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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技术重置与主体之“间”一一再论“文学是人学”
来源:《文艺论坛》 | 陈若谷  2026年11月15日15:21

引言

在电影《攻壳机动队》的尾声,脱离了肉体的傀儡师从容又笃定地说:“你们人类的DNA也不过是一段被设计用来自我储存的程序。生命就像诞生在信息的海洋中的一个节点。我是诞生于信息海洋中的生命体。”这段宣言刺穿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价值确认。一是生物基因的绝对主权,二是人文主义关于“人是万物之灵”的骄傲。傀儡师将DNA降格为一种程序,一种自我复制的模因(Meme)。在理查德·道金斯的定义里,模因是文化中可复制的信息单元,它寄生在宿主大脑中,通过模仿而传播。这一理论在数智时代获得了现实投射:人们的政治立场、审美趣味、消费习惯乃至情感反应正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模因所塑造。

这种技术现实与人类文明延续已久的自我认知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结构性的矛盾。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捍卫自身的特殊性:从宗教传统中对神之形象的坚守,到《西游记》“心猿归正”的修行叙事,再到启蒙运动高举的理性火炬。即便在19世纪末,达尔文与赫胥黎揭示人类与动物的关联性,生物学革命也并未动摇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自信。特别是在19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复归浪潮中,主体性更是跻身于不可撼动的价值领域。然而,数智技术的逻辑却正在对“文学是人学”所依托的现代主体根基釜底抽薪。如海德格尔所警示的,现代技术作为一种“座架”(Gestell),正在将一切存在者都塑造为“持存物”。吉尔伯特·西蒙栋也指出,技术通过“递阶”已经演变成一种自我维持的复杂系统。人们越来越可能将认知权力让渡给技术系统,享受智能带来的便利,而在不知不觉中放弃理性主体的地位。

“人”的形象并非自然给定,而是由特定的认知技术所塑造。生物和医学作为第一代现代“知识型”,将人从道德载体重构为可观测的生物客体,精神分析进一步挖掘了人的内在深度。而今,算法、界面与大数据作为新一代认知技术,则能够扁平化地识别、处理信息。学界近期研究已有揭示,“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高科技日益深入地影响人类世界,甚至达到了有可能改变人性与人类文明基本形态的程度。”[1]面对这一认知图景的剧烈变迁,本文引入知识考古学方法,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元命题,不再将其视为静态的本质规定,而是置于技术哲学的视野下,检视其在认知技术迭代中的范式转换。

一

“人”的现代知识空间:解剖、进化与内面的发现

“文学是人学”提法至少可溯源到胡风、钱谷融、刘再复等人的文学观。1980年代对文学主体性的关注,延续了以启蒙为核心任务的新文化传统。这个被反复言说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即便来源有诸多差异,至少在1980年代重提的时刻,人们主要感受到的还是人道激情和美学自觉。“以刘再复为代表的理论家虽然侧重于从理性的层面展开自己的理论建构,但在精神上,与1980年代中国文论界、美学界,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激情化与浪漫化氛围是一致的。”[2]也正是在那时,这句口号几乎升格为了文学研究的公理。回望此命题要先排除对于胡风、钱谷融、刘再复等人的具体思想指代,而是以知识论的方式,将其压缩打包为一个自1980年至今社会上关于人文思想的整体共识及对人文理想的强烈认同,这也是我们再次探究它的一种感性前提。站在这个立足点往上回溯,进一步发现“文学是人学”作为现代知识型(Modern Episteme)的奠定过程。前现代时期被视为性情和教化之传达的“文学”尚未形成以“人”为本质规定对象的元命题,现代知识型则扭转了这一切,把“人”置于自然历史序列,把它当作一个可被观察和分析的实体。

在漫长的古典时代,身体一直被包裹在神秘与禁忌之中。中国的传统医学讲求人体与自然的契合,健康是天命的提示,病痛也就成为道德失序的显影。这种认知决定了文学对待身体的方式:身体是欲望与衰朽的悲剧舞台,是命运和德性的图解。

现代解剖学的兴起改写了这一图景。维萨里《人体的构造》所代表的实证观察精神,并非单纯地“发现”了身体,而是以理性的手术刀强行划开了皮肤的屏障,将身体纳入到可见的知识秩序。在过去,即便人体已经被文艺复兴运动大肆赞颂过,但在根本层面身体仍是上帝精巧的造物,其内部运作原理属于神的奥秘。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又为这台生物机器找到动力传输的管道。知识的逐层累积触发了托马斯·库恩所言的“不可通约”的范式转换:身体从充满神秘目的论的有机整体,被剥离为可拆分的且可重新缝补的机械构造。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人造人”的伦理议题,正是基于对整体性破坏,而身体竟然能够沦为一地零件的恐惧。这一轮医学范式的转移,通过库恩意义上的“革命”,将人从神学目的论的有机体中连根拔起,抛入机械唯物论的物理对象序列,从而重塑了现代西方理解“人”的基本坐标系。

