其中”66。主观性过强的语言,以张扬的语言掩盖了背后逻辑与论证的乏力与虚弱。对于文学史尤其是教材的书写来说,这样的语言反而会损害其可信度和接受度。周扬多次谈论要学习西方教材的写法,认为将倾向性隐藏的笔法,更容易让读者接受。

在1961年5月的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史》座谈会上,周扬则直接针对现代文学史书写谈倾向性问题:“你总有倾向,但与作报告不同,不能那么直接,拥护反对的东西已成为历史的东西,要采取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倾向性在叙述中。我看到你们第一章写‘胡适批判’,我不大同意,当然可以批判……”67周扬在其他教材的讨论会、座谈会上也多次指出这一问题,提倡春秋笔法。倾向性在叙述中,意味着文学史的书写是一种更多显示客观性的书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他们缩减那些外露的“大词”,以内在的褒贬自然而然使人信服。

毋庸讳言,周扬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摇摆给文学史编写带来波折与转变。尤其是1962年11月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相比此前主张大幅后撤,姿态更为保守。但这次讲话乃至后续的多次指示其底色依然是坚持学术性的史论结合的文学史叙述话语,而不是退回到“大跃进”时期以论带史的局面。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创作方法概念本身的混乱局面,让文学史编写者无所适从,因此,他们经过审慎考虑更倾向于避免捡起这些“烫手的山芋”。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与当代政治、文学、人事关系紧密,其所负载的意义相当复杂,在关键问题的表述上,编写者自己常常难以定夺,很多情况下还需求助于文艺界高层,他们的意见往往最终决定了问题的答案。不过,让编写者颇感为难的是,他们得到的并非共识而是分歧明显的各种意见。在严家炎的笔记中,他就记录了周扬和邵荃麟二人对于创作方法问题的分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观察二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差异。严家炎的笔记记录了传达周扬、邵荃麟等人意见的具体细节,关于创作方法问题,他们显示出了不同的认识。“创作方法:周扬同志为了避免‘革现’‘革浪’概念理解不一致,‘五四’时可不提。荃麟则认为可以提。他们意见在要求讲清发展线索上是一致的。‘左联’时期及《讲话》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非提不可。”68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组对这一问题始终难以形成定论。

不仅是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文艺界高层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甚至作为文科教材领导者的周扬对于这一问题也没有稳定一致的看法。他有时强调不要忽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应有地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创作方法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产生、发展,要给予应有的评价”69。有时又强调“两结合”相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的蜕化,例如周扬强调“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两个不同,一个是“我们把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一个是“我们没有像苏联那样死,写到章程中去,要作家一律执行。我们只提倡,作为方向,但不是作为唯一的”。70林默涵插话时则表示:“因为修正主义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它。”71这里,周扬与林默涵的态度显然也有不小的差异。有时,他又认为不应纠缠于弄不清楚的问题,“必要的概念我们要搞清楚,但也不要卷到概念中去”72。又如,“在你们的讲义中不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去和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结合作优劣比较,这种问题就像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一样,要在实践过程中去总结,这类啃不动的问题你们不要去啃。”73这里又认为没必要弄清这类问题,可以避而不谈。总之,这种颇为模糊的态度,让编写者只好将这些概念束之高阁,不作详细讨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两套概念在当时的关系颇为微妙,不仅当时的批评界和文学史编写者没有统一的认识,文艺界领导者没有清楚一贯的说法,而且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这段时期两个概念孰轻孰重也有很大分歧,无法形成定论。在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系统性梳理和研究中,陈顺馨认为:“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取代了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74而后,汪介之则以一些例证证明“提出‘两结合’的口号之初,并没有以它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用意,更没有规定不准继续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否定了1960年之后“两结合”成为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艺术方法的观点。75但结合上述史实,即便“两结合”未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者的关系也显得颇为微妙,对于文学史编写者来说,恐怕很难在文学史具体书写中稳妥地驾驭二者。然而,这些理论概念的运用又是编写者在写作修改过程中不能不考虑的“规定动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唐弢在批注中果断要求增加郭沫若章“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述,但从整体上看,文学史中这些概念又是逐渐缩减的,虽然概念背后的这套创作方法观念仍然稳固。

在日趋激进的文化氛围中,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抵挡了当时主流批评概念的过度侵扰,这一文学史的编写甚至可以视作一种躲避乃至抵抗激进风潮的避风港。新文学创作方法叙述的演变,从一个切面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体系的形成与成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站立起来,尽管它仍需外露的支架支撑。在第一手材料和史实的支撑下,编写组以文学史的沉稳厚重和学术性的坚持构建了一个相对于文学创作和批评而言更有自由度的弹性空间,这种空间在后来成为孕育新的文学研究方向与潮流的温室,成为培养打破旧有规范的文学史研究新人的学校,乃至成为一种引导新的文学创作的指向标。它以其集大成的丰富性在力避“左”倾政治伤害的同时建构了丰富的现代文学地形图,虽有不可避免的遗憾,却也尽可能地给后来者以基础性的导航与指引,引导后来者追寻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学的天地。

注释:

