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友爱:李娟的阿勒泰书写与游牧中国的共同体
引言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李娟的同名散文集及其在与哈萨克牧民家庭共同生活基础上创作的《羊道》《冬牧场》等作品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也再一次开启了探讨李娟散文的艺术风格和经典化定位的契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李娟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维度:作为其书写对象的北疆边地风景与游牧民俗、书写主体的非虚构姿态和“在场主义”的介人性、主题表达上的现代文明反思与“万物有灵”的生态意识、文字技艺上的修辞与风格分析,以及偶有提及却有待展开的关于李娟在西部散文这条文学脉络和当代汉族作家书写民族生活与文学现象中的位置[1]。综合来看,引发讨论最多的仍是 “地方性”在其创作中的分量。
阿勒泰的遥远、辽阔,与中原迴异的民俗以及都市人向往的“原生态”风味,本就具有题材上的吸引力。李娟曾表示:“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2]当然,批评家们视之为自谦之词,毕竟书写新疆风貌与人物事象的文章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是李娟的散文令人着迷?甚至提出“如果抽去李娟作品中的阿勒泰因素或阿勒泰色彩,我们还凭何认为李娟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3]在此追问下,书写主体李娟的“心灵素质”得到凸显,那是一种“与世界的亲密”,“与天地万物交通的气质”,但若继续询问她此种特质的来源,往往又只能追溯到“大西北之灵气”[4],承认“阿勒泰的确刺激了李娟对于世界的想象与认知[5]。这或许说明,李娟散文的文学性与阿勒泰的地域性,是很难分而论之的,关键在于:它们是以何种方式结为一体?
李娟的上述“自谦之词”并不是否认自己的文学技艺一一相反,对此她是十分自信的。正确理解它的意涵将有助于我们抵达“李娟的阿勒泰”的真正特殊之处,即:作者将自身的存在放得很低,叙述中的“李娟”只是阿勒泰世界的一分子,而身为李娟的“我”从不置身事外地去观看或评判周遭的一切人事物,既不执着于知识性的“理解”,也并不建构浪漫化的“风景”,只是全身心投入
地交往、感受和讲述。阿勒泰因此被呈现为一个以游牧生产方式为连接点的世间万物共同生活之处,《我的阿勒泰》《羊道》《冬牧场》等文本以其情感的浓度和生活的深度,堪称跨文化友爱的叙事范本,显示出高度的伦理价值。
一、溢出“知识”与“风景”:
游牧中国的日常叙述及其意义
我握着缰绳坐在马背上回头看,我们生活过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一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圆形空地。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圆圈里吃饭睡觉的过去情形幻觉一般浮现了一下。[6]
因为这次在塔门尔图住的时间不长,我们没有搭常规的毡房。
不到半小时的工夫,我们“头上打结儿的房子”就在土堆里立起来了。[7]
等穿过这片林子,眼前露出一大片空旷的倾斜的草地。我一眼看到最高处尽头上的小木屋,突然想象到自己未来某一天也站在木屋前,慢悠悠地洗头发、晒太阳的情景。[8]
这便是《羊道》三部曲中李娟所描绘的跟着扎克拜妈妈一家一起转场的经历。2007 年春夏,李娟寄身于传统的哈萨克牧民家庭,短短三个月之内就参与了至少四次长距离的迁移,从春牧场的吉尔阿特开始,经过短暂驻扎的塔门尔图、可可仙灵,一路向北翻越山岭和荒原,停留前山夏牧场的冬库尔,最终抵达深山夏牧场的吾塞,在最高处尽头的小木屋与羊群一起度过剩余的夏日。所谓“转场”便是这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常态,而每次迁移短则两三天,对于有些与牧场相距更远的家庭来说则可能需要十几天。依据停留时间的长短,牧民会搭建起不同规模的毡房:长住时是四个房架子全部支起来并安装天窗的大毡房,个把礼拜则对应“头上打结儿”的袖珍毡房,只住一晚的话便是两个房架子搭成人字形的“依特罕”[9]。当离开时,“家”的痕迹一并消除,这样的生活亘古流传,在西北边疆的草原上延续至今。
