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2026年第11期|杨逍:水车吱呀呀
谁也没想到,泊叔又回到了箭子川。大家尽管心中惊讶,可表面上都云淡风轻。箭子川人就是这样,遇到突然的大事,向来都能稳得住性子。人们明白,时间总会给出准确答案。
“回来了呀?”
“唔,回来了。”
“回来了好哟。”
人们和泊叔见面,这样打着招呼。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泊叔只是暂时回来,还是再也不离开箭子川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在时间还没给出答案之前,这将会决定人们对泊叔不同的态度。可大家都不会深问细究,仿佛一旦问出来,泊叔的回答不是他们心中期待的答案,那他们就会伤心难过似的。
泊叔当然知道大家的心思,他还在箭子川的时候,也是和大家一样如此面对别人的大事。所以泊叔与人打招呼,也是不急不躁,面带笑容,保持着距离。
“这几年还好吧?”
“好,唔。你呢,怎么样?”
“能吃能喝,好呢。”
“这就好啊,特别好。”
泊叔刚回来的几天,与人碰面,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客气过后便转身就走。
泊叔很忙,他要去看磨坊的旧址,要看老屋,还要看看散落在各个山头的几块地。他没有要与人长谈的意思,见面的人也不好多问。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白色的球鞋,戴着黑色的棒球帽,像某个人家的老亲戚一样在巷里山间游走。他知道人们在背后议论他,但即使听到了,他也是微微一笑,仿佛只是一片树叶从他耳边落下。
等他将箭子川齐齐走了一遍,才发现早已被夷为平地的老屋和流转出去的田地都已不需要他做什么了。这时候,泊叔才庆幸当初听了女儿秀梅的话,置了榆林园的新宅,要不然,这箭子川他压根就回不来了。
在我们搬到榆林地之前,泊叔家在楸树泉,我家在杏花堡,我们两家就像一个大“V”的两端,不论去哪儿,我们都很少在同一个十字路口碰面。唯一的交集就是我们要在泊叔的磨坊磨面。我们搬到榆林园后,就相当于从大“V”的两端汇聚到了底部,重要的是我们住在同一条巷子,我们之间只隔了另外两家。而这两家人,一户去了乌海,一户去了成都,我们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能机缘巧合地见上一面。当然,如果泊叔仍然在喀什,我仍然在戎州,那么我们四家人可能好几年都打不上一次招呼。
我们从杏花堡搬到榆林园,我也就失去了“家”。我曾经住过的老屋被夷为平地,哥哥一家虽然在外地,但他有先见之明买了新宅。父亲偏瘫后,执意要回箭子川,我只好将父母送回榆林园的家里。母亲尚且健朗,足以照顾父亲,但每个周末回箭子川也就成了我的日常。我推着父亲出门晒太阳,与人见面,我们也都是客客气气,昔日里那些熟悉的乡亲也把我们当成了远道而来的客人。父亲刚回来的时候极不习惯,但他口齿不清,也就没人在意他的感受。
我起初见到泊叔,也只是谈吃喝和回应天气。等见面多了,泊叔就问父亲的年龄,父亲歪着头,讲不出,我只好代父亲问答。
泊叔说:“今年有七十五?”
我说:“七十八。呃,您也过七十了吧?”
“七十二了。”泊叔挥挥手,好像想说点儿什么,却又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我说:“您去喀什多少年了?”