这一认识框架深刻内化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临床凝视”。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解剖学学习经历是其文学世界的关键钥匙,“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医学隐喻贯穿了写作生涯,华小栓的肺痨是生理之疾,华老栓一家至茶馆众看客对人血馒头的迷信则是精神之愚,鲁迅将这两种“病”并置呈现。解剖学又另外赋予了鲁迅一种去道德化的凝视。在《祝福》中,祥林嫂最后的形象是“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4]这个细节之令人记忆犹新并非因为它诉诸同情,而在于它精确捕捉到一个生命精神熄灭后,仅存的微弱的生理标识。

事实上,并不是新文学发掘了人,而是巨变的环境发现了人的奥秘,从而诞生新的民族“造人”神话,晚清科学小说中已显露出对“人”进行机械重构的早期焦虑与尝试,《新法螺先生谭》(1905)更激进地预演了身体的机械化:躯体与灵魂分离,电力成为脑部动力源。将灵魂物质化、将肉身系统化的文学想象,正是晚清知识人在科学冲击下,对人何以为人的命题做出的第一次现代性应答,这昭示了现代文学接管的最初的“人”,就已经是一个具有物质性、可被技术分析与置换的客体。这一客观实在性的根源,福柯曾于《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如此阐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医学革命,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医学注视”(the medical gaze)的诞生。在此之前,疾病被视为偏离常态的现象,医生关注的是古典的分类,而现代临床医学则要求医生把活生生的、温热的人置于解剖学家的手指之下。换言之,“医院只是对这些躯体的机能秩序进行托管的一个中性空间,医生则是被医学委托了的肉身而已。”[5]这种注视不再受限于表象,而是直接切入身体内的空间结构。

解剖学开始从内部拆解身体的奥秘,达尔文的演化论则从外部给予了“人”的崇高地位致命一击。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这个理论设想是,包括人类的所有生命形式皆源于共同的祖先,在漫长岁月中通过“自然选择”这一冷酷机制,适应环境的结果。人类,不再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而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无数物种之一,是自然历史长河中一段偶然的篇章。这一观念传入清末的中国时没有实现完整的知识移植。严复译介《天演论》(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时掺入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从两个层面重塑了中国人对“人”的理解。

其一,它动摇了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人不再秉受天命,居于宇宙核心,而只是自然界残酷竞争的参与者。对中华民族尊严的贬抑,以及我们是否是“适者”的扪心自问,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基于生物本能的自强意识。它催生了大量呼唤“强种”“新民”的叙事,在文学塑造时,人物形象开始丢掉了传统儒家士大夫“修身”的道德规约,而用强悍的生命力证明自身正当性。晚清小说主人公的人名就多有这种强调意志力的强烈暗示,比如《新中国未来记》黄克强、《电世界》黄震球等。黄克强反复申辩物竞天择的公理,强调若民德、民智、民气不具足,中国便会在生存竞争中沦为劣败一方。这里的“民气”其实已成为描述生物适应力与竞争意志力的术语。

其次,进化论更深层的介入,为理解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提供了一套自然主义的话语体系。如果人源于动物,那么人性中那些非理性和攻击性的一面,便不再是需要道德教化的“恶”,而可能是漫长进化中沉淀下来的、有助于生存的基因遗产。这为科学打开了一扇长驱直入的方便之门,文学则借助于科学的框架,深入挖掘人性与动物性之间的模糊地带。在此视角下,作家得以更坦然地将人视为一个充满原始本能、在文明与野蛮间挣扎的、未完成的自然造物。在鲁迅1907年的文言论文《人之历史》及1918年的小说《狂人日记》中,他依据进化论指出人类由蠕虫渐进演化,并指出吃人者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6]这比喻是进化论视角下对人性的生物学定性,所谓仁义道德,掩盖不了人类作为杂食哺乳动物互相吞噬的残酷本能。“救救孩子”,本质上是一个进化论者对“新人种”诞生的绝望呼告,隐含了对“人”这一物种在进化链条上能否实现自我超越的深切疑虑。

物种起源说与解剖学在19世纪末奠定了现代知识型的基石。如果说解剖学是将“人”从神圣形象中剥离出来,那么物种起源说则进一步将其抛入“物竞天择”的冷漠自然史。两者合谋塑形了现代主体:人不再是万物的灵长,而是Homo sapiens物种序列中的一个样本。这一知识型的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处理“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人”的文学书写,由此获得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庇护。

