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地方”与“中国”的当代流脉

在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地方”与“中国”被视为文学想象的一体两面，共同参与到民族话语重建和与世界对话的进程当中。小说文本所叙述和建构的“地方”可界定为“文学地方”，借由地方性知识且能够呈现民族历史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故事”即为“地方中国”，二者可作为梳理小说文论建构地方性轨辙的关键概念。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变革使每个地方都包含着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现实依据，因此地方开始获得解读中国的主体性话语资源。文学批评在“文学地方”对中国之变所呈现的不同形态当中，进入中国社会的文化空间，也在变革的历时性维度中着重考察地方性特质，在地方当中看见中国，形成“地方中国”的研究思路。自文学史进入“当代”的历史时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获得新的理论依据，文学研究着眼于“农村题材”表达新中国历史与变革主题的时代正确性，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推进到文学对中国地方的史诗性叙述当中。随着宏大叙事的解体和日常生活的审美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路与中国归途被重新考量，引起各地方文学经验的自主性生成，且差异巨大。地方与中国的双向关系及其文学表达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研究回应时代的理论命题。

从文学史研究的视域出发，连续的总体性建构使“文学地方”的现代性进程得以谱系化，“地方中国”在“文学地方”的自我阐释中获得现实的空间经验，进而参与到双向耦合的研究范式当中。关于现代性在地方空间的沉淀过程，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指出，“现代都市与乡土中国”的对峙与互渗生成于城与乡、沿海与内地不平衡的现代化进程当中，“文学的现代化”则成为勘察文学史的基本尺标（1）。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方法，当代文学在经由“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对“普遍的空间”的规约后，新时期中国对接全球化的现代性思潮，中国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引起地方文化当中传统因子的震荡，当代文学研究进而在现代与前现代的发展脉络中呈现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福柯从文化权力的角度进入后现代与地方性的政治关系：“应该写一部有关空间的历史——这也就是权力的历史——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住所的小策略。”（2）若将这一理论资源引入文学研究的场域当中，地方与中国就不仅是部分与整体的空间关系，而具体表现为“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的辩证统一。作家对地方的想象和感觉凝结在文本当中，文学研究更注重地方所引起的人的情感空间的变化，以此考察“地方中国”在某一地方的特定时期的精神诉求。由此，地理空间当中的民族品格成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枢纽，留存于蛮荒与野地的“乡土中国”被再次发现，成为文学史对中国社会“再认识”“再表达”的建构资源和情感指向。

二

寻根：重建“地方中国”的文化主体性

随着左翼话语及其研究范式全面转身，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民族话语建构的新方法，“文学地方”从一体化的审美机制中脱离，作为认知装置的“地方中国”由此生成。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将“寻根”以文学命题的形式提出并加以阐释，也由此引发新时期以来相对完整的一次文艺理论建构活动。与会人员是韩少功、李陀、阿城、李庆西、季红真等具有边地乡土生存经历的知青作家或批评家。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宣言性代表文章有韩少功《文学的“根”》《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葛川江文化观》，阿城《文化制约这人类》《又是一些话》，郑万隆《我的根》《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等（3）。寻根文学的理论建构将“根”解释为“民族的总体文化”，将寻根创作视为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将审美的政治化引渡到民族历史的审美化。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初期的理论建构当中，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期实现民族自身的精神自救，是学界对根之所寻的方向性界定，“地方中国”的建构并非着眼于具体环境或风土人情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决定作用，而在于作者获得独特生命体验及民族认知的现实来源。黑龙江的广袤无垠、商州的婚丧嫁娶、晋北的历史记忆，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被理论家们提炼出来，进而开掘本民族的文化岩层，并成为阐释寻根文学的价值支撑，以此回应新时期的“开放”之意，即以文学的方式携带民族基因，与世界文学展开对话。这一现实诉求的外来参照便是同属第三世界国家书写家族传奇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因东方民族精神而赢得世界赞誉的川端康成《雪国》的“新感觉派”，民族文化的审美化让理论家们看到民族的自我，“建构民族话语”则成为这一时期理论拓源的核心依据。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作家的理论建构更加受到处于新时期“生活哲学”的指引，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进而以文学的方式结合古村古镇的文化考古完成小说创作，形成作家的创作自觉和评论者的理论自觉。可见，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建构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当中，以外围于城市人口区域的乡土地方为地理坐标，以现代性东渐过程的历史演进为时间坐标，将重返世界文学格局作为目标指向，在葆有中国传统文化徽记和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中，以民族文化和心理机制启动文学研究，展开理论建构和观念更迭（4）。