泊叔仰起头思考,好半天才说:“十多年了。”说完就借故离开了。
我倒不惊讶泊叔所说的时间,而是诧异他为何要在这个时间上装出一副盘算思考的样子,然后又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呢。后来我碰到几次泊叔与别人聊天,也是有人问这个时间,泊叔依然要仰头思考。我发现,泊叔在思考之后要么会扯开话题,要么就借口离开,一旦有人谈到喀什,他们的谈话就终止了。
泊叔与人聊天,最深入的话题就是相互问询年龄,然后从年龄讨论到村里所有的老人,再从老人身上谈及他们的子女,这样一次次盘点下来,泊叔就将他缺席的这十余年间箭子川的变化慢慢摸清了。当然,这不是什么心计,而是箭子川的老人们坐在凉亭下每天必议的大事。老人们每天这样算着,可第二天还是照旧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并没有忘,而是故意要将这话题挑起来再议,每天议来议去,却没人觉得烦,有时候反而还能抽丝剥茧般地从一个人身上去寻找他的来路,找着找着,那个人家族中一些模糊的过往,就能被他们一点一点从灰尘中明辨出来,有时候会将一个人重新定义,重新认识。比如炮儿爷病了后,他们就是这样聊着聊着,最后明晰地得出了“炮儿爷一脉是外乡人”的深刻论断,炮儿爷被这个问题整懵了,咽气之前还嘱咐后人要好好寻根问祖。
一个人殁了,人们谈论的对象就少了一个。大家会重新掐算活着的人的年龄,重新询问“贵庚几何”,如此往复,村庄就在这样的被不断谈论中送走了谈论它的老人们。
泊叔参与了这样的议题,可泊叔却从不谈论自己。偶尔会有人问起他在喀什的生活,泊叔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泊叔知道大家希望他能讲出点什么,可他偏不讲,就这样憋着。一个月之后,人们期待的“时间给出的答案”仍然没有出现,坐在凉亭里的人就对泊叔有了意见。泊叔不在的时候,泊叔就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大家一致认为泊叔变得不真诚了。真诚是箭子川人生活的基本信誉,一个人一旦被下了这样的定义,在箭子川就不好交到知心朋友。大家背地里议论着泊叔,便又翻出了当年磨坊失火的旧事。
秀梅出嫁的那一年腊月,泊叔去戎州买磨面机配件,下午下了大雪,班车停运,泊叔只好在旅店住下。夜里泊叔的妻子住在磨坊,半夜起了火,等人们将火扑灭,泊叔的妻子已经深埋进了烧焦的面粉里,挖出来后是一团焦黑。
磨坊烧得只剩下了半片仓库,泊叔为妻子办完丧事后,就住在了仓库里。他披着破被子,坐在一堆废墟中,像一只灰黑的石磨日日望着干涸的水塘发呆。附近的人们轮流供给他饭食。有人拿了被子,披在他身上;有人拿了篷布,为他遮风挡雪;有人试着拿了自家的火炉,可泊叔一见火,就将炉子扔进了池塘。没人见过泊叔哭,人们担心他想不开,担心他会因此生出大病。好在这种状况只持续了不到一周。除夕的那天,秀梅两口子来,与大家一起将泊叔抬回了家。
凉亭里的人说:
“那个时候,要不是我端一碗饭,他早就饿死了。”
“是啊,我拿的篷布。”
……
大家将自己的贡献一一摆出来,一致觉得,这样的泊叔,怎么可以变成一个不真诚的人呢?