在身体的自然属性确立后,一个幽深的领域便亟待勘探:心灵。传统的“心”之学倾向于认为心灵是一个不假外求的先验场域,有自然性色彩,人通过修养自能抵达澄明状态。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却提供了一张截然不同的心灵地图,意识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下潜伏着庞大、黑暗且汹涌的潜意识海洋。通过对明治以降日本文学的考察,柄谷行人敏锐地揭示了现代“内面”(Interiority)的被建构性,心理深度并非人类固有的本质,而是在19世纪作为一种特定的认识论装置被发明出来的。“内面”的生成,与现代知识型对“人”的重构同步。“自我作为自我而得以存在,是需要别的条件的。……弗洛伊德认为,从前没有内面也没有外界,在外界是内部的投影的情况下蒙受外伤的性欲内向化时,内面作为内面、外界作为外界才开始出现。”[7]“内面”装置的介入,重构了文学书写的可能性疆域。文学获得了向内转的合法性,它将目光投向动机、潜意识与情结,致力于勘探那个被技术所共同塑造的深度主体。

20世纪20年代始,心理分析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施蛰存自觉实践了“心理分析小说”,甚至开启了文学批评实验,“一个女人的生活力,就维系在这两种欲望或任何一种上。母爱是浮在单四嫂子的上意识上的,所以作者描写得明白,性爱是伏在单四嫂子的下意识里的,所以作者描写得隐约。”[8]在当时,直接挪用弗洛伊德理论剖析鲁迅笔下人物的潜意识动机尚属罕见,因此此文一出引发了哗然,但这标志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认知技术已开始测绘中国人的内在宇宙。精神分析真正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认知框架席卷中国文学界,则要等到1980年代。这场迟来的“弗洛伊德热”接力了人道主义讨论并形成了奇妙共振。“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精神分析引论》之后,1986、1987两年间,作家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把弗洛伊德的十几本著作全部出版。有的著作还由几家出版社重复出版,有的著作重印数次,印数极大。”[9]人道主义讨论旨在从政治哲学上,将“人”从阶级斗争工具重新确认为目的本身;而弗洛伊德热,则回答了写人的什么这一操作性问题。它为人道主义所呼唤的那个完整的“人”,填充了具体、复杂甚至惊世骇俗的心理内容,也标志着整个社会对探索内在自我的饥渴。王安忆的“三恋”深入情欲与伦理的模糊地带,将爱呈现为一场交织着本能、权力与自我建构的多方角力。

至此,解剖学打开了身体,进化论置换了人的起源,精神分析和“内面”则挖掘了心灵。文学要面对的“人”,已经是一个剔除了神性、拥有复杂生理-心理机制、充满深度的现代主体。这个主体,因其客观性而可观察,因其自然性而可分析,因其深度而可无限阐释。他完美地契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诸多政治的和审美的规约,也正是在坚实的认知地基上,“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才得以在1980年代完成其理论加冕。

二

信息节点和界面化生存:认知技术重置下的“人”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这套现代认知范式将“人”塑造得无比丰满之时,数字时代的降临却开启了对人的反向削平。现代知识型苦心建构的“人学”大厦,正面临着被数据化的局面。这不是单纯的媒介更迭的结果,而是认知范式的一次强制性重置,新的认知技术接管了对“人”的阐释权,它悄然渗入人的感官和记忆,并重组人的交互方式。不是在工具层面的修修补补,人在本体论意义正渐次实现着迁移:技术开始改写人的构成材料。当“人”的基石被连根拔起,“文学是人学”所依赖的经典主体,便悬置于这片新大陆上。

媒介变革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在尼尔·波兹曼看来是人类“童年的消逝”,孩童的世界被新兴媒介进行无差别的信息渗透,从而失去了纸质印刷时代的“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传统,在深度阅读过程中,“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整个阅读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10]但麦克卢汉又从整体人的功能层面乐观地认定“媒介是人的延伸”,道出技术并非身外之物,它改变人的感官比率,望远镜延伸了眼睛,广播延伸了耳朵,视觉听觉的增强共同扩展了人类经验的边疆。无论是波兹曼所谓的心灵世界的存在,还是麦克卢汉的延伸比喻,其背后皆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他们将媒介视为服务于人类感官的外部事物,尤其是麦克卢汉几乎将其视为人体的可组织“器官”,“‘身体’与‘人类’才是麦克卢汉思考媒介与技术的出发点”,他的观点一言以蔽之,是“‘人文主义’传统在数字时代的‘延伸’。”[11]

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批判更为激进。他认为,技术媒介并不意在延伸人体,而是具有自主性逻辑,能够斩断并重组人体感官。信息论之后的媒介,如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等处理的是脱离人类语义的纯数据流,它们按照自身的硬件逻辑(光学、声学、电磁)来分割、存储和传输信息。那么人类又是什么呢?对于信息而言,可能不过是这些信息系统冲刷流过的节点。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走得更远。他认为,技术不是人的延伸,而是人的构成性条件。他将外化的技术记忆,比如石刻、书籍,或者电脑硬盘称为“第三持存”,区别于遗传得来的第一持存(本能)和个体意识中的第二持存(记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将记忆、知识和经验存储在自身之外的这些技术载体中,并与之共同进化。人这种“代具性”存在,必须依靠技术器官来弥补自身生物性缺陷,“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12]

