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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中描述了宋襄公率领宋军与楚人在泓水边上作战的场景，宋襄公与司马关于战势分析与出兵时机产生了分歧，当司马反复建议在楚人尚未准备充分时出战即可稳操胜券时，宋襄公却拒绝出兵，但当宋楚双方准备就绪，正式拉开阵仗，宋军寡不敌众，溃败收场。腿部受伤的宋襄公战败后的一番解释耐人寻味：“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说，君子不会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也不会去捉头发花白的人。古人作战，不在隘口处打击敌人。自己虽然是已经亡国的商人后代，但也不会去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子鱼论战》。以战略眼光看待这段宋襄公之举很容易就得出他不是个善于带兵打仗的明君，他对于规则、礼仪的尊崇，看起来顽固至于迂腐，但泥沙俱下，人在精神困顿之际，若尊严尚在，信义不倒，胜负反是最不足提起的世俗之物。

旧日天津卫摆摊卖艺的“三不管儿”地界，有着形形色色的江湖中人。在王松“三不管儿”系列中篇小说的最新作品《皮猴儿》中，主人公南阳子从学徒开始就应了张神机的卦。他命运跌宕起伏，无法“一言以蔽之”。南阳子起初与师傅胡柴胡在三不管儿做皮门生意——卖药，在与同行幺盅潢竞争中，因师傅用假药救下试图轻生的女人而坏了名声，南阳子也不得已改行作了琴师。从此之后，江湖飘摇，“三不管儿”成了这位有些书生气的江湖之人反复修炼心性与品尝人心的试炼场，在辗转遭遇命运的多次磨砺，他重回老本行，也终于在三不管儿有了一席之地，但他又不得不面临师傅当年同样的局面……

王松在小说中借由南阳子师傅的话道出了三不管儿的规矩——“江湖上有句话，站脚立身，最讲一个义字。其实这义，本来应该是‘乂’，贤德之人的意思，可一到江湖上就改成了‘义’，别看只多这一点儿，一下就多出八个心眼儿。所以才有又一句话，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这辛苦不是别的，是猜别人的心思猜得太累。”三不管儿是一个复杂且需不断维系关系才可勉强生存的残酷世界。但南阳子是个异类，在与性格乖戾的唱大鼓的大梨核儿搭档时，被反复挑衅、欺侮，南阳子却顾及“这是在地儿上，当着人又不好发作，只好躲开一点儿，让他踹不着”；在师傅胡柴胡被卖假药的幺盅潢挤兑出三不管儿，自己又险些失去安身立命的家伙事儿，这个颇有些轴劲的南阳子却在遭遇被打得“满脸是血”的昔日仇家幺盅潢时，“本想过去帮他一下。但又想，这时过去不合适，就站住了”，这“帮”与“不帮”之间，既是他的宽厚、侠气，又是他的熨帖、温和，倒颇有些春秋君子的遗风。

重写天津卫旧事不是王松的新创，但在本土题材创作中依然有着独树一帜的气质：一是在于王松对天津卫旧日熙攘的底层生活之地的想象，几乎以一种全息影像的方式落于实处。小说的每一词每一句都多有斟酌，也都落在叙事的节奏与韵律之中，“满月红这时才显露出来，不光扮相儿好，嗓子也好，脆而不尖，润而不赘，而且调门儿不高不低，口风快慢有致，跟南阳子很合托，吐的每一个字别管怎么出来，都能落在弦儿上”。王松下了狠力气，他小说的边缘是绝对光滑的，也是绝对圆融的，他几乎穷尽了故事的一切可能，已容不下多余的想象力。

