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物文学源流和价值立场
文学是人学，但这不意味着文学只关注人。人行走于天地之间，时刻生存在与自我、他人和自然的联系中。经典文学无一不从人出发，通向人与万事万物关系的渊薮。中国文学史中，动物的身影无处不在，鸟兽虫鱼，蔚为大观。以动物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亦不在少数。庄子的鲲鹏、小石潭的游鱼、宋人的狸奴、聊斋的狐精、鲁迅的隐鼠，或受到文学传统的偏爱，或为今人津津乐道。但是，我们对中国人如何理解动物、文学又在这种理解中起到什么作用还所知甚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的《动物观与中国文学动物形象塑造》正有此开创之功，为中国动物文学的来龙去脉拨开迷雾，堪称一座书本上的中国文学动物形象博物馆。“动物文学”是人类历史进入19世纪后的现代产物，是“一种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立足于动物真实的生命体验，展现动物生存状况的文学类型”。它揭示了动物文学的价值立场，即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兼顾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观。所以，动物文学需要遵循“物性原则”，凸显“荒野意识”。可以说，动物观决定了动物文学的上限。从这个主要论点出发，作者认为“动物文学”应该拓展为“生态文学”，跳出人与动物的二元藩篱，还应有植物文学、微生物文学等。同时，生态文学的书写应该在强调动物主体性的同时，深化人的主体性，承认人的存在的主导价值和意义，不应走向“动物中心主义”的极端。
本书何以堪称“中国文学动物形象的博物馆”呢？首先是纵横古今，不避繁难。全书以动物观作为逻辑起点和结构线索，每章都落脚于不同地理与政权背景下的生态观念和该时段文学书写所显示出的动物观。除引论和结论外，全书有十一个章节，按时段、作品/文体/作家、动物书写审美特质与动物观的层级进行组织，从先秦到21世纪，兼顾诗词曲赋、散文、志怪、传奇、笔记、现代小说和动物小说等文体，统计出数千种动物形象，上万则有关动物书写的文本。本书勾连出动物观和文学书写之间的双向关系，亦呈现出其中的断裂、反复与矛盾。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掌握丰富史料，法令诏书、县志、佛经、石刻碑记等一手史料被广泛采用，将动物书写置于生物史、环境史、社会史、哲学史和宗教史的交叉脉络中加以考察。研究发现，动物题材、表现手法、动物审美情趣以及多元共生的动物观在先秦两汉时期奠定，《山海经》《诗经》《楚辞》《庄子》分别开辟了志怪小说、诗词歌赋、散文中动物形象、动物意象和动物精神的不同传统。相较古代，中国现当代动物文学基于人道主义将动物纳入“人”的文学，在21世纪形成了彰显动物审美主体性的新趋向。
其次，本作的论证风格既立场鲜明，又包容并蓄。作者始终将西方动物观和动物文学史作为参照，而非标准，对中西动物观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保持了敏锐的意识。二者的界限极难把握，稍有不慎便容易削足适履。中国古代动物观是儒释道三家思想资源交融的结果。佛教讲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道家主张“万物齐同”“齐物”“物化”、以“道”一之，儒家强调“民胞物与”“恩至禽兽”，使人道德臻于圆融。例如，唐代文学中的动物书写的“以人为本”，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兼具现代动物文学意义上的“人性”与“动物性”关照，使得唐代动物书写既有很强的人情化特征，又闪烁着仁爱广施的生态意识。对比西方随着工业社会发展诞生的强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国传统动物观是在“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的关系伦理中，为动物保留一定的生命位置。因此，中国文学中的动物书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保存了人与动物共生共感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又不断把动物纳入人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秩序之中。它擅长书写动物的情性和人情，却也可能因为拟人化和世俗化而削弱动物独立的主体性。现代中国动物文学正是在关系伦理、人道主义、儿童文学和生态危机的交汇中形成的。
读完本书，有关中国动物文学的生成史的许多问题，已经呼之欲出。例如，中国优秀传统动物观与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根本差异？兼具中外基因的动物观如何影响中国现当代动物文学？古代动物形象形成了哪些稳定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和伦理想象？其中有哪些被隐秘地继承，哪些受到公然地决裂？传统的志怪、寓言、动物诗歌、游记散文，如何影响现代动物小说的文体形成和读者接受？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潜藏在本书之中。
儿童和动物同为现代成人社会中被支配的弱者，儿童文学也为动物文学提供了稳定的出版空间、阅读市场和叙事形式。张国龙教授的儿童文学背景，使他对儿童与动物的亲近、弱者的处境以及情感教育格外敏感。儿童文学是实现成人与儿童无限沟通的文学，这一点也为作者提出人与动物互看的“主体间性型动物文学”提供了灵感。同时，作者也明确认识到，必须跳出“儿童文学”审视中国动物文学，辨析动物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联系和边界，并探讨儿童文学对动物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本书力图说明的是，动物不是儿童成长的伙伴、成人道德的镜子或文学书写的题材，未来的动物形象必然沿着更加凸显生命本真状态、更契合整体生态伦理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