在由代码驱动的世界里,算法的服务器承担了认知和理解人的工作。弗洛伊德曾试图通过语言、梦境这些晦涩的通道,潜入幽深的潜意识海洋,这种挖掘从动作上其实预设了“人”拥有一个需要被努力解读的内在。然而,今天主宰我们生活的算法逻辑,却翻转了这一认识论。正如基特勒指出的,算法对潜意识的幽暗毫无兴趣,它们只处理可被形式化的信息。何为形式化?就是能快速被捕捉到的清晰的凸起及走向。在这种技术格式下,感情变得多余,经验则在蒸馏过程之后流失了营养,作为“剩余物”被系统放弃。依照安德烈耶维奇对监控资本主义的分析,平台将交互行为转化为原始数据(raw data),高效地产出“数据影子”以实施预测。悖论在于,它们用以寻找潜在经济利润的“用户画像”越是精准,活生生的人就越是缺席。算法无需理解人,它只需要计算出用户的行为概率并推出相应的服务。于是,传统人文主义所珍视的“理解”本身,试图穿越差异去触碰另一个主体的热情企图就成为了极度低效的行动,可以从实践中实现的宝贵的主体间性消散了。我们并未失去深度,但失去了被技术系统“承认”人有深度的必要性。理解之失落,或许正是数智时代“文学是人学”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中科技含量最高的文本——科学家报告文学及以科学家为主角的现代小说,它们如何描绘人和科学的关系呢?反直觉的是,关键的思维跃迁并不发生在科学实验室,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为例,“攀登是徐迟此文用以贯穿全篇的关键意象……从马克思到陈景润,他们分享了科学工作者勇攀高峰的姿势,也形象地使科研行为变得易于感知。”[13]对科学发现突破的描写,往往刻意摒弃对科学革命结构的客观数据化描述,而将科学家的“惊险一跃”塑造为激动人心的、排除了一切偶然性的经典人文主义时刻。在这一叙事逻辑中,数字与公式是人类意志的外部工具,科学家形象依然可以被顺利回收进启蒙主义后的“成长小说”脉络里,其主体性愈发的完整且高贵。在传统的以人及人之关系为中心的小说中,主人公通常是被外部世界的激烈碰撞后,通过个体努力实现人格屹立及内心顿悟来实现成熟。当个体成为网络中的数据节点,叙事动力又是什么呢?

在网络文学勃兴的“系统文”中,人文主义图景正在急速坍缩。以《大医凌然》《我能看见状态栏》等“系统医疗文”为例,主人公往往被绑定一个可视化的系统界面,它发布任务,完成后提供奖励。人物的素养积累全部围绕着系统派发的行动,行云流水的操作和立马兑现的药剂奖励带来了行动主体的刺激。“系统”就是横亘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绝对中介,它主张理性行动者模型。医生这个最具人文视野,尤其是在20世纪文化中国里最蕴含意味的形象,比如《在医院中》的陆萍、《岁寒图》的黎竹荪、《人到中年》的陆文婷、《霍乱之乱》中闻达、《沧浪之水》的池大为……他们在道德与欲望、理性和规则间的挣扎和努力,忽然不成立了。系统医疗文的大夫们,似乎没有被注入过医学理想或道德律令,只是将工作内嵌于电子游戏的系统界面,扮演一个在医学职场上打怪升级的游戏玩家。这反映出媒介的现实化与现实的媒介化两种同时发生的趋势。游戏里的玩家注重的不是精神的自我认知,而是快感通道的指认。事实上,一个人需要任何一种精神喂养都无可厚非,但如果浅表的数据能够轻易占领快感通道,也就说明,这具主体丧失了与外部的博弈权和阐释权,渐趋透明。

如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所言,“信息,与其说是旨在储藏,不如说旨在流通。对于人脑来说,没有马奇诺防线。……我们只不过是承前启后的中介物而已。”[14]当媒介不再仅仅是人体的延伸,而是如基特勒所言斩断了感官、如斯蒂格勒所言构成了记忆的“第三持存”时,人作为“代具性”存在的本质便暴露无遗。于是人与技术的界限开始崩塌,一种名为“赛博格”(Cyborg)的混合主体应运而生。唐娜·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隐喻,精准描绘了这一境况。赛博格是控制论有机体的简称,指机械与生物体的混合存在。“我们都是赛博格”的宣言,意指我们不仅在心理和生存层面上与机器、信息系统紧密耦合,更意味着人的社会现实正由人机关系所构筑。这个打破了人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传统界限的赛博格,正是在哈拉维看来的后现代世界主体。