在此之前,李娟跟随着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离职的母亲在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度过一大段童年,也曾在少女时期与母亲携外婆一起祖孙三代辗转于阿尔泰深山的牧场开小卖店,与哈萨克牧民毗邻而居,《我的阿勒泰》记述的便是她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虽说不是没有感受过在大雨的沙依横布拉克夏牧场的荒野沼泽中徒手搭起塑料帐篷的仓皇和这个四处漏雨的“家”的潦草,但毕竟不需要那么频繁的搬迁。《羊道》三部曲和稍后的《冬牧场》则与以往不同,李娟是作为牧民家庭的一员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游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牧民生存景观的呈现,较之从前也更加深刻和体贴。这些散文的首要特点,便是将看似古老辽远的游牧文化拉到读者眼前,用一种家常又不失诙谐的语调,复原日常生活的细节,这就使得李娟的阿勒泰在视角和风格上溢出了过去的西部散文已经建立起的那种“新疆想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审美范式。周涛、刘亮程、赵天益、唐栋等本土或寓居新疆的作家,以及张承志、余秋雨、贾平凹、邱华栋等游历新疆的作家,对于新疆的人文地理已有诸多描绘,这些文本的共性在于开掘“西部精神” “强悍的生命精神、韧性的生活精神、顽强的开拓精神、沉着的自由精神等构成的精神价值总和”,由此构筑的美学风格以“悲”和 “力”为基调,“这里的‘悲’是由悲壮、悲悯、悲慨融合而成的悲剧美,而‘力’则是由雄浑、苍凉、豪放组构而成的阳刚美”[10]。李娟的散文并非全然异类,那种坚韧的精神和悲悯的情感也流淌在其作品的基层,同时也延续了“ ‘人作为有限存在物’的哲学性体认” [11],但她并不沉重,也不阳刚,少有那种形而上的思辨,更重要的是并不置身事外地去建构“风景”。例如,同样是写阿勒泰的夏牧场,作为游客的邱华栋写道:
……所以牧民会度过整个快乐的夏天。在这个夏天,他只要每天将羊群和牛群赶上山,就万事大吉了,到了晚上,他再赶羊下山,清点牛羊。除此之外,他可以在天地之间骑马遨游,自由自在,而这种生活也是我们最为羡慕和渴望的。[12]
而李娟笔下的夏牧场绝非如此逍遥。且不说转场时的伤筋动骨,扎下毡房之后的日常劳作就计有绣花毡、挤牛奶、做胡尔图、放羊、拾掇骆驼、钉马掌、配种、赶牛、背柴、找羊、摇牛奶分离机……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各就各位”才能维持生活正常运转:
由于昼长夜短,早上四点多大家就得起来挤奶、赶羊。于是每到下午,劳动告一段落时,大家都会和衣午休一场。但总是那么冷,总是阴沉沉的,再瞌睡也睡不踏实。醒来时总是晕乎乎的,脚都快冻掉了,肩背更是又酸又疼。
无论如何,夏牧场的日子还算惬意。[13]
被分配了摇牛奶分离机任务的李娟每天至少两小时不停歇地摇,戏称自己摇得“虎背熊腰,肱二头肌都鼓出来了”[14],负责放羊的斯马胡力早出晚归,骑马并非天地之间自山自在,却是赶羊的技术性劳动,若是丢了羊则需要天黑冒雨饿着肚子去寻找,此时的牧羊人在荒野中的形象是这样的:
他正一个人待在东北面那座十来米高的秃石山顶上,坐在一块凸出的大石头上,居高临下,静静俯视山脚下自己的羊群。他的红色外套在沉暗的暮色中那么显眼。[15]
李娟眼中的牧羊人是实相而非虚构,是爱时髦的、总是穿着好衣服去放羊、暮色中孤独的斯马胡力,一个为了参加热闹的拖依(舞会)加班加点干活儿、拼命压缩睡眠的小伙子。很显然,李娟的书写更加具体和微观,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文化人对于游牧生活的“原生态”浪漫幻想。当然,游记的外在观察和生活的内在体验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但这的确影响到书写主体在面对书写对象一一尤其是异文化对象一一时的伦理立场。邱华栋的散文也述及想要参与转场的愿望,因为非如此便不能“进人一个民族的生活核心”,当他了解到牧民至少还要在此修整半个月,他与同行的摄影师一起提出了让一两户牧民提前转场的想法,“为了拍摄图瓦人的生活场景,他已经在这一片山里转了一个月了。而现在他迫切地要拍到哈萨克牧民转场的画面”[16]。最终这个想法实现了,所拍摄的照片也收录在这本散文集里。然而李娟对于拍照却非常审慎,甚至“深感不自在”:
我在这里生活,我的相机令我的介入成为“强行”的介入,令我与大家的相处形成某种对立状态。这种对立不公平、不自然、不地道。当我举着相机对准别人时,总觉得像是举着枪对准了别人……不知这到底出自怎样的一种怪异心态。总之,我想留存大家的生活,到头来却干扰了大家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使大家的生活成了表演。当我一举起相机,生活、劳动中的人们立刻调整坐姿,扯扯衣角,换了表情一一特意做给外人看的,端庄而防备的表情。[17]