凉亭里的人又说:
“事实上,他离开箭子川的时候早就是这样的人了。”
“对啊,那年他回家后,还不是照样喝酒吃肉,照样走动亲戚。”
“还记得吗?他临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与我们客客气气了。”
春节过完,泊叔保持着这种与箭子川人的客气离开了箭子川。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磨坊就这样以残破之躯伫立在水塘边,与破旧的水车遥遥相对。那几年里,小孩子们在磨坊里捉迷藏,在水车上追逐打闹,那一夜的磨坊大火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大而慢慢消失在时间里。人们仔细算了算,泊叔离开箭子川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十七年时间将泊叔从中年带到了老年,十七年时间也抹去了泊叔在箭子川的声息。
人们将十七年的时间线联结起来,发现那时候泊叔决绝地离开和现在莫名地回来完全不相搭。那么他就更没有理由变成一个不真诚的人。有人终究憋不住,就想法打问泊叔在喀什的生活。箭子川有二十余人常年在新疆工作,以乌鲁木齐为核心向外散射,但打问的人问来问去,竟没有找出一个在喀什的,也就是说箭子川人与喀什毫无交集,那么喀什的消息就被封阻在千里之外了。
这种“毫无来由”,让打听的人很是生气,于是就发出了“他凭什么可以这样”的质问。凉亭里的人这时候意识到泊叔的“谨言慎行”突破了大家对他期待的底线,大家就想当然地以为泊叔是一个以“喀什”的身份和他们说话的人,觉得他有些傲气。这种莫名其妙的傲气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人心里有了起伏,见面的时候就生分了,大家就把泊叔彻底看成了一个来自喀什的“外地人”。于是,所有人都开始客客气气地与泊叔打招呼,恭恭敬敬地向他嘘寒问暖,这种态度也让泊叔不舒服。
时日不久,泊叔再去凉亭的时候,人们聊天,他便插不进话,或者是他挑起了话头,却没人接。有时候他想发表长篇大论,不想听的人又组织大家打牌,泊叔看牌,喜欢指点,就常有人骂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泊叔一急,和人家吵,对方就骂他到底是哪儿的一根葱,泊叔又急,揪着人家非要问明白是什么意思?对方说没什么意思,可泊叔不行,他觉得人家话里的“哪儿”一定是有个特别的意思,他和人家纠缠在一起,好不容易被拉开,扫了大家的兴,凉亭很快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泊叔一个人坐在凉亭里,看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最终还是会将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健身器材上——那儿曾经是供养水车的水塘,是为箭子川人服务了三十多年的磨坊。泊叔说他总能看见那个披着一身面粉进出磨坊的自己,也能听见磨面机的轰鸣,能听见从高水滩流下来的那股山泉水的哗哗大响,能看见青绿的水塘和吱呀呀转动的水车,还有那永远坐在石凳上边写作业边看管水车的玉梅。
玉梅是泊叔的大女儿,比我大两岁,与我同班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同桌。玉梅长得快,是我们班最高的女生,留两只小辫子搭在胸前。我们放学后或是假期,玉梅就看管水车。她伏在石磨上看书做作业,眼里却将进进出出的孩子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一群男生,为了玩水车就常年与玉梅作斗争。
我们站在水塘北边,分成两派,一派喊:“羊羔儿上树吃柳梢。”
另一派回:“想得美呀。”
这一派又喊:“鹿羔儿翻山吃草尖。”
另一派回:“偏不怕山高路远呀。”
这一派再喊:“大豆开花麦出穗。”
另一派回:“两朵金花带露水。”
大家然后一齐吼:“知足吧。”
玉梅气愤地拿了扁担撵过来,我们便“呼啦”一下散开了,玉梅追远了,一些人就趁机爬上了水车,等玉梅返回来,我们这些人便又聚在了一起。
我们每天不厌其烦,每天变着新花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玩水车,而是要专意欺负玉梅。但我们越是这样,玉梅就越是不让我们玩水车。她和秀梅像两座门神一样将水塘的入口守得死死的。