手机和电脑,这些我们随身携带的纤薄平板,已然成为了人与技术网络之间的标配接口。文档是基础的工作界面,APP是展开个人生活的界面。断开与手机电脑的连接,许多人会陷入认知的失能性焦虑。人们通过电子地图导航城市,也通过它导航人际关系:因为导航协助了人类主动取消项飙意义上的“附近”。“支撑地图功能的语式就不仅是一种关于‘是’什么的陈述语式,同时也可以是一种推动‘做’什么的命令语式。更重要的是,当导航产生的‘流量’(traffic)在地理信息空间和实在空间同时发生,一种涉及‘流量’这一信息时代核心资源的‘实践活动’也越出了数字地图,进入实在空间,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资本、人和物的‘流动’结合,悄然塑造着空间自身的功能。”[15]代码、算法与界面已深深扎根于当代人生命经验的底层逻辑。界面化生存,意味着传统的、基于肉身和面对面交往的完整主体性,正在被分布式的主体状态所取代。人的意识于是部分地离开了曾长期驻留的大脑,弥散在浏览器的多个标签页里,悬浮在即时通讯的对话窗口中。

凯瑟琳·海勒斯的论述进一步将这种人技耦合推向认识论的深水区。她指出,后人类并不意味人类的消亡,而是一种对人类独特性的去中心化处理,基于自由意志的,自洽而完整的人类主体形象便弥散开来。“主体性是突生的,而不是既定的;是分布式的,而不仅仅是锁定在意识中的;是从混乱的世界产生并且与混乱的世界结成一体的,而不是占据一种统治和操纵地位并且与世界分离的。”[16]

这种生存状态的嬗变,修改了文学的叙事逻辑。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面对外星高等文明,人类整体的生存成为超越一切个体价值的绝对命题,个人的情感与道德显得渺小,这本身已是对传统人性叙事的巨大冲击。小说始于叶文洁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绝望,终于程心对人与宇宙关系的重新审视。《三体》是从文化层面上质疑启蒙神话构建的“人”,越过形式直达人的本质,将后人类想象或构建引入了文学领域。在更为激进的科幻想象中,记忆可以移植,情感实现了数字化存储。那个曾经统一连续的、基于生物躯体大脑的“我”变得可疑。文学通过这些想象逼迫我们回答:当承载意识的底层物质从血肉之躯,到“缸中之脑”,再到硅基和芯片,什么才是构成“我”的同一性的关键?甚至进一步,“我”真的重要吗?真的有无法言说的第一人称体验本身吗?人类真的独特吗?一连串追问标志着伦理关切的转向:从独尊人类,转向思考生命与非生命、有机与无机、自然与人工造物混合体的权利与关系。“当人的生命形式从纯粹的碳基,转换为碳基-硅基的混合样态,并且,这种新的生命形式不是特异性的而是普遍性的存在时,那么,人的物化问题就不仅仅在于外部形体或是生活方式,更在于人对于物的认识,乃至‘人-物’关系的重塑。”[17]这就是后人类伦理的核心场域,它要求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在一个所有行动者(即便ta是非人的)紧密纠缠的网络上,重新思考正义、责任与共生的可能。

正是在这一转向中,我们的情感结构暴露出一种分裂。面对非人行动者,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姿态。第一,《银翼杀手》与《人工智能》提供了“人”的同情:我们对复制人和大卫的悲悯,建立在他们也像人一样渴望爱的认识前提下,这看似超越了人类处于万物中心的窠臼,实则仍将“人性”作为唯一的救赎尺度。第二种,《机械姬》释放出恐惧:当机器人艾娃展现出理性表演与杀戮本能,人们惊恐地发现,被奉为圭臬的“人性”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恶,且此种恶通过数据学习能自然延伸至非人行动者身上。第三种尤为反讽,即《西部世界》式的自恋满足:即便德洛丽丝们觉醒并掀起了对人类血雨腥风的复仇,她潜意识里仍在追寻伯纳德(福特)的认可,仿佛无论智能如何演化,人类依然是那个扮演上帝的“造物主”。这三种姿态,无论悲悯、恐惧还是欣慰都暴露了我们难以摆脱的“拟人情结”。一个像人且友善的人工智能是安全的,可一旦对方表现出异质性,危险的雷达警铃大作,人类的同情便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戒备或将其驯化的企图。这种自恋是人类在面对“人”的定义权被数据化接管时,一种本能的、自怜的情绪。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哲学所描绘的关于“人”的图景,从斯蒂格勒的代具性存在,到哈拉维的赛博格,再到海勒的后人类……正在与我们的情感现实发生剧烈的摩擦。一方面,“文学是人学”命题所依赖的对现代主体的深度想象正在瓦解;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与情感却仍紧紧攥住那个有深度的人不放。关于“人”的“知”和“感”的错位便是今天最大的困境。我们自然能够将“人”只理解为基因的或者历史的容器,连续的“我”可能正是数据流的幻觉,但我们不还是只能在人类语境中去感受世界吗?虽然刘慈欣早就呼吁要“超越自恋”,但自恋是我们目前借以理解这个正在被算法解析的世界的固执支点。再一次,我们需要将“文学是人学”这个宏伟的命题悬置起来,在新的技术地平线上,重新寻找文学言说人类状况的可能。