于是,《羊道》三部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冬牧场》多次记述了给寄居家庭居麻一家、邻居、远房亲戚或客人拍照的场景,附录却全是风景和动物,除李娟自己骑在马背上的一张留影以外,没有人像。可以说,李娟竭尽可能地不让与她共同生活过的哈萨克牧民被客体化、对象化,更不愿他们被读者的目光凝视。同时,对于游牧生活细节的呈现,无论是劳动的情景、祈祷的场景、节庆的场景,都极少知识化、客观化,主观感受总是优先于客观认识。《冬牧场》里面记录了路过李娟所寄居的冬窝子的一位特别的客人,他是在城里工作的哈萨克族人,一个小学的党支部书记,趁寒假来冬牧场帮牧羊的远房表弟做家务。当李娟弄不清楚另一位客人与居麻的亲族关系时,这位老师主动用汉语向她解释“他俩是一个部落的”,“部落!多么专业的名词!”李娟不禁感叹,但又“忍不住想笑”, “因为立刻联想到这个党支部书记整天在地窝子里揉面、烤馕、拉面条、挤牛奶、赶骆驼……的情景”[18]。命名的严肃性和知识的正确性消解于日常生活的必要性。
因此,李娟的阿勒泰书写由于始终把日常生活的实感放在首要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与异文化他者交往时的伦理自觉。她本就作为裁缝的女儿、小卖店的汉族姑娘内在于阿勒泰的社会生活,《我的阿勒泰》便是在跨文化环境中成长和交往的记录。当进一步深人哈萨克牧民的家庭生活时,她在主观上努力“熄灭自我,全身心探索他人的情感和希望”[19],这就使《羊道》《冬牧场》的写作具备了更自觉的伦理反思性。其重要意义在于,从内部的日常生活叙述而非外部的知识性认识或风景化想象,更有益于培养一种跨文化共同体的友爱品德。因为阿勒泰的哈萨克牧民并不外在于我们的共同体,他们是历史上的“游牧中国”的群体在当代的后裔。新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地貌,使其构成“农耕一游牧文明的复合体”[20]的中国北方的一部分,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长期并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起源同在一个上古时期,一切文化都同样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现上存在若干差异”[21]。许倬云在《说中国》中也强调是生产方式而非血统导向了古代族属的分类:“牧养文化的人群,常常会带着牧犬在原野上照顾牛羊,在晚上,他们构火围居,于是他们被人称为‘狄’一一就是带着狗在火边上围坐的人群。”[22]这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模式经过历史长时期的互动,在19世纪末以来的工业化和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进程中整合,游牧文化作为边缘和少数,更容易被主流文化视作知识化或审美化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李娟“熄灭的自我”和减弱的主体拒绝了评判和阐释的特权(privilege),她“真心喜欢这个民族”[23],与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的具身经验和从中领会的游牧礼性也同样影响了李娟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那种“万物平等共生”的意识就诞生于跨文化友爱的关系中。
二、孤独与友爱的辩证:
敞开边界的共同生活
称李娟的散文是“弱主体性”,可能不太符合学界目前的普遍认知。因为自《羊道》系列在2009年获首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之后,再加上《冬牧场》起因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计划,批评家们对于李娟的写作姿态就总是赋予“在场” “介入” 这类主体意识强烈的词汇。例如说“李娟立足当下,亲身参与,走向偏僻荒蛮的牧场,用‘行动’挖掘真实,用‘在场’代替缺席,用细节对抗空泛,真实地再现了哈萨克牧民的喜怒哀乐”[24],“无论是她的身体还是心灵,都做到了完全的‘在场’”[25];或是“她一直围绕着最边远处人群的流动及对流动的体验进行创作,在书写自我生活的同时,也以鲜明的‘介入’意识,建构了一个关于阿勒泰的文学空间”[26]。这样的批评方向可能会导致过度地将李娟的写作归类于“在场主义”或“非虚构”的理论预设,反而模糊了真正属于李娟散文的特点。试问,若都是“在场”和“介入”,那李娟如何区别于非虚构写作风潮中的其他作家?事实上,这些主体性较为强势的词汇并不那么贴合她的文本,可以说她的散文中有一个明显的“抒情主体性”,但这个主体并不超出或遮蔽它的叙述对象,它经常是脆弱的,它也在与对象的关系中被充实。
