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书写与历史意识 ——评《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的生命与文明叙事
史前文明的文学书写,在留存的遗迹与消逝的生活世界之间,需要重新建立起理解历史的联系,这非常考验作者对虚构与真实两者之间关联性的把握。刘庆祥《万年印痕——江南史前文明记》的自序中称这部作品为“散文体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全书以考古寻访为基础,将知识介绍、个人回忆与历史想象交织起来,尝试从遗存中重新辨认人的生活。他用日常经验激活古代遗存,以乌秧的虚构叙述贯通历史,再从生存共同体的变化中追问文明进步的代价,三个层面相互关联,既构成作品的文学价值,也显露出其历史解释内部的张力。
一、器物与身体:日常体验中的文化记忆
“相距一米,时隔万年”是作者置身上山遗址时的感慨。灰坑、柱洞近在脚下,遗址传来的声音却依然是“微弱而含混”。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的悬殊,是遗存的物质与现实生活经验断裂的表现。考古发现使过去获得了可以辨认的形态,但遗物却没能完整进入当代人的情感与认知,其有赖于更加详尽的阐述。作者借助自身的劳动经验理解先民的生活,又将家族记忆置于农业文明的漫长历史之中,使个人生命获得了更深远的历史归属。私人回忆与考古知识在叙述中相互表达,构成了这部作品连接“史前”与“当下”的基本方式,也使“寻根”成为当代人借助历史确认自身文化来路的过程。例如文中《石镰与揻子》一节,引用石镰刃部微痕与水稻植物硅酸体的分析,交代其收割用途。然后,作者手握石镰,通过虎口与弧度的贴合感知工具。最后,眼前的史前劳动场景逐渐转换为黄河口母亲使用揻子的画面。三个环节分别对应了辨认、身体感受与私人回忆。它们逐层推进,使器物从可供说明的知识对象,变成能够唤起生命联系的媒介。除此之外,母亲形象的意义还在于其“原型”的意义。这改变了文明叙述中人物获得可见性的方式,例如布条固定铁器,手指拢住植物,剪下的穗子收入包袱,这些细节呈现出劳动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熟练与默契。作者辨认出母亲之前,先辨认出了她劳作的姿态,这样的叙述顺序使亲情有所依托,也让身体经验承担起沟通古今的作用。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的讨论强调,过去通过文本、仪式、纪念物等文化形式得到保存,其意义也在当下的理解中不断被重构,并参与群体认同的形成。私人经验之所以能够参与对遥远过去的理解,在于其中包含着可以被他人辨认的生活内容。采集、收获与维持家庭生计,使个人对母亲的追忆同无数劳动者的经历发生联系。把文明的延续融进了代代相承的劳作之中,包含着普通人为维系生活付出的时间与身体消耗。
在乡土书写的传统中,作家会通过饮食、器用与劳作习惯保存人与地方的联系,唤起读者的情感认同和回忆。例如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中写咸菜茨菇汤,将童年生活与故乡之
思融于味觉记忆之中。《万年印痕》中的乡土记忆,也参与了作者对江南文化的理解。石镰与揻子的联系,使作者能够从自身熟悉的生活出发,理解异地先民的生存方式。相较于《故乡的食物》对地方风物的追忆,《万年印痕》更着意发现不同地域之间的生活联系。黄河口与江南各有不同的风土,收获粮食、养育家人的愿望却能够唤起相通的情感。乡土经验意义也不限于确认故乡独特性,它还包含理解其他地域文化的可能。沿着器物与生计之间的联系,作者逐渐将故乡放入更广阔农业文明背景,追问个人熟悉的生活究竟承接着怎样的历史。
二、乌秧与双重时间:历史想象的情感效力及其限度
“乌秧”的设置具有寓言性质,这使得《万年印痕》的文明寻根具有了关于历史的想象。自序中称他为太阳鸟与稻谷的化身,信仰与生计由此汇集于同一个身体,分属于不同遗址、不同年代的历史经验,也被组织为一个能够自述的生命。巴赫金在论述文学的时空体时指出,“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这里的“凝聚”,强调时间通过具体空间中的人物活动获得可以感知的形态。遗址标示的数千年历史,正是通过乌秧对家园的寻找、失去与重建,转化为人的生命经验。桥头、良渚等地方既承载着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因人物的眷恋与离散,成为具有情感意义的生活空间。考古年代中的变化因而获得了另一种尺度,同一处家园的毁灭,可以意味着族群迁徙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人再也无法返回的过去。乌秧将这两种时间联系起来,使文明的接续与生命的损失同时进入叙述,也使作品对文化传承的认同始终伴随着对个体命运的悲悯。除此之外,乌秧还包含着两种期待,一方面,他作为太阳鸟与稻谷的化身,维系着文明绵延的想象。而另一方面,作为失去亲人、被迫离乡的主体,又保存着这一过程中无法被抹去的生命损失。两种身份的重合,使文明认同与个体悲悯进入同一人物内部,也决定了作品的抒情方向。乌秧所凝聚的,有先民在灾难中求生的经验,也有当代写作者理解文明来路时的一种价值选择,文化值得被记取,不仅因为它创造了辉煌的遗存,也因为其中生活过的人曾经如此艰难地维系生存。
