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戴冰的小说《接下来的夜晚》，可能会失望，因为它始终没有说明张蓉春为何自杀，这个悬念被有意搁置，至终未解。反而，作为读者，得忍住好奇和焦躁不安，看“我”如何在殡仪馆的灵堂里，一桌接一桌地向陌生人讲述自己把死者从晾衣杆上解下来的经过。“开始几桌，我常常把那杯新茶从滚烫说到温凉，因为我不得不艰难地从那片被遮挡的天光里捡拾和拼凑出一条合情合理的脉络，既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又不至于让听的人觉得我在炫耀。”捡拾、拼凑，合情合理，叙述者是在回忆吗？他是在建造。他面对的是一段模糊的记忆，他必须从中提炼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可传播的故事。而这个建造过程的终点，被作者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来形容：“那个过程渐渐趋于明晰，最后甚至变得坚硬而富有弹性，不容置疑，就像张蓉春吊在头顶上的那根绳子。”叙述变成了绳子。绳子勒死了张蓉春，而由“我”反复打磨的叙述，则勒死了真相。当叙述变得“坚硬而富有弹性，不容置疑”的时候，它就同时获得了绳子的两种属性，束缚力与致命性，将查凯的参与彻底驱逐出了故事之外。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不可靠叙述者的概念，指叙述者的言说与作品的隐含规范之间存在偏差。戴冰在这篇小说中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极为高明，不可靠性不是寻常多见的来自叙述者的蓄意欺骗，而是记忆在酒精、恐惧与虚荣的共同作用下发生了自组织式的变形，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机制。小说中，“我”承认自己喝了酒，承认“脑子里一片空白”，承认记忆模糊和凌乱，甚至怀疑自己“在那个枯燥而无穷尽的过程中打了一个短暂的盹”。但正是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下，他却向灵堂里的人提供了细节丰富，逻辑完整的叙述，而且越讲越流畅，最后甚至“不再需要组织语言，只需要背诵”。这里存在一个尖锐的悖论，亲历时的意识是模糊的，讲述时的叙事却是清晰的。那么，清晰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是，它是被建构出来的。更关键的是建构的方向。“我”的叙述中，自己一头撞到死者肚子上，左手提住死者衣领，独自把死者缓缓放到地上“像放一床被子”，胆识过人，从容温柔，独自完成了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事。而查凯，被描述为递剪刀、搬椅子的工具性角色。“我”甚至两次虚荣地绕开了自己喝酒壮胆的事实，又编造了从小敢一个人在奶奶家睡大房子的童年轶事来强化自己天生胆大的人设。当听众赞叹“你火焰真高”时，他不纠正，反而顺势添油加醋。这是说谎，但可能有一个更微妙的过程，叙述者被自己的叙述所俘获，进而被听众的期待所喂养，最终连他自己都信了。正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指出的，故事每经一次转述，就会沾染上讲述者的生命经验。而在《接下来的夜晚》中，故事每经一次复述，就进一步偏离真相，同时进一步巩固叙述者的自我形象。

查凯提出回到张蓉春家，再把自己吊起来以还原现场的方案，看似近乎荒诞，但在小说的内在逻辑中，却意味深长。它暴露的是根本性的困境，当唯一的旁观者王丽“只把他们领到厨房门边，就不敢再往前走”，当所有在场者都不敢看，那么阳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永远只能依据“我”和查凯两个人的说法，且二人的说法截然对立。这是叙事权力的本质。没有第三方见证，真相就不存在于事实中。“我”已经在灵堂里对几十个人讲了几十遍，所说的版本早已凝固成坚硬而富有弹性的绳索，查凯再怎么辩驳，也不可能解开它。所以查凯的执念看似无理取闹，却是因为他被叙事暴力抹杀，他要绝望反抗。他要让“我”单手提住一个百斤重的人而不从椅子上摔下来，亲身完成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以此击碎“我”精心构筑的叙述。张蓉春被绳子吊起来，查凯也要把自己吊起来。前者是死亡，后者是求证，两者的底层逻辑相通，都是人被逼到了不用极端手段，就无法被看见被相信的境地。张蓉春的自杀原因始终成谜，但查凯的这个疯狂方案，隐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她的可能，当一个人的真实处境无法被任何叙事所容纳，当她的存在像钟表店里各走各的指针，无法被校准到任何一个共同的时刻，那么沉默和消失或许就成了最后的语言。

由此看来，小说开头的钟表店绝非闲笔。数百块钟表指向不同的时刻，查凯追问以哪块表的时间为准，这看似调情的游戏，实则指向全篇的核心：在同一个事件中，不同的人经历着不同的时间。“我”的时间里，阳台上的几分钟被记忆的混沌吞没，但此后在灵堂里的反复讲述中被无限拉长和精细化。查凯的时间里，他清晰地记得端椅子、扶人上去、抱腿、接住等每一个动作，但这些时间在“我”的叙述中被完全压缩为零。小说结尾的梦境，就是对钟表的一次呼应。在梦中的钟表店，“消息树”张蓉春穿着红衣服，耐心地向查凯解释每一块钟表对应她人生的哪一段时间。这多么温柔，又多么残忍。活着的时候，张蓉春几乎从不说话，只会说谢谢，是生活中的沉默者，她的一切都不被了解。死后，在梦的钟表店里，她终于成了掌握所有时间的讲述者。但叙述者特意补了一笔，“整个店里都没有那块与晾衣杆有关的钟表”。自杀的时刻被排除在所有可叙述的时间之外，它不属于任何一种讲述，也不属于任何一种理解。这是作者对死亡之不可言说性的最终确认，也是对整篇小说中所有试图说清楚的努力，一次温和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