写作《冬牧场》时的李娟已经有了一些身为“作家”的“有计划创作”的意识,然而若说她在这之前的作品是“介人”的则不免有点倒果为因一一阿勒泰的岁月本就是她的生活的一部分。尤其需要意识到,她是被动地跟随家庭来到这里的,在她生活的村庄和牧场,汉族反而是极少数,身处语言不通的众多他者之间的李娟是敏感而孤独的。如她回首过往时坦陈,《我的阿勒泰》所描述的是一个美化了的自己,实际情况是“那时的‘她’生活在乡间山野,总与周遭现实格格不入,周围人们都觉得这个女孩看上去和和气气,却怪异又孤僻”[27]。从童年因为没户口而无法在四川老家顺利上学的经历,到少女时期随母亲经营牧场小卖部的迁徙,李娟的生活总是被动地颠沛不安,她的散文也经常诉说对于安稳的“家”的渴望。因此,李娟的主体意识不是“介入”,而是“敞开”。从过去异文化混居状态的无意识地、被动地敞开,到后来有意识地、主动地向游牧生活敞开。
写作者开始写作,往往都起源于主体的孤独。不仅《我的阿勒泰》如此,《羊道》《冬牧场》里的李娟也经常感到孤独。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李娟在散文中呈露出的,也是一个散文作者沉思在荒野中、在大地上的一种孤独的主体性。她虽然也在寻求身份认同和情感慰藉,但骨子里是独异的。”[28]然而,孤独并不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封闭,反而是主体在向外界敞开时,因为得不到回应才产生的情感体验。《羊道·前山夏牧场》中有一篇《突然间出现的我》描述自己生活在扎克拜妈妈家的孤独:
所有的黄昏,所有欲要落山的夕阳,所有堆满东面天空的粉红色明亮云霞,森林的呼啸声,牛奶喷射空桶的嵫嵫声,山谷上游莎里帕罕妈妈家传来的敲钉子声,南边山头出现的蓝衣骑马人……都在向我隐瞒着什么。[29]
若是一个自足的、不需要与外界联系的主体,就不会有被“隐瞒”的困扰,这种孤独里蕴含着想要探索和了解外界的欲望,更重要的,其实是没有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李娟自己也揭示了这种辩证的情感体验:“也许我并不孤独,只是太热情……”[30]于是,在收到扎克拜妈妈的女儿卡西小心捡回的猫头鹰羽毛一一哈萨克族人心目中的吉祥事物一一做礼物时,李娟“不禁欢喜”,“那是第一次感觉自己不那么孤独”[31]。随后又写到斯马胡力来迎接出远门回家的“我”,特地绕路去看了瀑布,看着“冲我明亮地笑着” 的斯马胡力,“我感受到了他满当当的欢乐与情谊。其实他也孤独”[32]。对彼此孤独的情感体认,就发生在友爱出现的时刻。
对于李娟而言,与外界的屏障主要在于语言。她不通哈萨克语,扎克拜妈妈一家不通汉语,《冬牧场》里的居麻汉语也不太好,这在客观上就使她无法尽情沟通,仿佛“事件中的曲折与细节,在陌生的语句中向我黑暗地封闭着”[33]。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游牧生活,李娟在牧场上其实是弱势的一方,虽然她也辛勤地参与劳动,但显然是被照顾着的被动的主体。《羊道》序言中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李娟自陈:“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我,更感动于他们与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欢乐、相同的忧虑与相同的希望。”[34]论者往往赞赏其“异域求同”的精神,却容易忽视这并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哲思,而是取决于与跨文化他者共同生活的现实性,特别是当主体在语言上与他者隔离的时候,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情感的相通。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深蕴情感的时刻在李娟笔下尤其动人:
当时,我已经做好了走到天黑的心理准备。结果走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迎面遇到了卡西!啊,最最亲爱的卡西!