二是他讲故事方式的不同，好小说的“好”字，除了故事的底色，还在于讲故事的人究竟用了哪一种讲法，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讲法成色便完全不同。《皮猴儿》的故事底色是传奇的，众多人物皆出于市井，命运又多有几分光怪陆离。但《皮猴儿》的传奇色彩却与唐传奇中典雅、蕴藉的叙事有所区别，这当然与它所呈现的天津卫“三不管儿”的底层生活场景有直接关系，在这里，“俗白”才是本色。但，《皮猴儿》的俗白却是蕴藉与妥帖的，这又与“三言”中冯梦龙所倡导的“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的彻彻底底的通俗倾向有着本质不同。《皮猴儿》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复杂深入，无法作出全然好与坏的判断。仅就卖梳篦的滑无齿这个人物来说，就无法用一两句话判断他究竟是“哪一边儿”的。他既是看上唱大鼓的女人满月红就多方铺垫、试探以及设计接近的“幕后大佬”，但当听说满月红无法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却又恼羞成怒，派人收拾了满月红表演的场子，还伤了南阳子的手让他彻底失去了伴弦儿的生计的恶人。但南阳子人生的每一次转折又都与这个在三不管儿地界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脱不开干系，是他成就了南阳子。

更高级的是，《皮猴儿》中人物的命运并没有完全借助“巧合”的大手翻云覆雨，或是成就因果轮回的必然结局。南阳子的几次转折是被小说家强烈的叙事意图与严丝合缝的叙述技巧所补满、替代的。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最有名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的珍珠衫成为小说叙事动力的强力道具。珍珠衫的流转与偶遇，几乎贯穿了整个故事始终，离开珍珠衫，故事或许就会串珠散落，无法整合。在现代小说中，读者已经无法自动对“巧合”的发生进行自动补足与弥合，人们失去了耐心，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进化，但也可能是现代生活的确定性已让人对意外与奇迹产生了彻底的背离。也因如此，如今小说创作几乎已经将故意为之的巧合情节视为小说家技艺的缺失或对人物命运失去了掌控。但在《皮猴儿》之中，读者可以安心跟随小说家的叙事节奏与逻辑处理进入三不管儿的艺人中间，小说家在处理故事的起承转合上，没有把命运与因果摆在叙事的明处，每一步每一处，他都稳稳接住，也都皆有着落：南阳子手受伤了无法再弹弦儿，却“恰巧”遇到了小牛子介绍他去船上唱曲儿，而当故事发展到在船上也待不下去了，小说家才交代“恰巧”的出处——正是滑无齿的故意为之，南阳子受伤后，他让徒弟小牛子寻他，却“不能让小牛子去家里找南阳子，这样上赶着不自然，反倒显出自己心虚。小牛子自然心领神会，也就经常去北坑沿儿转悠，倘在街上碰见，好像随口说这事儿也就自然了。果然，转了几天就真碰上了”。在三不管儿，人人不说“义”与“礼”，但“义”与“礼”却随处可见。

王松小说中的“旧规矩”“旧讲究”呈现的是“新经验”的独特味道，这种味道不是强行以现代经验植入传统题材所传达的，它妙就妙在，小说家以一种悄无声息且最易被读者接受的方式在精彩的故事中融入。这是小说人物的使命，更是小说家的道义。由此可见，“旧讲究与新讲法”本就是王松小说一体两面的叙事结构方式。他以现代小说技巧重新阐释在传统经验与现实处境日渐背离下的旧讲究——“道义”，是如何抵御人的欲望的，又是如何左右人的选择的。小说家在读者最不易察觉的时候，安插了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重申坚守“义”的底线。命运的捉弄固然存在，但终是，桥归桥，路归路，好人有好报，恶人遭报应。命运在此之下，也要欣然臣服。而三不管儿的鱼龙混杂与泥沙俱下因此成为小说家叙事张力与狡黠隐蔽的绝佳角力场，在场中角力的不仅是“文”与“武”、“穷”与“富”、“出现”与“消失”，更是关于仁义的信与不信、坚守与唾弃。值得关注的是，重新进入与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在于写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熟稔程度，更重要的是，如何以一种有效的方式重新书写传统、传达思想。好故事，如何讲有时候比讲什么更重要。

最后说回宋襄公。事已至此，他在战场上依然对“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有着固执的尊崇，迂腐背后，却藏着君子对信与义强大精神力量的深信不疑。师傅胡柴胡为了救人性命不惜坏了自己的名声，南阳子几次遭遇生活困境也依旧守着三不管儿的旧讲究、旧规矩，莫不是一种精神上对义与信的执拗坚守。《皮猴儿》终于让这些信义之人的命运结局在渴求圆满的读者这里松了口气，也让世间好人有好报的理想归宿有了一次安心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