寻根文学的理论建构更加强调小说对社会生活的引领作用，打开读者对中华民族再认识的思考空间。因而它不同于在地方的文化结构之中归结社会生活问题的地方志研究，而是建构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中国性”知识，在“文学地方”当中发现“民族的意蕴”。在《上海文学》《作家》《文艺报》等文学阵地中，韩少功期待以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自我；阿城论述民族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制约；郑万隆对东方的文化岩层抱以恳切的期待……在这些理论式的文学宣言当中，“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述方法显露无疑，也契合寻根文学本身的文化内核。以《爸爸爸》为例，李庆西在《说〈爸爸爸〉》当中提出问题：痴儿丙崽和鸡头寨究竟象征着什么？在人世喧哗、名堂迭出的鸡头寨，丙崽的“知觉特征”始终如一，在环境与人物的错位中，一个“永远穿开裆裤的小老头”的诡谲，使得一种强烈的“不可知性”升腾于文本之间。论者借助阿恩海姆的理论，结合山里的灾害异变，将文本分析推向审美的范畴，从时空含义和美学精神的维度发现“《爸爸爸》叙述过程中的神秘感”既打破了小说的全知观点，又造成背景的飘移与延伸，以此超越小说叙事本身。基亮在《严峻深沉的文化反思——浅谈韩少功的中篇〈爸爸爸〉及当前的“文化热”流》中，以《爸爸爸》为中心论及当时的“文化热”现象，也是对“85方法年”的一次讨论。论者采用福柯文化考古和卢卡奇的再现理论，将小说人物与环境所象征的“文化活化石”置于彼时历史转折时期，将其视作文化反思的重要现象，在现代理性文明与国民性的冲突当中把握当代中国的走向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孟繁华《启蒙角色再定位——重读寻根文学》、季红真《寻根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背景与多重意义——三十年历程的回望与随想》、程光炜《在“寻根文学”周边》等在对东方寓言神秘文化的分析基础上，认同寻根文学对于文学地方的体验式建构，认为其不仅是“文化热”与“方法年”所带来的“影响—接受”过程，更是对于“地方中国”的主体性书写。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已积累较为丰厚的成果，为“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的理论关系的历史化建构提供基础。陈思和《民间的还原》，贺仲明《“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李锐、王尧《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吴俊《关于“寻根文学”的再思考》，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等文论意识到寻根文学理论建构的不彻底及与创作实践的悖论关系。其症结在于，理论界通过“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边疆文化”等多元概念的生产对“中心”进行祛魅，但以前现代和边缘化的特质游离于“历史合目的性”的现代秩序。寻根文学的具体实践虽然同为对民间和边地文化的激赏，但其中既有汪曾祺、张承志从地方中开掘精神资源，为新时期国民性生成寻找心灵支柱，又有高密东北乡的血腥、小鲍庄的愚昧、鄂伦春山林的仇怨纠葛、陕南商州的闭塞贫瘠……即便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整体框架下，这些并非是新时期思想主潮所认同的文化范畴。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动态认识作为可通约的时代共识，“地方中国”的主体性重建成为彼时文学理论融入现代性思潮的最终方向。“‘文化’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确立一个价值中立的话语方式。”（5）李庆西指出寻根文学的关键在于“寻”而不在于“根”，因而对于地方文化的理论建构就成为“去政治化”的文学策略和价值选择。他以阿城的《棋王》为例，认为其并没有展示明确的历史或地域的文化维度,却也是理论界认定的典型的寻根作品，以儒、释、道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便在抽象的地方当中被强调。“地方中国”成为寻根文学的理论基础，将时间维度的期待注入地方空间的反思与探寻当中，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则以蛮荒的形式表现，由此形成新一轮“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虽存在一定悖论，却共同指向可供通约的文化信念，作为寻根文学及其理论建构的根本目的，作家便在“地方中国”的呼唤当中获得价值认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1980年代小说理论所建构的“文学地方”是“观念的地方”和“民族的地方”，其文化资源虽指向地方与民间，但话语空间并没有纠结于冷峻的劣根性批判或纯粹的人民性神话，而是深入小说创作的感知结构，在中华文明的整体观念之下阐释其文化意义，将“文学地方”当中的题材和原型作为重建“地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手段。学界研究以寻根文学当中抽象化的地方叙述为切口，在被强化的地域范畴当中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存在。陈思和通过考察小鲍庄祖先、洪水、捞渣之间在历史困局中的结构性关系，解读《小鲍庄》所蕴藉的“原罪—救赎”的神话模式（6）。论者并没有将小说当中的地方特性当作驱动小说故事的力量来源，而是在自然主义的让渡和历史主义的推进过程中解决地方之于中国的神话寓言意义。李洁非、张陵在《“小鲍庄”与我们的“理论”》中，正是以“典型化原则”为理论参照，发现小说对于传统文学理论的颠覆之处在于小鲍庄这一地方的历史、民风、心理意识等方面的客观化叙述。论者通过“文学地方”考证文学进程与人性认识进程间的同步关系，进而突出“地方中国”的主体性价值及文学意义。沿此思路，历史化的寻根文学研究在对文化价值进行客观化处理的过程中，抽离启蒙的批判与革命的叙事，关注小说当中不断被强化和聚焦的地方性，在中国故事的研究框架当中将其上升至文化人类学的价值高度，以此对接作家的创作初衷，从理论的层面助推中国文学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