在四顾无人的荒野,在最无助的时分,突然遇到最最熟悉的人,简直令人喜极欲泣。
卡西一边向我跑来,一边用汉语大喊:“可怜的李娟!”
可怜的?……我愣了一下。
等反应过来时,惊觉,好多事情无须言语也能去到最恰当的地方,寻到最恰当的结局。如随木筏顺流直下,如种子安静地成为大树……虽缓慢,却有力。[35]
卡西原本并不知道“可怜的”在汉语中的意思,因为生活中的实体物事解释起来很容易,但若是涉及抽象的、精神层面的范畴,要解释则相当困难。但是,随着李娟在家不停地对失去母亲的小羊、冒雨找羊回来的斯马胡力、牙疼的扎克拜妈妈说着“可怜的”,卡西也渐渐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理解了什么是“可怜”,最终对荒野中孤独无助的 “我”喊出了“可怜的李娟”,“她不仅仅是学会了一个汉语词汇,更是准确地、熟练地表达了某种特定情感”[36]。这便是同情和关爱。
身为脆弱主体的共情也是李娟触摸游牧文化的方式。她描述人的身体的病痛、动物的生死、植物的盛衰,生命首先被呈现为艰辛和痛苦,接着是在忍耐中锻造的坚韧和尊严。《羊道》《冬牧场》中反复提及和赞美的游牧文化的礼性,包括取用自然资源的节制、宰羊之前的诵经祈祷、主人待客的慷慨无私、转场路上的互帮互助等,都起源于游牧生活的困难,由此孕育出的礼性实质上便是一种共生法则。这种生存哲学对世界不是强悍的征服和索取,而是顺应自然的节奏,在与他者万物的关系中共同生活。在深山夏牧场的最后一站吾塞,斯马胡力告诉李娟他们居住的小木屋“夏天是人的房子,冬天,就是熊的房子”[37]特别让李娟感到自己与这些“友邻”的息息相关。体验了这一切的李娟忍不住为游牧生活辩护:“怎么能说这样的生活动荡,这样的生活没有根呢?它明明比世上任何一种生存方式都更为深入大地。”[38]频繁的转场也使李娟推论出生活的本质,抵达了她个人的人生哲学:
生活总是在到来与离开之间,只是经过而已。但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是“经过”呢?经过大地,经过四季,经过一生,经过亲人和朋友,经过诸多痛苦与欢乐……突然间非常难受。[39]
人终究还是孑然一身,作为个体的身体、知觉、意识始终有其边界,并不可能与外界同一。这种感受在书写《我的阿勒泰》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与世界的疏离感,那时的她经常写道:“只有我一个人很奇怪地存在于世界上”,“我与世界无关”,“而我是一个最大的消失处,整个世界在我这里消失”[40],“我在这个世界上,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却又像是双脚离地,悬浮在这世界的正中”[41]。这些语句透露出的均是年轻的李娟对于自身存在的焦虑。通过与哈萨克牧民家庭一起共度的游牧生活,她仿佛在不停歇的“经过”之中把握到了某种深人大地的感觉,领悟到边界虽不可消除,但却可以与他人、与世界处于一种开放性的联系中。《羊道》《冬牧场》在叙事上经常使用第三人称的“李娟”,比如写斯马胡力洗马泼水,“也不管旁边正在洗衣服的李娟的脸色"[42];写小羊不肯乖乖入圈,“平时欺软怕恶,入圈时只往李娟所在的方向突围”[43];写冬牧场的日常, “唯有李娟总是愉快而适然,令人惊奇。她奋力劳动,大碗吃饭”[44]。这种书写指向自我的客观化,即“我”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我”的存在也是坚实可靠的。在这之后的李娟散文从“悬浮感”中落了地,更高密度出现的“独语”显示着主体更坦诚地向读者 “敞开”。正如有论者所说:“这种独语不再是写作者抽身于现实世界之外,对一个封闭内敛的幻象世界的主观构造,而是一个更为阔大深远的自然世界本身在人的主观体验之中落下的精神投影。”[45]2018年,近作《遥远的向日葵地》获得“鲁迅文学奖”后,李娟发表感言:“写作是我攀附世界的蔓条,扎根人生的土壤,是我的光合作用。可能我也是一株植物,持续生长、无际蔓延就是我的全部了”[46]。在漂泊不定的生活中,写作便是她与世界连通的根系,帮助她抵达存在论的深度。在她描述的意象中,写作主体仍然是脆弱却坚韧的植物,这与玛莎·纳斯鲍姆在其政治哲学中提炼古希腊悲剧与哲学对于好的人类伦理生活的意象表达极其相似,“这种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而不是一颗宝石”[47]。李娟的散文呈现出的正是脆弱的主体立足于大地,以具身化的细膩知觉以及与他者之间的爱和依恋,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持续更生的样貌。
三、“深情的共同体”:
从王蒙的伊犁到李娟的阿勒泰
在文体论的形式研究层面,李娟散文对于“情感”的诗学呈现已经受到重视,有论者认为情感作为她散文写作的动力机制,催生了“移情”的美学:“李娟笔下作为修辞方式的‘移情’,既创生于个体生命形态与明亮而深远的大地的情感维系之中,也成为其美学形式”[48],由此拓宽了当代散文美学范式的边界。这里想要补充的是,“移情”不仅是其文本的美学形式,也是伦理形式。
如前所述,《我的阿勒泰》《羊道》《冬牧场》等作品可以归入当代的汉族作家笔下的民族书写,正因为书写的对象是共同体内部的异文化他者,书写主体的伦理意识和价值取向就尤为重要。所谓汉族作家笔下的民族书写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股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潮流。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性的不断深人致使人们感觉到传统的失落,“面对这一困境,汉族作家自然地向边远少数族群文化寻求自救方案,以缓解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少数民族文化便被浪漫化处理为与主流文化截然相反的一种镜像,汉族作家开始通过书写他者以达到自我文化的反思和重建”[49]。这一脉络下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包括红柯的《西去的骑手》(2002)、《乌尔禾》(2007),范稳的《水乳大地》(2004)、《悲悯大地》(2006),再平的《蒙古往事》(2005)以及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这些作品从文体上来说均是长篇小说,形式上尽可能地融人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素材,在叙事中极力展示异文化他者的民俗文化景观并为其传统文化精神赋予“本真性” (authenticity) 的纯洁和高贵,在此逻辑下诞生的便是所谓“原生态”的想象一一一个纯净的、反现代性的乌托邦。