我们喊的口歌儿,前面的部分是揶揄玉梅不让我们玩水车,而后面两句则是泊叔的名言。泊叔的妻子在生秀梅的时候大出血,差点丧命。妻子后来还总想着要生,泊叔就说,大豆开花麦出穗,两朵金花带露水,知足吧。泊叔的妻子将这两句当笑话讲给磨面的人,这两句后来流传开来,就成了箭子川“知足”的歇后语。泊叔对他的发明甚是得意,就每年请白先生将这两句写成对联,贴在磨坊的门上。这两句口歌儿又成了我们欺负玉梅的把柄。
大豆开花麦出穗,两朵金花带露水。我们成天喊着这样的口歌儿,在这样的打打闹闹中长大。我们小学毕业,玉梅就辍学了,在磨坊帮了两年工后又去了广东的制衣厂。我们的生活也变成了一个大“V”,从箭子川出发,越走越远,我们之间的关联也随之越来越稀薄。最后就只有从风中传来的消息:她结婚了,她婚后第三年就殁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打听。她是我们的同伴中第一个离世的人,我们一起长大的同伴,见面的时候也常常避而不谈她。我们都怕谈起她,就回不到我们的童年了。
母亲说玉梅殁了的第二年春天,水塘上方的山泉水就干涸了。那一年我刚上大学,等我假期回来,我们的水塘已见了底,皲裂的塘底像被敲碎的龟壳与全村人赤裸相见。泊叔将水塘用栅栏围了起来,水车像被囚禁的猛兽再也无法嘶鸣。我们从泊叔脸上看不到任何悲戚。人到中年的泊叔反而身材发福,越发和善,别的磨坊都在不断涨价,而泊叔却在二十年里没涨过一分钱,因而他的磨坊以绝对优势保持着无人能及的领先地位。也因此,没有人因为他围住了水塘而有所非议。
泊叔照旧每年请白先生给磨坊写对联,仍然是:
大豆开花麦出穗
两朵金花带露水
箭子川人早就将这两句口歌儿念得烂熟,但玉梅殁后,人们便不再当着泊叔的面说出来了。
因为玉梅,泊叔觉得与我亲近一些,见我回家,都要找我聊一聊,让我给他讲玉梅小时候的事。讲着讲着,泊叔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泊叔后来就给我讲他当“磨老鼠”时的趣事。泊叔说:“你知道是先有山泉水,还是先有水车?”我摇摇头。泊叔说:“我爷爷年轻时在兰州的水车园当过学徒,见识过兰州水车的巧妙,于是就请人在水塘边修建了水磨坊。是先修了水车,才从山上引下来泉水。”我说:“那池塘呢?”泊叔说:“有了水车,池塘也当然就是水车的一部分了,有什么不对吗?”我知道他这是歪理,却不想和他争辩。泊叔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些玩水车的孩子收费吗?”我说:“是商机呀。”泊叔说:“每人每天五分钱,算什么商机?”泊叔说得在理,那时候更多的人是磨面的时候交一撮子麸子就能让孩子玩,现在想想,也的确不赚什么。泊叔说:“我是怕水车不经管,就被损坏了。”泊叔还说:“我只要坐在凉亭,就会想起水车,想起玉梅。”
后来,泊叔每次在凉亭受了冷落,便来我家,父亲说话含混不清,他只能和母亲聊天,母亲忍不住好奇,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喀什享福而要回箭子川呢?可泊叔却梗着脖子说:“就是想回来呀,有什么不对吗?”他这样一反问,让母亲很是难堪,母亲后来给我抱怨,说她其实是想夸一夸泊叔这些年过得好了,有什么坏心思呢?
母亲此后便不喜和泊叔聊天,但泊叔还是来,母亲见他进来,便借故出去。泊叔就和父亲说话,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或者究竟有没有说话,但他们往往一坐就是整整一个下午。更多的时候,泊叔都是自问自答。我因为母亲受了委屈,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母亲警告我:“这样的人,总归是小心点为好。”我有点不理解,还为泊叔辩护:“他一定是在喀什遭了什么变故。”母亲说:“还能有什么变故呢,一定是和孩子们合不来。他也是个可怜人。”我说:“既然大家都同情他,为什么又要排斥他呢?”母亲说:“他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不合群。”我倒不认为泊叔不合群,而是他融不进箭子川的人群了,或者是他不想将自己融进来,但不管怎样,泊叔都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箭子川的“客人”。母亲又说:“他完全是自作自受。”
但泊叔不认为他的不舒服是他自己造成的,反而觉得是箭子川人变得不可理喻。泊叔说,我还开磨坊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而箭子川人却说泊叔没去喀什之前,也不是这样。因而,箭子川人后来见到泊叔的时候,总会望着他的背影叹一口气,说他实在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泊叔在与箭子川人的置气中,突然干了一件大事。某一天,在凉亭里的人都不愿意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站在凉亭里向众人宣布:“箭子川人欠我一架水车。”