三

文学生产的变局与“人学”命题的再问题化

我们现在要将目光从宏大的“人”之定义,收束至具体的“文”之现场,问题随之浮现:在数智时代,文学究竟是一种正在消亡的前数字时代的遗存,还是人类特有的不会被历史长河冲刷掉的表意方式?如果沿用工业时代以来的“经验论”,将文学视作作家个人生活经验的蒸馏与结晶,结论注定令人沮丧。因为经验本身完全是可复制的惰性因子,大语言模型能够以远超人类习得的效率,模仿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学经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文学”边界,如果让文学等同于语言经验的数据化重组——正如许多AI写作那样,那么它自然可以被算法轻松取代,这一点刘慈欣已经在《诗云》里用太阳系的算力论证过(只不过实践主体是宇宙高等文明而非AI)。因此,本文将“文学”的含义窄化为人类的写作行为。只有当我们把“文学”从广义的文本生产中剥离出来,聚焦于这种人类独有的、具有过程性的意义活动时,我们才能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讨论再度问题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生产形式的文学,该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

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源头,作品是个人经验的升华。因此,柳青、路遥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姿态才被如此重视。只有处于文学生产的绝对核心,作家深入生活、文学介入现实才得以可能。这种中心地位,根植于现代“作者权”(Authorship)的法律观念建制,其权威性源于那个被确认的、独一无二的署名主体。然而,这种基于个体独创性的文学生产观,正在被当下的数字书写条件所重构。首先要被重新理解的便是作者的“去中心化”。不是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理论宣告发挥了效用,而是数字文化的生产关系正在改造内容的出产逻辑。网络文学的平台机制便是最鲜明的例证,作者的“原创性”虽然仍受维护,但在实际的生产场域中,作者却并不处于一个孤立的中心,因为他被紧密嵌置到了一个由读者即时反馈、平台算法分配与资本预期约束共同作用的实时网络里。

即便是在标榜“原创”的顶级网文大神身上,也具备了分布式重构的生产要素,以爱潜水的乌贼《诡秘之主》为例,每更新一个“魔药序列”或“途径设定”,便会引发读者在社区内的即时考据与二次创作;而作者本人表示会参考读者对设定的追问来调整后续伏笔铺设。《诡秘之主》连载期间作者多次表明常看起点“本章说”以查漏补缺并获取灵感调整后续剧情。[18]这提升了文学生产的迭代效率,使其成为一种高度适配平台生态的动态过程。与作者一同发生质变的,还有现代版权法所守护的那个完整、封闭、自足的“作品”概念,文本不再是以定本形态存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液态化的、可再生的“文学信息体”,开源创作社区中一个故事开头能分裂出无数分支世界。“不同IP的故事创意及叙事资源被众多作者提取,这使得故事原本的整一性消解,去中心化成为网络文学数据库写作的分布模态。”[19]如此,读者的经验就能畅行无阻地穿梭于小说、同人图、跑团规则与影像成品之间。进一步看,生长于网络平台的文学信息(暂且放弃使用“作品”这个词)的价值衡量标准往往从审美深度转向传播效率、情绪唤起与话题度。从根本上看,“‘平台文学’已全面地突破了‘小说’的规范体系”,[20]借助技术逻辑即算法,其存在方式已深度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容生产链条。

可以引入马克·安德烈耶维奇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论述来分析数据被选择和投放的基本逻辑。他将互联网的运作方式类比为一种新型的资源调配。已存在的文学文本,即便是经典文本,也可以变成被平台持续关联的“数据原料”。这即是在上文中将“人”和“文学”分开论述的必然原因:大语言模型对“文学”与“人”的“分割”,是一个更大的“离散化与重组”进程的一部分。人的经验、文学的形式,在被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单元后,获得了无数新的排列形态,以供算法重组与预测,这为文学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介入,人机协调的局面制造了更为海量的文本,文学的生成主体不再是一个先验的“人”,而是人机耦合、数据反馈、平台中介的临时网络节点。

