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在越南
四大名著是我国的优秀文化瑰宝，深深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从市井巷陌的评书演绎、戏曲传唱，到学界的深度考据、全民的热议解读，文化薪火不断。在中越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长河中，四大名著作为汉文学的重要代表传入越南，成为两国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长期深耕越南文史与中越文化交流研究的刘志强教授，以扎实的史料与开阔的跨文化视野，推出《中国四大名著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一书，以新的材料和研究范式构建起一部兼具史料厚度、理论深度与现实意义的力作。
在分析四大名著在越南的传播及影响时，该书呈现了一条清晰的传播链，系统梳理了四大名著在越南的早期传播情况、多元传播途径与各类改编形态，更注重深挖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以翔实证据构建起因果对应的严谨论证体系。在考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传播时，作者分别追溯至14世纪和18世纪的越南，条分缕析，一针见血指出《三国演义》凭借戏曲改编与喃字译本率先普及，而《水浒传》因意识形态差异在封建时代传播受限。在分析《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时，该书指出《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是四大名著中影响最小的。在诸多研究中，对《红楼梦》“传播遇冷”这一学界公案的破解尤为亮眼。作者先是审慎辨析其他学者观点中值得商榷之处，进而从三大维度提出新见：《红楼梦》在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被列为禁书；《红楼梦》对科举的贬低；对于明清故事，阮朝最高层即皇帝最爱的是王翠翘的故事，而非《红楼梦》。每个观点下均以史料支撑，分析透彻。而在解读《西游记》的传播历程时，作者同样展现出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分析不同时期影响《西游记》传播的伦理因素。在越南独尊儒术的时代，孙悟空无法无天的形象未能得到认可，传播受限。而在抗法战争时期，《西游记》译本受到较为深刻的思想主旋律影响。这种对不同历史阶段传播影响因素的精准捕捉，清晰揭示了四大名著在越南的接受轨迹与时代语境的深度绑定。
贯穿全书的另一重追问——“如何理解越南最推崇的古典文学是《金云翘传》而非四大名著？”更让研究视角愈发深刻。作者通过对比分析，提供了几个原因供读者参考，如三国故事与王翠翘故事传到越南后都被改编，但王翠翘故事被阮攸改编后形式上、精神上都本土化了，这是三国故事改编版所不及的；再如《金云翘》经越南大儒阮攸改编后，阮朝最高层偏爱王翠翘故事，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无疑更为《金云翘传》的传播增添一大助力。该书史料详实、史论结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层层递进的论证逻辑，揭示传播背后的因果，为学界与读者揭开了诸多文化传播现象的深层肌理，洞察四大名著本土化传播的深层逻辑。
书中对译本诗词审美的专项研究，堪称跨文化翻译研究的精彩范例，前四章均专设一节探讨这一主题。在论述《三国演义》译本诗词审美时，作者简要介绍了越南语中特有的“双七六八体”和“六八体”诗式，指出这是越南语区别于其他东南亚语言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不同之处。使用这种诗式实则是因地制宜、适应越南本国读者的翻译智慧。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了四大名著越南语经典译本诗词译文的特点：《三国演义》译本中的古诗词是吸引越南读者最直观、最具审美感受的部分，《西游记》译本诗词译文是最忠于原文的，《水浒传》译本诗词译文最别出心裁，《红楼梦》诗词译文是由最多人翻译完成的。可以说，四大名著越南语译本中的诗词翻译情况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该书的另一大突破，在于跨区域比较的研究视野。作者并未局限于中越双边视角，而是将四大名著在越南的传播置于东北亚（日、韩）与东南亚（泰、缅甸等）的整体语境中对比，提炼出越南接受模式的独特性——相较于日韩等国，越南在接受过程中更注重与本土儒教伦理的绑定，官方意识形态对传播的干预更为显著。以《西游记》为例，越南封建王朝独尊儒术、排斥佛教的政策导向，让书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反叛形象、佛教取经的核心叙事始终无法获得官方认可，传播范围仅限于民间诗传、口從剧的碎片化改编；而日本对《西游记》的接受则完全不同，江户时代即通过“翻案小说”的形式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既保留奇幻内核，又弱化宗教色彩，无需贴合官方意识形态即可广泛传播。日本江户时代解读四大名著时，着眼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民间的审美倾向，主要围绕本土文化特点做适配性改造，让外来经典与本国的文化语境相融，官方基本不会直接干预其中的价值取向；越南则把外来文学的传播与本土主流的儒教伦理、官方的意识形态紧密绑定，将是否契合本土儒教伦理作为外来经典能否传播的重要标准，将四大名著的传播置于官方价值导向的约束之下。这并非单纯的文化喜好差异，而是与越南封建时期的社会基本情况、本土文化构建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