大家对此嗤之以鼻,都觉得他魔怔了。箭子川人大部分搬到榆林园新宅后,村上将村前的松树河从“S”弯道改成了直道,多出来的土地修建了小广场,又加固了河堤,在河堤上修了一条贯通箭子中学的八米宽的大道,这样一来,村里的孩子去学校就由原来的步行半小时变成了十分钟。村里的车辆也由此而去镇上。但人们傍晚去小广场跳舞、打篮球、健身却一般都是走之前经过水塘边的小路。这时候,残缺的磨坊和干涸的水塘就显得很不合时宜。村上就和泊叔商量要拆了水车和磨坊,填了水塘,泊叔起先还有点纠结,后来是秀梅做了主,答应了下来,村上给泊叔补偿了一万块钱。后来,村上又在水塘的地方装了健身器材。
众人的指责像冷风一样吹着泊叔,但泊叔不为所动,他站在凉亭中央,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得赔我。”
大家不知道泊叔怎么会有这么诡异的想法,但他这个“赔”字讲出来就很不应该。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泊叔宣布完之后,就扛了铁锹,抬了几根废旧的木头,堵住了从小广场通往榆林园的路。
起先是一群初中生要去打篮球,泊叔不让过,少年们从生下来就没见过泊叔,他们无法理解他们从小走到大的路为什么不让过。泊叔说:“这是我的地盘,没什么理由。”少年们说:“哪儿冒出来的老头这样蛮横不讲理。”泊叔说:“莫说不让你们过,即使你们的老子来了也不能过。”少年们硬闯,泊叔持着铁锹威武地立于当路。可泊叔哪是少年们的对手,即使他怎么努力,少年们还是一个个从他的铁锹下躲了过去。泊叔气急败坏,冲着嘻嘻哈哈远去的少年们骂:“再走这条路,老子砍了你们的脚筋。”少年们打篮球,没人理他。
黑凤凰舞蹈队经过的时候就没少年们这样好的运气。黑凤凰的成员大都是近十年间娶进箭子川的小媳妇,他们大都不认识泊叔,有个别认识的,也不曾在泊叔的磨坊磨过面。凤凰们平时跟着丈夫飞去不同的城市,只有腊月里才陆续飞回来,一年中能凑在一起跳舞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个月,他们对每晚的跳舞很是珍惜。但泊叔一看见迎面而来黑压压的凤凰们,就大吼滚开。凤凰们比少年更不能理解,一个嘴急的接着就说:“哪儿的神经病呀。”还不等泊叔回话,另一个又说:“谁给你的权力哟。”泊叔说:“这是我的地盘。”凤凰们立马就炸成了一窝老母鸡,唱红脸的装糊涂,唱白脸的扯着嗓子讽刺。泊叔知道骂不过,便挥着铁锹朝凤凰窝里砍去,凤凰们一看遇到了疯子,只好狼狈撤退了。
妇女们退去,老人们来。老人们毕竟见过世面,均不与泊叔计较。老人们只问:“为什么呢?”泊叔说:“这是我的地盘。”老人们又问:“谁给你的权力?”泊叔说:“我自己给我的权力。”老人们说:“撒泡尿照照吧。”泊叔果然就撒了泡尿,尿成一条直线,泊叔指着直线说只要我活着,谁都不能过。泊叔的行径让老人们觉得匪夷所思,他们看着疯狗一样冲着人群狂吠的泊叔,认为泊叔糊涂了。
那么,水塘到底算不算泊叔的地盘呢?这桩早就了结了的公案被重新提出来,倒让大家对原有的断决有了质疑。于是,人们追根溯源:
水塘是箭子川大家公有的水塘,即使泊叔的爷爷修建了水车,但也不影响水塘的公众属性;接着泊叔围了一半水塘收费,但人们还是要在水塘边洗衣服、饮牛,水塘还是大家的;后来泊叔为了扩大磨坊,填了一小部分水塘,修了半爿仓库,水塘虽然干涸了,但大雨之后,人们还是要用水塘的水盖房子,水塘仍旧是大家的。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水塘是大家的,那么村上在扩路的时候为什么要付一万块钱给泊叔呢?泊叔说你们做贼心虚。泊叔口口声声说的是“你们”,而不只是村干部,这个“你们”就包括了箭子川广大的人民群众,而群众又觉得这是村干部们擅自做主造成的恶果,于是,大家就又对村干部们进行声讨。泊叔成功将他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三方矛盾,泊叔在这个空隙里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一度与人动手脚。
而村干部的辩解也振振有词:为什么要让他修水车?为什么要让他围水塘?又为什么要让他在水塘上建仓库呢?这一件件细究起来,哪一届的干部没有错?哪一个群众没有错呢?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来,人们就都哑口了。
人们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泊叔有什么理由“这样干”呢?