如果文学的经验正在被数据化,那么真正的变革已经发生了:文学试图捕捉和塑造的“情感结构”也正被数据结构“格式化”。雷蒙·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指的是一代人正在变动的生活中所共享的、尚未被固定为正式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感受。这种感受的微妙与矛盾,正是文学表意的动力。然而,相较于感受所需要的鲜活的回弹力,算法留下的是一种相对扁平的空间。由于算力的迅速回收,感受面临被“预制”的可能。APP或者平台的界面设计,本身是需要数据流的清晰可察,隐形的河道也就一定程度在规定情感的表达方式与流动方向,仅仅通过技术性的“过滤”即可实现。以UP主“衣戈猜想”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为例,[21]视频本身蕴含了复杂的时代情绪,但在传播过程中,平台的数据结构倾向于将其归类入“治愈”、“励志”或“贩卖苦难”的标签。观众复杂的情感共鸣被“一键三联”(点赞、投币、收藏)所收集,而难以被平台技术容纳的其余表达只能暂时折叠。事实上,愿意在评论区发声表达的情绪(多数读者往往选择“已读不回”)具有更强的烈度,从而形成了一股压力,迫使内容生产者在下次创作时,必须预判这种被数据验证过的“有效情感”。处在数据反馈、大众期待和苦恼情绪多方夹缝中,UP主“衣戈猜想”在身陷海量质疑但又不得不回应的困境中去实施“表演性”回应,其与受众之间的真诚联结被异化为流量计算的博弈。久而久之,威廉斯所珍视的那种动态生成中的、充满流动的模糊性的“情感结构”,在平台的数据网络里便成了一种既可以被放大的噪音,或者又能被退化为结构性的沉默。

与纸媒时代的标准大相径庭的是,蔓延于网络平台的文学信息依靠的不是审美深度,而是传播效率。文本的多义性深度常遭忽视,因为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只有能够瞬间击穿受众心理防线的情绪强度,才是分配关注力的绝对主导。文学必须承认自身面对着情感表达方式本身被数据逻辑裁剪的处境。在各种界面下运行的文学信息更多时候都作为认知设施,嵌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中,负责调节人与技术、人与世界之间的感知间距。面对如此表意环境,“我们再也无法天然、直接地真正获得这种整体性视野——它必得依赖于对特定‘区块’及其规约的发现与融入,同时经由超脱于这种融入实现对不同‘区块’及所指示‘现实’的反思性联结”。[22]这或许意味着,真正的任务应是以清明的视野,去澄清“文学是人学”的当下指涉,重新搭建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学”与“文学”的精神空间。

当我们将目光从宏大的“人”之定义转向具体的“文”之生产,会发现当下的文学正在发生一种功能的分化,虽然分化一直都有,诸如新文学传统与俗文学分野,或者国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隔……但当下的分化显然更为彻底。总结上文提及的所有文学类型或者内容,作家中心论的、网络传播的、自动化写作的、后人类的、科幻的……一切的驳杂也许都可以分类进入两种不同的生产逻辑:

第一种是数据重组逻辑。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AI写作是对海量语料库的统计性重组。“大模型给出的方案本质上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最优解,是它训练数据中所有已有文本的某种加权综合。这意味着它的输出天然地趋向于中间值,趋向于那些已经被写过、被讨论过、被验证过的方向。”[23]最终诞生的平均化叙事,肯定需要削平语言的未定义量,且排斥不可见者。文学不是为了寻找理想读者,而只是传播容易大量复制的“模因”,最终凝固为阻断意义流动的语义结晶,一段永不突变的DNA。

第二种是人类表意逻辑。林云柯在分析《午夜凶铃》中“诅咒录像带”何以构成文学性的“计算机病毒”时指出,有效的文学模型必须保留语言中未被定义者与不可见者,“无论采用什么创作工具,‘创作’的第一推动力仍然在于‘心中有鬼’的创作者。”[24]西蒙栋提醒我们,技术物只有嵌入到由人和世界组成的审美关系网络中,被定位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具体情境中,才具有美学意义。技术物自身当然并非美的,“只有当技术物嵌入到由人和世界组成的审美关系网络中,被定位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具体情境中,才是美的,也是具体的。通过引入美学维度,西蒙栋对技术物存在的标准又复归到了具体性这个要求上。”[25]

后者对我们当下的问题具有直接启发意义。人类写作的价值,不在于产出完美的文本,而在于它必须是一个生命体对抗认知熵增的过程。生命之所以为生命,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通过消耗能量,在混乱中艰难地开辟出意义的路径。用维纳和薛定谔的话说,都是“负熵而生”。这种“过程性”是人类表意逻辑区别于数据重组逻辑的根本所在。在AI可以瞬间生成千万字标准化文本的背景下,人类写作中进两步退三步的“慢”和“难”不再是缺陷,而恰恰构成了其“具体性”的美学特征。它标志着那个曾经居于宇宙中心的、稳固的“主体”,如今需要在书写这一完整的“间性”活动中,通过与他者、与世界、与技术物的摩擦,重新确立自身的方位。梅洛-庞蒂的洞见在于,意义不是现成的,它源于身体与世界的互动。当人们读到“刺痛”这个词时,调用出本在大脑皮层中储存的、与身体受伤相关的神经元镜像。这种基于肉身在场的、不可复制的体验感,是数据重组逻辑无法模拟的,毕竟,数据重组呈现的只是完美结果而不是过程。只有一个人在书写(哪怕只是打腹稿)的过程中,人类意识才如此集中,在杂乱的记忆碎片和模糊的情感波动中,让不可预知的语言网络最终涌现出超脱于人类理性的自身的意志。行为本身比结果更为重要。只是为了证明“在”,他/她正在经历展开的时间,正在感受熵增的压力,并试图用意义去对抗它,未来人类依然需要扮演西绪福斯。