三

路径策略：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学地方”

中国当代小说研究在1980年代凭借“地方中国”的理论话语重建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在1990年代参与到由全球资本主义进程所引发的大众文化浪潮中。然而“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生活方式”成为文化的新生内涵及多元构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空间形态并存于中国大地之上，观念层面的“地方中国”难以全面覆盖文学书写对不同区域的认知差异，由此成为小说研究路径转向的文化动因。区域生活有了更广阔的呈现空间，“文学地方”的丰富性使理论界无法以“一种思潮”或是“一种方法”对其进行界定，“千座高原”与“众声喧哗”促使学界进行新的思考。因而“文学地方”作为研究方法的价值则在于对接“地方中国”内部的诸要素构成，在特定的空间范畴理解历史的走向和生活的结构。不同于寻根文学在民族性的先验视野中观照地方，进而在一个长历史语境中提炼“地方中国”的文学思路，区域文学的蓬勃兴起则给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即建构从地方文学进入中国文学的研究理路，着重考察“文学地方”的文化成因，将地方文学以主体间性的关系并置在中国文学的版图当中，重绘“地方中国”。严家炎在1990年代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汇集吴福辉、朱晓进、费振钟、彭晓丰、舒建华、李怡、李继凯、逢增玉、魏建、贾振勇、刘洪涛、马丽华等学者作品，从地域文化角度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该丛书在厘清20世纪“文学地方”的同时，采用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深入各区域文学腹地，将研究目标指向现实的区域版块，不在于观念性的弥合，而是透过区域的中间环节考察文学（7）。此外，该丛书还将文学研究的思路从寻根时期以民族文学的视角考察“地方中国”，调整为由“文学地方”进入中国文化的现实路径。对此何西来认为，该丛书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是对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活用，论者同样发现区域文学的研究是对寻根时期理论资源的延展，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研究对理论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助推作用（8）。

作为该丛书作者之一的李怡延续《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以来的区域文学、地方文学研究基础上提出“地方性路径”研究方法，以定位“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二者间新的理论方向。论者在《“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当中认为，现代性文化的形成方向并非全然“自上而下”，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是由无数条地方路径和持续生成的地方经验所构成，由此在方法论上形成“地方体验—文学表达—中国经验”的建构轨辙（9）。同样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等文章中，论者通过李劼人在巴蜀的空间行走佐证地方经验的丛聚转移对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作用，指出地方的文化生命力使得“文学地方”成为一个个不可替代的“中国”（10）。在“文学地方”作为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向中，李怡、李永东等学者提出“地方路径”的理论贡献在于对“中国范式”的突出强调并为学界所实践。例如《当代文坛》从2020年第1期开始，开设“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以“地方路径”为方法建构“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的对话关系。李永东将以往“租界空间与文学书写”的个案研究推向现代文学史的方法论建构，反拨传统文学史研究“及物”却“不及地”的时间主线，以“地方经验的丛聚性”为核心展开作家研究，暂时搁置“中心—边缘”的空间等级，在地方互动与作家跨地选择中理解流派生成，以地方差异为核心问题解读文本中现代观念在地化过程的协商与嬗变（11）。延此思路则不仅关注西方单向的“均质冲击”，而是将“文学地方”作为认知装置，理解“地方中国”现代性发生过程的多元面貌。杨庆祥则聚焦于当下地方性写作的理论建构，面对201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对时空观念的认知转折，主张将问题意识牢牢把握在新世纪以来的短历史语境中，将新一轮地方性写作的本质界定为“应激性的文化实践”（12）。同时，文章通过对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写作和新东北写作的具体分析，使“地方性”从小说的内容属性变成了一套可以贯通普遍性离析、可能性想象、当下性再造三层梯度的批评方法。