《桥头遗址》中的《太阳升起》,将历史的接续发展与个体过去的失去并置起来,形成一种差异对比,揭示了乌秧承载的双重时间线索,同时也由此写入了寻日与返乡的故事。乌秧终于等到太阳升起,归来时却发现奶奶已经死去。寻日被赋予了拯救共同体的神话意味,返乡的结局却使这一使命落回普通人的情感处境,作品的悲剧力量在这里得到凸显。到《良渚遗韵》中的《精卫鸟》,乌秧又要求作者书写稻种在异乡的生长,使离散具有了保存文化、延续生活的意义。作品本身对迁徙的理解包含着不同的情感方向,故土是失去亲人之后无法返回的旧日生活,也是能够随种子与技艺被带往远方的生存经验。乌秧始终处于眷恋与出走之间,他的悲痛维系着对逝者的记忆,他对未来的期待则使族群能够继续生活。这样的情感结构,使文明延续具有了内在的重量。
乌秧的个人感受,始终受到族群延续这一价值目标的约束。他能够表达失亲与离乡的悲痛,这些悲痛却很少动摇他作为文明传承者的身份。人物承受的苦难,最终仍为共同体的坚韧与延续提供了情感依据。神话形象进入作品后,人物的“日常性”和“象征性”将成为作家处理的重要环节。例如鲁迅的《奔月》中嫦娥抱怨“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人物有了超出神话使命的欲望与困惑。《万年印痕》则赋予乌秧以普通人的情感,较少使这种情感发展为对其象征身份的质疑。无论乌秧对等级权力的抗拒还是对故土的眷恋,都指向共享与互助的共同体理想和为文化在异乡延续的愿望。不同情绪趋于同一价值归宿,使人物精神世界保持较强一致性。乌秧跨时代存在凝聚了文明延续的想象,也使双重时间之间产生了张力,历史时间不断展开新的生活情境,人物时间却反复回到守护家园与传承文化的使命之中。
三、共食与权柄:文明叙事内部的伦理矛盾
《万年印痕》中的文明之美,在伦理层面上并非有天然的正当性。玉器的精密纹饰、祭坛的庄严形制与建筑的宏大规模,既呈现人的创造能力,也外显了权力秩序的表达。等级差异被转化为器物的精粗、空间的高下与仪式的尊卑,权力便获得了“被看”、敬畏和认同的形式。审美意识形态性贯穿了特定的社会关系,把文明成就展现的得神圣而有序,也可能使后人在赞叹时,忽略这些成就赖以形成的支配关系。刘庆祥对共食生活的追忆,恰在这一层面介入了文明评价。陶器所关联的炊煮、分食与日常劳作,将器物重新置于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之中,使文明的价值接受生活经验的检验。赞叹者会关注遗存所显示的创造与成就,悲悯者则追问创造这些遗存的人曾经如何生活。《血色姚江》将博物馆中的审美赞叹与被遗忘的受难者并置,揭示了观看方式本身所包含的价值角度。叙事伦理因此落实为对历史可见性的重新分配,那些未能以姓名和功业进入文明记述的劳动者,也成为判断文明价值的主体。然而,作品对这种审美遮蔽的揭示,又受到线性史观的牵制。当暴力与牺牲被解释为文明发展的代价,曾经因审美赞叹而被忽略的生命,便再次被纳入总体历史的意义之中。作者在情感上拒绝以成就抵偿伤害,在历史解释上却仍倾向于赋予伤害以推动发展的作用。共食与权柄之间的矛盾,也由此进入作品自身的评价方式,平民生活构成了审视文明的伦理尺度,文明进步的观念却不断调整着这一尺度所能抵达的范围。
刘庆祥的纪实写作,始终与个人经验中的劳动、亲情和生存处境保持着联系。《撕棉花》《穿土》《赶奶》等散文反复书写匮乏生活中的相互照料,器物、身体与民俗构成了理解家庭和乡土的具体途径,其中始终贯穿着朴素的生命感受以及情感对记忆重构的作用。这种风格在《万年印痕》中依然有迹可循,作者在面对考古遗存时,在自觉地寻找器物与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洪治纲论述非虚构写作时,以“情真、事真、理真”说明文学求真的不同维度,既强调事实的基础地位,也重视作者的情感与观念对材料选择和叙述组织的影响。[]刘庆祥的主体情感的介入,正体现于他将何种生活视为值得保存的历史,又以何种价值理解这些生活。从乡土散文到考古纪实,养育的艰辛、劳动的尊严与家园的依恋,逐渐由个人记忆中的情感内容转化为解释文明的伦理依据。作者的寻访因而带有明确的精神指向,考古知识也在其经验的参与下获得了生命感。这种介入构成了作品的文学力量,同时要求叙述承担更复杂的求真责任。对先民的同情可以拓展理解历史的方式,却不能独自确证先民的精神世界;对文化延续的认同能够组织分散的材料,也需要接受材料自身差异的检验。书中对乌秧虚构身份的说明,表明作者意识到了纪实与想象之间的区别,而二者在具体叙述中的交织,又使情感认同与历史判断时常彼此借力。《万年印痕》的记忆书写与历史意识,就形成于这种相互作用之中。作者把个人生命积累的感受带入文明叙述,使宏大的文化来路具有普通生活的内容,也使乡土经验获得了参与公共历史讨论的可能。陈望衡指出,“由蒙昧到文明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这一判断提示我们,文明的阶段划分并不能穷尽人的生活经验。《万年印痕》将先民的生计与当代人的记忆并置,使历史的连续性落实在劳作、养育与安居的愿望之中,同时也保留了灾难和离散留下的裂痕。其创作从保存故乡生活走向追索文明根源,始终关切着人在历史中如何生存,以及这些生存经验如何被后人理解和记取。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教授,博导,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苏州作协副主席,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封颉,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