从情感表达来看,这些作品通常也是高度抒情化的,因为其叙事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引导读者认同于异文化他者的传统文化精神,即相较于现代文明而言更亲近自然和万物性灵的精神,以此疗愈现代都市人内心的贫瘠和荒芜。就如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跋文中解释小说的缘起,在创作者的意识中,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政策、鄂温克画家柳芭回到森林葬身河流的新闻,与澳大利亚所见之土著人在城市生活中的不适与冲突的画面交互重叠在了一起,催生了这部小说所关切的主题:“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50]作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族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结合此前下田野调查的两天经历,最终创作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弥漫着“自然而浪漫的气息”[51]的作品,并且采取了以一位鄂温克族女性为视点的第一人称叙事形式,讲述20世纪鄂温克族群及其传统文化的“消亡史”。然而,“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是否能够在两天的田调期间被充分理解,又或者,这份哀愁和孤独是否其实更多出自写作主体自我的情感投射?第一人称叙事的使用让作者的声音占用了鄂温克族女性主角的身体,也涉及为异文化他者“代言”的伦理问题,不免令人担忧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鸠占鹊巢”式的煽情。同时由于主题先行,小说着重渲染的是在变动的历史中鄂温克人所信奉的萨满文化的亘古不变,而不是鄂温克人的民族文化及其个体如何在变动的历史中被重新塑造。这也是诸多此类文学作品的共性,即倾向于将少数民族文化视作本质的、原初的,而忽视了少数民族也与汉族一样经历着现代性的变迁,他们的心灵同样经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特别是,他们的生活也构成了当代中国现实的一部分。
沿此脉络来看,李娟的阿勒泰书写是汉族作家书写民族生活文学的一个异类,她不写历史故事,不写神话传说,只是书写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活,描绘游牧中国的当代图景一一他们是来小卖部购物的顾客、牧场上的邻居、拖依(舞会)的伙伴、搭车遇到的熟人或陌生人。在非虚构的叙事中,写作主体既是作为观看者的“我”,有时也是作为参与者的第三人称的“李娟”一一她书写阿勒泰,她也在阿勒泰的内部。散文文类的选择为写作主体预留了一个明确的发声位置,而不是虚构小说那通常隐藏起来的叙事者声音,读者能够感觉到“李娟”鲜明的存在,而前述的“弱主体性”又保证了“我”的声音不会盖过书写对象的声音,“我”的情感不会替代异文化他者的情感。尤其是,当她描述的也是一种快要消失的异文化时,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哀悼的挽歌,而是身在其中的犹豫和迷惘。《冬牧场》写到在牧民定居工程推进下,阿勒泰的游牧景观已经快要终结,但在这之前李娟就已经注意到了在他们生活中不是很传统的那些事物:电视机、手机、音箱、流行歌曲……孩子们想要电脑和网线,垃圾填人炉灶不再是禁忌。年轻一代的加玛不想再放羊,听到扎克拜妈妈的女儿卡西回到阿勒泰市区上学的消息非常羡慕,“想出去打工,想穿得漂漂亮亮地走在城市大街上,过独立、新鲜又时髦的生活。为此她努力地学习汉语”[52]。就连居麻也在期盼着退牧还草的政策落实,这样就可以领到赔偿金买一辆车跑运输,不必再放羊。这些他者的声音平等地呈现于文本中,让读者意识到哈萨克游牧文化不是抽象的,它首先是具体的人的生活。李娟热爱哈萨克民族,惋惜传统文化的衰落,但也承认“无论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受用现代生活”[53]。她的迷惘和忧伤并非外在的、审美性的,因为正在消失或变化的也是“我的阿勒泰”,是“我”的现在和“我”的过往。
“移情”的前提是书写主体在伦理上意识到自我与他者平等地共存于世,在此意义上,李娟的散文为当代汉族作家书写民族生活提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汉族作家书写民族生活若想要避免对跨文化他者声音和情感的“盗用”,首先需要做到的应该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共同生活,建立跨文化友爱的关系。照此来看,李娟并不算先行者,反倒是接续了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在伊犁》系列小说所蕴含的精神内质和文学品格。