别人想不通,我更想不通。有人觉得我对泊叔的这种反常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明确讲是我蛊惑了泊叔。我的发小元丰作为这一拨人的代表来找我。元丰说:“你们天天在一起密谋,这件事你就得管。”我说:“我如果管起来,就与他真的拎不清了。”元丰说:“现在不是你想不想管的问题,而是即使你不管,大家也认为是你怂恿了他。”我说:“我纵然想管也管不了呀。”元丰说:“你还没看清吗,大家把他当闹情绪的小孩子看呢。”我这才明白了大家的意思——箭子川人其实并不真正生气,大家只是不理解,这种不理解里又夹杂了同情和迁就的成分。我说:“那就随他去,等闹够了,自然就罢休了。”元丰说:“他需要一个台阶下呀。”我说:“那我去试试。”
我和元丰一起去,路上又碰到了几个绕路走的人,也跟上了我们。大家说泊叔这样闹了三天,我们看了三天的热闹。元丰说:“大家以不走这条路的实际行动支持了他,他也该知足了。”
三天下来,因为没有阻挠对象,泊叔竟然坐在路中央勾着头睡觉。那把生锈的铁锹在他怀里像一条软塌塌的皮鞭。我叫了一声泊叔,泊叔凛然一惊,一骨碌爬起来,握紧铁锹说不许过。我说一个拦路的人怎么可以睡觉呢。泊叔说老子闭着眼也能看清这个世事。我说没人过,又有什么可拦的呢。
泊叔说:“我只想要我的水车。”
我说:“是你同意了他们才拆掉的呀。”
泊叔说:“可我现在反悔了。”
真是蛮不讲理,这时候我才觉得母亲的警告简直就是真理。
我说:“别闹了,回吧。”我试着靠近他,他却大吼:“不许过。”
元丰说:“我们偏要过,怎么样呢。”
我们都以为我们这样闹一闹,泊叔就会结束这一场闹剧。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元丰要走过去的时候,泊叔却挥舞着铁锹拍过来,元丰身强力壮,一把抓住铁锹,略一用力,就将泊叔甩在了地上。泊叔头部磕出一道小口子,流了一点血。伤不重,但我想着送他去医院,这事儿也就了结了。但泊叔执意不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打电话叫荣大夫来给他包扎伤口,他还是拒绝,元丰和几个人就摁住了他的腿脚,泊叔说:“你们杀了我吧。”大家不理他,等伤口处理好,几个人就将他抬回了家。我和元丰几个人拆了路障,交通又恢复了。
但令我们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头上缠着绷带的泊叔,又按时来到了路上,他仰面躺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他不许别人扶他,也不让任何人靠近他,就那样横在大路中央,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路障。
人们的耐心总是有限,慢慢地也就不再理他。少年们不从这儿经过,照样可以在篮球场打球,黑凤凰们不从这条路经过,照样可以在广场跳舞,老人们不从这儿经过,也照样可以坐在凉亭里谈论“贵庚几何”。人们像放弃一件旧物件一样将泊叔晾在了一边。
泊叔就这样躺着,大家也就这样等着,箭子川的日子仿佛又回到了泊叔回来前的样子。
泊叔躺了七天,箭子川的演艺公司在广场演出的时候,他撕了头上的绷带回家了。没一个人理他,大家一边看戏,一边谈论他的不堪。演出结束的时候,大家发现,泊叔扛了几根木头堆在路上,人们以为他又想出了新办法,也不理会。
第二天早上,人们看见泊叔在路边搭帐篷,中午又看见他带来了刨子、凿子、手锯?、墨斗和角尺。泊叔就这样叮叮哐哐地干了起来。人们好奇一个“磨老鼠”怎么会干木工呢?有人凑近去看,发现他的手艺极差,横木刨得凸凹不平,楔口歪歪扭扭,墨斗和角尺也用得并不规范,但他不管这些,即使不小心被斧头砸了手指,也只是简单包扎一下就又埋头苦干。