在地方逐渐被发现的研究过程中，早在2008年，蔡翔就在革命叙事语境当中探讨“文学地方”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13），梳理学界对革命文学的理论建构。地方的被发现，文学对地方的想象，现代中国脱域与在地的转变过程……其根源在于地方性知识进入国家意志的历史过程，同时更伴随着国家权力、价值诉求在地方当中的植入。鉴于此复杂的交互关系，蔡翔的方法并非将地方视作单向度自足的文化空间，而是在国家意志与地方形态的冲突、调和与妥协的动态关系当中，进入宏大的中国革命叙事。在李怡和蔡翔的比较当中可以发现，二者同为从“文学地方”当中进入“地方中国”的研究思路，以文学研究的“在地性”建构新的理论空间；不同之处在于，李怡所提出的地方路径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生成的地方基础，通过现象学的方法，结合文化考古等发现中国现代性形成总体趋势之前，闪现于前现代地方当中的现代性文学现象，以此拉长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长度。同时，横向观察同一作家在不同状态的现代性空间当中所获得的人生体验，以此拓宽地方资源改变中国历史路径的研究维度。蔡翔的研究勘察文本当中地方与国家在文化治理和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对话关系，发现国家与地方在各自主体性起伏消长的矛盾共同体中，实现当代性演进过程。论者在地方的文化治理与社会变迁中解读地方的被发现，在国家知识的地方性构成中搭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地方通道。这一对立统一的研究逻辑也延伸至其后来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对“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研究当中（14）。

除地方性路径之外，以黄平为代表的对于“新东北作家群”的研究，从历史美学的维度探寻“文学地方”之于“地方中国”的审美意义。他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新东北作家群”为研究对象，总结“新东北作家群”以父子代际书写为情节驱动，为东北地区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情绪价值之后，更是挪动了“东北想象”在技术现代性社会中的位置和文学场中“东北文学”的位置（15）。其论著《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暗含了从东北出发，超越东北的“脱域性”研究思路：以东北为样本，回应转型时代的平民命运与技术现代性，在新一轮的“算法治理”下指向结构性弃民的问题意识（16）。论著的主体部分“进入地方”深耕“新东北作家群”典型样本，附录则“走出地方”，收录关于南方作家王占黑和微软小冰的研究文章，向南延伸到江南市井平民，向未来延伸到算法时代的文明困境，最终让“文学地方”真正通向对“地方中国”乃至时代走向的理解。与此同时，黄平将“新东北作家群”创作和寻根文学进行比较，力图说明“文学地方”书写范式的时代新质，认为“新东北作家群”的美学原则从在地性历史经验出发，却不再纠结于东北地方的改革阵痛，而是回到总体现实。具体表现为打破“东北式国民性”的因果归结，使叙述从特征回到结构，从丙崽、捞渣等怪诞的人回到普通的人，写作“地方中国”的人性尊严。值得商榷的是，寻根文学的起点是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进而走出现代文明，走向野地。因而，寻根文学之地方更是“原点的转喻”，“将地方‘地方化’的趋势”（17）更多存在于突显社会问题和阶级困境的研究路径，并非寻根文学的全部内涵。而包括新南方写作在内的理论建构都在与寻根文学进行对话，重新确立以区域地方为起点的问题意识，以文学的思维方式考察从地方开始的文化生成与位移，区域地缘间的嵌合、临界、流动则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18）。

四

文论扩容：“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的学科融通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验”成为文学书写的时代话题。在民族文化自信的驱动下，对于本土文化的激活成为新的时代诉求，由此推动文论关注焦点的转移。陈晓明《南北分野的文学地理学与审美的文化记忆》回到中国历史语境，梳理南北分野从政治地理概念向审美风格学转化的过程，“地方中国”的南北范式印证了“文学地方”基于“地理—审美”深层文化记忆的独特发展道路（19）。可见，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学地方”需进一步挖掘以往被遮蔽的文化元素，重新厘清民族精神的地方发生，以及区域历史中的国人情感及文化主体的空间向度，在对历史的核心现场和审美现代性有着清晰认知的前提下，引导“地方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此同时，数字人文的时代浪潮使有关地方和中国的文论研究发生转向，跨学科协作导向下的地理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建构等信息处理方式高效智能，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想象力逐渐上升为核心要素，学科融通则成为当代小说地方性理论建构的新一轮推动力。对于当代文学史研究而言，时间距离的短暂和现象的悬置都使得诸多文学问题未能得到历史化的沉淀，因而伴生以空间形态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促使文学理论向外兼容。文化人类学、文学地理学、区域国别研究、数字人文等相关理论学科大规模进入小说的叙事研究当中，共同参与学科融通的理论研究过程。地方所承载的文学叙事和现实历史则为这一过程提供融通的空间，上述新兴交叉学科也只有在地方的意义上实现交汇，才有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可能。