王蒙从1963年至1979年在新疆寓居了16年,大部分时间在伊犁的伊宁市郊区巴彦岱公社生活,收入《在伊犁》的8个短篇就取材于这段经历。虽说是小说,作家也把自己的原型化作“老王”放置于故事里,与小说里的少数民族人物(主要是维吾尔族人)交往互动,使这些小说具备了浓厚的自传色彩,“老王”的发声位置也就类似于阿勒泰故事里的“李娟”。乡亲们单纯真挚的友谊让受到政治冲击、自我流放边地的知识分子老王深受感动:懂汉语的年轻农民穆罕默德·阿麦德听了老王的经历、看到老王在田边啃硬馕,总说“心疼得很”,在极为拮据的条件下慷慨地招待老王喝茶吃面;房东阿依穆罕大娘在老王学会维吾尔语后告诉他“您一来我们就知道您是个善良的人”,因为老王一搬来,燕子就来家里筑巢了,在维吾尔传统里这是对一个人品德的认证,虽然听起来不怎么“科学”,但言语之美令老王几欲泪下:“我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过谁用这种天真、信赖、本身就无比善良的态度与我讲话了”[54]。“老王”不仅对伊犁生活中的家居日常、生产劳动、文化风俗都进行了细致的叙述,更深入到每一个人物在这具体的时代环境中的生存样貌和精神状态,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个体生命在共和国诸次运动里的政治参与和他们对“老王”的同情和保护,其深刻处是李娟的阿勒泰书写所不及的。这也有赖于“老王”学习维吾尔语到了纯熟的境地,不仅日常沟通无碍,还能够在政治生活与文学艺术方面进行精神交流,与异文化他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抵达了更深的层次。“在伊犁”的“老王”在主体上更是脆弱的,作为一个落难的知识分子,他在情感上得到跨文化友爱的治愈和救赎,在其中起作用的不是想象的乌托邦,而是共同生活中的爱。离开伊犁以后的“老王”一想起房东二老“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55],多年过去,当90岁高龄的王蒙回顾新疆岁月时,首先想到的仍是其中的“深情”,“在那段日子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是民族的共同体、命运的共同体、价值的共同体、历史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是生活的共同体,也是文学的共同体,更是深情的共同体”[56]。
这份“深情”落实在文学表达上便是写作主体自传式地出现在文本内部,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与写作对象双向沟通。即便程度有所不同,从王蒙的伊犁到李娟的阿勒泰都呈现了双语的碰撞互渗,以及主体和他者在生活中建立起的一种平等的、信任的、关怀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否定差异性,同时也不把差异性本质化,以主体和他者之间的情感维系为其基本的伦理形式,“深情的共同体”由此得到了文学上的赋形。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在非虚构散文和自传式小说之外,跨文化友爱的伦理还能否在其他文体形态和叙事形式中呈现?或许还有待更多的创作和批评。
(四川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汪娟:《生命、边缘、焦虑一一周涛、刘亮程、李娟散文的共同言说方式》,《当代文坛》2013年第6期;汪娟:《他者的镜像:论汉族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书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田文羽、徐梅:《构筑精神家园视域下汉写民文学流变一一从迟子建到李娟》,《文化学刊》2023年第7期;等。
[2]李娟:《阿勒泰的角落》,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初版自序,第329页。
[3]龚自强:《回到世界与人的基本一一李娟散文论》,《艺术评论》2016年第7期。
[4]刘志荣:《大地与天空的辽周与隐秘一一李娟散文漫谈》,《文艺争鸣》2011年第15期。
[5]龚自强:《回到世界与人的基本一一李娟散文论》,《艺术评论》2016年第7期。
[6]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
[7]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
[8]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30页。
[9]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10]王贵禄:《论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当代文坛》2015年第4期。
[11]王贵禄:《论西部散文的新疆想象》,《当代文坛》2015年第4期。
[12]邱华栋:《山之颜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3]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9页。
[14]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9页。
[15]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3页。
[16]邱华栋:《山之颜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7]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
[18]李娟:《冬牧场》,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57一258页。