回到“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当下新的技术条件中,我们何须为预设感到悲壮。黄平指出,“就像19世纪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面前予以抵抗的宗教,21世纪在算法治理面前予以抵抗的,是文学。”[26]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文学不再需要承担捍卫人类尊严的重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至此,“文学是人学”便从一个本质主义论断转化成为一个关于存在方式的命题,在算法重构世界的同时,低效的充满摩擦的人类写作,保留了在主体之“间”穿行的余地,践行着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套用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的粗暴句式,文学就是有文学的用处。

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已目睹了一场双重变局的展开。一方面,在技术治理和界面化生存的社会空间,那个经由解剖学和精神分析苦心确立的、具有稳定内在深度的现代主体,正在离散成为分布式的数据节点;另一方面,在软件研究与新媒介生态的透视镜下,文学的生产机制也已深度嵌入数字资本主义的链条,从作者中心的孤独写作蜕变为平台、算法与大众协同参与的混杂行动。当“人”的基石松动,“文学”的边界溶解,我们或许不必执着于为“文学是人学”缝制新的注脚,而应转而追问:在技术深度介入的今天,文学何以面对流变的“人”?对此,一种辩证的反转或许提供了更具生产性的方向:在网络基础设施对一切精神的重塑下,文学研究的目光便不能仅在旧有的“文学”与“人”的一半定义里空转。

文学不是一面被动映照先验本质的镜子。我们亟需一种自我问题化的勇气,重新撬开文学的黑箱。它应当被视为处于主体之“间”的一种动态实践,即在人-机算法-网络-物的交织关系中,探索我们如何在数据化生存中依然保有对生命复杂性的感知,以及与他人、与非人世界建立联结的可能。在技术的晨曦中,重新学习书写,这或许是“文学是人学”在数智时代所能获得的生命力。

注释

[1] 刘起林:《高科技文明前景的人文激荡与中国文学自觉》,《文艺论坛》2026年第1期。

[2] 泓峻:《主体性问题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想中的展开及其理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4] 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5] 陈若谷:《“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5期。

[6]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7] [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页。

[8] 施蛰存:《鲁迅的〈明天〉》,《国文月刊》创刊号(1940年6月16日),第30页。

[9] 王元明:《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0] [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11] 车致新:《媒介不是人的延伸——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后人类”批判》,《跨文化对话》2018年第39辑。需额外说明,此论文的注释1勾勒出麦克卢汉本身的宗教思想倾向。注释1如下:在“媒介即消息”中,麦克卢汉对“消息”(message)一词的选用颇有深意,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略(在汉语翻译之后尤其难以体现原文中的“双关”),即这句话中的message不仅指媒介研究或“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information),也隐含地指向具有神学意味的“消息”,后者体现了麦克卢汉自身的天主教思想与技术哲学的奇特耦合。

[12] [法]斯蒂格勒著,裴程译:《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13] 陈若谷:《1970年代科学家形象及转型时期的叙述——重读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14] [美]诺伯特·维纳著,陈步译:《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15] 秦兰珺:《城市数字地图:POI数据体制与“流动空间”生产》,《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2期。

[16] [美]N.凯瑟琳·海勒著,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94页。

[17] 詹玲:《后人类时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人学观面向》,《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0期。

[18] 《爱潜水的乌贼:永不满足,永在挑战》,《南方周末》2024年2月6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65816(引用日期2026年10月20日)

[19] 贺予飞:《从符号、装置到生产机制:网络文学数据库写作的变革及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20] 邱晓丹:《网络文学的“平台-算法-资本”三维结构——兼论平台经济中当代文学的转型与文化空间再定位》,《文学评论》2026年第2期。

[21] 本条仅11分半时长的视频于2022年7月25日首发于B站,至2026年上半年,仅在B站的播放量已超半亿,评论条目已超30万。

[22] 杨宸:《“文学”是“人”学——论数字文码化时代的大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4期。

[23] 陈楸帆:《AI是极其强大的平庸化引擎,但作家的工作恰恰是抵抗平庸》,《文艺报》2026年3月13日第5版。

[24] 林云柯:《人工智能会梦到鬼故事吗?——从“文学模型”到计算机病毒》,《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第10期。

[25] 公维敏:《吉尔伯特·西蒙栋:技术物的发明与关键点网络》,《自然辩证法通讯》2023年第6期。

[26] 黄平:《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小说评论》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