大约十天,人们看见他平整出了十余根长约半米、厚约半寸的梯形条木,后来又见他裁出了长约二十厘米左右的矩形木块和长约十厘米左右的圆柱体木块。他白天干活儿,晚上就将木料和工具放在帐篷里,有时候他在纸上写写画画,能熬到半宿。大人们为了不招惹麻烦,远远地躲着他,就连小孩子们也都受了大人的管束,从没有哪个孩子钻进过他的帐篷。一个月后,人们看见泊叔将那些小木块榫接起来,打了胶水,又用铁丝捆扎加固,一个不太圆的轮圈就制作成功了,然后,他又用十字榫连接轮圈与轮轴,再将那些梯形条木斜插进早就开好的等距燕尾槽里,用木楔和胶水固定。人们这时候才发现,泊叔制作了一个小型水车的轮圈。
人们明白他的意思,也没人理他,大家就那样看着他的水车一天天成型了。两个月后,一架粗糙的水车竖在了大路边上,泊叔对此很是得意,他拿着刨子去凉亭听人们闲聊,看人们下棋,得空就说:“晾晒几天,再刷上桐油,会更加漂亮。”但他的声音总会被淹没在贵庚几何的叹息和车马杀伐的吼声中,没人在意他的水车,也没人讨论他的技艺。泊叔也不在乎这些,常常自顾自地说完,就继续去修理他的水车,在木楔上敲一敲,在轮轴上凿一凿,仿佛经过他的精心打磨,水车会成为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品。
但泊叔的荒唐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某一个深夜,水车遭到了袭击。第二天,人们看到支离破碎的水车散落在地上,条木被抽出来,轮圈断为两半。凉亭里的人兴致勃勃地猜测“凶手”,嘴上说着“闯了大祸”,可笑容却在赞许“英雄”。他们等着看泊叔大怒的样子,期待泊叔追查“凶手”引起的动荡。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泊叔见到水车的时候,却一脸平静。他盯着那些乱木看了一个早上,不发一言。下午,泊叔将他的工具箱又搬了出来,他敲断了轮圈,砸开了十字榫。第二天他又扛了些木头来,重新开始做他的水车。这一次,他不再像之前那样着急了,像一个偷懒的工人,干一会儿活,就去凉亭里坐一坐,即使不与大家说话,他也要坐着。那梯形条木被他挑来拣去,小木块榫被他敲进去又拔出来,他反反复复,十多天也看不到任何进展。仿佛他的主业就是坐在凉亭里听人们说话,而不是制作水车。
此后,人们会从那堆乱木中经过,去广场看戏,去跳舞,去打篮球。泊叔偶尔也会和经过的人打招呼,对腿脚不便的人收起他横在路上的条木。最终,还是有人会停下来,与他讨论如何才能将轮圈做得更圆一些。
有一天,我推着父亲从河堤的大路去凉亭,远远地看见泊叔坐在那堆木头里,我竟觉得他像是披着一身白刚从磨坊里走出来,我的眼前是清凌凌的山泉水,还有蓝莹莹的水塘,水塘里,水车吱呀呀地响。
【作者简介:杨逍,生于1981年,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四届甘肃小说八骏之一,鲁迅文学院第47届高研班学员。在刊物发表小说两百余万字,获首届山东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第五届、第八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十六届梁斌文学奖、第二届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出版小说集《天黑请回家》、历史文化散文《遥望西域》等多部。长篇小说《凤凰衔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计划(202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