[19] 李娟:《冬牧场》,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再版序,第6页。
[20] 许纪霖:《农耕、游牧与海洋文明视野中的南北文化》,《知识分子论丛》2018年第1期。
[21]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22]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23]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再版自序,第5页。
[24]刘金凤:《非虚构散文〈冬牧场〉十年研究综述》,《新纪实》2022年第10期。
[25]郑亮、毕瑞:《转场中的“在场”:李娟“非虚构”写作中民俗文化的呈现一一以〈羊道〉系列散文为例》,《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6]胡新华、张姝雅:《边地书写中的媒介期待与个体自省一一论李娟的散文创作》,《石河子大学学报》2021 年第3期。
[27]李娟:《我的阿勒泰》,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四版自序,第4页。
[28]吴晓东:《李娟的意义一一兼及〈我的阿勒泰〉电视剧改编中的“媒介间性”》,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 年第1期。
[29]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3页。
[30]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4页。
[31]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6页。
[32]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7页。
[33]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12页。
[34]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自序,第2页。
[35]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5一116页。
[36]李娟:《羊道·春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117一118页。
[37]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46页。
[38]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20页。
[39]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一320页。
[40]李娟:《阿勒泰的足落》,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第72、73、77页。
[41]李娟:《我的阿勒泰》,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221页。
[42]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43]李娟:《羊道·深山夏牧场》,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29页。
[44]李娟:《冬牧场》,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159页。
[45]路杨:《寓“独语”于“闲话”一一李娟散文片论》,《山东文学》2018年第9期。
[46]佚名:《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及获奖感言》,《文艺报》2018年9月19日。
[47]玛莎· C·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48]吴晓东:《李娟的意义一一兼及〈我的阿勒泰〉电视剧改编中的“媒介间性”》,《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 年第1期。
[49]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一一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
[5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跋,第266页。
[5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跋,第270页。
[52]李娟:《冬牧场》,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309页。
[53]李娟:《冬牧场》,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311页。
[54]王蒙:《王蒙文存· 8,在伊犁、新大陆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一221页。
[55]王蒙:《王蒙文存· 8,在伊犁、新大陆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56]何瑞涓:《〈在伊犁〉:深情的共同体和共同体的深情》,《中国艺术报》2024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