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在全新的境遇中追寻古老的认同
随着新一代写作者的成长，我们总是忍不住追问，他们都在关心什么问题？他们的作品展现出什么新的创作动向？我们总是呼唤叙事形式的创新、变化，也总期待有人更为准确地把握我们正在经历的“爱与怕”。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创新何其艰难，在前辈作家那里被反复书写的难题依然是“江月年年只相似”，作为人类族群的一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我们的青年写作者们也一次次掉落进时间与空间的陷阱，一次次深陷自我认知与创伤困境的牢笼。或许对于执着于精神生活的人类来说，时空与思辨的游戏是永恒的追逐。
徐慧杰的《海雾》写了异国访学者的故事。随着近些年教师、学生国际交流的普及，“访学”已然不是特别陌生的话题，加之持续多年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推广，带有异域色彩的故事成为不少作家的创新尝试。相比于一些成熟作家的异域猎奇或人生感悟，《海雾》以相对清逸的笔调采撷了一个青年学生的生活片段。在这片段里，我们得以切实感知到日益原子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界限的隐现。当“边界感”成为“现代文明”的常识性概念，我们似乎又自然进入了对此的解构与反思。在《海雾》中，“我”是短暂停留的访学生，“斯芬克斯”是这个国家的移民第三代，是“强势语言”的使用者，还有在这里任教、生活多年的谷教授一家，大家都带着不同的“标签”于“熔炉”之中小心翼翼地生活，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了微妙的隔膜，感受到了彼此忍不住试探却又悄然收回的手——与其热烈交互而可能生出误解，不如保持距离而确保体面与正确。在这样的意义上，语言造就的巴别塔正在被更多语言之外的惯例和规则层层加固，所谓“访学”“交流”“合作”正处于“海雾”之中，我们在雾中前行，看不清对方，也很难看清自己。
覃锦瑶的《灵渠》也讲述了“移民”的故事，只是相比于“斯芬克斯”携带的复杂的美国族群现状，《灵渠》中灵晚和父亲的故事有着中国读者熟悉的时代要素。父辈因为生计压力前往大城市打工，也在大城市里结婚生子，多年艰苦奋斗后终于扎根立足。然而，到了退休年龄的父亲却决定返回故乡建房、生活，已然是城市人的灵晚要如何面对父亲的执拗？斯芬克斯经过祖、父两代人的积累俨然是十足的“美国人”，灵晚却似乎无法在父母双双返乡之后说自己是个“广州人”。斯芬克斯对波罗的海恐怕没有什么乡愁，灵晚却对说着壮语的父亲和家乡亲人有着复杂的“情动”。“理解父亲”是每一个中国家庭里的女儿毕生的功课，背后潜藏的其实是女儿个人的自我认知，也正是小说中作为“外来者”视角的春山所说的，我们都需要“平衡我来自哪里和我此刻在哪里”。父亲在无意识中“制造”了难题，以个人之名，也以故乡之名。
两篇小说中的“我”都是身处全新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的年轻女性，她们自尊、自强，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自我与自我之外的世界。在美国的交流生活中，“我”努力参与当地活动，甚至在象征西方宗教文化的教堂音乐会中以中国传统乐器演奏《欢乐颂》，人际交往的分寸与文化差异的冲击在细节之中具象化；在陪父母返回故乡时，“我”坦诚无法产生认同，父亲则以“你有你自己的路”表达谅解与鼓励，却又不忘强调“无论你流到哪里，源头在这里”……不管是在异国他乡彳亍，还是在现代大城市打拼，年轻的女孩总是无可选择地背负多重重负，关乎融入群体，关乎情感起伏，关乎家庭牵绊，关乎个人身份，她们在日日更新的环境之中追寻关于自我安放的答案：在西方，那是“斯芬克斯”象征的生命的终极奥秘；在中国，那是“灵渠”承载的源头与归属的召唤。上下求索，我们不过是在寻求一滴水溶于一片海洋的方法，在寻求被认同、被拥抱的路径。
当然，《海雾》仍然存在先入为主的观念式写作的瑕疵，《灵渠》则多少显得单薄，或许这也是当下的写作者——可能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正在面对的实际的问题，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挑战，但我们处理挑战的技艺总是不够成熟。过于清醒何尝不是一种局限和痛苦？“我”是否有权在教堂中弹奏一曲悲伤的《欢乐颂》？“我”能否在灵渠前大声反驳我并不需要源头？成长的道路总是漫长却笔直，在边界之中，我们礼貌、得体、反思，我们与人为善，我们感同身受，但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突破边界，也可以试图直面冲突，毕竟，“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在全新的境遇中除了追寻古老的认同，也期待冲突误解之后的更深层次的差异表达与错落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