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当中，以普适的生命观照勾连中原与边地、世俗日常与原始形态、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现代都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文化演进与文化落差，为地方与中国的文学书写提供人文精神的情感温度。叶舒宪在《“地方性知识”》当中论述普遍主义与历史特殊主义对地方概念的逆向把握，强调社会科学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这是与自然科学普遍化结论的本质区别（20）。正如吉尔兹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这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论者在《文学与人类学》当中强调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人类学的合力作用，亦可视为中国文学在“后文学时代”获得主体性的新世纪方法（21）。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通过“经济的适应”解释原始物质文化“大类共通、细节分殊”的分布特征（22）。这也正是当代文化“全球化与在地性并存”的底层逻辑：普适的技术、符号、商品可以全球流通，但深层的文化模式、社会心理始终配适本地土壤。互联网、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打破传统的地域文化边界，催生新的文化形态与区域格局，这也正是黄平将“人工智能写作”与“新东北作家群”并置讨论的深层逻辑，二者都是技术迭代下文化主体命运的不同阶段呈现。同理而言，从珠三角到大湾区是经济社会层面的“地方再造”，新南方写作同样不把“南方”限定为固定的区域空间，而是文学层面的重新指认。文论建构的南北分野基于学科融通得以实现，共同指向了以地方性方法重构中国现代性体验的时代命题。在文学与地方的双向互构中，方法论实现从风格考证到文化批判的升华。邹建军、周亚芬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当中以关键词的形式总结文学地理学的批评维度（23），邹建军的著作《江山之助》则以比较文学的方法，通过艾略特、易卜生等西方作家的个案分析对比研究毛泽东诗词、车延高华山诗、阎志长诗等诗学现象，建构作为批评方法的文学地理学实践。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围绕文学生产、文学创作、文学接受与消费等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论述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的地理分布和地区的文学扩散是其研究的主要着眼点（24）。梅新林《文学地理学原理》基于中西互观的全球视野提出“新文学地理学”的命名，围绕“还原—重构—超越—回归”四大环节重构学术体系，为文学研究提供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理论方法（25）。综上可见，文学对于区域间关系路径的再现吸引相关学科交叉参与，学科建设与人文地方的动态演进得以交汇，进而在“文学地方”和“地方中国”之间搭建空间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沟通桥梁。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推动下，“传统的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大陆等同质性研究单位转化为新区域，构成全球性研究单位”（26）。基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不断加强，区域知识生产更加关注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多样性，扭转以往“东方学”的内在逻辑。区域国别研究将“区域构成的世界”作为方法引入历史叙事，进而回应全球化的话语冲击。延此思路，王德威融汇国内外视野，将“东北”作为地理与历史的交汇点，基于文学叙事对现实历史事件的敞开而提出“东北学”概念（27）。其理论框架由三个方面进行支撑：一是包容独特的社会人文与自然生态的地理所在，二是启动关内与关外各种关系运作的流动的文化、族群、政经脉络，三是投射、建构有关东北的想象、言说、论述、演绎的“时空坐标”。由此可以发现，文学研究意义上的“东北学”不同于以某一城市或区域命名的地方学，而是将东北作为“核心现场”，在东北地方激烈的历史震荡中辐射中国现代经验。东北文学可以是进入东北经验的开端，也可以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起点。“东北学”的提出基于海外汉学研究，在世界史和东亚史的脉络中强调东北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超越单一主题和断代方法，以反思历史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对于这一理论，“边地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作者迟子建认为：“东北学”的研究要梳理和钩沉漫长深沉的东北历史，在其褶皱中寻找可能被遗漏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作为“新东北作家群”的一员，班宇认为文学有自己的叙事秩序，面对当下对1990年代东北的言说，需要生成一种语言来适配阅读方式的转变，精确还原地域生活。可见“东北学”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扩建在于打通地理与历史的壁垒，“地理就是历史”，以此赋予东北更为广义的内涵，在兼容文学外部研究的各类方法的同时，聚焦东北故事的“核心现场”，在最大程度上打开文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不同于现代文学阶段“文学地方”对现代性生成、民族危亡、人民革命等历史命题的让渡，“地方中国”相对被动地参与到文论建构的过程。话语主体间日趋复杂的国际对话使学界更主动地通过地方视野来进行理论建构，在后现代语境和数字虚拟化映照的当下，地方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空间尺度，以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地方为焦点，融通新兴交叉学科，将文论建构的地方性轨辙向前推进。