1 在当时的现代文学史中,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并非总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出现,更普遍的情况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分别出现在对不同现象、作家作品的描述中,可以将其作为一个“两结合”概念群,只有极少数现象或作品完整符合“两结合”的意涵。“两结合”提出后,以单个形式出现的概念大多应视作对“两结合”概念群的选用,以单个形式出现甚至反而体现了运用的准确性,显示了“两结合”在现代文学中渐进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文仍会以“两结合”代称此类现象。

2 参见宋声泉:《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前史发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3 《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第2—7页。

4 同上,第3页。

5 同上,第3—4页。

6 感谢陈艳博士、段美乔博士提供的意见,帮助确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中的问题》的大致写作时间。

7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中的问题(供讨论时参考)》,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第2页。

8 同上,第2—3页。

9 以上两种方案具体时间不详,但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四次修订稿》(1961年10月23日)之前。

10 下文简称《部分提纲》。

11 《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1962年6月),下文简称《纲要》,为当时唐弢手写批注本,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其中有大量唐弢的圈点和批注,记录了唐弢所接收的意见、自己的阅读感受与修改思路等,显示了唐弢作为主编对这部纲要的具体意见尤其是进一步修改的意图,对于理解后续的编写修改有按图索骥之功,是一份相当重要的珍贵材料。

12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 第一部分(讨论稿)》(1964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 第二部分(讨论稿)》(1964年4月),下文简称《讨论稿》,两份材料由张宝元提供,特此致谢。

1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49页。

14 同上,第53页。

15 同上。

16 同上,第84、122页。

17 同上,第172页。

18 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19 周恩来:《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冯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 第一集 文学理论卷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20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卷,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目录”。

21 同上,第131页。

22 同上,第12—15页。

23 同上,第15页。

24 同上,第10页。

25 同上,第259页。

26 同上,“内容说明”。

27 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四次修订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三次修订稿“第一方案”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纲目第三次修订稿“第二方案”说明》,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

28 商金林:《周扬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两个版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2期。

29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1962年6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第64页。

30 参见唐弢手迹,出处同上。

31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 第二部分(讨论稿)》,1964年4月,第359页。

32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1961年12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第4页。

33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第4页。

34 同上,第5页。

35 同上,第6页。

36 同上。

37 同上,第23、25页。

38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第4页。

39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第4页。

40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第4页。

41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第4页。

42 同上。

43 同上,第5页。

44 同上,第57页。

45 同上,第6页。

46 同上,第18页。

47 同上,第22页。

48 同上,第23页。

49 同上,第30页。

50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第113页。

51 同上,第107页。

52 同上,唐弢手迹,第107页。

53 同上,第148页。

54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 第一部分(讨论稿)》,1964年3月,第19页。

55 同上,第109页。

56 同上,第134页。

57 此外,可资对照的是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第二卷的正式出版本,这两卷在《讨论稿》基础上进行修改,分别于1978年6月和11月出版。其在创作方法的表述上与《讨论稿》基本一致,无显著修改。1980年12月出版的第三卷无底本可供参照,为新时期重新编写,除了论及郭沫若历史剧的部分采用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述,基本未出现两类概念。这显示出20世纪60年代修改的方向基本得到了延续。

58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唐弢手迹,第30页。

59 周扬:《在上海文艺理论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2月22日),高教部《北京公社》教育革命办公室、南开大学八 · 一八红色造反团教育革命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方面的黑话集》(下文简称《周扬黑话集》),1967年9月,第22—23页。

60 严家炎记录:《62/2/28 唐弢同志传达周扬同志对现代文学史的意见》,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笔记记录的应为周扬对1961年12月印出的《部分提纲》的意见。

61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唐弢文集》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78页。

62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第120页。

63 周扬:《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讲话》(1962年10月10日),《周扬黑话集》,第171页。

64 严家炎记录:《唐弢谈鲁迅研究》(1961年5月31日),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该材料为严家炎记录的笔记稿,由徐清扬整理。

65 《对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意见》,上海鲁迅纪念馆唐弢专库藏,第9页。

66 严家炎记录:《62/2/28 唐弢同志传达周扬同志对现代文学史的意见》,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此处周扬引述的文字来自《部分提纲》“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一节,原文为:“冯雪峰在论战后期写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一文,肯定苏汶是‘帮手’和‘友人’,狂妄地以总结的语气,要‘纠正’瞿秋白和周扬对于苏汶的估计上的‘严重的错误’,同时也宣扬了‘艺术即政治’的修正主义观点。”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部分提纲(草稿)》,第14页。周扬的意见显示他对这种倾向性外露、不够确切的表述不太认同。

67 周扬:《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5月29日),《周扬黑话集》,第61页。

68 严家炎记录:《5/7传达周扬、荃麟、其芳等意见》,未刊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5/7”指1962年5月7日,此为唐弢向编写组传达意见,时间在1962年6月《纲要》印出之前。

69 周扬:《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讲话》(1962年10月21日),《周扬黑话集》,第181—182页。

70 周扬:《在〈文学概论〉提纲讨论会上的讲话》(1962年10月10日),同上书,第170页。

71 同上,第171页。

72 同上,第170页。

73 周扬:《在上海文艺理论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2月22日),同上书,第24页。

74 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转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75 汪介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