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介入使“文学地方”研究中的空间位移、地方史志、文化原型、区域价值等相关要素，转化为可供算法模型读取和分析的数字样本。关于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的学术史梳理，陈刚《“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考察由地理信息技术驱动的“空间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对历史地理研究在方法范式上带来的转变，认为其关键在于以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为支撑，推进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28）。由此迁移至文学研究领域，AI模型将小说词频风格分析延伸到与空间相关的情感分析领域，情绪与时空的关联结合不同历史问题和区域地理，对“文学地方”中的抽象概念或意境化表达进行定量分析。基于数字人文对空间局限的突破，王宁《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列举远读方法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有效应用（29）。对于“文学地方”而言，远距离的世界视野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可以基于远读的问题导向对世界文学相关文本进行数字化与结构化处理，以此考察同一区域历史在不同国别叙事当中的差异，对其中的话语逻辑进行解构分析。地方记忆与文学书写是当下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数字地方”的基础建设对碎片式的文化记忆进行数据建模，数字人文在情感计算、情感极性分析、情感弧线提取等方面为“地方中国”情感建构提供算法支撑，人物情节的地方路径有了可视化的图谱依据。在高校自主建设的数字人文平台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记忆”项目团队对北京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进行专题化资源整合，在空间数据适用性转化的知识环境中，重构并再现符合老北京城市记忆特征的资源体系。由上海图书馆长期建设的“上海文化总库”项目在“上海记忆”的各种专题库建设的成果中通往“地方中国”，借由上海观照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的沧桑变迁，在“辛亥革命在上海”“抗战图片库”“上海与世博”等数字人文平台开发中对接中国整体的历史逻辑，梳理现代化线索。由此，小说文论在“地方中国”的研究中可以借由数字人文平台获得更为坚实的数据支撑，使影视、图片、录音、文本等多重证据彼此互鉴，在多学科融通对话中参与到“文学地方”的研究中。

结 语

在小说文论的建构过程中，“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彼此发现，形成内在结构的自主性调适。寻根时期，以重建“地方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为研究诉求，将地方的文学书写作为中国观念的地方下沉；1990年代以来，“文学地方”作为被发现的路径策略，为研究区域文学崛起提供理论方法；经由理论的原始积累，新兴交叉学科在地方的文学维度中汇聚，突破时空壁垒，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动力。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在“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的张力空间中形成垂直于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轨辙，进而解决新时代语境下的理论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历程，将民族化理论逐渐向诗学话语体系推进，已成为理论自觉的应有之意。理论空间的扩容是体系化建构的前提，“文学地方”与“地方中国”不仅是民族地理加中国文学的概念整合，而是在审美转向的大环境下保持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通过理论建构使得文学中的地方经验、地方话语，以及存在于各地方的中国故事、中国方式，在兼具历史和当下的文学活动中获得自在的发展空间。

注释：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第129页，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21。

（3）见程光炜主编、谢尚发编：《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4）见周引莉：《寻根文学的发展与影响》，第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6）见陈思和：《双重迭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7）严家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理论与创作》1995年第1期。

（8）何西来：《关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想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

（9）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0）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11）见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12）杨庆祥：《地方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再谈地方性写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

（13）见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象中的冲突、调和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14）见蔡翔：《导论》，《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5）见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16）（17）见黄平：《出东北记——从东北书写到算法时代的文学》，第217、6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18）见杨庆祥：《地缘、气质和离心——四论“新南方写作”》，《江南》2023年第5期。

（19）见陈晓明：《南北分野的文学地理学与审美的文化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20）见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21）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第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22）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6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23）关键词：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的地理性、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文学地理批评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见邹建军、周亚芬：《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24）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第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5）见梅新林、葛永海：《导论》，《文学地理学原理》（上），第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6）夏继果：《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史、全球史的内在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27）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28）陈刚：《“数字人文”与历史地理信息化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9）王宁：《作为一种人文学术范式的数字人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2期。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6年第5期